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民国十一年）　高26岁，石20岁

是年　高君宇毕业于北京大学，留校任助教一年。

1月20日—2月2日　高君宇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和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等被推为大会执行委员。出席这次大会的还有蒙古、朝鲜、日本等国的代表，共125人。会上，高君宇从兄弟党和各国革命团体代表的发言中汲取远东各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经验。列宁因病未出席大会，但在会议期间，抱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中国产业工人代表三人，作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他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还鼓励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其他革命人民，以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前进。这次大会通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作为大会执行委员，高君宇在大会宣言上签了名。大会期间，高君宇还出席了远东革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高君宇和邓恩铭等留在苏俄，考察和研究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政治、经济状况，参观、访问了一些工厂、学校、部队、农村，并参加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切，使高君宇不仅对苏维埃政权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且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而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2月10日　石评梅在上海《妇女声》上发表了小说《做妾的儿子》，署名“心珠”。

2月19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第二院举行第一次公开讲演会，李大钊作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讲演。

2月27日　高君宇和国内名流学者签名发起成立了俄国灾荒赈济会。该会组成人员中，有黎元洪、蔡元培、李大钊、高君宇、胡适等。

3月9日　因高君宇从事革命事业而占用了不少在校读书的时间，北京大学校方根据凡一个学期缺课三分之一而未交学费者即作休学论的校规，宣布高君宇休学。

3月下旬　石评梅应女高师第二级级友会组织游艺会的急需，用两夜时间创作了旨在争取婚姻自由和妇女解放的话剧本《这是谁的罪？》，旋即，该剧本被匆匆搬上舞台，并于1922年4月初发表于《晨报副刊》。

春　为避开中俄边界白匪袭击，同时对欧洲进行考察，高君宇绕道巴黎、柏林，从海路归国。

春　高君宇由欧洲归来，初次到女高师红楼看望石评梅。

春　石评梅随高君宇出席北京大学“亢慕义斋”聚会，作文字学专题讲话。

春　应高君宇之邀，石评梅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罗章龙等人游京南陶然亭，“见昔人题咏颇多”。石评梅“极爱诵其作《香冢诗》，并云，近人陶然亭诗中以‘万丝垂柳划斜阳’句，最为警策”。

4月1日　石评梅在《晨报副刊》发表诗《春天入山看梅花》。

4月12日　石评梅撰写《与止水先生论拙著〈这是谁的罪？〉的剧本——籍以答邓拙园先生》一文。此文后载于同年4月17日《晨报副刊》。

4月　高君宇和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高一涵、朱务善等共产党人以及刘复、陶孟和等北京各界人士发起非宗教同盟。发起词列举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我国侵略的种种罪行，指出：“耶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工具，传教士是侵略的先锋队。”发起词郑重宣布：“我们为尊重科学，破除迷信，提高自信力，保持国民人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力图自强自治起见，决定发起非宗教运动。”非宗教运动得到北京各界人士响应，一些报纸以相当大的篇幅登载这一消息，一些刊物发表有关论著，予以大力宣传。

5月5日—10日　高君宇赴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推选为团中央5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其余的团中央执行委员是：俞秀松、蔡和森、张太雷、施存统。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

5月以后　为适应北方工人运动新形势的需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高君宇和邓中夏等一起领导了北方早期工人运动。他们先后在以长辛店为中心的京汉铁路沿线创办工人子弟学校，成立工人俱乐部和职工联合会等组织，用马克思主义宣传、组织、发动工人开展斗争。

6月11日　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委改组，高君宇任书记。

6月22日　高君宇以“江越”的笔名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听了江亢虎君讲演之后》一文，针对无耻政客江亢虎恶毒攻击俄国十月革命、诬蔑苏维埃政权、诽谤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谬论，一一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和批驳，以入木三分的笔触戳穿了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大家”的反动本质。

7月2日—3日　高君宇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杭州举行的年会。与会者有：陈愚生、陈启天、杨贤江、曹刍、左舜生、朱自清、沈昌、金海关、李儒勉等。会议围绕学会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再次展开激烈的争论。因李大钊、邓中夏等在京有事，不能参加，北京会员中的共产主义者只有高君宇到会孤军作战。在争论中，高君宇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我们的团体非有明白的主张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我自身是信马克思主义的，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主义。我相信无明显的主义便不能做出什么事业。”同时，高君宇在分析了当时政局之后，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对时局的态度……除反对军阀以外，我们应于任何可能范围内揭露帝国主义的恶魔。美国亦在反对之列。”在高君宇的努力下，也由于出席大会的多数是中间分子，顽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完全操纵，因此，大会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通过了《本会对时局的主张》，表示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立场。但大会同时宣布：“各项决议只能表示少数人的意见，并不求多数的服从。”在讨论主义问题时，大会不顾高君宇的坚持，又一次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杭州年会比南京年会虽有进步，但仍旧没有改变学会的政治方向。

7月　少年中国学会选举职员揭晓：李大钊、邓中夏等任评议员；高君宇任候补评议员。这届职员的任期是：从1922年7月至1923年7月。

7月17日—23日　高君宇赴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还有：蔡和森、李达、邓中夏、张太雷、向警予、包惠僧、陈独秀、张国焘等，共十二人。高君宇、张国焘等参加远东大会的归国代表，给大会“带来了一些新的作风”。大会根据他们传达的远东会议精神和列宁对中国问题的指示，明确地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特别是在我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及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原则。大会选举陈独秀、邓中夏、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为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

8月　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

同月　石评梅在故乡平定度暑假。

8月20日　在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筹备会上，高君宇、蔡和森、刘仁静、缪伯英等8人被推为筹备员。

8月24日　下午，高君宇、李大钊、邓中夏等出席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的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到会者400余人。大会通过了宣言大纲和简章。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后，先后联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北京学联等团体，发起劳动立法运动和向国会请愿斗争，进行了广泛的争取民权运动。

8月29日—30日　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高君宇、张国焘和张太雷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同时要求国民党实行改组，取消入党时要打手印、要宣誓服从领袖等封建会党的办法，改行民主主义的原则。会议还决定出版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会后，高君宇和蔡和森积极投入了这一刊物的筹备工作。

9月3日　高君宇与李大钊、杨贤江、沈雁冰等出席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纪念国际少年日”大会。李大钊、高君宇等就国际少年日的历史、外力与武人的压迫等问题发表了演讲。

同日　高君宇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第11期发表《少年工人与劳动立法》《杂感》两篇文章。他在文中指出，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是政治斗争，而劳动立法则是斗争之一。

9月上旬　石评梅返回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与朋友赴城南公园观赏园林秋色。

9月13日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正式在上海创刊。高君宇任该刊编辑兼记者。编辑之余，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紧密结合国内外革命运动的斗争形势，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旗帜鲜明的文章，为中共早期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9月14日　北京《晨报》刊登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高君宇等联名《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呼请世人解囊相助。

9月20日　高君宇在《向导》第2期上发表题为《革命运动中之印度近况》一文，明确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至为重大的问题——领导权问题。他指出，“资产阶级已证明它不能——而且也不愿意——将印度运动引导向着革命了，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主义，它倒不希望从和帝国主义的掠夺者妥协得回什么，它想前进一步，但它无能力找出——也不会用——一个很适当的战斗工具”。“国民会议是建立成个全国的组织了，但现在它一方面缺乏革命的领袖人物，一方面又丢掉了群众的帮助。能救正这种情形的分子现在还很弱——但不是没有。这种新分子发达起来才会救现在已露裂缝的运动不至于分离。这新的分子会使这解放印度民族的政治运动植基穷苦群众的革命起因上面，且也会推使不堪外力压迫的资产阶级加入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高君宇这里所说的“新的分子”就是指无产阶级先进分子。

秋　石评梅参加北京女高师“励志社”读书会活动。

9月27日　高君宇在《向导》第3期上发表三篇文章：其一是《国人对于蒙古问题应持的态度》。其二是《土耳其国民军胜利的国际价值》，对被压迫的土耳其人民反抗英帝国主义及其附庸的胜利，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土耳其这回的胜利……是被压迫的土耳其民族反抗欧洲帝国主义宰割的胜利”，而“这个胜利加以最大打击的，是英帝国主义了”。“这种事实最是鼓舞同一遭遇的各个弱小民族，壮实他们的气魄，召呼他们起来一致做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同时他还由土耳其的胜利得出一个结论：“这回胜利将使一切被压（迫）民族确认：只有苏俄是帮助他们得着解放的真正朋友。”其三是《勗江西人民》。在这篇文章中，高君宇响亮地提出：“中国人民除了打倒军阀与官僚，别无解放的出路。”同时指出：“打倒军阀与官僚要靠人民自己武装起来才得到。”他号召人民“立刻武装起来……把一切军阀官僚当一个整个，准备（向）他们一起开火起来！”

9月29日　高君宇参加女权运动同盟会上海支部的成立大会，听了几位争女权的先驱者的讲演，认为“他们还没了解所从事的运动应具有的性质和奋斗的范围”。

9月　石评梅代表北京女高师本班同学向教务长陈述改订体育课程的意见。

10月1日　石评梅创作散文《葡萄架下的回忆》，署名“评梅”。

10月2日　石评梅创作诗歌《疲倦的青春》和散文诗《春之波》，以抒发少女感伤的情怀，署名“评梅”。

10月4日　高君宇在《向导》第4期上发表两篇文章：其一是与张太雷（笔名“春默”）合作的《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该文在介绍印度社会主义者的一个纲领中，特别强调了民族独立、政府基础建于劳农议会之上、土地给予劳动者、收回财富、改善劳动者生活状况、教育、武装群众七个要点。高君宇、张太雷之所以介绍这一纲领，其目的是十分明确的：“第一，要将革命的意义更显亮地摆在我们面前”;“第二，供需要做国民革命的中国参考”。在这篇文章中，高君宇、张太雷不仅提出一个带有纲领性的口号：“为了群众利益而革命——非为了革命来找群众”，而且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述了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关系，说：“革命的造因全在于客观的环境；有了一个阶级受压迫或者几个阶级并受压迫的事实，这种环境就决定要发生革命了；反之，若没有阶级压迫的事实，便不会有发生革命的事实。革命是阶级环境必然结果，是阶级对阶级的群众运动。没有客观的革命造因，想以主观的方式来造成革命，是不可能；但既有客观的革命造因存在，想以方法来消灭革命的动力也是不可能。”文章还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的组织，“要有领导群众实际势力的先锋队”，而且是正确的领导。上述这些精辟的论述，对还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其二，是代陈独秀答读者思顺对《造国论》的质疑。在这篇文章中，高君宇既批评了只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阶级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观点；又批评了只讲斗争，不讲联合，“只有无产阶级就可革命”的“左”倾观点，并提出了对于中共确立革命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一、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他在指出“两阶级同被压迫是一件事实，决定目前的革命是两阶级都要来做”的同时，又提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呼声同而心理不同”这一论断。二、确立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领导权的思想。他指出：“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强壮，这不只是现在的现象，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因为无产阶级那［哪］一时总是较多数。只要他们团结起来。所以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重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就是说这个革命是要让群众革命的动因来支配。”

10月间　唐山工人不堪忍受英国资本家的残酷压榨而举行罢工。高君宇积极投身于这一罢工运动之中。他和宋天放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指派，经常参加《晨报》召开的关于声援唐山罢工的专栏会议，并以报社的名义撰写和发表了不少声援罢工的社论文章。

10月10日　在李大钊领导下，中共北方区委利用“国庆”之机，组织举行国民大会。高君宇等和长辛店、北京机器工业研究会的工人及各校学生、市民一起参加了这一大会。

10月11日　高君宇在《向导》第5期上发表了四篇文章：其一是《日俄会议及中俄会议》，针对北洋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中苏会谈设置种种障碍的冷淡态度，高君宇秉笔直书，抨击了帝国主义从中作梗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媚外政策，竭力提倡中苏建交。他在文中热情地称颂苏俄，指出，中国要脱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是和苏俄建立亲密的关系。为了促进中俄早日建交，他力倡成立“中俄同情大联盟”，并说：“我提议由孙中山、蔡元培和陈独秀三先生发起。”

其二是《福建现下的局势和国民党》，对国民党和段祺瑞、张作霖“三方的联合”提出批评，并警告说：“如国民党还不在群众前明确表示与军阀断绝搅和，或退一步亦须依据革命原则于他们中有所抉择，则这种宣传很会使人民把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党当甘心做日本爪牙的张、段一律看待。”

其三是《王博士台上生活应给“好人努力”的教训》，文章有力地戳穿了“好人政府”的欺骗性。他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操纵下”，“学者做官一样做着军阀的账房”，并号召人民“打倒军阀和外国的压迫”！

其四是《以醉心英美为合格》，针对王宠惠组织“以醉心英美为合格”党员的政党一事进行了揭露，指出，这是“又一批曹、章、陆（即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如果这一派“操纵了政治”，“将中国如外国帝国主义的愿望炮制，做成功可由他们‘国际共管’的一种局势”。

10月18日　在《向导》第6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一是《国民党应当做胡帅的宣传员吗？》，针对国民党人吹捧、美化军阀张作霖的言论进行了批评。他说：“我们要恳切地忠告国民党朋友，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他时时刻刻应当维护底民众的利益，不是危害民众底封建军阀利益，它除了向民众宣传革命之外，没有别的宣传，更不应当替极端敌对民众的军阀来宣传。”其二是《“新创民治”之关外》，揭露胡适之流鼓吹的“省自治”是“替军阀找冒牌的方便，来欺骗我们被压迫的老百姓罢”。

10月21日　正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高君宇致信北京大学要求废除讲义费的学生代表李去非，表明对母校讲义费而引发的风潮的态度，希望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北大校友团结一致，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继续进行斗争。

10月23日　唐山开滦五矿3万工人罢工。罢工斗争遭到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镇压。遵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高君宇经常参加《晨报》关于声援唐山罢工的专栏会议，撰写声援罢工的文章。

10月25日　在《向导》第7期上发表三篇文章：其一是《美国驻兵——英国巡捕——中国警察》。在这篇文章中，高君宇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狼狈为奸、相互勾结的丑恶内幕，以及他们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工人罢工的罪行，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粉碎帝国主义和军阀“向中国百姓的进攻”。其二是《省宪所给议会的“权”哪里去了？》。在这篇文章中，高君宇通过对赵恒惕和陈炯明这些军阀分别在湖南、广东“已行自治”后的罪恶行径的揭露，以活生生的事实痛斥了那些鼓吹“以省自治为打倒军阀唯一工具”的学者。其三是《北京大学过激化了吗？》，针对法国资产阶级诬蔑北京大学招待苏联代表，同情十月革命，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是“过激化”，“远东局势将被危害”的论调，高君宇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说：“中国要脱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独立，那自然是要使帝国主义生危惧的。所以法国资产阶级便诬蔑北京大学过激化，给东交民巷太上政府般的公使团以一个好题目，好借着来命令外交系，要他们压迫这个运动了。”一语道破了法国资产阶级的险恶用心。

10月29日　高君宇应邀出席女权运动同盟上海支部会议。

10月以后　高君宇和邓中夏一起在北京地区从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创办工人俱乐部，组织职工联合会。

11月2日　在《向导》第8期上发表三篇文章：其一是《好一个以“至诚之意而谋取中国之利益”的新银行团！》在这篇文章中，他揭露了英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新银行团”来“宰割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生命”的亡华阴谋，抨击了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人民要与之“立刻拼命奋斗”！其二是《国民党报纸不应有这样的记载》。在这篇文章中，高君宇针对国民党《民国日报》英文沪报，对唐山工人罢工不但不予以支持，反而发出“保护外侨”、“恐外人生命遭受危险”等反动论调，极其愤慨地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他指出：“凡有‘国民意识’的中国人都应当愤恨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对工人的虐待，而不应反转来‘打倒中国工人的正当要求’。”并警告说：“每一名国民党人都应当明白：离开了劳动者群众势力，中国国民革命将不可能。中国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唯有是团结了的劳动群众。”其三是《女权运动者应当知道的》。高君宇在这篇文章中，不仅阐述了女权运动的性质与任务，而且为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他指出：“她们现在附属地位是封建制度和私产社会的自然结果，唯有是到了打倒私产制度，建立起一个共产主义的时候，她们的完全解放才能成功。”提倡女权运动不仅“要做一切劳动妇女政治经济和教育利益的奋斗”，而且“唯有与工人运动并着前进，才能做到真正的解放”。

11月23日　高君宇以“K·J”化名在《向导》上发表香港通信《陈炯明与〈向导〉周报》，抨击军阀陈炯明扼杀民治运动，帮助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丑恶行径。

11月24日　石评梅在北京女高师聆听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讲演《女子与其使命》，因深受感动，以诗而发出“细微的回音”。

12月2日　高君宇以“K·J”化名在《向导》第13期上发表《香港通讯》，针对香港《南华晨报》主笔在《中国病的医治》一文中，提出的要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阴谋，予以深刻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一针见血。

12月24日　石评梅在《新共和》第1卷第3号上发表《一瞥中的流水与落花》，署名“评梅”。诗人尽管看到“欢乐的泉枯了！含笑的花萎了！生命的花，已被摧残了”，但还是鼓励青年不要“空掬伤春泪”，而是要“进行啊”！

本年某晚　石评梅赴“山西同乡会”，结识同乡李健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