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玉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由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们国家在特殊年代,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是出于消解城镇的就业压力,缓解一时的经济困难,为国家分忧解难的初衷而采取的一种救急措施,其历史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医治战争创伤及国民经济复苏的局限,高小毕业生升学和城镇(非农户)学生就业规模远远超过年轻共和国的承受能力,供需矛盾突显,成了国家不得不重视的问题。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社论,主要针对当时高小毕业生升学难和城镇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动员家居农村的青年回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当时的学校把社论作为动员令,纳人政治课程,教育学生走“又红又专”道路,引导学生要有“一颗红心两套准备”,即能升学继续深造,不能升学即愉快回农村务农。由于学校政治教育的及时且深人,无论高小还是初中,每一位学生都响应国家号召,无怨无悔地抱有“一颗红心” 做好了“两套准备”,就连写文章都要引用“一颗红心,两套准备”的语 句来表达青年人上山下乡的决心。于是,除少数高小、初中生按国家计划升学继续学业外,大批的毕业生,特别是农村学生选择回家乡务农,从而减轻了国家经济负担及就业压力,既为毕业生寻得了出路,又为农村增加了劳动力,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加强。这一治国策略的实现,成为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声。
1952年初,农村互助组开始试办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随之社会主义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跑步进人社会主义成了亿万人民的共识。于是,合作化运动蓬勃兴起,农民入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组建农业社管理机构迫在眉睫。1955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后一句话,在后来的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运动中成为最著名的政治口号和动员令,以此鼓励热血青年义不容辞地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指持有城镇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20世纪50年代末,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定》,全国上下掀起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普照神州大地,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倍增,“超英赶美”的决心坚定不移。但由于操之过急,“缺乏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充分依据” “决策本身产生的 失误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偏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遭受到重大挫折”。“大跃进”运动由轰 轰烈烈逐渐淡出,再加59、60、61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和苏联因路线问题关系恶化,大批援建的苏联专家撤走,援建的大规模工农业建设项目停工停产,导致了城镇人口就业渠道变得空前狭窄,众多青年中学毕业后无法升学,就业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决策于1962年正式列人国家计划,从而成了那个年代的国策, 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无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缓解城镇失业人口对国家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压力。中央主流媒体,各省、市、自治区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意义,并树立以邢燕子、 周明山等为代表的众多知青上山下乡典型。《中国青年》杂志以大篇幅大量报道上山下乡知青的先进事迹,并将这些典型的大幅彩照印在每一期的封面上,醒目地感染广大知识青年,号召全社会青年向他们学习,走“大有作为”的上山下乡道路,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向纵深发展。于是国家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重点完全转移到了城镇。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62年到1966年5年中,全国有近130 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农业生产。当时的政策很明确, 凡是不能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都下乡务农,长期在农村安家落户。为了鼓励更多的青年到农村去,国家一开始就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广泛宣传,使其“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各地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为此树立了上述一系列典型,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他们,以突显上山下乡的光荣所在,扩大对全国有志青年的影响力。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云乍起, 震古烁今地席卷全国。“各级各部门主管生产的领导干部,上至国务院领导人,下到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受到更大的压力。 他们或遭批斗,或靠边站,大多受到冲击”。各级学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长达四年之久。导致学校停课,专家、教授、老师、技术骨干靠边站,挨批斗。学生纷纷成立各式各样的战斗队,致使全国一片混乱,派性斗争四起,不堪收拾。“长时期成为广大教师乃至广大知识分子的沉重精神枷锁”。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上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 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仅1968年, 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达400多万人, 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的分配成为刻不容缓的严重社会问题”。
1968年9月,《甘肃日报》驻定西记者站记者马占海调查甘肃定西地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他通过向县领导了解,找群众座谈,掌握到几个比较突出的人和事。其中一个是到土高公社陈原大队陈川生产队安家落户的王秀兰。她虽然下乡才几个月,但由于各方面表现好,受到普遍认可,已被社员们评为知青标兵。当记者问王秀兰对上山下乡有何感想时,王秀兰不假思索地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句看似平常的话,在记者看来却极具社会意义,一语中的,反映了当时知青成灾的实际情况,引发了记者的灵感。马占海就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把王秀兰作为重点并突出了她这句“豪言壮语”,写了一篇报道,投给《甘肃日报》。《甘肃日报》把王秀兰那句颇赋号召力的话作为主标题放大字号放在醒目的位置进行宣传报道。这篇消息稿一发表,马上引起轰动效应,也引起党中央及毛泽东主席的特别重视, 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般,立即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将此新闻转发全国。随后《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及全国各省级报刊先后全文转载,一时间一股强大的洪流席卷而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一下子再次掀起了高潮,形成了一场涌动全国全民参与的革命运动,知青问题由此迎刃而解。
从此以后,累积的“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1967年10月至1968年春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学生经过二年多文化革命的洗礼,思想觉悟达到空前的高度,再加广大知青正处于激情燃烧的岁月,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强,能够紧跟形势,自觉自愿地响应党中央号召,到群众中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锻炼和考验,大有“甘洒热血写春秋”的英雄气概,以自发形式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扛起行李卷上山下乡为人民服务,练就革命的红心。1968年夏到12月21日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各省、市自治区开始有组织地动员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时期。有了第一阶段“先遣部队”的带头作用,再加毛泽东思想大普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人心,在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动员下,广大知青本着自觉自愿的原则选择自己的去向,纷纷报名, 踊跃参加上山下乡大军,上山下乡热不断升温,凡参加报名的知青被源源不断地送往他们理想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8年12月22日至1969年春为第三阶段。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转达了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相继展开。这一阶段中,“老三届”剩余的毕业生经过工(军)宣队的组织动员,绝大部分知青在红旗招展, 锣鼓喧天中被送往农村安家落户,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胸怀朝阳干革命”,“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触动了几乎每一户城镇居民, 而且波及广大农村,使几亿农民受到它的影响,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1973年6月至8月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交流、总结了几年来的情况,对知识青年下乡、管理、返城等政策作出若干调整”。 1980年,根据新的形势需要,上山下乡运动终止,开始了知青返城热,除个别在农村结婚成家者外,绝大部分知青告别农村,重新返回原在城市定居。至此,一场旷日已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成了逐渐远去的历史记忆。
落户静乐的北京知青
1968年12月,静乐县迎来了首批北京插队知识青年,他们分别来自“河北北京中学”“北京市国子监中学”,和随队教师共计277名。他们人数不等地被分派到自然条件、生活条件、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相对较好的段家寨、木瓜山、五家庄、西河沟、风沟、西坡崖、上店、神峪沟、东大树、丰润、王村、扶头会、河岔、苇院坪、潘家庄、下静游、新庄村、龙泉村、三元村等19个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此,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的大山深处和黄土融为一色的静乐山村成了这批知识青年的“第二故乡”。接纳他们的是贫困山区敦厚朴实热情好客的静乐20多万父老乡亲,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穷二白”式的生产、生活景象。在几年的插队生涯中, 锹、犁、耧、锄磨厚了他们手上的老茧;年复一年的春种、夏锄、秋收、冬藏成了他们“战天斗地”生活的全部内容;学毛著、参加批判会、批斗会、斗私批修会成了他们与“阶级敌人” 斗、与“牛、鬼、蛇、神”斗的必修课;牛、驴、骡、马、扁担、箩头成了与他们形影不离的劳动伙伴;玉米、谷子、高梁、莜麦、山药成了他们习作的累累硕果和家常便饭;炙热的土炕温暖着他们稚嫩有佘的身躯;清澈的汾河水滋润着他们稚气十足的心灵;浓重的静乐地方土语成了他们既好奇又难学的乡下普通话。古老的汾河文明孕育着他们不断走向成熟,成了一代静乐大地上第一次出现的新型农民。他们在静乐的黄土高坡、汾河岸畔、厂矿车间稼穑耕耘,勤奋工作。为了改变高寒山乡面貌,他们吃苦而无怨,付出而无悔。挖井汲水、开山炸石、脱坯烧砖,伐树盖屋、修梯田整农田……那一株株树木、那一道道山梁、那万亩河道、千米大坝上都凝聚着他们积极向上的心血和拼搏进取的汗水,与静乐这块贫瘠的黄土地和憨厚朴实的静乐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静乐人民和县、公社、大队各级领导对知识青年的到来没有漠视,而是把知青当作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亲人。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耐心细致的帮助,在劳动中不厌其烦地教会他们耕耘稼穑等各种劳动技术,工作中让他们勇挑担子,施展能力和才华,他们用友谊和亲情陪伴着北京知青度过了艰辛的插队历程。确实,对于这些从小生活在大城市,习惯了优越的生活环境,没有接触过农村实际生活的学生娃娃来说,他们没有见过大山,更没有见过镢头、锄头、靶子,没有亲历庄稼的生长过程而只是在小学课本上读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文,不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不知道农民常年劳作的艰辛,没有深层次地理解粮食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从繁华的北京来到乡下,生活环境发生了莫大的变化,突如其来的生活磨练,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对农村生活的无知,是地地道道的“农盲”。
神峪沟知青从小长在城里,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舒适生活,乍到农村难免露怯。五谷不分,不会烧灶火,不会生炉子,不会做饭,不会缝补,生活陷人了困境。是队上的爱则大娘手把手地教会了他们,冬天还为他们絮了棉裤;有的知青不习惯农村的生活环境,睡不了大炕,吃不下粗茶淡饭,干不了农活,饮食起居反常闹病,队长仲魁不辞劳苦,亲自拉着板车送到县医院救治;知青曾宪云穿得单薄,出工干活禁不住刺骨的寒风吹打,和她一同劳动的老乡把自己御寒的老羊皮袄脱下来披在了她的身上。一片诚挚的爱心深深地打动了知青柔嫩的心,每每回想起来,不禁眼含热泪,感激万分。
有史以来,静乐人生产条件差习惯了靠天吃饭,因此依赖自然生存发展成了他们美好的奢望。年年期盼风调雨顺,岁岁希冀五谷丰登,攀附上天,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天长日久,像崇拜释、儒、道一样,崇拜自然形成了习俗,常常以过“时节”的方式来体现他们朴素的农耕思想。除传统节日之外,每逢初一、十五、三月三、四月四、六月六等都要特意地改善生活吃一顿好饭,以表示对这些时节的重视之情和自然恩赐的谢意。所谓好饭也就是农村为数不多的莜面、黄米面、软米面、豆面等,比起玉米面、红面这些家常便饭来就算是好饭,永山大嫂、宏维大娘、锁换大姉等或送或叫,总短不了给知青尝尝, 让他们也改改口,享受过时节带来的愉悦。每逢年关,静乐的习俗每家每户要摊折饼做年糕,凡不回北京过年,留在当地的知情更是成了社员家里的常客,社员们也乐意拿他们做的年饭, 招待北京知青,让知青也感受到静乐浓重的年味。
木瓜山大队出于对知青的爱护,从他们插队第一天起,就呵护有加地根据他们的文化水平,身体素质,工作能力因人而异地安排劳动。会写作的就安排他们继续锻炼笔头,写总结,写汇报材料,写通讯报道,作会议记录……会绘画的就安排他们刷写大幅标语,绘制大型毛主席像……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学以致用各尽所能。劳动过程中,不给知青分派硬性任务,不强迫他们做这做那,做到人尽其才量力而行,为知青营造了宽松的逐步适应农村艰苦生活的环境,让他们轻轻松松, 潜移默化地实现了由知识青年到农民的顺利过渡,最终用青春和汗水把自己锻炼成为敢挑重担不辞劳苦,重活难活自觉干, 脏活累活抢着干的一代新型农民。
丰润知青王云涛不无感慨地说:我们为静乐的山、静乐的水、静乐的大地、静乐的各项事业挥洒了自己的汗水,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静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农村插队,我们有过美好的憧憬,有过热情奔放,有过迷茫,有过困惑,但也磨炼了我们坚强的意志。不管后来干什么,在农村插队这段时间的砥砺奋斗都是刻骨铭心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难不倒我们。
木瓜山大队当时是全县的红旗单位,在书记侯永山的带领下,战天斗地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样样走在先。常年没有空闲的时候,真应了那句“田家少闲月”的诗意。在一次挖基打坝治理河道的劳动中,一个社员一不小心掉进了四、五米深的坝基水坑,只见水面上嘟嘟地直冒水泡,不见了人影,在场的社员只是着急地喊叫,谁也不敢冒然下水救人。侯永山正好从对面检查完工地过来,听到人们的呼叫顾不得多想,跳人深水中, 摸住落水社员,使出浑身力气,将人托出水面,在众人七手八脚的帮助下,把落水社员拽了上来。不会游泳,不识水性的侯永山却沉到了水底,任凭怎样扑腾,还是摆脱不了深水的困扰。 说时迟,那时快,几个知青听到岸上社员的呼救声,迅速赶了过来,奋不顾身地跳入水底把侯永山救了上来,惊心动魄的一幕才算收场。知青无畏的精神深深地镌刻在静乐人的心里。侯永山后来深有感慨地说:要不是北京知青舍身忘死地救我,我可能那天就告别人生了!
知青王书义吃苦耐劳,哪里需要哪里去,干起活来不挑肥捡瘦避重就轻。1969年冬天,大队安排进山拉木材,由于劳动技巧的原因,在装平车时一根粗大木料砸在左手食指上。还没感觉到疼,好好的一个手指便成了两节,指头尖部的一节错了位。幸亏有一放羊的孩子路过,双手把住手指揉了揉,然后用力一拉,断开的手指居然被一个不起眼的放羊娃给接上了! 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鼓舞下,尽管手指疼痛难忍,王书义没有叫苦,没有喊疼,没有休息,咬紧牙关继续与同行的伙伴们一起装车,一起扛木头。在返村时,他拉的平车上放了一根很粗大的木料,分量不轻。山区土路高高低低不好掌握,下坡时,塑料底鞋在冰面上一滑,跌倒在车辕之内。由于肩膀上套着拉绳,来不及挣脱,车轱辘竟向头部碾压过来。眼看车 轱辘已经挨着狗皮帽子,书义机警地歪了一下头,车轱辘重重地压在了肩膀上,像一块大石头一样死死顶住了向前滑行的车子。等他爬起来一看,肩膀上压出了一道深深的车轱辘印。活动活动胳膊还能动,只是有点疼。王书义像没事人一样又继续拉着平车把木头运回村里。王书义处变不惊,沉着应对,对待伤痛的折磨泰然处之,坚持劳动不停步。用他的话来说,当时年轻,精力充沛,吃的了苦,受的了累,只要吃过饭,就有了精神,一点小伤小痛真得不算什么。后来在大队社员的推荐下, 参加了县里举行的知识青年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
以王书义为代表的北京知青和静乐老百姓吃住在一起,自觉地与贫下中农融为一起,在田野里和老农播种、锄草、收获, 深深扎根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把笑声和希望播撒在广袤的静乐原野,他们特有的青春活力成了激情年代知青在农村艰苦条件下拼搏的缩影,给静乐人民留下了悠远的记忆。
王村知青崔郁文深有体会地说:几年的农村生活磨砺,让我们从灵魂到肉体得到了强烈的震撼!最大收获就是受益于对我后来的工作经历、人生经历的正确指引。有了这种经历,在工作和生活中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有多么艰辛、多么困苦, 我都以坚强的意志不屈不挠的奋斗去克服,去战胜,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正是我能做好各项工作的法宝。
知青刘霭云深刻体会道:通过插队让我亲眼看到了我们国家城乡差距的天渊之别,让我亲眼见证了农村农民缺吃少穿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让我知道了粮食的来之不易,还让我学会了干各种农活儿。更让我体会到“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深刻含义。它不但修炼了我们的体魄和不怕困难、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同时也培养了我们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用金钱买不来的。社会主义事业正是这一点一滴的汗水积累的结果,我们应格外珍惜。
几年的插队生涯,北京知青与静乐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时刻牵挂着与他们一同度过知青岁月的农民兄弟,且这种情感难舍难分,永远地铭刻在他们的心间,他们视静乐为 “第二故乡”,亲切地称曾经插过队的村庄为“我们村”,他们把曾经帮助过他们的静乐人视作好朋友好伙伴,且念念不忘这些人给予他们的温暖、关怀和帮助。
1973年,为了回报静乐人对他们的培养之情,徐葆齐、陈纪林等北京知青热忱邀请上店大队书记赵玉拴进京观光,不幸的是赵玉拴刚到北京,脚步还没站稳就得了肺炎,高烧39度一直不退。这可急坏了在上店插队的知青,他们谁也没有坐视不问,而是跑前跑后,上下周旋,想方设法领着赵玉拴住进了北京第六医院。凡上店知青都来探问,甚至分工轮流值班,陪侍病中的赵玉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直到半个月后,赵玉挂从死亡的边缘走了回来。感动的赵玉拴家人称北京知青是救苦救难的“恩人”。
西河沟知青王怀毅对静乐无限热爱,一腔热忱潜心研究静乐的历史。对静乐深厚的文化底蕴、悠久的文明历史了如指掌;对静乐的发展变化如数家珍;静乐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给予了高度评价;对静乐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事件了然于心;对静乐的名人诸如石文绣、王希曾、李銮宣、李锡书、李肇基、高君宇、吕调元、刘湧、张虎生、李静海以及大批的将军、学者、 企业家等推崇备至;对静乐的山川河流描述得别有情致,简直成了静乐通。可见他深深地眷恋着曾经哺育他茁壮成长的静乐这块难以忘怀的黄土地。
1970年始,北京知青工作分配陆陆续续展开。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经济建设的发展,绝大部分知青被宁武三厂、西山矿务局、轩岗矿务局、忻县硅铁厂、县粮食局、县商业局、县供销社、静乐化肥厂、河岔化肥厂、静乐袜厂以及党政机关、学校等单位招用,也有一批参加高考,被高等院校录取,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学生乃至研究生、博士。从此,离开了令他们流连忘返的静乐山村,端上了铁饭碗,重新吃上了商品粮,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奉献自己的青春,成为共和国一个时代站在风口浪尖的弄潮儿和中坚力量。在政府机关、工厂、学校、 医疗卫生、科研机构等领域的重要岗位上,通过血与火的历练, 很快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中流砥柱,在社会的变革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弹指一挥间,五十年的光阴一晃而过。北京知青虽然离开了他们曾经生活、战斗过的静乐这块黄土地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但是他们与静乐的黄土情结始终纠缠在一起,静乐的发展变化,静乐人民的生活状况时刻牵挂着他们的心。经常有人或单独或结伴重返他们的“第二故乡”,看望乡亲、看望邻里、看望朋友、慰藉鳏寡遗孀。他们捧着礼物,带着慰问金与父老乡亲开怀畅饮,共叙友情,感受改革开放给静乐带来的新发展、新变化、新生活,怀念过去贫困难熬的艰苦岁月,感谢党和国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赐给人民的福祉。
看到静乐城乡的发展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打心眼里高兴,衷心祝愿静乐大地日益昌盛;衷心祝愿静乐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撸起袖子加油干,脱贫致富奔小康;衷心祝愿他们的“第二故乡”,那个以他们的青春搏苦难,以亲身经历换真知的地方,明天更美好!
2017年7月
注:文中引用资料出自《中国共产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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