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高君宇，原名高尚德，字锡三，“君宇”是“五四”运动后起的号。1896年10月22日，他出生在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现属娄烦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卓越的政治活动家。他曾任中共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三大和四大代表，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也是山西党团组织创始人。

高君宇早年在静乐岑山书院明伦堂学习。静乐县是他16岁以前生活和学习的故乡。1912年，他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即现在的太原五中）。他的父亲高佩天曾任静乐商会会长，早年以教书为生，后辞教回家，改营商业，经常为村里办好事，是一位开明绅士。高佩天曾参加过同盟会，并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经常给高君宇讲述义和团英勇抵抗八国联军的故事。在父亲的影响下，高君宇萌发了对义和团的敬佩之情，也对洋鬼子产生了仇恨，幻想自己将来能成为杀敌报国的英雄。

1916年，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不久，著名教育学家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实行“兼容并包”，提倡学术自由。在这样的治校方针下，北大很快成为中国新思想的中心。同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李大钊的影响下，高君宇迅速成长为进步青年学生领袖。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高君宇是这一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北大及北京各校约3000余名同学汇集于天安门广场，随后游行至赵家楼胡同，示威抗议卖国贼曹汝霖。当发现曹宅铁门紧闭时，高君宇等热血青年带领爱国学生冲进曹家大院，火烧赵家楼，痛击章宗祥，谱写了一曲中国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光辉壮丽篇章。同年8月，在高君宇的指导下，王振翼等进步青年在太原组织创办了《平民周刊》，揭露阎锡山的封建统治，宣传进步思想文化。然而，该刊物很快被阎锡山查封。高君宇毅然将刊物移至北京，亲自主编并出刊，之后又将其运送回太原。在他的帮助下，太原团组织还创办了“晋华书社”，销售马克思主义著作，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高君宇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0年春，受陈独秀委托，他与山西的几位好友一起，对山西省（太原等地）的劳动状况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山西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陈独秀审阅并听取李大钊关于“五一”运动史的报告后，将该报告刊载于当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上。从此，五月一日（即“五一”）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纪念日（即劳动节）。同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与邓中夏等19名北大学生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高君宇是最早的成员之一。11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劳动音》周刊，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高君宇成为全国57名党员之一。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远东会议）。高君宇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共产党和产业工人代表，并作了重要指示，使高君宇更加明确了革命斗争的方向。远东会议后，高君宇留苏访问，利用这段时间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和高君宇五人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二大执委）。8月29日，高君宇参加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会议决定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高君宇作为该刊的创办者、编辑和记者，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杰出贡献。

高君宇还担任《工人周刊》的编委，以及《先驱》《政治生活》等党团刊物的编辑和记者，撰写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宣传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反复阐明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明确指出国民革命必须由共产党这个先锋军来领导，要反对强大的敌人，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他以思想为武器，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媒介，论述了对中国革命的体验和思考，其观念鼓励了广大青年、工人、学生和妇女。

1923年2月，京汉铁路沿线工人总同盟罢工爆发，高君宇作为领导人之一，在长辛店领导工人与反动军阀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1924年5月，高君宇受李大钊指派，返回太原开始筹建山西党组织。彭真同志在回忆山西建党初期的情况时曾说：“讲山西党史，就要先讲太原；讲太原，又首先要讲北京，讲高君宇。”“高君宇同志是山西省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太原的共产党、共（社）青团是在他的联系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他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24年7月，高君宇受党的委派，到广州担任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秘书，奔走于上海、广州、北京之间，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为实现革命统一战线日夜操劳。

1925年1月，高君宇抱病赴沪参加中共四大。他和周恩来“相谈甚欢，彼此互通个人的恋爱情史”，成为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牵线红娘。

高君宇和石评梅相识于1920年的北京“山西同乡会”。当时，高君宇已是一位投身反帝反封建的职业革命家，而石评梅正在北京女高师读书，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高君宇的革命热情与石评梅的清丽典雅以及对青年命运的关心，使他们互生敬慕之情。从此，他们频频聚会，陶然亭成为他们最理想的聚会之地。1923年秋，高君宇寄出红叶向石评梅表白，认定她就是自己爱情的归宿。然而，石评梅因受初恋的伤害，抱定了独身主义心志。而高君宇早在中学读书时，父亲就为他娶妻——李寒心（静乐县神峪沟村人）。高君宇前往太原和北大读书后，多次给父亲去信，请求解除婚约，但遭父亲拒绝。1924年5月，他回乡与李寒心长谈，征得对方同意取消婚约。6月24日，他从太原给在静乐神峪沟村的岳父李存祥写了一封退婚信，正式解除了婚姻。

1924年，在高君宇的再次追求下，石评梅终于打开心扉。然而，1925年3月1日，高君宇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时突发急性盲肠炎，住进北京协和医院。3月6日，因治疗无效去世，年仅29岁。三年后，石评梅因思念成疾，抑郁而亡，与高君宇合葬于陶然亭湖畔。

高君宇去世后，中共北京区委在北大旧址学院礼堂举行追悼大会。李大钊、邓中夏、王若飞、邓颖超以及苏联驻华大使都送了花圈，沉痛追悼高君宇同志。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为信仰奋斗终身的革命意志，为后世青年在世界观和实践论方面树立了榜样。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我党早期卓越的政治活动家高君宇同志生前自题像片上的一首言志诗。虽寥寥数语，却将他那崇高思想、战斗激情以及以身许国、献身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诗如其人，这首激情如火、大气磅礴的诗，正是高君宇同志短暂而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1.1896年10月22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高君宇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现属娄烦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原名尚德，字锡三，“君宇”是他在“五四”运动后起的号。家中兄妹五人，他排行第二。

2.高家是静乐县名门望族，先祖为陕西米脂人，自十四世祖迁至静乐峰岭底村后，世代经营土地，文风昌盛。高君宇祖父高九重，字羲良，读书有成，是当地名儒。父亲高佩天，字子明，自幼受良好教育，成年后能文擅书、精通医术，却因体弱辍学，后捐得“监生”功名。他先以教书为业，后兼营农商，凭借出色的能力和头脑，很快振兴家业。不仅在本村经营140余亩土地，开设药铺、油坊等产业，还在静乐县城、娄烦镇、岚县东村等地设有货铺、面铺。

3.高佩天精通医术，乐善好施，行医分文不取。他为人正派、办事公道，因“急公好义”闻名乡里，被赞为“开明绅士”。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心怀爱国忧民的进步思想，不仅赞同并积极宣传义和团运动，还毅然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静乐知县逃走，他联合其他会员成立八都公署，组织武装维稳护商，民国县府和民众赠予他“咸与维新”等匾额，推选他为县商会会长。高君宇母亲赵氏是普通农妇，温恭淑慎、勤劳善良，常施舍穷人，“义名久著”，受人赞颂。

4.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少年时代的高君宇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他从小未被家庭所束缚，能够自由地与农家孩子交友玩耍。同时，为了帮助那些穷伙伴免遭饥饿之苦常常将家里的食物送给他们。高君宇办事很有主见，穷伙伴们十分敬慕。由于从小生活在农家子弟中间，他身上并没有富家“少爷”的威风和“公子哥儿”的习气，反而具有农家子弟的善良纯朴、憨厚和“野性”。因此，他经常带领小伙伴们做出一些与高家门第很不相符的事情，被村里人视为“野孩子”。

5.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和清政府联合镇压后，深受义和团爱国斗争事迹感动的高君宇，常常和穷伙伴们手持木制的大刀和长矛，玩义和团痛打洋鬼子的游戏。

6.高君宇七岁时开始入私塾读书。他聪颖过人，但对“之乎者也”的圣贤书并不感兴趣，尤其反感老先生从不讲解课文、只让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他感兴趣的反而是打谷场或长工屋里人们讲述的梁山泊英雄聚义、太平天国和李自成起义等故事，常常听得入神。这些民间故事深深触动了他幼小的心灵，引发了他的奇思妙想：他多么希望自己长大后也能成为一个行侠仗义的英雄。

7.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结束封建帝制。正在静乐县高等学堂读书的高君宇，对这场革命满怀向往。剪辫风气传来，受身为同盟会会员的父亲等人影响，他和长兄俊德果断剪辫。不久，“清朝复辟”谣言传开，人心惶惶。有人惊恐地问高君宇：“清朝皇帝回来，你们父子咋办？”高君宇反问：“革命党来了，没剪辫的人咋办？”随后，他向乡亲阐述辛亥革命意义，说明清朝再无复辟可能，还指出垂辫是清朝强加给汉人的耻辱标志。在他鼓动下，很多人纷纷剪辫。

8.高君宇是位满怀爱国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1912年，顺利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课余，他爱读康有为、梁启超论著与进步报刊，常和进步同学聚谈国事、抨击时弊，备受师生赏识。彼时，袁世凯窃国弄权，列强肆意欺凌中国，高君宇目睹国家危亡，痛心不已，毅然投身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他从省立一中毕业，毕业国文试卷《各述尔志》上，他笔走龙蛇，一挥而就万言文章，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尽显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

9.为了寻求救国之道，高君宇于同年考入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在学校，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反帝反封建思想逐渐成熟。

10.1918年5月，我国留日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举行集会，却遭到日本军警的粗暴干涉和侮辱。留日学生毅然罢课归国，以示抗议。当留日学生代表抵达北京时，高君宇与邓中夏等人与之商讨斗争方案，并组织发动了北大、高师等校2000余名学生于5月21日前往总统府请愿。这次斗争由于缺乏政治经验而失败，但也使学生们深感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性。

11.不久，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等人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初名“爱国会”），并派代表南下联络各地学生，很快使救国会成为一个近乎全国性的爱国学生团体。当这一团体遭到北洋军阀政府干涉时，为了便于开展活动，高君宇等人随即成立了“国民社”，并出版了《国民》等进步杂志。

12.据“五四”老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德珩回忆，在编辑《国民》杂志过程中，高君宇“起了很大作用”。同时，高君宇加入了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和社会问题”为宗旨的“新潮社”，并成为该社的领导成员。这一时期，他还加入了蔡元培倡导的“进德会”以及由《京报》主笔邵飘萍担任导师的“新闻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在新闻学研究会，高君宇结识了毛泽东，两人同时获得了新闻学研究会“听讲半年之证书”。

13.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废除“二十一条”的正当要求，却遭到拒绝。2月5日，北大学生召开大会，商讨抵抗对策，高君宇被推选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

14.高君宇还与邓中夏、黄日葵、张国焘等人经常聚集在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秘密商讨斗争策略。他们的认识最终统一到李大钊先生多次提出的“直接行动”策略上，即直接采取超出军阀政府“法律”范围的行动，以实现革命斗争的目标。

15.1919年5月1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至北京，举国震惊。当天下午，高君宇等“国民社”骨干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反帝爱国行动部署。据罗章龙回忆，“五四”前夕，北大等院校学生骨干秘密组成“行动小组”，准备“直接行动”，高君宇是重要成员。5月3日，北大全体学生与十余校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激愤集会。学生们悲愤痛哭，多人登台讲演。高君宇声泪俱下，力主“直接行动”。会议最终决定，次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

16.5月4日上午，北大学生队伍在高君宇、邓中夏等学生领袖的带领下，突破北洋政府教育部代表（次长）和军警的阻拦，与高师等10余校学生汇集于天安门前。大会通过《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后，由3000多名学生组成的队伍开始了示威游行。

17.当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受到军警阻拦后，学生们转而奔赴位于赵家楼的卖国贼曹汝霖住宅。身为指挥之一的傅斯年担心学生行动“越轨”，极力阻止队伍前往曹宅。然而，早已接受“直接行动”思想的高君宇等人置之不理，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继续前进。当游行队伍来到军警严密守卫的曹宅时，匡互生等几名学生翻墙入内打开大门，高君宇大呼一声，率领学生们冲入曹宅，痛击卖国贼章宗祥，并焚烧了曹汝霖的豪宅，史称“火烧赵家楼”。

18.“五四”当天，军警共逮捕了32名学生。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大学当晚召开学生大会，决定从5月5日起实行总罢课。在这次大会上，高君宇被推选为北大学生干事会成员。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同时罢课。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京学联”）宣告成立，高君宇被推选为北京大学驻北京学联代表，继续领导爱国学生斗争。迫于人民群众强大的斗争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

19.5月7日，高君宇等人雇了3辆汽车迎接北大被捕学生出狱。北京学联指派许德珩、黄日葵等人前往天津、上海、南京等地进行联络，争取全国声援。许德珩后来回忆说：“‘五四’期间，我和黄日葵到各地联络，这是李大钊同志的主意，高君宇同志坚决支持。”不久，轰轰烈烈的“六三”运动爆发，全国掀起了罢课、罢市、罢工的斗争浪潮，“五四”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

20.在这场斗争中，高君宇因劳累过度曾两次咳血，但他意志更加坚定，斗争精神更加顽强。我党早期青年革命家贺昌评价说：“高君宇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个强有力的健将”。

21.“五四”运动后，日本政府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向北洋政府发出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最后通牒，妄图将山东权益收入囊中。高君宇得知后，义愤填膺，当即挥笔撰文，对日本的险恶阴谋进行无情揭露与猛烈抨击。他在文章中疾呼，号召人民“为了国权，为了人道”，团结一心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在高君宇等进步人士的引领下，全国人民坚决抗争，形成强大舆论压力，迫使北洋政府通知日本“未便与贵国开议”，成功粉碎了日本的狼子野心。

22.历经“五四”运动，高君宇深知拯救危亡中国需以真理唤醒民众。他与邓中夏、张国焘等同学秘密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时，积极投身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1920年3月，讲演团完成整顿，邓中夏任总务干事，高君宇任文牍干事。新领导机构确立“除城市讲演，注重乡村、工厂讲演”方针，讲演团自此转变，开始向工人、农民等更广泛群体传播进步思想，踏上新征程，为启发民众觉醒不懈努力。

23.不久之后，高君宇等人积极筹备并组织了第一次农村、工厂讲演。同时，他还与张国焘一同负责组织北京西城、南城的讲演活动。在讲演中，他以《人的生活》《什么叫“自治”——它的意义、形式和功能》《私产制度与婚姻》等贴近百姓生活的话题为切入点，向平民深入浅出地传播新思想。然而，他们的讲演活动却屡遭军警的无理干涉与恶意阻挠，前进之路布满荆棘。

24.高君宇与邓中夏、杨钟键、张国焘四人于南城模范宣讲所讲演时，遭管区军警蛮横阻拦。面对军警无理行径，他们义正辞严驳斥，警察署理屈词穷，只得同意讲演。可讲演刚开始，一群军警又气势汹汹闯入，妄图破坏。高君宇等人毫无惧色，正气凛然向群众高呼：“列位呀！我们平民教育讲演团，是要让平民受同等教育。现在他们连教育都不准你们享受了……”这番饱含真情的话语，瞬间点燃群众情绪，赢得热烈掌声，尽显高君宇坚定信念与无畏勇气。

25.高君宇不仅通过讲演唤醒民众，还以笔为刃，撰写发表文章。1920年，直皖军阀战争爆发，皖系控制的北京专制政权垮台。面对复杂时局，高君宇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公决。为此，他在《晨报》连发3篇文章，分别是《解决时局的我见》《时局的解决与学生》《我的举行国民大会的理由和方法》。文中，他大力宣扬民治精神，强烈要求“恢复人民三大自由”，即集会、言论、出版自由，号召全国人民“为德莫克拉西安全而战”，为推动社会进步积极发声。

26.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高君宇等19名北大学生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国内最早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当时，北洋军阀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严密封锁，相关书籍稀缺难寻。但高君宇等人毫不退缩，想尽办法搜集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展学习研究。后来，他们经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到一批外文版经典著作，解了燃眉之急。他们如饥似渴研读，汲取精神养分，由此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投身革命筑牢思想根基。

27.就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草创之初，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抵达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共同研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相关事宜。高君宇跟随李大钊多次参加为维经斯基举办的欢迎会、座谈会、讨论会。在这些交流活动中，高君宇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了解，拓宽了革命视野，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在革命征程中迈出了更为坚实的步伐 。

28.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建立。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青年革命运动的领导，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高君宇和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人共同着手筹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革命信念，高君宇被推选为首任书记，自此肩负起领导北京地区青年革命运动的重要责任。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内的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纷纷退出小组。而高君宇和邓中夏等青年团骨干成员却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坚守革命理想。

29.高君宇领导下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开办劳动补习学校提升工人知识，组织工读互助团鼓励青年进步，还安排团员赴苏俄取经。这些活动引发北京当局警惕，北洋军阀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派密探潜入。密探告密后，当局要求北大交出李大钊、高君宇等马克思主义者。危急时刻，北大校长蔡元培暗中保护，助他们逃过抓捕。即便身处险境，高君宇仍毫不畏惧，坚持领导北京团组织持续开展活动，一心为革命事业拼搏。

30.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宣传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党的核心任务之一。为此，北京党组织决定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青年以及培养党的积极分子的重要机构。根据这一指示，高君宇、邓中夏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通过蔡元培的帮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载启事，公布了研究会的规约，开始招收会员。在马克思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他们张贴了一副鲜红的对联：“出实验室入牢狱，南方兼有北方强”，以此表达他们团结战斗、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坚定决心。

31.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后，会员激增。为满足发展需求，高君宇等人踊跃捐款，建立附属小型图书馆“亢慕义斋”。他们一边积极纳新，通过举办讨论会、辩论会和讲演会扩大影响力；一边成立翻译室，翻译编印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人们提供思想武器。翻译室分英、德、法三组，高君宇任英文组组长，先后编译出版多套丛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为党培育了大批优秀革命人才，意义深远。

32.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高君宇就响应李大钊“打起精神来，朝着那悲惨的声音走”的号召，组织同学开展工人调查。他还和邓中夏一起组织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到乡村进行讲演，向工人和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努力启发民众的觉醒。

33.1920年5月1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高君宇等革命青年组织北大学生走上街头，向大众发表讲演，并散发传单。同时，他还在《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了《山西劳动状况》和《五月一日与今后世界》两篇重要文章。在文章中，他不仅深刻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还以激昂的文字有力地抨击了劳动问题上的改良主义。

34.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北方工人运动蓬勃兴起。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高君宇以全国57名党员之一身份见证。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高君宇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会议期间，列宁亲切接见中国共产党和产业工人代表并给予重要指示，为高君宇指明革命方向。远东会议结束后，高君宇留苏访问，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实自身知识储备，为后续革命工作筑牢根基。

35.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高君宇与邓中夏一同领导北方早期工人运动。他们开办工人子弟学校，让工人子女获得教育机会；组织工人俱乐部与职工联合会，凝聚工人力量。同年8月，邓中夏领导长辛店工人罢工，开启北方工人运动，唐山、开滦等地罢工也接踵而至。高君宇联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发起募捐，为罢工工人提供物资；还频繁参与《晨报》声援罢工的专栏会议，和同志以“社论”发表鼓动性文章，极大地鼓舞了工人斗志。

36.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爆发，高君宇投身并领导了这场意义重大的斗争。从2月4日起，他和罗章龙驻守前门车站，与郑州、汉口等各站保持密切联系，有条不紊地指导罢工斗争。这次罢工，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极端恐惧和仇恨。吴佩孚悍然举起屠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惨案发生后，反动军阀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白色恐怖笼罩大地。

37.高君宇虽身处“通缉”名单之中，但他毫不畏惧退缩，常常为处理罢工善后工作而四处奔波。同时，他与蔡和森编辑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通过这一重要平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无情揭露反动军阀的暴行，猛烈抨击“替军阀大保其镖”的总统，号召工人阶级以及全国人民奋起抗争，激发大众的反抗意识。

38.为了彻底揭露直系军阀残杀工人的罪行，高君宇和罗章龙编写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高君宇还亲自为此书作“后序”。在这篇文章中，他向反动军阀勇敢宣战：“我们决不灰心！我们从事的是一个很长远的战争，这回失败不过是我们暂而且小的挫折罢了！我们决然要继续这个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字里行间彰显出坚定的革命信念。

39.同年5月1日，高君宇冒着被反动军阀逮捕的危险，参加了北京各团体联合发起的五一纪念国民大会，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演。同时，他还在《工人周刊》上发表《我们应当怎样纪念今年的五一》一文，鼓励工人阶级团结战斗，为暂时处于低潮的工人运动注入强大动力，有力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再次兴起。

40.1924年7月，高君宇参加并领导了广东沙面工人大罢工，成功迫使英帝国主义取消了歧视中国人民的条例——“新警律”。罢工胜利后，他还积极参与帮助当地工人建立工团军，提升工人的组织力量。

41.高君宇“不仅是一个革命的实行家，也是一个革命的议论家”。他曾担任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北方区党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以及《工人周刊》等党团报刊的编辑、记者，一度还主编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平民周刊》。我党早期青年革命家贺昌曾撰文指出，高君宇“在《向导》与《政治生活》等刊物中，做了不少理论上的指导”，为我党早期的思想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笔为武器，在思想阵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42.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了引导工人运动，创办了《劳动音》周刊。然而，该刊因言论触及当政者利益而遭到查禁。为满足正在兴起的北方工人运动的需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创办了《工人周刊》，高君宇担任编委会常委。据罗章龙回忆，高君宇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为《工人周刊》付出诸多心血，做了大量工作。

43.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高君宇作为第一届团中央五名执行委员之一，不仅兼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委员会书记，还曾参与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的编辑工作。为纪念“国际少年纪念日”，高君宇亲自编辑了《先驱》“世界青年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专号，并在该刊物上发表了《少年工人与劳动立法》《杂感》两篇极具思想深度的政论文章，在青年群体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44.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同年8月，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后，作为党的二大中央五名执行委员之一的高君宇，与蔡和森共同创办了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从创刊伊始，《向导》就遭到中外反动派的百般阻挠和破坏。编辑部从上海迁移到被北洋政府严密控制的北京后，刊物的印刷和发行更是困难重重、艰险异常。但高君宇和蔡和森等人在群众的掩护下，凭借巧妙的方式，保障了《向导》编辑、印刷和发行工作的顺利开展。

45.1923年6月，高君宇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成立，高君宇与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恽代英五人担任该委员会委员。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平民》得以复刊，他亲自担任该刊主编。1924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创刊，作为区委负责人之一的高君宇出任编辑，继续为党的宣传事业贡献力量。

46.在编辑上述各类报刊的过程中，高君宇撰写并发表了数十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被其他报刊转载，有的被读者赞誉为“将醉生梦死的人们惊醒的警钟”，还有的对我党制定革命的策略原则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总体而言，这些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47.一是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早在党的“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之前，高君宇就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流露出这一思想倾向。“二大”之后，他在文章中对这一思想的阐述变得更加深刻、透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论述推翻军阀统治时，提出“要把群众立刻武装起来”“把一切军阀官僚当一个整个，准着他们一起开火起来！”，其中明显蕴含着无产阶级武装斗争的思想雏形。

48.二是在国民革命中，真正能够担当领导重任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中国共产党。高君宇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重要使命，通过文章坚定地传达这一理念，为革命实践指明方向。

49.三是无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鉴于这一思想由高君宇在论著中较早提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和较高的理论价值，为党在复杂的革命形势下提供了重要的策略参考。

50.四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得到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高君宇目光长远，认识到国际力量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支持作用，倡导借助国际力量推动中国革命进程。

51.五是“为了群众利益而革命，非为了革命来找群众”的思想。这一思想强调了革命的根本宗旨在于服务群众，对于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无疑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党践行群众路线提供了理论支撑。

52.“高君宇同志是山西省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彭真语）。他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期间，多次往返北京和太原，传播马克思主义，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他亲自创建了山西党、团组织，让山西革命斗争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为山西地区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53.早在“五四”运动时，高君宇以北京学联代表的身份从北京返回太原，指导了山西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后，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太原进步青年王振翼等人创办了第一个反对阎锡山的刊物——《平民周刊》，开启了山西进步青年反抗封建统治的舆论斗争。

54.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如汹涌洪流，冲破了阎锡山“闭门自守”的愚民政策封锁。在各种主义纷繁混杂的情形下，无政府主义者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大肆兜售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导致太原部分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误解。

55.在此关键之时，高君宇从北京返回太原，在他的母校省立一中召集10余名青年举行人生观座谈。通过这次座谈，与会青年澄清了无政府主义造成的思想混乱，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正确的认识。此后，经过高君宇的多次筹划，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青年革命团体——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5月1日宣告成立。

56.在高君宇的指导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们将《平民周刊》改造成为团组织刊物；采取多种形式传播真理，在一次活动中，秘密散发了2000多份《共产党宣言》等传单；还集资创办了“晋华书社”，用于经销马列著作和革命书刊，使山西省有了第一个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57.此外，他们还先后创办了“青年学会”和“平民小学”，高君宇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当晋华书社因经费困难濒临倒闭时，高君宇奔波于京津等地，千方百计筹集资金，使其得以存续；当《平民周刊》被阎锡山查封后，高君宇毅然将其转移至北京，亲自担任主编。刊物印好后，他又通过铁路工人秘密运回山西。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在开展革命运动方面成绩显著，受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赞扬。

58.1924年，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在山西建党迫在眉睫，高君宇担此重任。5月，他受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指派，准备从北京回太原。彼时，北京腊库胡同16号——高君宇等共产党人秘密工作地被军警包围，张国焘等人被捕。危急时刻，高君宇急中生智，扮成厨师巧妙脱身。当晚，在铁路工人掩护下，他离京前往太原。待北洋军阀政府下令缉捕，高君宇早已平安抵达太原省立一中“青年学会”，住了下来，准备开展建党工作。

59.这时，在他影响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王振翼、贺昌，已奉党的命令到外地从事革命活动。留在太原的党员只有两人：李毓棠、傅懋恭（彭真）。高君宇便在这两位同志的协助下，开展建立党组织的活动。经过严肃认真的考察，高君宇介绍团组织中的骨干分子侯士敏、潘恩溥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在省立一中召开了太原党小组成立会议，山西省第一个党组织就此诞生。从此，山西的革命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60.为了将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我党从1922年起发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号召，而高君宇在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1.1922年7月，党的“二大”根据高君宇等传达的共产国际和列宁的指示，作出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8月，高君宇又出席了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会后，他和蔡和森首先在他们编辑的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大力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其次，从理论上阐述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62.10月，高君宇在代答思顺君《读独秀君造国论的疑问》一文中，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现状出发，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处的政治地位以及同受压迫的事实，论证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然性。同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得出了“呼声同而心理不同”的结论。

63.高君宇还认为“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强壮，这不只是现在的现象，任何时候都是这样……所以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占主要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的”，“他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只不过是推翻共同仇人的政治链锁”。在这里，高君宇不仅明确提出党在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方针，而且强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占有主导地位，掌握领导权。这些思想，对于我党制定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方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64.高君宇以杰出的革命行动践行了他提出的思想。当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重新估定他的纲领”时，高君宇满怀联合的热忱，在《向导》上发表《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将印度社会主义者的一篇纲领介绍给“需要做国民革命的中国参考”，建议国民党参照这一纲领，建立一个“旗帜鲜明地为群众利益奋斗的革命党”。与此同时，高君宇对国民党的错误言行进行了无情批判与善意劝导。

65.1922年11月，针对国民党报纸对唐山工人罢工不但不支持，反而宣传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论调，高君宇发表《国民党报纸不应有这样的记载》一文，告诫国民党：“离开了劳动者的群众势力，中国国民革命将不可能。”同一时期，孙中山派出程潜、汪精卫与张作霖、段祺瑞联系，企图联军阀倒军阀。程潜回归后，吹嘘张作霖“一不争地盘、二不亲日、三不复辟”。

66.高君宇及时撰写《国民党人应当做胡帅的宣传员吗？》，以确凿事实揭露张作霖所谓的“三不”骗局。他恳切地忠告国民党人“不应当替极端敌对民众的军阀来宣传”。

67.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发表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实现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会后不久，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成立，高君宇任总务股主任，与李大钊、于树德等共同领导北方的国共合作。

68.1924年5月，高君宇受李大钊委派，从北京返回山西。在太原建立党组织后，他立即筹划山西地区的国共合作。经过与国民党在山西的右派人物苗培成等人多次斗争，最终达成国共双方共同派人组成“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筹备委员会”的协议。

69.对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国民党右派极端仇视与恐惧。当他们的反共阴谋、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遭到孙中山先生抵制后，不甘心失败，又打出排斥共产主义者、防止国民党共产主义化的旗号进行破坏。高君宇立即撰文痛击，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后，义正辞严地责问右派：“你们能拿出‘要将国民党共产化之证据’来吗？”同时，他鼓动国民党左派起来同右派分子作斗争，以巩固革命统一战线。

70.1924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委派高君宇前往广州协助孙中山工作。他在国民党内知名度颇高，尤其深受国民党左派的敬重与仰慕。到广州后，高君宇担任孙中山政治秘书。一些苏俄朋友拜见孙中山，都是由高君宇引见。

71.此时，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广东商团乘孙中山兴师北伐之机，加紧实施推翻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的阴谋，反动气焰愈发嚣张。

72.10月10日，广州革命群众隆重举行纪念武昌起义13周年大会并游行时，商团军在其首领陈伯廉的指使下，开枪打死打伤游行群众数十人。出席这次纪念大会的高君宇立即组织疏散群众，不料流弹飞来，洞穿他所乘坐汽车的玻璃后，从他胸侧飞过，击伤他的手部。反动商团制造这一血案后，还构筑炮台，封锁市区，遍贴“驱逐孙文”“打倒孙政府”等反动标语，到处捕人，发动武装暴乱。

73.面对反动商团的进攻，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毅然下定平定反动商团的决心，很快成立了镇压商团叛乱的革命委员会。10月15日，一场平叛商团的战斗打响。高君宇不顾伤痛，率领工团军参加战斗。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平叛商团的战斗取得胜利。

74.平定商团叛乱后，全国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促使军阀内部发生重大分化。10月下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为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同时也为了“拿革命主义去宣传”，孙中山先生毅然于11月13日离粤北上。

75.偕同孙中山北上的高君宇在处理公务之余，十分留意国内外不同政治势力对孙中山北上的政治态度。当他读了英帝国主义的喉舌《南华晨报》以及国民党报纸《国风日报》等旨在反对孙中山联合共产党的报道后，深感有批驳的必要。

76.于是，他撰写了《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右派》一文。文中写道：“军阀和帝国主义仇视中国最革命的分子（共产主义者），并欲破坏其与国民党之结合，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此种结合的成立，正是国民革命势力很大的一步前进，当然使他们畏惧忌恨，且要用方法来破坏……在此国民奋争之中，国民党右派不思如何服从中山先生来革命，如何来破坏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尽一点党员应有的义务；而惟独是做一些和军阀、帝国主义同调的事情，好像是互相呼应”。

77.孙中山抵达天津后便因病住院。高君宇急于参与筹备旨在反对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先期回到北京。然而，他身体本就虚弱，又久患肺病，再加上随孙中山一路奔波劳累过度，最终旧病复发，住进德国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逐渐有所好转。高君宇难耐病房的寂寞，与德国医生多次交涉后，在1925年1月提前出院。出院时，医生一再叮嘱：“出院后一定要静养6个月，不然是很危险的”。

78.可是，高君宇一出院就把医生的忠告抛诸脑后，不久便抱病前往上海参加党的“四大”。会议期间，他与周恩来“欢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自的恋爱情史”。会后，高君宇受周恩来的委托，在返京途中于天津站下车，特意去看望了以教书为业的邓颖超，并将周恩来的一封情书交给她，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热诚的‘红娘’”。

79.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隆重开幕。高君宇作为北京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了大会开幕式。3月2日，他突然感到腹痛，但并未在意，仍抱病参会。直到3月4日，腹痛难忍，病情愈发恶化，才急忙住进协和医院治疗。经抢救无效，于3月6日凌晨2时40分与世长辞，年仅29岁。

80.在高君宇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里，有过婚姻，也有过爱情。他与石评梅之间的爱情，冰清玉洁、凄艳绝伦，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生死之恋的佳话；而他与李寒心的婚姻则是一场人生悲剧。透过他的婚姻和爱情，人们得以看到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有血有肉的情感世界。

81.高君宇的婚姻是在他小时候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的。女方名叫李寒心，是本县神峪沟村一位农民的女儿，比高君宇大两岁。他虽对这门婚事多次抗争，但始终未能挣脱“父母之命”的羁绊。

82.高君宇在后来致石评梅的信中回忆道：“我泣而却礼衣，父怒极而昏，我此时忽怜谅瘦父，念我胡不可牺牲，此念一萌，此后一切事殆都在梦境，听任他们摆布矣。”婚后，高君宇突然患上咯血症，大病一场。病稍愈，他便“托词移地静养”。之后，他数次写信给父亲，请求解除这一包办婚姻，但每次都遭到严词拒绝。

83.高君宇因此“数次甚病，常觉如有桎梏附身”。由此可见，这场婚姻在高君宇心灵上留下的创伤是何等之深！这场婚姻悲剧，直到1924年5月高君宇回乡与李寒心长谈后，征得对方同意取消婚约。

84.1924年6月，高君宇在太原给岳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所以有如是决定，自信为我自己设想者少，为令爱设想者实多；盖我自与令爱结缡至今，始终觉吾二人不能相合，且我久为在外奔驰之人，如是情境，实不啻坠我两人入愁城苦雨之中。然我乃四方远游之人，若果以异乡为家，随在何处不可得新妇以为终身之侣？所苦者惟清窗独守之令爱耳！若使常类吾家佣役，厮养以终天年，令爱亦人耳，于人道之谓何？”言词恳切，有情有理，令人感佩，正式解除了婚约。

85.对于那位无辜女子，高君宇始终充满同情和怜悯，认为这位女子与他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但他同时认为，抽掉爱情的灵魂，婚姻就只是一个空壳。他说：“唯爱情胡可勉强者？——无爱情而勉强结合，是轻爱情而重伦道。” 因此，在伦道与爱情面前，高君宇作为一个反封建的勇士，毅然选择了后者。

86.高君宇早在被这一婚姻桎梏束缚之初，就抱定了独身主义，并表明“此生此心不与人矣”。谁能料到，1920年春他在北京山西同乡会上结识三晋才女石评梅后，这一坚定的志向竟被彻底打破。

87.石评梅原名汝璧，1902年出生于山西平定县一个书香世家。她自幼聪慧，酷爱读书。在省立女子师范读书期间，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而且她喜爱音乐、擅长歌舞，精通体育，诗文更是出众，因此被师友们视为“才女”。此外，她还极具组织才能，每次学校开会，她都是组织者和主持者。

88.“五四”运动爆发后，女师当局严禁女生出校，但石评梅仍通过编印刊物参与了这一反帝爱国斗争。1920年毕业后，石评梅“慨国事之日非，悯女学之不振”，为寻求救国之道，毅然负笈前往北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从此，她满怀热忱地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文。

89.读书期间，她聆听过在女高师兼教的李大钊先生讲授的《社会学》《女权运动史》，还结交了诸如后来在“三一八”惨案中壮烈牺牲的刘和珍，以及当时在文坛上初露头角的黄庐隐等挚友。在与这些良师益友的交往中，她的思想境界日益提高，每次与师友“言及邦国颠危，则慷慨泪下”。

90.对于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性，高君宇自然十分仰慕和倾心。不过在结识之初，由于高君宇为革命四处奔波，他们的来往并不多。但每次偶然相遇，就总有谈不完的话题，谈人生、谈理想、谈社会改造。在高君宇的影响和推荐下，石评梅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位女会员。

91.然而，这位“女界杰出之秀”因涉世未深，曾将一颗纯洁无瑕的少女心托付给一个视爱情为游戏的有妻之人，感情上受到了极大伤害。而人世的险恶、社会的黑暗，又时时刺痛着她的心。她绝望了，“由烂漫黄金的天国中，沉入愁城恨海中”。

92.于是，她给高君宇写信，希望他能给予“救济”。收到此信，高君宇的内心受到强烈震撼。他当即回信说：“评梅，你是受制于命运之神吗？还是诉诸你自己的‘力’呢？”并鼓励她：“愿你自信：你是很有力的，一切的不满意将由你自己的力量破碎了……祝你抢前去迎未来的文化罢。”之后，高君宇以满腔赤诚，终于点燃了石评梅那被冻结在感情冰雪下的人生信念，她再次奋起奋斗。

93.随着两人情谊不断加深，徘徊在高君宇心中的一个“愿望”——对石评梅的爱情，愈发强烈。但一想到自己的婚姻桎梏，他始终压抑着这份感情。1923年10月，高君宇在西山碧云寺养病，思念石评梅，便在红叶上写下“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寄给她。而石评梅因初恋伤痛，奉行独身主义，拒绝了他的爱意，并在红叶背面写“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片鲜红的叶儿”退回。高君宇并未放弃，继续用行动表达深情。石评梅虽仰慕高君宇，但因独身信念和对爱情的恐惧，始终退缩。

94.高君宇毕竟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虽然痛苦万分，但表现得颇为坚强，他写信给石评梅说：“我是可移一切心与力专注于我企望的事业的”！

95.1924年，高君宇在由沪赴粤的轮船上给石评梅写信说：“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对于这样一位有为的青年、坚强的战士，石评梅更加仰慕不已。当她接到高君宇从广州寄赠的象牙戒指时，激情难抑，并表示“我已经决定戴着它和我的灵魂同世”。

96.正当石评梅扑向高君宇怀抱之时，高君宇却突患急性盲肠炎住进协和医院。石评梅匆匆赶去探望，只见高君宇形销骨立，她禁不住泪如雨下，跪伏于病榻前说：“辛（即高君宇），你假如仅仅是承受我的心时，现在我将这颗心双手献在你面前，我愿它永久用你的鲜血滋养，用你的热泪灌溉。”谁能料到，此次一别，竟成永诀。

97.高君宇逝世后，亲密恋人石评梅女士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偶然发现高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言志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98.随后，石评梅悲痛欲绝，再次坠入悲痛的深渊。在高君宇追悼会上，石评梅献上一首令人不忍卒读的悼诗：“红花枯萎，宝剑葬埋……只剩了这颗血泪淹浸的心，交付给谁？只剩了这腔怨恨交织的琴，交付给谁”？

99.在高君宇的墓碑上，石评梅又含泪刻上几句哀婉凄楚的话：“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100.此后，石评梅或孤身一人，或邀约女友，经常徘徊于墓畔碑前，凭吊、哀悼，寄托对高君宇的绵绵情思。她还将这一腔刻骨铭心的哀思，倾注于笔端，化作“缄情寄向黄泉”的诗文。

101.1928年9月30日，石评梅抑郁成疾患脑病与世长辞，人们遵照她的遗嘱，将她葬于陶然亭湖畔高君宇墓旁。后人将这一对坟墓亲切地称为“高石之墓”。铮铮铁骨与勃勃诗心的结合，为后人铸就了一段千古佳话。

102.解放不久，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到墓前凭吊，并多次提及对高石之墓的保护问题，指出“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指高石之墓）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103.高君宇自投身革命“数年以来，飘泊无定址”，他“为主义奋斗，奋斗成疾”。即便如此，他无怨无悔，依然抱病“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