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往事

谢毓忠

45年过去了，北京知识青年到山西静乐县插队的情景始终历历在目，很多回忆与思绪又重新在心头涌现。

1968年12月9日，我们在北京站乘专列离京。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火车停在山西忻县火车站，下车后换乘长春解放牌和南京跃进牌货运汽车奔赴静乐。公路主要是石子路和土路，山路蜿蜒崎岖，特别是号称十八盘的盘山公路，山髙坡陡弯道多，汽车爬坡就像老牛似地，呜呜喘气。清晨，远处群山依稀繚绕着雾气，突然，传来几声“啪啪”的枪声，同行的车辆陆续停下了。接着听到爽朗的声音：“一只狍子，没打着！”同行的司机们与接送我们的工作人员凑到一起抽着烟聊了一阵儿，我们也在车厢里感慨着别开生面的景象。

几个小时后，我们到达静乐县城，在县招待所吃了午饭，听了当时的县委书记高文焕的欢迎词后，我们被分配到西河沟村的18位河北北京中学同学，当天下午就出发去插队的村庄。马车拉着知青的行李，大家步行十余里越过了冰冻的汾河，到达西河沟天色已是傍晚。大队组织人们在村头的学校院里迎接我们，没有红旗、彩旗，也没有歌声和口号。当时的大队支书宋焕则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词，发言以“娘们倒栽葱，恶魔换印” 开头，我们听了一头雾水，已在底下悄悄私语。这时有位曾经在县中学读书的本地青年告诉我们：“他说得是‘你们到咱村’。” 我们欢迎，知青们唏嘘不已，热烈鼓掌。大家深深感到当地语言与普通话的巨大差异，意识到学习语言是新生活的开始。

大队派人已经给我们做好了晚饭，宋焕则讲完话立即安排我们吃饭。冬天黑得早，村里不通电，知青们的食堂是临街的两间平房，一间做仓库没点灯，另一间点着墨水瓶大小的煤油灯，散着昏黄的光，透过水蒸气可以隐约看到屋里的人影。屋门口有大约5-6平米的地面，其它部分是盘下的炕和灶台。做饭的保维老汉急忙招呼大家把笼屉从锅上端到铺着苇席的炕上，从锅里给大家盛大烩菜。每人分有大半碗烩菜和一个馍，菜由几块猪肉和粉条、豆腐、土豆烩制而成。菜盛出以后，菜锅里又放进水，保维老汉开始拉着风箱烧开水。保维老汉特别告诉大家，他们只有过年才能吃上这样的饭。饭间，宋焕则告知我，县里粮食局将在插队的第一年供应我们商品粮，第二年开始我们在村里和农民一样分口粮，当然定量要高于农民。县政府为每个村知青集体提供了安置费，供大队为知青盖房、购买商品粮及必要的农具时使用。安置费由县里分期分批地下发到大队，专款专用，不得克扣挪用。

晚饭后，我陪着宋焕则为知青安置了住房，知青全部借住在农民家中，主要是窑洞和平房。根据房子大小，一般每间房住2-3人，男同学住的紧凑些，女同学住的宽松些。我和王泽广、任垣声就住在宋焕则家的窑洞里。

第二天，早饭是小米粥拌炒面和咸菜，炒面由炒制的玉茭子粒为主，加上少量炒制的黄豆粒、莜麦粒混合磨制而成。吃的时候，碗底放炒面，上面浇上小米汤，用筷子搅拌成疙瘩食用。咸菜是用切成的茴子白与胡萝卜泡在盐水里腌制的咸菜。尽管开始时大家吃得不惯，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炒面和咸菜几乎伴随着我们插队生涯的每一天。饭后，大队将18位知青分到了两个生产队，大队为每位知青配置了铁锹、锄头、扁担和箩头。自这天开始，知青就由生产队长派活劳作了。

第三天清晨6点半，深冬寒风割面。县广播站有线广播的东方红乐曲刚刚奏响，我们已经肩挑担子疾行在去县城的路上, 村里的年轻人高兴地和我们并肩说笑着。大家在县城的厕所往担子里装满茅粪，调头挑回村。回来路上天色渐明，看到我们知青帽子边挂着白霜，口里呼出哈气，一路小跑。村里的年轻人也各个精神抖擞，寸步不离。都快到村了，才看到年龄稍大的村民不紧不慢地向县城走去，见到年轻人的劳动热情，他们也加快了脚步。早饭以后，大家又在村里的粪堆旁开始了滤粪, 依然干劲十足。

万事开头难，西河沟的18名知青在新的环境中，非常迅速坦然地适应了人生的重大转折，很快地融人了农村生活，平稳地开了个好头。插队对于知青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以借鉴，唯一能够依靠的是自己，在以后的几年，西河沟的知青始终保持着队伍的团队精神，以乐观平和的心态及对成功的渴望，依靠河北北京中学良好校风培养出来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辛勤劳作着，与当地农民融为一体。

静乐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这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交通不便，气候干燥少雨，无霜期120至135天，农民生活艰辛。每年青黄不接时节，国家几乎都要调拨救济粮，赈济饥民。遇到大的天灾，个别农民百般无奈，只能投亲靠友或离乡背井流亡讨饭。

西河沟在静乐县城西北方向，离县城大约十余里。汾河从村东蜿蜒南下，宁武至静乐的公路自北向南紧贴村边通过，几十户人家背靠身后的黄土高坡而居。村东汾河畔，自北到南成片分布着有近500亩的坪地和几十亩的杨树林，当地农民俗称河滩地；村后黄土高坡上散落着600多垧的坡地，当地农民俗称梁地，往坡山梯田送粪，到最高最远处需要走两个多小时。1968年，西河沟村人口算上知青大约400人。这样的自然条件在静乐县属于好的。村里的老人们告诉我，西河沟多年以来生态环境逐渐变差，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过去的西河沟，整个村子都被绿树掩映遮盖着，树都是两人抱不拢的榆树，从城里来，在河滩上都看不见村子房子，现在村里见不到树哩，刚解放的时候，那时候家家有粮不挨饿，现在除了家中小孩子多的不挨饿以外，大多数人家都要挨饿，劳动力越多越挨饿！

静乐人民和县、公社、大队各级领导没有漠视北京知青，而是把知青当作值得信赖与依靠的亲人，在生活上给予关心和帮助，劳动中培养他们耕耘稼穑，工作中让他们挑担子，施展能力和才华。当地青年质朴宽厚，将北京知青作为知心的朋友, 他们中的有些人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几乎都是与知青在一起，他们用友谊陪伴着北京知青度过了艰辛的历程。

到西河沟一个多月后，大队更换了领导班子。老红军何士贵任支部书记，老党员李曾全任村长，党员秦友友任生产大队长，我被社员及大队班子推选为大队保管，负责大队粮油和其他物品的管理，农民党员王海则与我一道工作。静乐是农业县，农产品以莜麦、玉米、高粱、豆类、马铃薯等小杂粮为主，油 料作物有胡麻和菜籽。早春三月下旬开始播种春小麦，我就忙碌在场院、仓库等处，每天要发放种地的种子农药和牲口饲料。间歇时用毛口袋把粮食扛到大队场院或窑顶上晾晒，还要带着婆姨们清理山药窖，切山药籽等活计。八月上旬，春小麦登场之后，我就是场头，带着人每天铺场、晒场、碾场、扬场、收场，最后给社员分粮食并将所留的籽种入库。只要不是大灾年，西河沟每年都组织交纳部分公粮。粮食刚入库时较湿，为了预防变质，只要不是阴雨天，我就要扛着装粮近200斤的麻袋上窑顶晾晒，每天十几袋，最多的时候要扛二十多袋。有一次，我扛着麻袋下台阶脚踏空了，从半米多高的台阶上跌下来，把脚扭伤了，脚面肿得像馒头，不敢沾地。我咬牙坚持着劳动一天没歇，全靠吃王怀毅从北京带来的三七粉消瘀化肿。农民们对我的工作十分肯定和支持，村民们都称谓我老谢，称赞我是“放心保管”。

大多数知青是幸运的，他们保持着热情和努力，积极向上，通过苦干实干，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大队也将护林、看青苗、看果园等得罪人的活计交给了几名男知青。

记得1968年12月23日晚，我们从广播中听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大家从学校借了锣鼓，当晚从西河沟趟过汾河去县城表示庆贺。县城街道上没有声响，政府机关大院里静悄悄地，值班人员告诉我们并没有安排庆祝活动，历来都是如此。我们一行人半夜赶回村就散了，我躺在窑洞的土炕上，遥望月高星稀的夜空，听着远处的狗吠，真正体会到北京和静乐的巨大差异。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新闻播出后举国欢腾。我们是在吃晚饭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家兴致勃勃地议论起卫星轨道，探讨是否有希望在西河沟用肉眼看到卫星。

静乐县组织开展农业学大寨活动。大寨人凭借人挑肩扛在七沟八梁一面坡战天斗地，种玉米和谷子，除了养活自己还要卖给国家余粮，成为全国典型。西河沟大队也积极安排，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垒坝修堰，效果却甚微。尽管下了大力，修得平平整整，一下雨引发山洪，所修之处极易发生泥石流,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我们曾经专门到汾河岸边，亲眼目睹山洪暴发，汾河暴怒，浊浪将大树连根拔起，打个漩涡就卷走而去。村里河边的二十几亩河滩地及上面所种的树和庄稼不到半小时荡然无存。以后的农田基本建设逐渐减少，大队主要推广种植，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

西河沟知青努力保证生活稳定，知青一直没有分灶，大家始终在一个锅里吃饭。刚开始时大队派保维老汉专门给我们做饭，队里给记工，后来我们与大队干部商议，每周轮流安排一名知青自己做饭。知青中的一些人在北京没做过饭，现在为十几个人的大家庭做饭，分明就是挑战。好在饭食简单，主食以玉茭面窝头、炒面、小米粥等为主，蔬菜只有山药、胡萝卜、茴子白、豆角等简单几种。开始笑话不少，小米粥熬成了稠粥，玉茭面发糕蒸成了死面的，大家往往哈哈一笑了之，没有埋怨的。后来学精了，偶尔蒸莜面窝窝、压面饭饸饹等不常见的饭食，就请村里的大嫂帮忙，做几次也就学会了。每年的中秋节和春节，大家也一起动手包铰子，其乐融融。

为了大家生活好一些，大家推选了董兴茂做生活委员，他想了不少办法，出了不少力。首先把灶房小煤油灯换成汽灯；及时联系大队派车到县城买粮；一年后不供商品粮以后，组织大家推碾子磨面；换一些全国粮票给回北京探亲的知青带上；很多细节他都和大家沟通协商。他还是木匠，自始至终参加了知青院的建设。张亚东、蒋杏君、孟英薇、李荣全、王陇平等女知青发挥出做家务心细的长处，为大家的生活出力。在静乐县艰苦条件下，不但本村的知青没饿着，当别的村子的北京知青，来到了西河沟的都会管饭，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至今，我始终忘记不了蒋杏君对我的帮助，那是1969年的秋天，本地青年李宣泽由于家里来了亲戚住不下了，到我住的窑洞借住，他盖我的被子住了二宿，我也大意了，没怎么当回事，结果招惹上了虱子。秋天是我最忙的时候，每天粮食打场入库，有时 还要给社员分粮，我无暇及时处理灭虱事宜。同屋的知青为了自保，在我和他们之间撒上了六六粉。几天以后，晚上睡觉时自己发现被子已经拆洗过并消毒了，经打听后确认是蒋杏君做的，我深深地感动了。我又将全部衣物用热水煮过，解了燃眉之急。其实，在西河沟村，老乡与知青、知青们之间相互关心照顾的事宜比比皆是，友谊暖人心。

西河沟的农民生活困难，1969年人均分得口粮大约是毛粮360多斤；1970年人均分得口粮大约是毛粮380多斤，家中小孩多的人家好过一点，家中大人多，特别是劳动力多的反而更加艰难。劳动力效益低，满十分的一个工，分红只有2毛钱左右，还不兑现。农民没有活钱，只能靠卖鸡蛋、卖兔子等土特产到小卖部换点咸盐、煤油、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如果家中有婚丧嫁娶等大事或者有人生病只好卖粮食换钱。每年青黄不接时节，大队将种地剩下的籽种借给困难户，有时政府会调拨一 些救济粮，以低价卖给他们。村子离城较远，缺医少药现像十分严重，下乡不满一个月，知青随身带的止痛片、安乃近等常 见药已全部被索要一空。后来，村子开始培养赤脚医生，情况略有好转。1969年底，我回京看望父母，特意到父亲工作单位 北京东四人民医院向针灸科的主治医生席大夫学习了一个月的针灸疗法。我回村治疗的第一个病人是村北头张来维的二儿子，他得了急性胃炎，疼得满头是汗却束手无策，迫于无奈我只好出手，行针半个小时后止住了痛。曾在静乐中学毕业的李洪轩请我为其母治疗肩周炎，坚持扎针并辅艾灸次，基本痊愈。从此，村民有些小病也会让我帮助治疗。

在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知青与村民互相帮衬，形成了真挚的友情，这种没有血缘维系，超脱金钱与利益关系的真情感人至深。有一段时间，我在劳动或工作的时候总觉得身边有一 双眼睛注视着我，仔细察看又寻不到人，我以为是自己眼睛恍惚看错了，谁知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有几次，我行走在路上, 发现村里女青年高变玉与我不期而遇，她的神态似乎有话想跟我说，当我停下来准备和她说话时，她又急匆匆地走了。看到 她惊慌的眼神，我有些莫名其妙。有一天，蒋杏君认真地找我说：高变玉和她父母相中你了，想把她嫁给你。她家就这么一个闺女，上完了中学心气挺高，家境也不错，不要彩礼也不用 改姓。你要是同意，我给人家回个话。我说：咱们知青来到这儿,一无所有怎么成家呀！你就说我还年轻，过几年再说，婉转地把这事回了。这件事，蒋杏君斡旋几次，来来回回几个月才冷 却下来。至今回想起来，我依然感激高变玉一家的真诚。

第一批离开西河沟的北京知青是王泽宽、王泽广、王怀毅、 蒋雨桐、王宝义五人，他们首先被分配到太原西山矿务局西铭煤矿。1971年8月，山西宁武烽火机械厂到静乐县招工，该厂是兵工厂，总共招收了8名知青，其中两名是北京知青，我是河北北京中学的，孔祥和是国子监中学的，其余都是本县的当地知青。当工厂的汽车载着我门离开西河沟时，看到村里熟悉 的果园、学校和我们的知青院，眼睛竟有些湿润。

尽管交通不便，我从宁武工厂还是多次回村看望我的同学 和村民们，相逢的喜悦令我留恋。村民们没有忘记我，房东李友拴曾经到宁武烽火机械厂专门看望过我，住了一天。我知道村里生活清贫，送给他几十斤全国粮票和十几元钱，依依惜别地送他上车。

之后几年，其他的知青陆续告别了西河沟，他们中有的被推荐上了大学，有的被安排到县化肥厂等县办企业，有的被分配到县供销社等等。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考上大学，开始了新的生活。现在知青们已经陆续从公务员、大学教师、医生、各类管理人员等岗位退休了。

知青没有忘本，他们眷恋着静乐这片曾经养育过自己的第二故乡，深爱这里的父老乡亲，牵挂着他们的温饱冷暖，总想为他们做点事。2005年7月，王怀毅、董兴茂、方明和我一行四人，驾车重返静乐。一路上看见静乐县到处在修路，石子路和土路已经绝迹，到处是水泥路和柏油路。过去险峻的十八盘 等路段均废置不用。静乐县的交通确实大大改观，人们出行方便快捷多了。山川依旧，植被依然，但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变。静乐县城扩大了许多倍，还成片地开发了楼房，许多农民在外 打工或经商，在城里买了房子。学校和医院比过去条件好多了，街道两边商店林立，百姓衣着时髦，跟大城市没有两样。县城南面和西面新建了两座跨越汾河的大桥，汽车与拖拉机来往穿梭不息。恰逢静乐县城正在赶会，当地人在城南一片平地上搭着戏台，到处是烧烤摊、刀削面馆等大排档，到处有销售食品 和百货的商棚，人群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农民们嬉笑玩耍，十分开心。

西河沟村平地上增加了不少房子，人口已增加到800多，河滩上新建了学校，是楼房。最令人震惊的是铁路自宁武已经修到了村头，村边还有加油站等现代元素。村民看到我们高兴极了，纷纷让我们进家。房东李友拴的遗孀小女子看见我们, 竟哭起来了，我们跟她说了一阵家常话，王怀毅给她留下300 元钱就告辞了。我带着烟看望了老房东宋焕则，当时他70多岁了，还在地里干活，身体挺硬朗。乡亲们告诉我们，人口虽然多了，但年青人基本都在外面打工，留下的几乎都是老人和妇孺。现在不再挨饿了，吃粮也以大米白面为主。因为年轻劳动力不足，所以现在只种河滩地，梁地都撂荒了。由于莜麦、谷子、豆类等杂粮，价格比大米白面高许多，所以农民多种小杂粮，卖了换钱再买大米白面。按照市场价值规律调整所种粮食品种。西河沟的变化也有隐忧，村子虽然人口增了一倍，但人口老龄化却日趋严重，房子越来越多，耕地越来越少，特别是生态环境越来越差，河滩上原有的几十亩杨树林也被砍光了。

45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同政策，造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反差。岁月蹉跎，知青们久经历练不断走向成熟，他们感慨静乐农民的贫困状况和艰难处境，做梦也盼望农民能过上温饱的生活，值得庆幸的是这梦想已经成真。联合国计划署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人口的脱贫成果是世界奇迹，是中国政府的最大功绩。

实践证明，只有尊重经济规律并且勤劳奋斗才能实现发展 经济的美好理想。过去30多年，引导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两架马车分别是“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实施市场经济制度与丰富的人口资源使中国经济发生质的飞跃。

中国农村实行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拉开了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序幕。是否是主人办事效果截然两样，改革之前，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农民们要饿肚子；改革以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释放出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成倍地增加着粮食产量，提高了经济效益。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并走向国际，创造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奇迹；大量农民进城打工，农村人口工业化的发展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没有工业的发展，只依靠农业发展致富是不可能的。

这几年，国家实行新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采取工业反哺农业，减免农业税，给与农民粮食补贴、农机补贴等各项优惠政策，农民的日子更加好过了。静乐县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靠天吃饭的生存条件决定了它依靠农业脱贫致富是不可能的，可以优先发展特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加大资金和技术引进，发挥丰富的煤炭等资源优势，发展工业：特别是矿产业有巨大潜力；加大劳动力培训，提高劳动者技能，完善劳动力市场，使其快速增长的人口为平稳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机会。

北京知青愿意参与静乐的建设，继续发光发热。真诚祝愿 静乐人民的致富道路越走越宽广，生活越来越幸福！

  (仅以本文献给静乐人民和北京知青。由于年代久远，有个别数字可能不十分精确，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