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返程的列车

在那个沸腾的年代，一段时期北京站曾成为热点，锣鼓喧天、彩旗招展，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着刺耳的口号和歌曲，已记不得当时在唱些什么、说些什么。但我清楚的记得那是在1968年12月9日的下午4时，正是在此种狂热的气氛中自己被欢送上了开往山西的知青专列。

同行者都是老三届初、高中学生，有的是为了实现理想去炼革命的红心；有的是被说服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我个人而言既没有被分配，也没有被说服，更不是头脑发热，纯属自愿。动机很简单，当时父亲被黑而扣发了工资，母亲没有工作，因此家庭生活拮据。自认为已经是男子汉的我，自信即使不能挣钱养家，出去混口饭吃也可减轻家庭负担，仅此而已。

上了一趟车就是同路人，一路上同学们聊天、下棋、打扑克都很兴奋，离别的伤感很快淡去，像出笼的小鸟感受着自由。有人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可以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也有人说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讲述了如何将生产过剩的牛奶倒入大海而缓解经济危机；而当时积累了那么多的老三届既无学可上又无工可做，总不能放在社会上终日游荡，这些专列究竟是要开往广阔天地还是汪洋大海不得而知。至于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去干什么，生活如何，将来怎样，懒得去想也想象不出来，正所谓：“无知者无畏”。

（二）

我们的落户点是山西省静乐县静游公社河岔大队，距静乐县城以南45华里，是一个只有五百余人的小山村。这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背靠黄土高坡，汾河与岚河在此交汇，故得名河岔村。与穷山恶水相比这里自然条件相对较好，这要感谢静乐县领导的善意关照，他们精心挑选了条件好的村庄来安置我们。

经历了长途跋涉的艰辛和从繁华都市到偏壤山村的巨大落差，逐渐淡去了环境变化带来的新鲜感和兴奋情绪，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开始新的生活。到村中的第一餐开饭了，我们学着老乡的样子盘腿坐在土炕上，端起各自的搪瓷碗（老乡用的是粗瓷海碗），望着整桶的白面条等待着炸酱或打卤之类，村长看出了我们的困惑，指着小炕桌上的一碟盐（粗盐磨细)、一碗醋（老乡家制）和一小碟用热麻油浇过的葱花，为我们做了示范。不知是确实饿了还是其独特的口味，那顿面条吃的我们终身难忘，尤其是知道了白面在当地何等金贵以后。当地村民每年每人只能分小麦十余斤，基本用于过年、过节和待客（贵宾）。当时当地的情况是：够不够三百六（360斤毛粮)、大灾大米（国家救济)、小灾小米（省内救济)、没灾玉米（自产)。而我们则享受着特殊待遇：每年528斤口粮。

从此，半山腰的那孔旧窑洞成了我们的栖身之所；一盘大土炕承担了起居室、餐厅、书房、卧室的所有功能；做饭的工序是从碾米、磨面开始；吃水要到山脚下去担（由五人接力回来后洒得仅剩一半）;村中尚未通电靠煤油灯照明。劳动（当地人叫受苦）是从挖坑、立电线杆开始到开山炸石、打井烧砖、伐树盖房。一年后我们住进了村里为我们建的瓦房，质量在村中属于好房，其中有县村领导的关心，也融入了我们劳动的汗水。

我们的住房和村大队、学校建在一起，是村里的政治、文化中心，劳动之余村里的活跃人物常聚于此。我们和老乡相处关系融洽，村里姓段者居多，家族特征明显，这里民风淳朴、百姓善良。村干部对我们关照有加，从未有要教育我们的姿态和对外乡人的淡漠，安排活也尊重我们的意愿，强调让我们量力而为。记得有一次我们男知青之间闹别扭，所谓“三个和尚没水吃”，守着成袋的粮食挨饿，大家安静地躺在炕上看书、睡觉，暗中较劲拼耐受力，没有争吵更没人提做饭的事。僵持中村书记、主任、会计、民兵连长都来了，没有一句批评教育劝解，他们有人扛起粮食去磨面，有的拿起水桶去担水，有的去灶前烧火……或许在他们眼中我们还只是孩子。

（三）

河岔村共有北京知青13人，5男8女，来自同一学校（国子监中学），由于我校是男女生分班，在村里又是分灶吃饭，干活也不在一起，没有矛盾也没有深交，两三年后就陆续各奔东西了，有的已失去联系。在河岔村的时光留给我许多美好的记忆，客观的讲我们有意无意间为山村带去了外面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当地百姓的淳朴善良又教会了我们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和吃苦耐劳的生存能力。回想起来备感温馨，见到插队的同学也格外亲切，插队时间虽然短暂却使我们终身受益。记得在课本上学过庄子的《涸辙之鲋》，此典故曾引我联想：当时知青的冏境有如困在车辙中的小小鲋鱼，没有等来理想主义宣传中的西江之水，也没有出现在枯鱼之肆，却是当地老乡的升斗之水让我们摆脱困境，去寻觅自己的道路，而返城没有专列。

回城后自己是工薪阶层，无钱无权没能对村里和老乡有所回馈，而静乐县政府还曾在京组织插队知青聚会，使我为之汗颜。

值此纪念插队45周年之际，仅以此文表示对静乐县河岔村的领导和乡亲们以及一起走过那段历程的同学们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