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08年11月25日，吕调元生于静乐县西坡崖村。其父吕鸣銮历任民国政府宁武县、壶关县警察局长。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吕调元1920年考人本县第一高小，是班里品学皆优的学生，文章常为全校之冠，深得老师们的器重。1924年9月，16岁的吕调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太原成成中学。在校期间，正是太原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蓬勃发展及山西党组织的孕育时期。1925年山西社会主义青年团多次组织省城学生进行了反房税、声援上海五卅运动、抵制日货、反基督教等示威游行活动，吕调元和同学们积极参与，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勇敢地站在了斗争的前线。特别是受山西党的创始人高君宇的影响，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产生了进步的思想。

1927年，吕调元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政治系，一年后转入北京大学法学系。在刻苦学习的同时，他很快结识了一批进步同学，并与他们积极参加了爱国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 爆发后，东北全境被日军侵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 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北京各大院校学生纷纷上街游行，抗议日本侵略中国的丑恶罪行，并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吕调元怀着一腔热血积极加入了 “左联”和“反帝大同盟”，投身到了反侵略反投降的斗争中。1932年5月，他随北京大学40 多名进步青年在街头演讲中遭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亦称“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他结识了同样身陷囹圄、坚贞不屈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刘亚雄（女)、杨献珍等一批共产党员。这些共产党人在狱中坚持斗争，并秘密建立了党的支部，组织难友们开展学习马列主义秘密活动和要求改善狱中生活的绝食斗争。在这些斗争中， 吕调元进一步坚定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1934年，在狱中党支部负责人薄一波介绍下，他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以东北、天津反日运动为借见万、大、口，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 察哈尔、绥远）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竟然妥协退让，秘密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同意在全国制止一切反日活动，镇压反日人士，吕调元等进步学生也被列人其中，生命危在旦夕。为了营救儿子，吕调元父亲通过时任阎 锡山督军府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南桂馨（山西宁武人、后任天津市长）、以及时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傅作义司令副官吕继珍(西坡崖本家从堂弟)的活动，被傅作义获准出狱。吕调元回老家后仍携带了包括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大量革命书籍，闭门看书将近一年，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告诫家人不要再买房置地，要多接济穷人，并在自家门窗上镶嵌了自己亲手制作的“共和国”三个木雕大字，以表达其为建立完整、富强、民主的共和国而奋斗的决心。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举行了规模浩大的“一二•九”抗日示威游行，并迅速扩展到全国。为了巩固“一二•九”运动成果，1936年3 月，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同志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并提出了“合作抗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此时，太原晋绥公署主任阎锡山为了顺应抗日民意，特邀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并于同年9月18日组建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9月，薄一波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 从北京回山西做了40天左右的实地考察，并亲自来到西坡崖吕调元家做客，一周后俩人一同赴并，吕调元再次投身到了革命的运动中。11月，薄一波正式改组牺盟会，许多共产党人秘密加入并成为该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吕调元也以地下党的身份加入，并担任组织训练委员会负责人，负责干部训练和干部分配。牺盟会后来又设立了军政培训班、民训干部团、 国民兵军士训练团及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村政协助员训练班、 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等政治机构，均由吕调元负责。吕调元利用这一平台，邀请爱国人士、地下党员、左派人士授课， 重点宣传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牺盟会通过这些培训机构， 培养了一大批爱国进步的晋军军政干部、“村政协助员”牺盟会特派员。为山西新军和牺盟会县以上组织输送了大批干部，为山西地方政权输送了不少“游击县长”，有些还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牺盟会的发展吸引了全国抗日志士的关注， 平、津、沪、豫、鄂等22个省一大批抗日进步青年慕名而来接受培训，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发动了“卢沟桥事 变”，北京、天津相继失守，大同县县长“恐日病”厉害， 乘夜闻风而逃，吕调元给予了痛批，认为枪林弹雨正是锻炼 干部的极好机会，牺盟会征得阎锡山的同意，委派吕调元担 任了大同县县长。同时为加强接近前线地区的抗日救亡工 作，牺盟总会决定建立牺盟大同中心区，以吕调元为首（称谓是秘书），阎秀峰、李林(女)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接见万、大、着根据山西省工委的指示，组建了中共雁北工作委员会，为 党的秘密组织，也由吕调元兼管。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 侵略华北，扬言“两周攻陷大同，一个月攻下山西，三个月 灭亡中国”。9月中旬，日军开始在察南、晋东北拦腰向山西侧背迂回进攻，随之“天镇、阳高、大同相继失守，晋绥军溃不成军，主力退守内长城一线”，吕调元返回太原牺盟会 总部工作，并继续担任牺盟大同中心区秘书。

9月下旬，日军步步进逼太原，同时山西抗日统一战线也蓬勃发展。中共中央根据这一形势，迅速指派北方局机关由北平移驻太原，周恩来、刘少奇、朱瑞、彭真、杨尚昆等中央和 北方局领导相继来到太原，直接指挥山西的统战和抗战工作。9月21日，八路军总部也迁来太原，朱德、彭德怀坐阵指挥， 形成了抗日的雄厚力量。一时间山西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 中心。牺盟会及吕调元在后勤保障、信息传递、秘密联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时任北方局副书记的杨尚昆曾回忆说：“我在太原挂的牺盟会的一个牌牌(胸章)，大大方便了工作的开展”。

9月25日至27日，牺盟会在太原召开了有300多人参加的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八路军代表彭 雪峰等亲自到会参加并在开幕式上致词。会议进一步明确了 今后的任务是“武装动员千百万人民上前线，为保卫山西而斗争”。会议还改选了牺盟会新的领导人员，吕调元被选为执行委员。10月，雁门关以北沦陷，国民党各县县长大都不顾阎锡山“守土抗战”的要求，纷纷随军撤退。在这种情况 下，以吕调元为秘书的牺盟大同中心区提出向敌后派迁游击 县长的请求，得到阎锡山的批准，不久，许多牺盟会干部以特派员的身份被委任为游击县长。

11月8日太原沦陷，牺盟总会于11月4日随同阎锡山撤退到临汾。为了适应撤退后新的形势和任务，牺盟会首先整顿和健全了各级组织。吕调元任牺盟会组织部副部长，继续兼任雁北牺盟中心区秘书，随营抗日军政干部总校三大队教导员等职。期间，牺盟会及吕调元积极配合北方局和八路军各师团在敌占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同时，为扩大新军武装，3个月内为 决死纵队新增20个团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有步骤地开展了各县旧政权的改造和新政权的建立，有意识地挑选和推荐40多 名牺盟会地下党员担任了抗日“游击县长”；还从随营学校毕业 生中挑选和委派了不少各县武装自卫队的队长。截止1938年下 半年，全省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是牺盟会特派员。牺盟会为党的发展和抗日主张的推行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正如刘少奇后来回忆说：“没有牺盟会公开合法组织作掩护，中共山西各级党的组织要及时恢复、重建和发展，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山西大好的抗战局面也不会顺利而迅速的开创”。

危难时刻敢于挺身

1938年初，阎锡山在撤退中感到其多年苦心经营的十万旧军几乎全部垮台，到临汾时，仅剩两三万人，山西半壁河山也已沦陷敌手，随即产生了建立效忠自己的青年团的政治组织，指定牛荫冠、吕调元、张韶方（女）三人筹备成立民族革命青年团。1938年2月，民族革命青年团（简称“民青”）在临汾成立，由牛荫冠和吕调元具体负责。2月18日 临汾失守，阎锡山经蒲县、大宁、乡宁、吉县退至陕西宜川县桑柏村，牺盟总部坚持“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口号，由临汾搬到汾西，同年3至4月间又由汾西搬到吉县。“民青”是牺盟会的核心组织，是地下党员秘密活动的基地。我党为了在斗争中迅速发展，规定所有地下党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参加“民青”组织，利用“民青”组织宣传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民青”成员经过三个月的专题训练，几乎都参加了革命，临毕业都正式办理了参加牺盟会的手续，毕业后都参加了新军，有些还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山西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

1938年6月上旬，阎锡山由陕西回到吉县，并把他逃散的各军、师主要军官召集在古贤村开会（即“古贤会议”）。古贤会上，阎锡山讲了很多发展旧军、压制新军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反共、反牺盟会、反新军的一次军事准备会议。在此形势下，新军教导师一位姓徐的团长向阎锡山告发新军内有共产党员，阎锡山随即派特务头子智力展去新军查处。危急关头，吕调元冒着生命危险从吉县赶到乡宁，通知新军中的党组织做好应对准备，使党在新军中的组织未受到摧残。

7月，阎锡山在乡宁县又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简称“青军团”，吕调元、许琦之（地下党员） 进入教导团，吕调元任政治部主任。为使“青军团”的革命力量壮大起来，吕调元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把大批牺盟会和从新军撤出来的政工干部安排到“青军团”工作。在吕调元的支持下，全团政治课以《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概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为主，之后又增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内容。吕调元亲自授课， 给学员分析抗日形势，讲解革命理论，教育学员坚决反对汉奸，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念。在吕调元和其它政工干部的努力下，“青军团”要求抗日、民主、进步的情绪空前高涨。11月，“青军团”奉命转移到吉县，在我党统战部长张友清的领导下， 配合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加强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1939年初，由于日军进犯晋西，驻扎在乡宁的“青军团” 与避难陕西宜川秋林的阎锡山失去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青军团”向晋西北八路军驻地靠拢，吕调元说服了教导团教育长刘墉之，把“青军团”成员由吉县带到晋西北的兴县， 让“青军团”与八路军120师358旅教导大队一起参加群众集会，一起观看军队自编自演的抗日戏剧，一起到兴县城内新华书店购买进步书籍，使他们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在去兴县的往返途中，他带领学员专程路经陕北延川、延长境内，让“青军团”亲眼目睹边区人民抗日、生产热情和民主生活气氛，使不少“青军团”成员对延安和边区政府产生了向往之情。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史称“秋林会 议”。“秋林会议”除阎锡山的高级将领全部参加外，还邀请了牺盟会20多名骨干，吕调元也应邀从兴县返回参加。“秋林会议”开了三个月之久，阎锡山的主要目的是想把牺盟会和新军的主要领导成员用会议的形式困在秋林，便于他派到各地和各新军中的反动分子有充分时间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等候时机开刀。这个阴谋被我党识破后，吕调元坚定地和薄一波、牛荫冠等站在一起，同顽固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秘密联络原青年团成员到连队揭露王靖国、杨爱源、 陈长捷之流反共降日的勾当。

6月，顽固派教育长刘墉之、总队长杨家藩一再向阎锡山报告说“青军团”被“赤化”了，“青军团”政工人员进行共产党的活动等等。吕调元被调离“青军团”，许多进步的政工人员亦先后调离。顽固分子赵六生接任政治主任后， 把进步教官和政工人员全部撤换。

吕调元调离“青军团”后，任第二战区军政民训练委员会三处副处长(处长是胡熙庵，地下党员)，该会办公室主任杜任之也是地下党员，吕调元用检查工作之便继续做党的工作。同时，利用参加阎锡山集体办公的机会，掌握顽固派的动态，并随时将情况汇报给党组织。不久，阎锡山又成立了一个民运训练部，吕调元兼任该部政治部主任。他利用牺盟会的特殊身份继续做党的工作，秘密地保护了许多党的年轻干部。

1939年10月29日，阎锡山在秋林又召开了一次“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进行反共部署，密令旧军积极布置，候令行动，并内定梁化之、陈光斗分赴晋西北、晋西南，王靖国、陈长捷在晋西，孙楚到晋东南分别活动。11月，根据党的指示，牺盟总会开始设法把党的干部和所有进步青年从秋林撤出，向各抗日根据地输送，吕调元冒着生命的危险，掩护着这些同志转移。12月1日，就在新军向日军进攻之际， 阎锡山命令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和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从背后分三路围攻新军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游击支队，使新军处于腹背爱敌的境地。韩钧、张文昂率领决死二纵队与陈士矩率领的八路军晋西支队一起，向王靖国、陈长捷部发起了反击。阎锡山恼羞成怒，宣布“韩钧叛变”，命令王靖国、孙楚、赵承绶向决死队以及所有新军和牺盟会发动了全面进攻，爆发了“晋西事变”。

“晋西事变”后，吕调元遵照党的指示，联名发表了《关于晋西事变》，揭露了顽固派蓄意进攻新军、破坏抗日团结的罪恶阴谋，和梁膺庸等人还发表了《我们对晋西事件的 认识和态度》，一针见血地指出：“晋西事件是顽固分子更残酷 地进攻山西革命势力的暴力行径，是进攻和武装的挑衅！”强烈要求“严厉制裁晋西事件的罪魁祸首”。同时大声疾呼“我 们以满腔热情，盼望全中国的枪口一齐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瞄 准!”这些活动，进一步激化了阎锡山对牺盟会领导的仇恨， 妄图加以谋害。12月25日，牛荫冠、刘岱峰一同离开秋林， 转移至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吕调元继续留在牺盟会总部工作。

1940年1月中旬的一天，吕调元在安排叶笃成、陈永济、刘展等几名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时，被“民青”中的叛徒任朝逢、张英、王源肇向晋军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告密，王靖国觉得还没有掌握了吕调元策动青年团学生去延安的确凿证据，于是唆使任、张二人找见吕调元，假装进步，佯言受不了同志会的打击迫害，要去革命圣地延安。他们骗取吕调元给刘展和陈永济的亲笔信，信的内容只有简单数语，谈的也是一般的学习问题，并未涉及去延安的安排，但此信却成了逮捕吕调元的证据。任、张将此信通过王靖国转交阎锡山， 阎锡山即批示杨爱源逮捕了吕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