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触动我灵魂的地方——上店

徐葆齐

人对有些往事的回忆无论过去多少年都历历在目，特别是有些事，永远会跟着你。你上那儿它跟到那儿，寸步不离。我想谈的，是那种把人改变、或部分改变了的已经很陈旧、但仍充满活力的往事——我的知青生活。那些故事大多发生在差不多四十年前，事情虽小，却让我和我的插友们终生难忘。

四十年后，当每每喝着酒，意味深长的谈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是在谈家常事时的心情。并且是你一句我一句的争相回忆，互相纠正，笑声不断。那生活的滋味随着岁月的远去，确实像陈年的好酒变得愈加浓烈。

这里所说的家，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叫做上店的小山村。上店，一个地处山西汾河边上的小山村。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它只是一个无法再普通的地点，和每一个其它的村落没有什么不同。对于我们曾在那里插队的知青来说，它似乎也只是一个地点。然而它是一个会因为随便的一个偶然原因的出现，而使我们心动、使我们微笑、使我们内心在瞬间产生凝聚的不同寻常的地点。

虽然我们都已经离开它近40年，往事当然已经变得逐渐遥远，甚至倒退得隐隐约约……而只有在很少提及的时候，浮动在你脑子里的才会有模糊的人影，那是一群或者几群人——他们衣衫简陋，满脸寒酸的瞪着一双缺乏文化而同样渴望人生的眼睛，他们中间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在他们的身后则几乎是这 个世界上最简陋的、最原始的建筑，或者说，和如今城市的高楼大厦相比较，那里只是一片残缺、古老而破旧的青色砖瓦, 但它的背后、我们却意外的突然发现那里站立着的不是别人， 应该是我们的母亲——他们正披着满身的灰尘，站立在辽阔的、风沙弥漫的黄土地上！

然而，每当我再次走进这个我曾留下血汗、青春，留下无数思绪的小山村时，我却意外的发现，那里的每一个角落其实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唤起我内心沉重情感的地方。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留在那里的历史，更多的是因为有那个衣衫简陋，满脸寒酸的人群对我的真诚，他们在我心中渐渐远去，但我在他们心目中却永远是亲人！

当我每次离开这个小村的时候，我都不得不承认这里是我的“家”，并且觉得有这样一个“家”，其实是一种幸福。

缘起

因为年龄已经进入了怀旧的阶段，最近几年，北京的知青们开始频频聚会。而埋藏在我心里的上店生活像一幅幅图画,尘封已久。再次打开这扇大门的，是上店的一个农民——刘栋则。严格的来讲，是刘栋则的一张照片。在此之前，我同村插队的同学，是我的朋友——李其明，回了一趟上店。“我明天会带几张照片去给你看，你会十分意外。”在我们约好去郊区爬山的前一天晚上，才从山西归来的李其明在电话里用带点神秘的语调对我说。这有什么可意外的，我心里想。

第二天一见面，李其明就拿着几张照片递给我说：“你看这是谁，估计你想不起来。”打开照片，我看到一个满脸沧桑、 皱纹深刻、面部消瘦，满头白发，有一把白色的胡须飘落在胸前的老农。这是谁？我一下愣住了。估计你认不出来。李其明笑着说：“这是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我仔细辩认了半天，才非常犹豫的说到：“栋则？”

李其明笑着点了点头说：“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承认眼前这个照片是刘栋则，照片上分明是一个70岁的老人，而刘栋则仅仅比我大一岁，应该不到60。怎么栋则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一瞬间，时间像一股风，或者像一道光，在我心头急骤掠过, 难道真的是物换星移、人世苍桑？难道人生短暂，真的转眼就是百年？

接着李其明跟我讲述了他回到上店跟栋则见面的情景。

他走进刘栋则的家，昏暗当中，看见一个老人坐在炕上， 抽着旱烟，“你找谁？ ”老人问到。“我找刘栋则。”李其明说。 “我就是刘栋则。”老人说到。“你不是栋则，栋则没有你这么老。”李其明辩认了一下说到。“你又是谁？ ”老人问到。“我是北京知青，叫李其明。”老人掐灭了烟，站起来仔细的看了看李其明，说到，“不，你不是李其明。李其明哪来得这么多白发。”说完。老人转过身，又回到炕上。“栋则！ ”几经辨认, 李其明终于认出了刘栋则，他高兴得喊道。其明的讲述把我带回了那遥远的上店村。而眼前栋则的照片，又突然使我感到我已经十四年没有回去了，这十多年来，上店在我心中已经淡化， 知青生活无疑已经变成了遥远的过去，应该回去看看了。

刘栋则是一个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农民，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那种每日早出晚归的种田人，而更在于在他身上你可以体会到农民的一切品质，你很少见这样真诚、实在的人，你也很少见这样沉默的人，你更难见到这样绝少“妄念”的人。 一切事情在栋则这里都变得简单，那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处事原则，那就是自己的生活自己过，不管有多少艰难，都完全凭自己一步一步“挨”，一步一步“受”。今天，当我要写栋则的时候，我才发现我那样喜欢他，那样爱他，但我实在说不出他的太多的事情来，栋则是那样的普通，普通的竟然没有了任何痕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境界，但我知道这是一种我所少见的活法。

当我活到如此年龄之时，我也曾去总结人生，似乎生命之短暂，让我觉得任何一种活法其实都没有什么不同。“活的没有痕迹”也不过如此，但不知为什么，每每想起这样一个栋则，我心中都会浮起一片感动。

记得第一次对栋则升起敬佩之心的时候，是刚来上店不久，不只一个农民告诉我们，栋则从不“游门子”，也就是不乱搞男女关系的人，这在纪律甚至法律都松懈的、毫无娱乐的农村，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栋则恪守自己的生活原则， 栋则每日劳作，从我见到他那天起，大概二十三岁的时候，他的背就已经深深的驼了起来，当时他是支部的副书记，但是无论是哪一方面，他都没有得到多一点的收获，他不要。

在我离开上店的三十年中，我每一次回去，都会去找栋则， 去看望他，每一次我都盼望看到栋则过上好日子，然而，每一次我都失望了，不管政策怎么变化，栋则都依然生活在农村的 “底层”，记得有一次我回村，没有见到他，而我又急于回北京, 听村里人讲，他在北门外“动弹”（就是劳动的意思），我特地起了大早，专门跑到北门外，和他见了面栋则依然贫困，我的心里有个奇怪的念想，我总觉得只有栋则的生活好了，农民的生活才确实都是好了。

这回见面没让我失望，一进门栋则就告诉我，细粮不愁了， 大米、白面可以天天吃，你们当年吃的炒面我们都不吃了，娃娃们一口都不吃。“全村人都是这样吗？”我问到。家家如此，大米、白面、肉也可以天天吃了。我承认这个变化确实是翻天覆地的，我在上店六年，我知道那时候的日子，那天我和栋则聊了很长时间，那天点名要吃炒面。“谁家还吃炒面？ ”栋则婆姨笑着对我们说。

农村养儿防老，老了还是要依靠儿子照料，而栋则生了4个孩子都是女孩，他担心一旦统统嫁出，自己的老年生活会孤独无助。

因为在他家吃的饭，临走的时候我塞给他200块钱，两口子死活不要，他们不会说什么其它的，只是反反复复说一句话。 “过去了！过去了！ ”“过去了！过去了！ ”意思是说他们现在的生活完全过的去，请我们吃顿饭也无所谓，而没必要留下钱，说这话时，夫妻两人的目光真诚、单一的像一潭清水一样。

钱，当然是硬留下了。

戏场院

选择这个时间回上店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去年十一之前回上店的时候乡亲们告诉我们，村里面盖了一个小庙，而准备在明年阴历三月十八庆祝小庙的落成，这对上店村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三月十八上店专门请了专业剧团来唱戏——三月十八是上店的一个节日，因此十一前后我们离开上店之前不少老乡都对我们发出邀请。

“三月十八来吧！”“三月十八快来啊！村里还要唱大戏呢！”农村唱大戏给了我美好的感觉，给了我很多美好的回忆， 虽然那种演出在我看来是非常不正规的，然而作为当过知青的我也确实体会过看大戏的愉快。唱大戏对我有诱惑，我们确实是赶着大戏的脚步，三月十八来到上店的。

舞台就搭建在村子的南边，靠近汾河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大的场院，由于有了戏台被称作戏场院，每天下午三点锣鼓便敲起，这时往往人不会很多，但是剧团照样像座满人一样严肃的演出，主角的唱腔依然高吭，舞台上所有人化的妆依然认真。

有了戏场院对于我们这些“回家”的人来说，多了很多方便，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可以在这里碰到，可以在这里问候，可以在这里聊天，可以在这里拍照。对于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因为不必一家一家去询访，而只有需要的时候才随着主人走进某一家的窑洞。

说是机会还有一个原因，和我们年纪相近同时在上店生活的那些姑娘大多早已出嫁了，或嫁到它村，或嫁到外县，甚至嫁到外省，对于她们来说回一趟娘家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那些经济并不富裕的人来说，在这时，庙的落成和唱戏就变成了绝好的理由，变成了回娘家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因此我们可以见到这些当年的小姑娘，并且知道她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可以见到这么全的人，几乎没有其它机会。于是，当我们走在戏场院的时候就经常的、不断的出现这几类场面：碰到某 一个人总觉得异常熟悉，觉得自己肯定曾与他朝夕相处，那张脸会几百次几千次的在自己眼前晃动过，那双眼也曾无数次地注视过自己，但仔细凝神搜索自己的记忆，却无论如何想不起他是谁，然后会在一瞬间突然想起，接着，为了表示责备自己的记忆，不断的用手拍着脑袋。远远的走来几个人会高喊着我们的名字，甚至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踉踉跄跄的扑过来握住我们的手，或者是走过来拉住你的手，尽管你还来不及辨认对方，对方已经激动的把你往家里拉，要给你做“糕”吃，你半天都没有想起这是谁，对方却讲出你当年因为最爱吃糕，而发生的故事。

“这狗的，到忘了，你们来山西没几天，你在我家吃糕，撑的动弹不了！撑的下不了炕。”招呼吃饭的更是比比皆是，或男或女，或老或少，都会对你发出真诚、热情的邀请。

也有的时候会过来一个人，向你报出了他的名字，因为太纯粹的山西腔，使你根本没听出来这是谁，但他已经拉着你一起蹲在树下的阴凉里，向你讲述近几年自己家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比如，闺女嫁到什么地方了，儿子买了车，或者是小儿子出了车祸等等。

有些事情，你肯定听不懂，因为对方没有从头叙述的习惯, 光秃秃的只说中间一段，你自然得反复问过，才搞清楚。有时候事情已经说完，你还是没有想起他叫什么，他却认为“亲人”之间最重要的交流已经完成，准备离开了，当然，你一定还要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当别人告诉你他的名字之后，你有时候会恍然大悟，激动的急急忙忙的再找到他，和他聊，希望听他重新倾诉一遍，你的心灵需要重新感受他所说的一切。

那几天，戏场院真是我们最喜欢呆的地方，也是我们最难忘记的地方，你只要在那个院子里，不管是下午还是晚上，不管是台上在唱什么，你在那里漫步，你在那里转悠，我们都随时会碰到熟悉的眼睛，熟悉的目光。农民看戏和城里人不同，他们并不十分在意看懂剧情，更多的在意唱的是否好听，服装是否鲜艳，化妆是否有淡有浓。

记得有一次在村里看戏，我和一个同学说了几句话，遭到一个农民的制止，他似乎在认真看戏，而你说话影响了他、打扰了他。但你问他台上在唱什么，他却完全不知道，这使我知道：其实聚精会神有时可以完全没有目标，大脑空白。

在山西的农村中，唱戏除了娱乐，常常也是求雨的代名词，当年我们曾经问村里的农民，这事是否灵验，农民回答说：“当然。剧团唱到哪里，雨就下到哪里，这是常有的事。”

总之，戏场院有着不同一般的气氛，也有着不同一般的含义，戏场院带给农民的是一种欢愉，我们混迹在戏场院里，也在和农民一起体会着，这种带有一点点原始意味的快乐。

我的房东阎白则

在戏场院，很多老乡会招呼我们去家里吃饭，每个人都很热情，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阎栓全阎白则的大儿子。

我一见到阎栓全，心中便一动。就像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样，阎栓全长得不很一般，主要是因为他那双眼睛。 那是一双比较少见的眼睛。在任何时候他见到你，注视着你， 都会透出一种哀伤和无奈。那是一种谁都会有的眼神，但是阎栓全透露这种眼神的时候却比别人多得多。大概是一种神情在一个人脸上出现的特别多了以后，它就会凝固，就会占据这双眼睛。这就使他在完全没有什么哀伤和无奈的时候，也会流露出这样的神情，让你觉得仿佛他一生下来，就是以这种神情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每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就产生微微的一点同情。

这次在戏场院，我又一次看到了这双眼睛，然而，后来短短的接触却让我感觉他的脸上多了很多笑容。看到我，阎栓全热情的发出邀请：“来吧，到家里来，家里现在什么都有了，想吃什么给你做点什么，来吧，一定来，中午就来！来吃糕。”“不去了，中午到辛弟那里去吃饭。”阎栓全不属于我不好推辞的人的范围之内，况且我也确实与辛弟讲好。“真的不能来吗？ ”他的眼光变得充满殷切，像每一个老乡一样，他的真诚确实是百分之百，也像每一个老乡一样，那种彻底的真诚是在城市里并不很多见的。“真的!”我告诉他。“那就晚上来，下午我就在这里等你。”他微笑着继续热情地说。特别值得提起的是，和他并肩站在一起邀请我的还有他的两个弟弟。但是， 毫无办法，我只呆两天，邀请的人实在太多了。“看看吧。”我应付着说到。然后就匆匆忙忙的向招呼我的其他老乡走过去。 说实在话，对他的邀请我没有十分在意。

下午三点，《辕门斩子》按时唱了起来，山西梆子所特有的那由梆子和板胡构成的音乐在整个戏场院回荡，演员的唱声当然是拼命的喊破喉咙。台下，村民们已经又开始聚集，我在辛弟家吃过饭，和几个知青一起匆匆忙忙的走向戏场院。远远的，我看到了三个人像排队一样的站在那里，庄严而沉默的 ——等待我们。他们是阎家三个兄弟。这时我才想起了他们那严肃的邀请。“走，去我家吧。”阎栓全走上前来说到，他的小兄弟也走上来跟着说：“去我家看看吧。”

阎家老二是个哑巴，他一边发出声音一边用手比划着，看得出来也是在热情的邀请我们。我还没来得及讲话就被一些更熟悉的大妈大婶争相拉扯起来，无非都是邀请我们去家里坐坐。 就这样，我再一次把他们丢在脑后了。再见到这兄弟三人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还是在戏场院边，三兄弟还是那样并排站立着，还是那三双充满真诚的眼睛。哑巴依然表情急切的发着声音，并用手激动的比划着。

这几乎是一个和昨天没有差别的场面，但这种场面的重复，无疑加重了邀请的份量而让我心动。看来这实在是一个难以拒绝的邀请了。我突然明白，阎栓全兄弟如此热情、如此执着是有他的原因的。首先当然是所有上店村民和我们有着亲人一样的感情。其次，是他和我们的一点特殊的关系。

阎栓全的父亲阎白则是我的第一个房东，也是我住得时间最短的房东。那时候，我们这帮北京孩子刚刚到上店村，对农村还完全没有概念，只是觉得新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阎白则家的四眼窑洞。我们住在最南边的一眼，窑洞在半山腰，依山而建，窑洞前是一个很大的空场，大概比一个篮球场还要大，我至今记得，清晨，站在洒满第一束粉红色阳光的空场上，眺望整个汾河川，那真的是我多年也不能忘记的享受。

这次，来之前我就想好，我要去那个空场上，再次感受这 一切。如果需要我甚至可以重新住进过去的窑洞里。

阎白则家是富农，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有这样一个成分， 已经足以让我们蔑视他了，而且这种蔑视当中当然带着一点痛恨。我们是北京的红卫兵，对富农自然应该无情。但我们的方式不同，我们对富农的报复表现得十分可笑，我们只是偷他的土豆，偷他的白菜，然后大模大样的缺什么向他们要什么。我们相信，他不敢拒绝。

阎白则确实不敢吱声，只是默默地让我们拿走。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当我们吃的那些从他那里要的土豆的时候，刚刚下工的阎白则不仅没有什么不快，相反会发自内心的微笑着看着我们吃……

但是，这依然不能改变阎白则是专政对象，村里晚上经常开大会斗争他，斗争阎白则，就是“抓革命”。阎栓全当年已过十八岁，自然也是专政范围，也在斗争之列。

有一个斗争阎栓全的场景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就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那个场景仍清晰的浮现在我的眼前，触手可及。

那是一个晚上，全村人都集合在大队部，当时不到二十岁的阎栓全比现在消瘦很多，我已经记不清斗争会的内容了，只是记得在要他交待的口号声中，阎栓全呆呆的站在那里，满脸都是痛苦和无奈……那时村里还没有电灯，油灯把他的周围照 得晶亮。有人把一个拖拉机的车轮的轮胎挂在了他的脖子上。 阎栓全挣扎着才没有摔倒，他身体向前倾斜着，咬着牙，闭着 眼睛……不大一会，汗水顺了他的脸滴滴答答的掉在了地上， 我们知识青年都没有发言，我们只是站在社员们的背后看着这一罕见的场景。就在那一刻，阎栓全那双祈求、无奈的眼神深深的刻进了我的心。我相信，就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他一生下来就被别人蔑视、折磨。他和别的农民没有俩样，一样劳动，一样下地，他没干过任何坏事。而这一切唯一的理由就是他爹是富农。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戏场院，细想起来这已经是三十八年前的事了。我一点都没有犹豫的拒绝所有邀请我的人，和阎栓全一起向他们家走去。阎白则早已去世，阎栓全和小兄弟也早已搬到了河滩，和其它比较富裕的农民一样，盖起了新房。

走进院子，一排正房宽敞明亮，家具都是新的。房间里各种摆设一应俱全，和其他人一样，阎栓全也早已作了爷爷，孙子在地上跑来跑去。他向我们讲述了他们三兄弟的生活。我注意到在他的桌角上摆着一座佛龛，我还注意到，在他家的墙上, 挂着三副印制的治家格言。这些，大概就已经以最简要的方式代表了中国农村的文化。

那天下午，在兄弟三人的再三挽留下，我们在他们家，吃了糕，并且拍了照片。而阎家三个兄弟始终处在欢笑当中。那种笑，是发自内心的，我们的到来，带给了他们这样多的愉快， 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

我们玩笑的谈起了当年偷他家土豆的事情，阎家三兄弟听着也哈哈大笑了起来……我们为他的生活变化发自内心的高兴，哑巴还住在旧居，吃过糕以后，在他热情的邀请下，我们来到了村北头的旧居，就是我们住过的地方。空场上已经盖起了一排新的窑洞，家里盖起了新的小院，显得生机盎然。哑巴高兴的比划着，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生活。小孩来回跑着，院里充满了生气。

这时我突然明白，阎家三兄弟邀请我们为什么那样迫切，在他们的意识或潜意识之中大概会有这样一种心理，我们亲眼目睹了他们的不幸，当他们的生活富足、心情舒畅了以后，当他们得到了和村里人完全一样的待遇以后，就像我们曾经目睹了他们的不幸一样，他们同样希望我们目睹和分享他们的快乐， 他们要我们放心，因为我们是他们的亲人，这也许是他们几十年埋藏在心中的愿望，他们多想和别人一样，把“北京娃”当作亲人，今天，终于做到了。

我的房东——兰大

我曾经在兰大的窑洞里住了也有一年多，作为房东他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二十几年里，兰大在我脑海中永远是这样一个形象：高大魁梧的身躯，黑黑的刻满皱纹的脸，他站立的姿势永远是挺拔的，很多时候下地归来，他都会把工具,诸如：锹、镐、犁、箩筐之类交叉的扛在两个肩上阔步走来， 因为“支点”找的特别好，他也就相应显得非常挺拔，给人的印象“忒”农民。他目光永远是那样诚恳、真挚，和别的很多农民有一点点不同的是，兰大偶然会望着你突然幽默一句，引的你发笑。兰大特别能“受”，每日早起晚归，田间劳作。

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是一群调皮、捣蛋的浑小子，不管住进谁家都会和房东恶作剧一番，对兰大当然也不会放过，比如：会两三个人商量好，走进兰大的窑洞，甩着半生不熟的山西话和他夫妻二人聊天，兰大会向往常一样热情的招呼你上炕， 这时我们会有一个知青突然拿起兰大放在床上的烟叶笸箩转身就跑，而另外两个知青会上前一边拦住要追出去的兰大，一边 更加热情的聊天，等兰大腾出身来，那个拿烟笸箩的知青早已跑的无影无踪，这下抽旱烟的几个同学就会一个月不愁烟抽了， 并且分文不花。对此，兰大并不生气，但他依然会假做生气的喊上两声，当我们都以为他发火了的时候，兰大却憨厚的“呵 呵呵”的笑了。因为是房东一起相处的时间自然多，因此回到北京的二十多年中，只要知青聚会我们常常会谈起这个憨厚的山西汉子。

我曾经住过的兰大家的院子早已废弃，兰大全家搬到了河滩地的新村里边，旧的院子离戏场院不远，找了个机会，我从南边爬上去，来到了我们住过的兰大的旧居。

这里几乎是全村的最高点，也是一个特别适合眺望河川的地方，如今，也最早变得荒凉之极，院子里长满蒿草，窑洞变得残破，一副早已被人废弃的样子，站在那里你会觉得，这样的窑洞也许明天就倒塌了。

站在窑洞跟前我想起了很多在这里的生活。

我在兰大的窑里住了大概一年多。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一个闹鬼的故事，真是一件我至今不得其解的事。那时我们插队时间不长的一天，下工后不久大队召集全体社员开会，说是有事宣布。会开起来才知道，宣布的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的邻居， 兰大的姐夫大挂，因为偷了大队的高粱种子，被宣布批斗。老汉当时也就五十多岁，平时看起来很老实。不言不语的、永远穿一件磨得蹭亮的黑棉袄，有时碰到你会对你微笑，从而露出那满口残缺不全的牙。说他偷高粱，我们不很相信。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他是被人赃俱获的。就在他那破旧的黑棉祆里，老太太给他缝了一个口袋，于是他每天偷点高粱种子回家熬粥喝。 时间长了自然难免被人发现。面对事实，我们即使同情也感到无可辩解。唯一还可以成为理由的就是没吃的，可这个理由也说不出口，大家都没吃的啊！会散了我有点伤心，但也没话说。

第二天可怕的消息传来，老汉因为丢了面子，又没有解决办法自杀了。他是喝农药死的。于是在我们旁边的窑洞里，很快停了一口棺材。棺材上一盏长明灯使我们都感觉生活增加了一点恐怖。新奎窑洞里住了五个人，大家一起分摊了恐怖，日子才好过一点。然而麻烦又来了，那就是他婆姨，按照当地的习俗，每日得叫魂。“拿回来吧，回来吧！ ”凄惨的叫声常常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环绕。于是，由于调皮也由于无处发泄，当大栓婆姨喊回来吧的时候，不知谁会接着喊道：回不来了，回不来了，老太太有时会和我们吵起来。然而可怕的还在后边， 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们睡下以后，大概午夜时分，院子里常常会响起脚步声，那脚步声由于踩在麦秸上，而显得声音特别大， 特别恐怖。几次我们壮着胆子出来，却从不见人影。

大家商议，决心拆穿这个谜。于是在一个晚上，我们五个知青谁也没睡，都躺在窑洞里默默的等待鬼的到来。十二点一 过，大家互相提醒道：“哥几个都没睡吧？” “没有。”“快来了啊。”靠窗子的岁元早把手电筒准备好了。果然，比出工还准， 十二点一过，那沙沙的脚步声又如期而来。

岁元悄悄地爬起来打开最上边的小窗子，摁亮电筒，猛地照去。五个人一起挤在窗口向外望去。手电筒照向左边，大家什么也没看到，当然脚步声还在响着，岁元迅速照向右边，然而就在这一霎那，完好的手电筒突然灭了，窗外一片漆黑，脚步声依然在响着。大家全愣住了，随后，一束火光——五个人全看到了，不是个别人看到。一束火光冲天而起越过窑洞的窗子，飞逝而去。大家愣住了，并且愣了很久都没人讲话……

我们都接受的唯物主义教育，没人信这些，那个晚上大家商量好就是要解出这个谜，抓出捣乱的人。然而却留下了这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赶响工

那也是我们到上店不久的事。拴军爹死了，请了响工来办丧事，在咱们知青看来，这是彻头彻尾的封建迷信活动，属于四旧。尤其不能容忍的事，那些响工竟然当场吹奏东方红！并且赵薇还带了点心去参加，他可是村党支部副书记。

于是我们决定破四旧，撤掉响工。当天知识青年就出动了， 把那些响工轰走了！第二天全体知青被派到二十里地的山上背莜麦，我们走后响工照旧吹奏了一整天，等我们下工人家的仪式已经完成。

后来得知村里又要盖庙，位置就在当年砖窑那里。请知青去参加开光仪式。这次回村就是因为这个契机。在临行之前， 几个不去的知青委托我说：“一定要去看看兰大，看看他的眼睛怎么样了？”

一进村就有人告诉我，兰大的病比以前厉害了，并且前几天被车撞了，听到这话我赶紧去看他。2004年8月，我们回上店的那一次，因为行色匆忙，只在上店呆了不足一个小时，又因大雨倾盆我们只在有限的几家坐了坐，就匆匆离去，记得那次，我在雨中听到有人喊我，听到一个知青喊我，他指着一个新盖的房子说到：“这是兰大的家。”

此时，我已经知道目前兰大是村子里比较少的家境富裕的人，由于孩子包揽工程挣了一些钱，所以他在河滩地有两套新盖的住房。

我快步走过去，推门进到房间里，我又看到了兰大，还是那双平和真诚的眼睛，此刻充满了情感，他并不多说话，表示过欢迎的情感以后，他微微咳嗽着说：“我的眼睛不行了，老了， 快死了。”“别这样说，兰大，你的身体很好，可以活很多年！” 看着兰大那种手足无措、无望的样子，我心里有些难过，我安慰他说，并且继续问道：“生活怎么样？听说你不错呀！ ”“不错，盖了两套房子，孩子揽工挣的钱，光娶婆姨就花了将近二十万，可是有什么用啊！我不行了，我快死呀！ ”兰大的婆姨润兔也站在一旁，兴奋的、充满感情的挨个喊着我们的名字，不停地说话，不停地评价每一个人，比如说谁胖了、谁瘦 了、谁老了，此后还讲起一些往事，他的儿子则站在一边也像看到亲人一样，目光微笑着看着我们，当年我们住在他家的时候，他的儿子还是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孩子，因为嘴长得特别大， 我们玩笑的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大河马”。“大河马”也已经三十多岁，长的真是人高马大，满脸黑黑的胡子，一双真诚的 眼睛，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农村壮汉，在他的旁边站着一 个五六岁的男孩，宽宽的脑门儿，大大的嘴，颇有“大河马”当年的风采，不用问就知道这一定是“小河马”。

村里的农民大多如此，他们不会像城里人那样有逻辑、有顺序的接待你，和你聊天，而是一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他心里认为最重要的话，他要马上告诉你，话语往往比较简短，但那实实在在是一种浓缩的情感，发自内心的话语。当我回到北京想起这些话的时候，我才更多的理解他们， 他们真的把你当做亲人了，只有见了多年不见的亲人他们才会这样。

成栓婆姨

后来，我较多的开始往返上店，也比前些年更多的开始想念这个小小的村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其中让我特别动心的是两个老年人说的话。

一个是我见到原来的副业队长李成拴的婆姨的时候，她久久的拉着我的手不放，嘴里边反复地说到：“下次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再来，我已经快八十了，再来，估计你们就看不到我了，这辈子我永远也看不到你们了。”她的语调是那种农村老太太默默叨念的语调，话语中充满遗憾，她仿佛像是对你说，又仿佛像是自言自语，她无所谓对谁说，她只是想把心情释放出来。我这样想。和她以同样语调、同样情感说了一句我难以忘怀的话是兔明娘：“真的把你们当作亲人了，走的时候舍不得你们走，在的时候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要追着你们看，真的是把你们当作亲人了。”就是在这种时刻，我的心中会荡漾 起一种情感，那是很多年都不曾有过的感觉：在山西，在这个深山老林里，在这个贫瘠、荒僻的山村里我有一个家，我有一群亲人，虽然这里没有一个人和我有血统关系，虽然我们远隔千里、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是他们会经常惦记我、想念我，即使我几十年不回来，他们都不会忘记我。

多年来，我为我曾经无端的被一种力量催动，而走进这块陌生的、与我本无关系的土地而痛苦、而遗憾，我甚至为自己在这个村子里呆的比任何一个知青时间更长而遗憾，同时，我一直认为，我的这种遗憾是有道理的。但是，眼下这一刻却不是这样，也许我感受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我为生命中能认识这样一群人，为这样一个小山村和我息息相关而感到愉快。

秀英家窑洞

第二天下午，戏场院里的人不是很多，我躲开那里的喧闹, 独自一个人悄悄地来到秀英家窑洞的沟里。我没有喊其他人， 是因为我不希望有别人在身边，别人的询问或者闲聊，会打扰我静静的品味那眼窑洞，寻找那过去的一点一滴的痕迹的心境。 那沟里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几家主要的住户（比如栋则）都已搬到河滩地上。

我一步一驱的爬上那陡峭的山坡小路。我觉得我老了当年一天担几回水走过的狭窄的山路，今天单身去爬也已经变得有点气喘和艰难。站在窑洞前，我再一次被眼前残败的窑洞所震撼！我不理解，岁月的风尘怎么可能居然把它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相信这是一种难得体会的情景，站在30多年前，长满蒿草的旧居前，看着那被风吹雨打、破旧得一塌糊涂的窑洞，想一想当年这里居然是你的家，是你每天必归的地方，是你遮风避雨的场所。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它，你才无奈的在这个偏僻山村呆了多少年，而不至于心里没着没落！

窑洞已经完全变成一个随时可能塌陷的土洞了，那种残破程度、荒凉程度，使我至今都很难相信我在这里曾经住过差不多三年。当年我喜欢这眼窑洞，觉得它冬暖夏凉，幽静而舒适， 其情感远远超过了我现在对我郊区带温泉的近两百多平米的房子的喜爱。眼前的这眼窑洞，窗纸早已被风刮跑，窗棂早已破烂，大门斑驳的一塌糊涂，隔窗望去，窑洞里尘土堆积很厚，那块我当年不习惯热炕而找来睡了几年的门板还静悄悄的躺在土坑上……

我开始向沟的深处走去，两边的黄土山静静的屹立，沟里显得十分的冷寂，没有一点声响，过分的冷寂使我觉得我暂时 的与外界隔离了，周围的一切也仿佛凝固住了，正是因为如此， 这里倒产生了一种神圣的感觉。仿佛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

走到沟口的时候，我已经站在秀英家窑洞的对面的山坡上，而此刻的秀英家窑洞正沐浴在即将收去的一线夕阳之中， 原本土色的窑洞变得金黄，倒塌的院墙在夕阳下明暗相间，院子里棕黑色的荆棘杂草，配上那半人高的蒿草……，给这昔日的农家小院，涂抹了一层带有庄严历史感的尊贵。眼前的一切， 仿佛是艺术家的泥塑，也是一幅说不清风格的、或者说风格混 杂的黄土的画卷。我没有立刻下山，而是坐下来，就坐在窑洞对面的土坡上，享受着往事慢慢淹没心灵的快乐……

玉维、福维、秀英

秀英的这个院子是三眼窑洞，我们住了西边一眼，中间是秀英和他丈夫玉维住的，再往东的一眼是堆放废弃物的。玉维是我们的房东，他是个油漆匠，也是个残疾人——罗锅子，据说因为从小身体不好，而平日沉默寡言，见了生人也只会谦和的微笑，说他是油漆匠，但是在这个窑洞住了三年多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他油过什么东西，他很少工作，比较多的时间是坐在山坡上晒太阳，而我们这个窑洞院子上边则是他哥哥福维，福维当时已经七十岁，是村子里的贫协主席，当地的口音把贫协发音为“皮鞋”，因此我们常常戏称他为“老皮孩”。

刚刚到村里的时候，“老皮孩”给我们作过忆苦思甜报告，曾引起知青的广泛不满。因为“老皮孩”讲到日本人在的时候进城必须经受检查。而你只要给日本人鞠躬，他就会比较容易的放你进城。因此，“老皮孩”每次进城都靠“更多、更深的鞠躬”得以放行。讲述时，“老皮孩”还为自己的有效的做法颇为得意，但知青却认为“老皮孩”毫无中国人的尊严，简直就是汉奸，本来就不愿意听忆苦思甜的知识青年们正好借此理由扬长散去，把“老皮孩”晾了个正着。“老皮孩”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在我们来山西之前已经参军，据说在北京当兵，而且做了很大的官，据说是参谋长之类，小儿子则在村里劳动，还有一个女儿刚刚十几岁，从他的院子不难看出，福维的生活比玉维的要好。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提，那就是秀英。秀英的身世扑朔迷离，在上店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我在上店的最后两年就是住在秀英家窑洞里，那时我更多的时间是在写作，但我至今还清晰的记得玉维家的风箱声，每当秀英下工后拉起风箱准备烧水的时候，正是我饥肠如鼓的时候，我立马会跳下炕，拿起一卷从北京带来的挂面来到秀英家, 将挂面下到这刚刚开的水里，煮熟后再回到窑洞中，拿出从北京带来的炸酱，来一顿地道的北京炸酱面。很长一段时间北京 炸酱面成了我每天的晚饭，正是在那一段时间我吃挂面吃绿了眼睛，以至于后来的三十多年我都不仅不能吃挂面，而且不能看到挂面，看到挂面就反胃、就眼球发绿，总之挂面让我吃伤了。也是在那眼窑洞中我不断写作，甚至冬天披着棉被写作,，那一段是我值得一提的“奋斗史”中的一段。还是在那眼窑洞里，我确实和“贫下中农相结合”了，因为村子里已经没有北京人，我只能和农民混在一起，我别无选择。

白天，那些农村小伙儿会帮我干一些体力活，晚上，栋则会和他们一起来到我的窑洞来玩，和我“拍侃”，我记得，那是我说山西话最好、也是最多的时候，我会用山西话给他们讲述评书，比如隋唐演义，比如三国演义，他们听得滋滋有味，不亦乐乎。山西话至今是我的第二语言。

“老皮孩”当然早已去世，玉维死的更早，而玉维死后秀英则去向不明，有人说她回太原了，也有人说她又嫁到一个深山里去了。总之，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就像她神秘的来一样，她神秘的去了。村里人谈起她的时候，没人有任何消息，只是说：“也不知还活着没有，估计是没了。因为活着也差不多快 八十岁了。”

老曾海

那是一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只记得那天的太阳特别温暖。我一个人在窑洞里写作，突然窑洞外传来一阵悲切动人的哭声。那是一种只要一传到你的耳朵里，不用问起原委，你的心就会立刻被感染，立刻和哭声一起悲哀的声音。我连忙放下笔，跑出窑洞……哭声是从窑洞顶上传来的。我仰头望去，窑洞顶上，在和现在一样的瓦蓝瓦蓝的天空的衬托下，我看到悲痛欲绝、放声痛哭的二小子。二小子那一年大概十七八岁，像所有农村小伙子一样，他健壮，肌肉发达，浑身上下永远散发着汗味、充满着劳动的活力。二小子是曾海的儿子。而曾海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个老贫农、老革命。

我惊讶得看着二小子，不知发生什么事情。“二小子，怎地了？ ”我高声喊道。二小子对我毫不顾忌，依然痛哭。“他哭他爹呢。”我回过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秀英站在我的身边。“他爹？”我顿时大惑不解，“曾海怎么了？ ”“唉，”秀英长叹一声，“没吃的了，老曾海下太原讨吃去了！”“什么？”我的心头为之一震，曾海去要饭去了？老党员，老革命，老贫农赵曾海居然去要饭了？那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真的？”我瞪大了眼睛问秀英。“你看。”秀英指着远处说道。顺着秀英指的方向我看去，河滩地被太阳照得发出刺眼的反光，不远的公路上，老曾海穿着他那露着棉絮的破棉祆，拿着打狗棍子，亦步亦趋的走在山路上……我的心紧缩了，心口似乎有些隐隐作痛，我半天没有讲话，二小子的哭声似乎也突然变得遥远……那一天，我全天没有写下东西，晚饭也没吃，一直到深夜，我都没有闭上眼睛。在这以后的很多年了，二小子的哭声经常在我的耳际响起……一直到半夜我起床撕掉了我写的稿子，然后一直坐到天亮。上次回村我没有看到二小子，老曾海当然已经去世。我打听二小子的处境，栋则对我说：“一般，但比过去真的好多了。至少大米白面不愁了”说完他轻轻地笑了。我看得出来，虽然他语气轻轻，但却包含着巨大的如释重负！

是啊，乡下人，为吃饱大米白面，奋斗了多少年啊！

昨天下午，我在戏场院听戏的时候，突然跑过来一个人, 拉住我的手，亲热的拍着我的肩膀问到：“还认识我吗？”

看着那熟悉的面孔，我真的一时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他笑呵呵的对我说：“我是二小子啊！ ”我惊讶了，站在我对面的居然是二小子，他的样子其实变化不大，但是留起了胡子，所以也显得老成了很多。“你爹呢？”虽然我已经知道曾海去世， 但我仍关心的问到。“死了！”二小子笑呵呵地说。我们聊了一阵，他走了，身影渐渐远去。“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那一次他的哭声。”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想。

石窑院的故事

石窑院是当年建在村子正中的，一个由十几眼石窑组成的院子，所谓石窑就是用石头垒起的窑洞，它主要区别于土窑， 而土窑是依山而建，挖出来的。石窑院是给我们知识青年盖的, 准备让我们扎根落户的窑洞，盖好后我们住了几眼，另几眼则是借给了公社，那是刚刚成立不久的以上店旁边的村子命名的 公社——西坡崖公社。窑洞是盖给知青住的，也是我们知青参加盖的，因此显得特别有意义，而盖窑洞用的钱也是知青的安家费，我参加了盖窑洞并且对那段生活记忆尤深，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有几件事情。

第一件小事情，是我在农村参加的劳动大多不用“早动弹”，“早动弹”就是出早工的意思，而按照规定参加盖石窑的人都要“早动弹”，早起对于睡惯懒觉的我来说，一直是很艰难的事。但那一段为了工分只好早起，于是连续很多天我都在享受清晨四、五点山沟里的空气，那空气在夏日里显得分外清凉，同时在品尝着每天早起后肚子咕咕叫着去参加劳动的感觉。 那滋味的确很不舒服，可以说在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变得有些习惯，但早餐也同时变得吃得数量成倍增加。

另一件小事也是和早起相关的，就是农民知道我喜欢睡懒觉，在出工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大队开会宣布出早工的名单的时候，有好几次居然漏掉了我，因为负责记工分的马队长， 知道我喜欢睡懒觉，就主观的认为我没有出工，因此，就没有在我名字下面打勾。

我感到委屈，于是向马队长抗争，工分被补上了但是为了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我想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办法。那就是每天“早动弹”的时候先跟马队长开个玩笑，僻如，打一下他的光头，或者藏起他的帽子久久不肯拿出来，让他四处寻找， 这样在他的头脑中就加深了我出工的印象，这招果然管用，从 此果然我不碰遗漏了。

第三件事就是扛石头，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把石头扛到坡上去，丢在窑口旁边，按照山西农村的流行做法，一个人最大可以抱起多大石头，我们就会扛多大石头。而两个人抬起的, 是肯定不会有人去扛的，而且是可以名正言顺的拒绝的，我那时年轻当然也气盛，常和别人打赌，说我可以扛起四个人抬起的石头，四个人抬起的石头两百多斤，一般的来说是一米高， 三尺宽的青石块，众人当然不服，于是四个人把石头抬起，我 则钻进去扛起了青石块，开始上坡，向窑口走去，马队长看到了他从很远的地方奔跑过来，一边跑，一边喊到：“快丢下 ，快丢下！要把腰压坏了，快丢下。”我听了他的劝告，一闪身把石头丢在地上。

后来，我们在石窑院住了很久。记得到一九七三年的时候， 知青点上的生活已经作鸟兽散，一起来插队的同学调回去的调回去，暂住北京的暂住北京。那一年冬天，石窑里搭起三块门板，我和李其明、陈纪林在那里度过了整整的一个冬天，那个冬天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不吃早饭，中午进城到饭馆里吃上一顿较丰盛的午餐一不过是杂烩菜和过油肉，晚上则开始打扑克，没有人再提吃晚饭的事，谁先饿了谁会在取暖的灶边，放上小米和水熬上一碗粥，大家分头喝了就算晚饭了，每日如此，周而复始，直到陈纪林考上了北京医学院离开了上店为止。

如今的陈纪林已经是复外医院心血管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博士生导师，最多的时候同时带过七个研究生，是全国名列前茅的专家，在国际上也享有声誉，我们都很忙，每次大家在一起小聚，互通情报，也会重新提起山西的那个每天晚上泡一碗小米粥的冬天。

郭玉楼

提起石窑院我还会很自然想起一个人，那就是郭玉楼，郭玉楼是个三八年老干部，因为是西坡崖公社的书记所以和我们为邻，抗战时期，他始终在八路军文工团工作，因此，他的很多战友在北京文艺部工作而且都是名人，他在公社做书记之前也是在地区的北路梆子剧团做书记，因此我们很谈的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郭玉楼喝酒，那是多年来我在酒桌上很少见到的一种风度，不管是喝任何酒他只要到来，总是要先斟满三杯，一一喝下，既不用人劝，也不就菜，三杯酒下肚以后喊一声：“真是好酒！ ”，然后再去聊天。然后等炒菜上桌，再开始和大家继续喝酒，我至今喝酒还有郭玉楼的这种风格特点，当然， 因为酒量不济，所以很少表现。

大概是一九七三年，我被推荐到忻州地区参加戏剧创作会，郭玉楼还替我给有关人员写信，对我大加赞扬，大力推荐,让我终生难忘。事实上，我也正是从那个戏剧创作会开始发表作品，开始起步，一直到今天。郭玉楼爱哼小曲，民间小调哼的悠扬动人，“五哥放羊”常挂嘴边，更是哼的有滋有味，他只要来到知青的窑洞里就会响起一片温馨的笑声，后来听说他调回老家定襄县，九零年我路过定襄还曾去看他，那时他已经偏瘫卧床，看到我的到来他非常高兴，我们谈了一个下午。再过几年，不记得是哪次回山西了，曾经向几个朋友问起郭玉楼的现状才知道他已经去世多年，但是郭玉楼笑呵呵的样子将和石窑院一起储藏在我的记忆中……如今的石窑院已经变化很大，四周盖起了很多小房，从外边已经看不到整齐排列的十几眼窑洞，以至于我上两次回到上店，从那一带走过，甚至走进院子里边，居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当年扛石头盖起的那排石窑。

赵玉栓

刚刚走进村，人群中有一双眼睛像电光一样四下里搜索。 “葆齐吧？ ”一个中年人笑笑呵呵的走过来。这是谁？我一时居然没有认出来。“我是怀子啊。”看着我疑惑的样子，他自我介绍到。“怀子？”我的脑际突然闪过一个大概十岁左右的孩子，从山坡上跑下来，嘴里喊着：“恩人，恩人！ ”然后拉着我的手，使劲往家里拽。这是三十一年前的一个场景。是的， 我看出来了，是怀子，眼前这个满脸皱纹的中年人，就是那个从山坡上跑下来的孩子——赵怀子！ “怀子，你都这么大了？” 真的是岁月沧桑，我心里想到。“是啊，我都当爷爷了。”这时我才看到他膝下一个男孩抱着他的腿，忽闪着大眼睛羞涩的看着我。

随后的一整天，怀子始终陪伴着我们，好像我们是他专门请来的客人一样。这中间，他不止一次的对我们说：“去饭店, 我要请你们吃饭。”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当然一次又一次的婉言拒绝了。“你们来了一趟，不请你们吃顿饭怎么行呢？ ”几次遭拒以后，怀子动情地说，“你们救过我爸，是我们家的恩人，难得来一次不吃一顿饭怎么行呢？ ”“嗨，那都是过去的事 了，已经三十多年了，你还记得？ ”“当然，人总要有点良心啊， 对不对。你们救了我爹，现在我爹不在了，我做儿子的，当然要替他来做这件事。”说着怀子的眼圈有点红了。

我理解他的感情。虽然我没有想到时过三十多年他还会记得这件事，并且把报答的任务主动留给自己。我感觉到了一种心情，朴素而真挚的心情。

怀子的爹叫赵玉栓，当时是上店的村支书。大概是七三年， 村子的知青，邀请他来北京看看。本来他来北京，在我们上店的知青中非议很多。有不少人认为，赵玉范作为村支书，对我们并不好，没必要也没心思招待他。因此表现冷淡。然而他来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下火车没多久，他住在陈纪林家，我们 几个人去看他，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他没有初来伟大首都的正常兴奋，却显得无精打采。而且一起吃晚饭的时候，他吃的也很少，谈话中从不兴致勃勃问及北京的风光，而是话说得很少。晚饭后他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主动坐在床上，并且身体逐渐倚在墙上了，我感到奇怪，“你怎么了，玉栓？”我问道，“没 事。”他回答道。谈话继续，但没多久我却发现，他的身体已经不能支撑。我走向前去，用手一摸他的额头，啊，滚烫—— 他发烧了！原来初次旅行的赵玉栓，在火车上着了凉，感冒了。 我和纪林一商量，决定立马把他送到医院。来到北京第六医院的时候已是晚上10点，赵玉栓发烧也随着时间上升，已经39度多，他早已没有了说话的力气，昏昏沉沉的坐在急诊室门前。

“怀疑是肺炎，他应该立刻住院，否则有生命危险！ ”医生一脸庄严，“赶快交钱去吧。”

我和纪林傻了，谁有钱啊？“我去找我妈！ ”纪林的妈妈是市卫生局的领导，看有没有办法。

纪林走了，我和其他人，也没闲着，连忙展开攻势。“大夫， 这可是山西的，他哪有钱？” “没钱住什么院？”医生面容极为冷淡，毫不理睐我们，继续忙他的事。“大夫，”我掏出烟，“您来一根。”

“小伙子，”医生说，“这可是医院。你来这套，有什么用？ 一根烟多少钱，住院多少钱？ ”这大夫头脑清楚。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杀手锏：“大夫，你知道他是什么成分吗？他可是贫农，三代贫农，正宗的，原汁原味的。”

“这……”看得出来，他有点迟疑了，看来杀手锏顶用。 那年头谁也不愿惹麻烦，把贫下中农推出门外，这典型的修正主义啊！

“大夫，您看……”我心中暗暗有一点得意。“贫下中农咱断然不能见死不救，可这事我做不了主啊。”“那你给领导反映反映？” “好吧。”他答应了，而且立刻站起身准备去反映。 “谢谢。”我怕他反悔，忙把话跟上。

医生走了，我舒了一口气。但很快他就回来了。

“没辙，领导说了，得向上请示。”我又傻了。

正在这时，他桌上的电话响了。“我是，好，好，明白了。” 没说几句他就挂上电话，“去。”

迅速开了单子便说：“先住下吧，到住院处办手续。”我又傻了，“怎么……”“这年头领导变得好快！ ”就这样玉栓莫名其妙的住下了。后来才知道是市卫生局来了电话，同意先住下。 看来是陈纪林他妈起作用了！

随后，上店知青谁也没坐视不问，都来探问，甚至分工轮流值班。就这样，赵玉栓终于在半个月后，从死亡的边缘走了回来！

出院的时候，没钱又成了问题的关键。医院要求他写出还款计划。于是赵玉栓写了。包括回家后计划卖掉自己的拖拉机还款。这样医院才放他出院。天知道，他家除了一张破炕席， 几乎一无所有。这个真正的无产者，真正的深山里的农民，他怎么可能还款？不管怎么说，他总算顺利出院。随后大家又轮流请他吃饭，带他去看北京的风景，一直到送他返回山西。

记得过了几个月，我回到村时，一进村口，他全家都跑出来迎接我，嘴里不断地喊着：“恩人，恩人！”而第一个跑出来的，就是大概十岁的怀子。三十多年了，我已经把往事忘却了，眼前的怀子，却依然记得往日北京人的恩德，这也让我非常激动，也许我们如今的社会，知恩图报的中华传统美德被遗 忘的太多了。但我知道，农民包括我们当过几年农民的中国知青都不会忘记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们，我知道在内心深处，我会常常说：农民，我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