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的四个第一次

穆鼎

1968年12月9日，我踏上了自己独立生活的征程，和两百多名同我一样的先锋（分别来自北京河北北京中学和国子监中学）一起出发，奔向我的第二故乡——山西省静乐县，插队落户。我们二十个同学被分到了城关公社风沟大队，成了真正的农民。离开家时，除了生活必需品，我还带了几本我没舍得扔掉的课本，比如英语、解析几何（这本书在学校没有讲完）。此外，我还带上了大串联时收集的传单和毛主席纪念章。

现在想来，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运动，其成因可能很复杂，但很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当时经过了三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袖开始考虑一些现实的问题。自从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布通告，所有各级学校 (小学、中学、大学）停止招生，学生就地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积压在原来学校，无法毕业、升学、工作的青少年，应该数以千万计吧。那时，城市里的各种单位、厂矿，虽然减员，也容纳不了这么大量的年轻人。更何况这些青年学生,尤其是初中以上的学生，他们是伟大领袖亲手训练出来的红卫兵战士，大部分敢想敢干敢冲锋。这部分人停留在城市里，是极大的不安定因素。农村这个广阔天地自然是最好的集散地。于是，我们这些无所畏惧的小将们，就像卡在喉咙里的浓痰一 样，被吐到了社会大水桶的最底层。

在静乐县生活的十年（1968-1978)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其中有几件事，印象极深。

进村以后，知青们都是几个人住在一起（下去之前已经分好小组），我同另外四个同班（河北北京中学高三甲班）同学住在一间窑洞里。那时，除了每天干农活儿，还很好奇：老乡的家是什么样子？

于是，经常找各种理由去老乡家的窑洞或平房坐一会儿，看一看。没想到，这些不经意的串门，给了我很大的刺激，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真正的贫穷。记得到村里不久，一次下工以后，去了一个叫宋炳奎的社员家。他是队里的壮劳力，妻子早亡，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父女俩只有一眼窑洞。刚走进他的窑洞，我以为是没人住的废窑。炕上铺着一张烧掉了三分之一的席子（应该是冬天烧的火炕太热，把席子烤糊了），靠墙角儿放了一床很旧的棉被和一件大而破旧的老羊皮袄，这显然是父女俩的全部铺盖。这位一队（风沟大队分成三个生产队）有名的壮劳力，全年的主力衣服就是一套黑色的 棉袄棉裤，每年5月中下旬，将棉祆棉裤里的棉芯掏出来晾晒，把外面的皮拿到汾河边洗净、晾干，再缝好，这就是夏天的衣服；到了9月底10月初，将这套单衣拆开，把春天晒好的棉芯缝人其中，穿棉的季节从此开始，直至第二年5月份。炳奎家闺女的状况和他基本相同。从他家走出来，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劳动人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活在伟大祖国的怀抱里，境况尚且如此，那世界上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他们的生活该是什么样的？后来我才知道，像炳奎这样的情况，村里并非一两家。

传统的农业劳动方式确实很辛苦，但只要坚持干，假以时日，还是可以适应的。一年以后，我很快评到了十分，这意味着我已成了生产队的全劳力，虽然这里面有一点照顾知青的味道。然而，最大的问题不是劳动，而是吃饭。一群初次离家的学生凑在一起，基本不会做饭，而知青又是自己开伙，粮食也不怎么够吃（一群莽撞青年，经常会因吃饭这个基本生活问题产生矛盾)。于是，我第一次尝到了饥饿的滋味。有一次，大约晚饭后两个多小时，天已经黑了，窑洞里好像就我一个人，肚子开始咕咕叫，过了一会儿，嘴里开始泛酸水，但身边找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这种感觉在三年困难时期都没有过。我灵机一动，来到了生产队的饲养棚（那时，大牲畜都是集体财产，生产队集中饲养，集中管理，集中使用)。饲养员大爷正在准备牲口饲料：干草加一些煮过的高粱、黑豆，搅拌均勻，这对 于驴、马、骡子来说，自然是上好的“饭菜”。而此时，这筐草料对我和那头大黑骡子差不多有着相同的诱惑力。我立即满怀热情地上前同老大爷打招呼，然后开始坐下来拉家常，一面东拉西扯（可能自己也不知所云），一面将草料中的黑豆挑出来，不停地扔进嘴里，真香啊！现在想起来，那黑豆皮其实有一点苦涩。

1969年冬天，风沟大队分红，我拿到了77块钱，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挣到钱，我有一种兴奋的感觉，甚至感到有一点神圣的味道，我可以开始逐步摆脱依靠父母养活的状况，为家里做点贡献了。当时我父亲因历史问题而遭批斗，工资也停发了，全家只能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和少量来自哥哥（大哥 在化工部工作）的接济生活，而家中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估计我的经济状况在静乐县的知青当中属于中等偏下吧。拿到钱以后，我立刻进县城（风沟村距县城只有3华里），吃了两碗刀削面，买了一把铝制梳子（我迄今一直在用它）和一双劣质翻毛皮鞋。我买这双皮鞋主要是因为当时大队正在开山取石， 在平地圈窑洞。我每天都要进山，参加这项“破坏”环境的活动，打眼儿、放炮、拉石头。穿上这双皮鞋，踩在石渣上，脚就不会扎的太疼。

仔细想一想，自己现在的收入虽不算颇丰，也还说得过去， 但不管收入多少钱，再也没有出现过1969年冬天的那种感觉了。所有的知青都在一边劳动，一边寻找机会，力争早点儿离开农村，哪怕就是到县城里干个什么工作也行啊。1972年，我终于离开风沟大队，到筹建中的静乐县化肥厂工作。由于是筹建阶段，厂区每日主要是铺道路，盖厂房，修弓冰工程等。我是工地广播员，每天朗读报纸文章，为工地上的人们鼓劲。不广播时，就到室外参加劳动，操作混凝土搅拌机、搬砖、搬运钢筋等等。当年冬季，化肥厂招进了第一批工人，大约四五十人， 由高永林厂长带队，直接拉到江苏海安化肥厂进行培训。

这批工人在当时应该算是素质高的，大约有一半以上是高中生（是否毕业不好说，因为是文革期间）。进厂第一阶段工作是理论学习，由海安化肥厂的技术人员将小化肥厂（年产3000吨合成氨）的工艺流程及其原理，为我们逐个工段进行讲解，包括反应原理、工艺条件、操作步骤、主要设备，安全规 程等等。这些对于我这个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自然并不困难, 有时老师还没写出来，我就先把反应原理写到笔记本上了。有时老师讲完了，很多人不太明白，我就给他们再解释一下。培训队里有个小姑娘，敬x x，总是喜欢和我聊天，逐渐吸引了我的注意。这小姑娘偏瘦，显得很文弱，说话声音很好听，好 像是属羊的。她是四川人，家在太原，父亲原是山西省公路设 计院的工程师，作为插队干部（这也是那个时期特有的人群，由于各种理由，被直接赶出太原，到偏远地区工作，甚至有直接把家落到村里的），被安排到静乐县公交局工作。我开始喜欢上这个瘦弱的女孩儿了，有时会主动接近她，和她聊天。培训结束，回到厂里，接触越来越多了，大约到了 1974年，我真觉得有些爱上她了（其实那时还很懵懂，不大懂得真正的爱情），这应该是我的第一次恋爱吧。她自然也很善解人意，于是暗地里通知了自己的父亲，要父亲来化肥厂看一下这个候选 女婿，看是否中意，这也是那个年代比较正规的作法，尤其是女孩儿。如果是现在，大概事情就简单多了。我那时已经对烹调产生了兴趣，工作之余，常常看菜谱，练习炒菜，能做几个不错的普通菜。那一天，她告诉我，父亲要来厂里看她，到时一起聊聊。我自然明白其中的含义，于是抓紧备料，买菜买肉， 准备一显身手。那时虽然挣钱很少，但东西也便宜，准备三五个人的菜，还是能做到的。我已记不清都做了些什么菜，但有一个菜我记得很清楚——麻婆豆腐，我是按照中国名菜谱节选上介绍的麻婆豆腐，一步一步做成的，现在想起来，远比很多普通餐馆里的麻婆豆腐要正宗得多。吃过饭，我便借故离开了，让他们父女去交流吧。

第二天，我听到了完全意外的宣判，此事无成功的可能。她父亲认为，知青在当地既无根基，又无地位，前途一片渺茫，将来只有吃亏的份儿。我听后只能长叹一声，就此作罢。当时，我确实不知道自己前途如何！我绝无理由怨恨她的父亲，他当然应该替自己的女儿着想。而我则从此下定决心，还是先离开静乐，再作打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