高君宇与周恩来

高君宇与周恩来的交往似乎不算很多，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是那样真挚和深厚，甚至到了彼此互通恋爱情报的亲密程度，为后人留下一段弥足珍贵、感人肺腑的佳话。

《大智周恩来》封面

高君宇与周恩来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友谊，是以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事业为基础的。在五四运动中，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天津，但两人皆因富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而成为闻名遐迩的学生领袖。高君宇不仅带头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殴击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壮烈行动，而且被推为北京大学干事会（即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北京大学驻北京学生联合会两名代表之一，并一度负责编辑《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而周恩来刚从日本回到天津，就立即投身于五四运动的洪流之中，并毅然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当时，全国各地爱国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是紧密相连、彼此呼应的，爱国刊物的交换也极为频繁。作为京津两地爱国刊物的主要编采人员和学界的风云人物，高君宇、周恩来这时纵然未曾相识，亦应当是相知的。

1920年8月16日，周恩来率“觉悟社”11名战友，赴京与李大钊先生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分会”等团体在陶然亭举行聚会。而高君宇则是“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分会”的骨干会员和李大钊的得力助手，即使他未出席这一聚会，但对于这一著名聚会的情况，以及“觉悟社”负责人周恩来，他是不会不知道的。

同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而这时已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称为“北京共产党支部”）主要成员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高君宇则在国内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周恩来19岁时所作诗歌书法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归国，到达广州后，历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军委书记。其后，受中共指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而这时，高君宇亦奉中共中央的指派来到广州，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革命统一战线工作，并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紧密团结国民党左派，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罪恶行径。同年10月，广东商团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发动了旨在推翻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的叛乱。在这危急关头，周恩来在广州第一公园（即今中山公园）主持召开了声讨反动商团叛乱的群众示威大会，并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力主对商团进行镇压的高君宇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会后率领工团军参与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在这一时期，高君宇、周恩来单就工作关系而言，其交往不消说也是较为密切的。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偕随孙中山北上抵京不久的高君宇抱病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见到了以留法组代表身份参会的周恩来。会议期间，“两人欢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自的恋爱情报”。会后，高君宇由沪返京，因受周恩来委托，特在天津下车看望了邓颖超，并将周恩来的一封情书交给邓颖超。邓颖超在1982年7月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回顾这段往事说：“于是，高君宇同志作了我和恩来同志之间的热诚‘红娘’，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

1925年3月6日，高君宇因劳苦过甚，不幸病逝。正在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邓颖超闻此噩耗，“深为悲痛”，并参加了高君宇追悼会。邓颖超后来回顾这段往事时说：“我和恩来同志对高君宇同志和石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但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同志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市有关部门决定将陶然亭辟建为公园，按照规划，同葬于此的高君宇、石评梅墓在搬迁之列。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当即提出要在陶然亭公园修好后，高石之墓仍要保留于这一公园内。1956年6月3日，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审批北京市城市规划总图时，又一次强调要珍重保留高石之墓，他意味深长地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不久，在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督促下，高石之墓迁回陶然亭公园。坟墓增设了水泥棺套和盖板，碑墓周围还加植了百余株松柏。“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高石之墓迁移了，墓碑也拆除了，先驱者的灵柩在很长一段时间无人保护。获悉这一情况后，周总理再次出面保护了高石之墓。在周总理的关心下，高石之墓于1973年重新安置在陶然亭公园内。可以这样说，高石之墓所以能迄今安置于陶然亭公园，是与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心、保护分不开的。高君宇、石评梅若地下有知，当会对这些当年的革命战友感激涕零的。

（原载《太原晚报》2001年7月4日，后转载于《文史月刊》2007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