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民国九年）　高24岁，石18岁

1月　应陈独秀之邀，高君宇开始调查山西劳动状况，以为《新青年》劳动纪念专号撰写文章。期间，他委托山西大学学生续约斋、韩云峰、方成章分别调查太原、大同两地的劳动状况。

年初　高君宇与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等开始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一事。

3月1日　高君宇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0号上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直接交涉（二）》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高君宇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北京政府和其直接交涉的罪恶目的：企图“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同时，他还强烈谴责北洋军阀政府不顾人民的舆论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交涉的主张。他愤怒地指出，欢迎直接交涉的只是“那些以卖国为事业的大政客”。最后，他号召人民“为了国权，为了人道”，起来反对中日直接交涉。这篇文章尽管还有个别观点模糊，但在当时同类性质的文章中，分析还是比较深刻的。在全国人民群起反抗的声浪中，北洋军阀政府慑于人民的力量，被迫通知日本，声明“未便与贵国开议”，终使日本帝国主义这一阴谋宣告破产。

3月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邓中夏、何孟维、范鸿劼、朱务善、罗章龙等19名北京大学学生几经酝酿讨论之后，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一方面艰难地收集被北洋军阀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一方面仅就收集到的为数极少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进行学习、研究。当时，他们每天一早就到北大三院学习，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聚在一起讨论斗争问题或交换学习心得，常常至深夜12点钟才就寝。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诞生，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从思想上、干部上作了很好的准备。

同月　高君宇多次参加李大钊先生为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举行的座谈会、欢迎会、讲演会，并从共产国际代表的讲演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俄政治、经济现状的了解。

3月14日　平民教育讲演团召开第三次常会，改组了领导机构。选举邓中夏为总务干事，高君宇为文牍干事。这次会议还确定了“除城市讲演之外，并注意乡村讲演、工厂讲演”的方针。从这次常会之后，该团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3月27日　高君宇出席平民教育讲演团召开的农村讲演筹备会，讨论春假期间农村讲演及刊行讲演录等事宜。

4月3日—8日　高君宇参加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利用春假举行的第一次“乡村讲演”，为第一组成员，到丰台等地向群众讲演。这次与工农相结合的首次尝试，因学生们没有放下知识分子架子，缺乏工农感情，无功而还。一些以“救世主”自居的学生埋怨群众不配受教育，发誓不下乡了。但高君宇和邓中夏等革命青年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继续深入到工厂、农村中开展活动，终于在人民群众中间扎下了根。

4月19日　北京大学举行平民教育讲演团团员黄耀华追悼会，高君宇被推为筹备员之一。

春　高君宇和罗章龙介绍山西《平民周刊》主编王振翼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4月24日　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高君宇撰写了《“五月一日”与今后世界》。此文随后发表于《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4号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有力地抨击了劳动问题上的改良主义，明确提出：“要把一切生产机关从资本阶级收归……建设新的经济组织”，而以“破坏政权”为达到这一目的之手段。这充分表明，此时的高君宇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5月1日　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劫节。高君宇受陈独秀委托而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山西劳动状况》，发表于《新青年》第77卷第61号“劳动纪念号”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有些工人是警察捉来的社会游民，“凡捉进去都失去了自由权，名为工厂，实在是个变形的监狱”。这些工人“都不给工资”，只靠厂主施舍，尽管每日工作有的甚至达11小时之久，但所获“比苍蝇底［的］翅膀都薄”。他以活生生的事实，揭露了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工人的悲惨境遇。

5月13日　高君宇和邓康（中夏）、张国焘、杨钟健4名平民教育团讲演团骨干和领导成员，到南城模范宣讲所讲演。高君宇拟讲演的题目是《人的生活》。他们“将要开始讲演的时候，该管区警察突然派多人来阻”。但他们毫不畏缩，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台下掌声如雷，很有愤怒的样子”。

夏　石评梅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山西省立女子师范。

8月　石评梅“慨国事之日非，悯女学之不振”，为追求真理和光明，毅然辞别父母，负笈抵京，报考当时全国女界最高学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本欲报考文科，但因这年该校不招文科，便改考入体育课，立下了“以健康之精神，做伟大之事业”的宏愿。当时许寿裳担任女高师校长，这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学者和教育家。他提倡科学和民主，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聘请李大钊等到校讲学。这就使女师大校园里科学和民主的气氛愈来愈浓厚，新思潮愈来愈激荡。对之，石评梅大为振奋。她在课业之余，常常阅读进步书籍报刊，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因她年仅17岁，其父石铭不放心，便辗转托人，找到一个可以照应她的人。此人就是据说在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任小职员的吴天放。

8月1日　高君宇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解决时局之我见》一文，对于北洋军阀政府肆无忌惮地摧残民意、实行独裁专制的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用召开公民大会来解决时局问题的政见，并要求：一、惩办安福系，二、裁兵，三、废督，四、实行地方自治，五、筹足教育资金，六、恢复人民集会、言论、出版之三大自由，等等。同时，他还警告吴佩孚说“一成军阀即势趋必败”，号召人民继续“为德谟克拉西之安全而战”！

8月8日　高君宇为《晨报》撰写《时局的解决与学生》一文，倡言学生可充当解决时局的宣传者和监督者。

8月20日　日本亚细亚学生旅行团抵京，由李大钊先生介绍与北京学联接洽，并在北大第二院举行茶话会。作为北京学联负责人之一的高君宇参与其会，并在会上发言，他说，“联合全世界之青年而为全世界之改造，是吾人所希望的；和军阀官僚奋斗，以破除世界之黑暗，是吾人所欢迎的。”

8月22日　高君宇等三人代表北京学联，造访了正在北京的美国议员团。

8月　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9月2日　高君宇为《晨报》撰写《我的举行国民大会的理由和方法》一文，其理由：一是借举行国民大会对老百姓进行民主教育；二是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事可树立一个和恶势力斗争的榜样。

9月　高君宇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为该会北京分会成员之一。

10月11日　　高君宇加入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

10月25日　高君宇和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等北京会员在北大图书馆召开少年中国学会常会，研究邀请名人讲演、整顿月刊广告等事宜。

10月28日　新潮社经8月大会议决恢复编辑部和干事部旧制，通函北京内外的社员选举投票。是日开票，周作人、孟寿椿分别当选为主任编辑、主任干事。而高君宇被孟寿椿推为干事。

同日　高君宇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辞去北京大学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职务。

10月间　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初名“北京共产党小组”，后易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不久，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袁明熊、陆德荣、张伯根、华林、王竟林等退出。高君宇、邓中夏随即加入该小组。前后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有：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张申府、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女）、张太雷、朱务善、范鸿劼、李骏、史文彬、邓培等。

10月—11月间　高君宇积极筹备创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11月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到会者40人，其中有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女）、张太雷、李实、罗汉、朱务善、黄绍谷、黄日葵、李骏、杨人杞、范鸿劼、王有德、高崇焕、周达文、刘维汉等，会议公推高君宇为书记。

11月14日　高君宇以《什么叫“自治”？——他的意义、形式和功能》为题，在南城模范宣讲所讲演。

11月28日　高君宇在北京大学第一院第二教室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学术谈话会，聆听了李大钊先生关于《自然与人生》的讲演，并讨论了邓中夏提出的“罗素罗克与中国婚姻问题”。

同日　高君宇以《私产制度与婚姻》为题，在北京南城模范宣讲所讲演，在阐明私有制婚姻的关系的同时，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

12月29日　少年中国学会举行报告会，高君宇、邓中夏请周作人到会演讲《宗教问题》。该会先后邀请周作人先生到会讲演3次，均系高君宇、邓中夏负责联系的。

冬　石评梅第一次回访吴天放。在禄米仓吴天放所居的公寓里，吴“声泪俱下”，请求石评梅“答应做他一个永远的好友”。石评梅稚嫩的心不禁因之而颤动，竟错误地答应了吴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