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烈士—吕调元

前  言

 

静乐县位于晋西北黄土高原汾河上游，是一座千年古县（西汉置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史上曾是胡汉交锋的边关要塞，素有“静乐安则太原安，静乐危则太原危”之称。从战国到隋唐，一直作为屯兵练武的重要基地，乃至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是三晋甚至中华文化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静乐地理位置优越，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气候温凉，物产丰富，名胜古迹众多，具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

 

为了让外界人士和游客更多了解静乐，认识和感受静乐，我们广泛搜集资料，编制了《汾河文化旅游连环画系列丛书》。在编制过程中，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同时，由于文化水平局限，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各位领导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日后修正。

静乐县天柱山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内 容 提 要

吕调元，又名拴存，字乾初，无产阶级革命烈士，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总部负责人之一。

1908年出生于静乐县西坡崖村一个富裕家庭。1927年，吕调元从太原成成中学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政治系，后转入北平大学法学系。读书期间，他受同乡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山西党团组织创始人高君宇同志的影响，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的革命书籍，探讨国家大事。“九•一八”事变后，他怒火中烧，愤然加入“左联”和“反帝大同盟”，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2年，因宣传进步思想，吕调元被反动政府逮捕，关押于北平监狱。1934年，吕调元在狱中由薄一波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夏，其父通过关系转请傅作义将军保释，出狱后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1937年9月，吕调元任牺盟总会三人党组织成员之一，历任总部组织训练委员会委员、总会组织部副部长、雁北中心区秘书等职。

1938年2月，由我党和牺盟会掌控的“民族革命青年团”成立，吕调元任“青军团”政治部主任，潜心培养抗日救国进步分子，并在新军各连队建立“民情”，吸收其大部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政治部撤销，吕调元调秋林任晋绥军政训委员会三处副处长。他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十二月事变”后，他撰文揭露顽固分子对革命势力的暴力挑衅，根据党的指示，将大部分党员和革命青年分批秘密组织撤离秋林，免遭毒手。1940年1月，吕调元在安排“青军团”几个进步青年撤离时，由于叛徒告密，被阎锡山宪兵以“策动青年到延安”的罪名逮捕。

在狱中，他经受了各种酷刑的考验，铁骨铮铮，坚贞不屈。秘密组织狱友们学习、宣传抗日战争的形势，以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报道来激励大家的斗志，当发现有人悲观失望时，他就宣讲“监狱是我家，镣铐作玩耍，拼我头颅血，浇开革命花”的“坐监革命”思想。

1946年春，八路军驻太原军调小组代表根据重庆谈判协议，多次要求阎锡山释放囚禁多年的吕调元，阎锡山竟诡称“乾初早已暴病死亡”，然后立即下“手谕”，将吕调元以治感冒为名，注射毒剂，塞住鼻孔，脸上蒙上湿麻纸和毛巾，活活憋死，时年38岁。

1.西坡崖是静乐县风神山脚下汾河西岸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清泠泠的河水从门前穿过，村庄依西山坡土崖而建，故而得名。西坡崖村与中共早期领导人、革命先驱高君宇的故居峰岭底村相距不远，一个在汾河西岸，另一个在汾河东岸。西坡崖村大多是窑洞，有石窑，更多的是土窑。时至今日，村庄西坡上的窑洞还有老人居住，习惯了住窑洞的人喜欢窑洞的冬暖夏凉，避风向阳，不愿搬迁到平川房屋居住。

2.早在1906年，同盟会会员谷思慎、南桂馨等人来到静乐编唱反清歌曲，深入汾河流域进行宣传活动。在他们的影响和鼓舞下，静乐有数十人参与了同盟会的活动。主要有段馨兰、高佩天（高君宇父亲）、武泽霖、郭正、王谢堂等人，他们填了志愿书，歃血为盟，誓言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志，有始有卒，如有渝此，任众处罚。随着全国反清斗争高潮的出现，他们频频聚会，以期响应。

3.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天，静乐县汾河西岸西坡崖村的一座石窑里，诞生了一婴儿，父亲给他取名调元，字乾初，寓意颇深，指望日后居官为宦，光宗耀祖，有望子成龙之意。为了让孩子健康成长，免灾祛病，牢牢拴住他，取乳名为“拴存”。

4.吕调元的父亲吕鸣鸾，又名孟春，字绍文。系清末廪生，法政毕业生，曾任潞安州（今长治市）壶关、宁武等县警察局长。出生于耕读之家，家境富裕，精通文墨，村里每年书写对联都是吕鸣鸾执笔，诉讼打官司也由他代写。

5.吕鸣鸾牢记《治家格言》中的两句话：“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虽然此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但书还是要读的。即使不能让子孙后代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但耕读之家的子孙不能当“睁眼瞎”。

6.为了让儿孙们“睁开眼”，吕鸣鸾在西坡崖村开办一所私塾。他思想颇为活跃，比较开明，经常接触进步人士；也很和善，常常把钱粮拿出来接济穷人。父亲的这些行为，在调元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救苦济世的种子，为他以后参加革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解放后鸣鸾解甲返乡，于1950年3月——1952年3月任静乐县政协首届委员会副主席。

7.历史终于迎来了举世瞩目的一天，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伴随着起义的枪声、革命党人的呐喊、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的怒吼，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宣布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广西等省纷纷响应独立，脱离清王朝的统治，山西阎锡山也于10月29日宣告独立，并成立军政府，自任都督，大清帝国的黄色龙旗终于在波涛汹涌的革命浪潮中倒下去。至此，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一时土崩瓦解，像冰山一样倒塌融化，寿终正寝。

8.当辛亥革命的胜利消息传到静乐时，昔日风光八面的满清末代知县，浙江人胡运昌像惊弓之鸟一样闻风而逃。高佩天、武泽霖等同盟会会员立即组织地方武装成立八都公所，维持社会治安，保卫静乐百姓。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变化，“大人”、“老爷”这些不平等的称呼，以及磕头、作揖等旧的礼节礼仪也逐渐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握手、敬礼、脱帽与鞠躬。

9.最令男人们解气的是剪掉了长长的猪尾巴辫子。脑袋上留辫子是满清王朝强加在汉人头上的锁链，是汉族人民的极大耻辱。当剪辫子之风传到静乐，有的人还是不敢剪，一是思想守旧，认为这是传承了两百多年的老传统，怕对不起列祖列宗；二是惧怕满清复辟找麻烦。胆子大的思想开放的首先剪掉，胆子小的就把长长的辫子盘起来，再用帽壳子兜在里面。革命党人走村串乡给老百姓做思想工作，人们才逐渐把辫子剪掉。接着是妇女放开天足，走进了一个新时代。

10.1911年，吕调元刚满三岁，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莽莽神州正迎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沧桑巨变。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震撼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当时，静乐一带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清王朝气数已尽，不用掐，不用算，宣统悬不了三年”、“今年猪吃羊，明年种田不纳粮”。意思是今年是辛亥年猪年，羊与洋是同音，清朝完蛋，洋人滚蛋。

11.1913年，五岁的吕调元上了私塾。西坡上一眼窑洞里传出朗朗读的书声，这所简陋的校舍，只有十几个学生和一位老态龙钟的先生。当时清政府已经接受新思想，开办新学堂，全国大大小小的学堂形形色色，除了读《三字经》、《弟子规》和“四书五经”外，还开设了算术和体育课程。高级的为省城、县城公立的书院；中级的是一些秀才、举人、贡生自设的书馆；低级的蒙学，也称之为私塾，常设在村中，由全村人出资请先生，盖房子办学。

12.在旧社会，蒙学是人生的重要阶段。先要拜孔子，学礼仪。私塾供奉着孔子的牌位，前面摆着香案，案子上放着香火，开蒙仪式拜孔子。学生拜孔子之后，据说会文思通达，连中三元。开始读的是押韵的《三字经》，紧接着是《百家姓》、《千字文》。

13.精通历史的父亲常给吕调元讲《三国》、《水浒》、《西游记》、《东周列国》，以及包公、岳飞、文天祥、杨家将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他热情健谈，很有正义感，凡是听他讲故事的人，对梁山好汉打抱不平、包文正秉公断案、杨家将和岳飞抵抗外来侵略留下深刻的印象。父亲受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革命的影响，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思潮中起了重要作用。就是在父亲和高君宇的感召下，吕调元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救亡工作。

14.初春清晨，吕鸣鸾起得很早。天还没亮，他就摸黑用火链点着麻油灯，拿起半米长的烟锅子一锅接一锅地抽烟，浓浓的烟雾顿时弥漫了整个窑洞。抽完旱烟，他就披上旧棉袄去汾岸的农田督促长工播种。春天的早晨依旧寒冷，有时地面还结着霜，呈现出白莹莹的一片，解冻的小河也要蒙上一层薄薄的冰。不过毕竟春天到了，太阳一出山，寒气顿时消逝得无影无踪。

15.忙活了一个早上，当袅袅炊烟笼罩在村子上空的时候，《三字经》就会从西坡上的那孔窑洞里传出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蒙学只注重记忆，反复朗读，直到全部记住，但不知其所以然。聪明好学的吕调元记忆力和悟性都很好，入私塾三年后即能提笔作文，乡人谓之神童。

16.1922年，十四岁的吕调元因秉性聪慧、天资过人，考入静乐第一高小（今县城寺坡上岑山书院，革命先驱高君宇曾经就读的地方）。在校期间吕调元品学兼优，尤以文章见长，常为全校之冠，深得老师们的喜爱。1924年秋，吕调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太原成成中学。入学后，他更加发愤苦读，英语最佳，名列前茅。

17.时值大革命高潮之际，他受同乡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山西党团组织创始人高君宇同志的影响，在学生中很活跃，与进步同学一起阅读革命书刊，探讨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爱国活动，上街游行，抵制日货，和同学们积极宣传并参加新编剧的街头演出。

18.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屠杀革命者的滔天罪行、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气焰，激起吕调元的满腔愤慨。为了继续深造，进一步开阔政治视野，抱有革命志向的吕调元毅然负笈抵京，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政治系。翌年，转入北平大学法学系。动荡的时局使吕调元忧心如焚，在刻苦学习的同时，他很快结识了一批进步同学，学习马列主义革命书籍，长期研讨国事，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难以醉心死读。

19.“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目睹我东北全境沦于日寇之手，东北人民颠沛流离，无家可归，一首《松花江上》让国人掩面悲涕。吕调元怒火中烧，愤然在学校加入“左联”和“反帝大同盟”，并积极参加学生请愿斗争。

20.吕调元和同学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义愤填膺，纷纷加入游行。看到声势浩大的学生队伍，更加激发了调元的爱国热情，决心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而奋斗，最终成为了一名积极能干的学生领袖、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和坚强的革命战士。

21.1932年，在一次街头讲演中，吕调元被蒋介石政府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亦称“草岚子监狱”。在这里，吕调元接触到身陷囹圄、坚贞不屈的薄一波、安子文、刘亚雄等共产党人。在这些共产党人的鼓励下，吕调元积极加入了由薄一波等人秘密组成的狱中党支部，和难友们一起千方百计开展马列主义学习活动，并参加了为改善狱中生活而进行的绝食斗争。

22.1934年，经过严酷斗争考验的吕调元，经狱中党支部负责人薄一波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从此，吕调元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姿态，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冲杀在抗日救亡的疆场上，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奋斗终生！

23.铁窗生涯磨炼了革命者钢铁般的意志。1935年夏，备受折磨的吕调元经其父活动，由傅作义将军出面保释。出狱后斗志益坚，在暂居原籍期间，他不听亲友劝阻，仍然与薄一波联系，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24.1936年9月18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在太原成立。28岁的吕调元满怀抗日热情，离家赴并，参加总动员委员会工作。牺盟会是在阎锡山所属“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由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等多位进步青年倡议，经阎锡山批准与中国共产党人联合抗日的进步组织。牺盟会是具有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

25.牺盟会成立之后，即刻通过新闻电讯，向全国全世界公开发布了第一个纲领，即号召“我们不管任何党派、任何阶级、任何职业的朋友，只要是不愿意做汉奸、奴隶的人们，都可以吸收到我们的组织中来”。

26.由于侵华日军节节逼近并利用伪军向绥东进攻，又因红军东渡黄河，蒋介石趁机调入山西十几万军队，在红军挥师陕北后仍赖在山西不走，直接威胁着阎锡山在晋绥的统治，使其感到岌岌可危。

27.同时，阎锡山深知全国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抗拒的。根据其“存在就是真理”的处世哲学，为了适应形势，阎锡山选择了“联共抗日”这条路，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提出了“牺牲救国”、“守土抗战”等口号，成立了进步组织牺盟会，派人到北平邀请抗日救亡活动家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解散防共保卫团，接纳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驻晋等。

28.薄一波返晋前，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以薄一波为书记，由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四人参加的党的秘密组织——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直接归北方局领导。

29.薄一波返晋后，阎即委派他主持牺盟会的实际工作（会址先在国民师范，后迁太原精营东边街30号），并对牺盟会总部进行了改组。吕调元为改组后的牺盟会总部负责人之一，任组织训练委员会委员，负责组织干部训练和干部分配等项工作。他政治立场坚定，具有很强的能力，工作颇为出色。

30.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守军严词拒绝，日军遂悍然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打响了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31.此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华北大片领土，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中国内陆腹地。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军队和全国各族人民奋力抗战的开始！

32.1937年“七·七事变”后，深患“恐日病”的山西大同县县长闻风而逃。牺盟会总部取得阎锡山同意后，为加强前线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派吕调元前往大同县任县长。同时牺盟总会还决定，建立牺盟大同中心区，以吕调元为总负责（对外称秘书），由阎秀峰、李林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接着阎秀峰、李林、侯富山等根据山西省工委的指示，组成中共雁北工作委员会，李林担任宣传委员。当时工委对中心区无直接领导关系，而是通过党员起指导作用。

33.1937年7月，大同中心区的工作人员在吕调元的率领下到达大同。8月，大同失守，吕调元返回太原继续在牺盟会总部工作。

34.在牺盟会总部，吕调元严格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运用“面对山西现实与努力改造”这一现实的方法，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5.1937年9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牺盟会干部要掌握武器、掌握政权的指示，薄一波担任决死一纵队政治委员。牺盟会总部工作则主要由牛荫冠负责，吕调元为总部中共党组三人（吕调元、薄一波、牛荫冠）成员之一，负责组织工作。

36.1937年11月，为了适应太原失守后出现的新形势，牺盟会总部撤至临汾。时任总部组织部副部长、雁北中心区秘书、随营抗日军政干部总校三大队指导员等职的吕调元，根据中共北方局“牺盟会取代主张公道团”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反动派主张公道团名存实亡，吕调元以忘我的精神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卓有成效。

37.1938年2月，山西成立了由我党和牺盟会掌握控制的“民族革命青年团”（简称“民青”），实际工作由牛荫冠、吕调元负责。在他们呕心沥血的努力指导下，参加训练的青年经过3个月的集训，几乎都转向了革命。在此期间，阎锡山当局第二战区“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简称“青军团”）在乡宁县成立，30岁的吕调元根据党的指示任政治部主任。这批青年毕业后都参加了新军，成为一支生气勃勃的抗日力量。

38.同年11月，“青军团”奉命转移到吉县。为把这一批革命青年培养成抗日救国的骨干、山西军队的军政干部，精心选配了政工干部和政治教官，并邀请续范亭到新军中讲演，吕调元还亲自给学员讲授《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鼓励学员阅读《解放》等进步书刊。

39.由吉县去兴县的途中，他带领学员专程路经陕北的延川、延长境内，让“青军团”亲眼目睹边区人民抗日生产热情和民主生活气氛，使不少“青军团”成员对延安和边区产生了向往之情。在“青军团”的政治干部和学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为了既能发挥党员的作用，又便于隐蔽，他让党与非党政工干部一律参加了合法的“民青”组织。

40.在吕调元带领全团政工人员努力下，“青军团”中要求抗日、民主和进步的热情空前高涨，但是“青军团”内的反动军官和顽固派对此极为恼火。他们气急败坏地跳出来，摇唇鼓舌，进行反共宣传，大肆诬蔑共产主义，竭力吹捧阎锡山的“物劳学说”。吕调元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总是站在进步势力一边，鼓励和支持政工干部同顽固势力进行斗争。吕调元依靠进步力量，利用合法身份对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开展革命活动，遭到阎锡山及其旧势力的排挤。

41.1939年初，日寇进犯晋西。驻扎在乡宁的“青军团”与阎锡山失去了联系。为了使该团脱离阎锡山的控制，向八路军驻地晋西北靠拢，具有高超斗争经验的吕调元和其他政工干部以“青军团”缺乏打仗经验、不如到陕西保险为借口，动员“青军团”教育长刘墉之（阎锡山的少将）将“青军团”开到兴县城内，与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教导队取得联系。

42.从此，“青军团”与三五八旅教导队往来密切，他们一起参加群众大会，互相观摩军政训练。教导队邀请“青军团”观看他们的文艺演出，“青军团”则邀请三五八旅旅部彭绍辉作报告。在“七·七”抗战二周年会上，青军团还聆听了“抗战建国教导团”负责人李公朴慷慨激昂的讲演，深受鼓舞。在这革命气氛颇为浓厚的环境里，“青军团”的青年们进一步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

43.这一切，自然触痛了“青军团”内顽固派的神经。他们一再向阎锡山报告：“青军团”已“赤化”！因此吕调元被召回秋林，但吕调元对阎锡山的斥责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不久，生怕“青军团”“赤化”的阎锡山下令撤销政治部，吕调元被再次召回秋林，任晋绥军政训练委员会第三处（负责民运和政工干部）副处长；不久，又兼任民运训练部政治部主任。

44.在秋林集训中，吕调元坚定地和薄一波、牛荫冠等站在一起，利用山西的特殊环境，有策略地同顽固派进行了激烈而又反复的斗争。他不仅联络原“青军团”的“民青”同志秘密进行活动，而且亲自深入到连队，揭露阎锡山、杨爱源（训练委员会负责人）之流反共降日的勾当。同时，利用和阎锡山集体办公的机会，积极掌握国共摩擦的动态，随时向中共党组织汇报。

45.吕调元还利用庆祝“双十节”的机会，组织进步青年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在阎锡山的门前喊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等抗日口号。这一切表明，吕调元不仅具有革命的坚定性，而且具有革命的策略性。他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

46.1939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积极充当反共先锋，暗中策划袭击牺盟会、进攻决死队，为投降日寇铺平道路。秉承主子的旨意，顽固派分子千方百计对革命干部和进步青年进行迫害，气焰甚为嚣张。为了使抗日力量免遭摧残，吕调元以巧妙的方式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47.面对秋林危急的局势，中共北方局指示牺盟会总部，要时刻警惕阎锡山搞反共降日突然事变，一旦事变发生，要立即设法运送在秋林的革命干部和进步青年。为了加强总部的领导力量，经牛荫冠提议，将吕调元从集训团政治部调回总部工作。在牺盟会总部，吕调元和牛荫冠、赵石宾等一起，紧张而又积极地筹划应变之策。

48.同年12月初，阎锡山终于撕下了“团结抗战”的假面具，一手制造了反革命的“十二月事变”。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牺盟会本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向阎锡山反共顽固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49.在极其恐怖的血雨腥风中，吕调元遵照党的指示同胡西安、梁鹰庸、张力之联名发表了题为《我们对晋西事件的认识和态度》一文，文中以铁的事实揭穿了反共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日的阴谋，一针见血地指出：“晋西事件是顽固分子更凶狠残暴的斗争，山西革命势力的暴力进攻和武装挑衅！”强烈要求“严厉制裁晋西事件的罪魁祸首”。

50.同时明确表示：“我们以满腔热忱，盼望全中国各战区的枪口都一齐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瞄准！”等，最后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啊”。

51.事件发生后，为了保存我党干部实力，牛荫冠、吕调元等牺盟会总部负责人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派出差的名义，输送革命干部和进步青年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在完成这项充满艰险的任务中，吕调元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四处奔波，秘密联络，夜以继日地工作。

52.而阎锡山则加紧对牺盟会的摧残，一面千方百计分化、瓦解牺盟会，另一面设好圈套企图暗杀牺盟会总部负责人。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共党组织决定牛荫冠、刘岱峰策马北上，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工作，而牺盟会总部的工作则由吕调元全面负责。

53.牛荫冠临行时一再嘱咐吕调元，要他尽快将尚未输送的革命干部、进步青年护运到抗日根据地，然后自己立即设法逃脱秋林，以免遭受阎锡山的杀害。吕调元对牛荫冠、刘岱峰说：“你们走吧，我在这里顶着。”牛荫冠北上之后，秋林的局势一天紧似一天。但是吕调元镇定自若，孤军奋战，冒着更大的危险，继续秘密地组织革命干部和进步青年撤离秋林，前往抗日根据地，免遭毒手。

54.秋林的斗争形势日趋紧张。顽固头子梁化之收缴了牺盟总部警卫连的枪支，查封了电台。吕调元不顾个人安危，支撑着牺盟总部的危困局面。

55.一次，他指派原“青军团”炮工大队教导员叶笃诚、刘天德等同志，在晚上熄灯后逃出秋林虎啸沟，汇集于牺盟会总部驻地上葫芦村的路上，等待骑兵接应，然后奔赴延安。不料，这个行动计划被“民青”中的叛徒任朝奉、张英等密报给集训团负责人顽固派头子王靖国。

56.王靖国为了掌握吕调元策动青年的确凿证据，指使任朝奉、张英二人佯称受不了阎锡山的打击迫害要投奔延安，骗取吕调元给刘天德、陈永济的一封亲笔信交给王靖国，王靖国又把信转交给阎锡山。阎锡山便以此为由，批示杨爱源，命令秋林保安委员会宪兵以“策动青年到延安”的罪名逮捕吕调元。

57.1940年1月中旬的一天，处境危险的吕调元依然镇静自若地从上葫芦村骑马到秋林，途中便被三四名荷枪实弹的宪兵逮捕。

58.吕调元被捕后，阎锡山哀叹自己“耍了一辈子蛇，反叫蛇咬了一口”。他对吕调元恨之入骨，将吕调元关押在秋林保安委员会秋林镇南河边东兴集拘留所——一间昏暗、肮脏、潮湿的窑洞里。敌人给他钉了一副十几斤重的铁镣，还不时地使用各种酷刑摧残他的身体。

59.由于带着铁镣，睡觉无法脱衣，他浑身长满了虱子，刺痒难忍。他忍着痛痒，仍谈笑风生。一次次严刑拷打，一天天生活在肮脏不堪的生活环境里，吃着发霉的食物，呼吸着令人窒息的空气，没到一个月，他便被折磨得身染重病，高烧昏厥十几天，水米不进。

60.但是，这一切丝毫动摇不了吕调元那钢铁般的意志。他咬着牙关，忍着病痛，天天大骂阎锡山。大骂一通之后，或阅读报纸，以掌握抗战的动态；或暗中向难友们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顽固分子破坏抗战的丑恶嘴脸。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敌人才不得不将他的铁镣卸下。同狱的难友无不对他肃然起敬，就连看守人员也暗暗赞叹他：“真是条铁打的汉子”。

61.1940年夏，吕调元被押送到白家塬宪兵司令部侦缉队，与刘天德、荆世美等四名原集训团学员共囚于一狱。后来，敌人因怕吕调元在这些青年中继续活动，便把他们隔离开来。当吕调元觉察到这些青年因缺乏严峻斗争考验而产生悲观情绪时，就设法通过传阅报纸等方式，暗中传递信号，向这些青年灌输“坐监也是革命”的思想，鼓励他们绝不妥协、坚持斗争。

62.后来在敌人看管放松时，吕调元便通过吃饭送菜与这些青年接触的机会，根据他从报纸上所掌握的情况，向他们讲述抗战形势以及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报道，鼓励他们勿悲观、勿气馁，要看到光明与前途。他说，“我们是‘抗战’，难道抗战犯罪？顽固派诬蔑我们，正是他们死亡的挣扎。”“为抗战而坐监，我们并不孤立。”“坐狱可锻炼我们的革命意志，只有战场上、刑场上、法庭上，才最能表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气节！”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像熊熊烈火一样，点燃了青年难友们斗争到底的信念。

63.吕调元在鼓励难友的同时，也以自己的行动为他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经常一边用绳子提着脚镣，在地上慢慢地走着，一边以一种低沉而有力的声调吟诵革命先烈那大气磅礴的诗句，以抒发自己“监狱是我家，镣铐作玩耍，抛我头颅血，浇开革命花”的革命豪情，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使狱中难友深受感动和鼓舞。

64.1941年夏秋之际，胡仁奎（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重庆国民党中央派驻晋察冀边区政府在五台县的督察专员，其实是我党地下党员）从晋察冀边区去重庆述职，路经第二战区长官部时，谒见了阎锡山并在此休息数日。得知吕调元被囚禁于此，胡仁奎遂通过与宪兵司令樊明渊的私人关系，在一天夜里以提审吕调元为借口，从候讯室将吕调元带走。

65.吕调元一被提走，狱中的几个政治犯顿时紧张起来，惟恐吕调元被敌人杀害。出乎意料天快亮的时候，吕调元被送回了监狱，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只见他忧愁而去，欢喜而归，满脸喜色，众人不得其解！当然不能正面询问，生怕被监视的敌人听到。后来利用放风的时机，他才隐隐约约地向刘展透露了一些消息，当时吕调元与胡仁奎谈话时，每到关键时刻都用英语对话，看守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66.后来大家就知道了那次谈话的内容，大概就有这些：试看未来的山西“谁当称雄”，日军出兵侵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最终必以失败告终。阎锡山偏安晋西南腐败无能，晋绥有贺龙领导的八路军，张隽轩领导的牺盟会；晋察冀有林彪领导的八路军和宋劭文领导的牺盟会；晋东南有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和薄一波、戎子和领导的牺盟会；谁是革命的、进步的，谁又是反革命的、与人民为敌的。人民拥护未来山西“谁当称雄”，这是显而易见的。

67.后来几经转移，吕调元被押在南村坡候讯室。其时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阎锡山秘密执行，加强了对政治犯的迫害，其暴行令人咬牙切齿。在一个深夜，一位盲人及领路者竟然无辜地被活活埋葬。这一消息传到狱中后，难友们在悲愤之余，都很担心吕调元的命运。吕调元坦然一笑，豪迈地说：“革命就不能怕坐监，坐监就不要怕被杀头！”“顽固分子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68.接着，他讲述了列宁、斯大林等共产党人被沙皇流放监禁，日本共产党人德田球一几十年如一日坐监等革命故事，以鼓励难友的革命斗志。每当讲到抗战，吕调元总是那样慷慨激昂，有时竟声泪俱下。有的难友劝他不要为此而惹出麻烦，他却不以为然地说：“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宣传抗日，为国为民，何罪之有！”

69.在狱中，牺盟总部“黄河书店”的同志经常给吕调元送食物、生活用品和学习资料，吕调元十分关心难友们的文化学习和身体状况，把这些东西分给大家，鼓励难友们要抓紧时间，为革命学习文化。他经常说，“革命者穷得要命，哪有条件读书？坐了狱，既有时间，又能吃上囚粮，就可以读书了。许多革命家文化理论水平就是在监狱里提高的，坐监可以锻炼我们的革命意志，只有在战场上、刑场上才能体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崇高气节。”

70.在吕调元的动员和组织下，难友们都参加了学习活动。但是恶劣的监狱环境不断摧残着人们的健康，有的难友被病魔缠身，常常呻吟不止。看到这种情况，吕调元异常难受，他一方面设法通过关系，千方百计给难友买药治疗，还亲自为他们煎药；另一方面鼓励难友们不要倒下去，而要为党做贡献，挣扎起来向前走，为革命锻炼身体。

71.吕调元经常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启发难友们要保护革命的“本钱”，并领导难友们秘密进行斗争，同时他还经常利用放风、上厕所的机会锻炼身体，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难友，鼓励同狱的犯人出狱后要参加革命队伍，为国为民做贡献。

72.吕调元对难友们关怀备至，亲如手足，常说“共产党人像一盆火或一盏灯，放在哪里，就照在哪里，热在哪里，就亮在哪里。”他就是这样一个共产党人。虽身陷囹圄，但始终没有忘却一个共产党人的职责。在鼓励难友的同时，一直以极大的耐心教育以及争取看管人员的工作。在看守人员中，有不少人的家乡是沦陷区，对日寇惨无人道的暴行深有了解，异常痛恨。

73.吕调元便利用这一点，只要有机会就与他们聊天，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及思想意识，教育他们弃暗投明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在吕调元的努力感召下，这些看管人员逐渐改变了虐待“政治犯”的粗暴态度，放松了管理，走向人民的一边，主动为难友们提供方便，有的宪兵还秘密地把《新华日报》等书信偷偷送到狱中，使长期身陷囹圄的“政治犯”们听到了共产党的声音。

74.吕调元在吉县小圪塔村宪兵司令部关押期间，一位名叫侯永升（五寨人）的侦缉中士，竟成了吕调元和外界联系的“秘密交通员”。

75.吕调元和难友们的秘密活动，渐渐被阎锡山的爪牙们所发觉。这些爪牙施展伎俩，把一些化装成“政治犯”的特务，送入狱中，探听消息。富有斗争经验的吕调元一眼就看穿敌人的花招，便将计就计，经常和难友们制造一些假象，愚弄敌人，最终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76.在漫长的六年铁窗生涯中，有些被争取过来的看守人员曾多次劝吕调元逃跑，但他婉言谢绝，并正义凛然地说道：“阎锡山破坏统一战线，他有罪；历史总有一天证明是他有罪，而不是我有罪，总有一天他要放我出狱；我没有错，我不偷跑，我要光明磊落地出狱”！

77.吕调元就是这样以监狱为战场备受酷刑折磨，身染重病，但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各种威逼利诱和酷刑考验，没有透露有关党和军队的半点实情，大义凛然地同阎锡山顽固派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了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和视死如归的坚定决心。

78.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忠贞儿子吕调元的命运一直很关心。自从吕调元入狱之后，中共党组织曾多次想方设法开展营救。薄一波等还曾给梁化之或写信或捎话，要求保证吕调元的生命安全，并尽早释放。但是，在“十二月事变”中吃尽大亏的阎锡山，愤恨难忍，拒不释放，他要把吕调元作为和中共斗争的人质。

79.梁化之说：“乾初（即吕调元的字）的问题和晋西事变有关，晋西事变的内幕，他是知道的，他应交代清楚，立功赎罪。”敌工团长杨吉贞也扬言：“乾初的自由，应是让他交代清楚共产党是怎样策动晋西事变的，讲清这些问题，恢复他的自由就好说了。”

80.吕调元在狱中得知这些情况后，嗤之以鼻，冷笑着表示：阎锡山让我以原则换取自由，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卑躬屈膝，用出卖革命利益来换取个人自由，就是出了狱也是一个政治上的“死人”。与其去当个“死人”，倒不如我就死在这里。

81.1945年冬天，白发苍苍的吕鸣鸾迎着酷寒，冒着飞雪来到太原，找到梁化之说：“拴存扣押多年，体弱多病，请准予保外就医。”狡猾的梁化之以为有机可乘，就对吕鸣鸾说：“放乾初并不难，只要他写出一个东西，认罪自首，和我共事。”

82.吕鸣鸾到监狱见了儿子，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将梁化之的意思告诉了儿子，吕调元坚决地说：“我在牺盟会一贯主张抗日救国，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对国家、对山西人民无罪。我无过可悔！您老人家应该为有我这样的儿子而骄傲，不应该为儿坐牢痛苦悲伤。您回家后要好好保重身体，胜利就在眼前！绝对不能以原则换取自由！”这就是吕调元在狱中实践的“牺牲救国”诺言。

83.铮铮之言，令敌震悸！恼羞成怒的阎锡山则采取更加顽固的态度，谢绝释放吕调元。虽然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他那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必将与日月常存。

84.1946年（民国35年）夏，根据重庆谈判协议，我军驻太原军调处执行小组代表韩钧根据“双十协定”，多次要求释放被囚禁多年的牺盟总会负责人吕调元，并义正言辞地斥问道：抗战胜利了，吕调元还看管不放干什么？但遭到阎军回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