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在静乐

张伟民

（一）

1968年，我们河北北京中学也和社会一样经历文化大革命狂热后，逐渐平静下来，复课闹革命成了学校的主题。在上级的安排下，学校从1967年初开始，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先后给好几批的同学分配了工作，主要去东北农场、云南农场、内蒙古农村插队，还有极少部分学生留在北京进了工厂。

经过几次分配，在校的同学越来越少了，学校为了便于管理把原来的高三和初三的8个班，合成老高三和老初三两个新班。1968年11月去山西插队开始了，学校经过10天的内外结合，大力动员，当时老高三和老初三两个班，全部都报名去山西插队。68个同学都按照计划，注销了自己北京的城市户口和粮食关系，同时把户口迁入了山西静乐县，成了当地农业户口。

1968年12月9日下午4点零8分，在北京火车站，我和同学坐上去山西的火车，被分在山西静乐县。火车开了 16个小时，我们在山西忻县下火车后，分别坐上几辆解放牌卡车。卡车上没有座位，我们在车厢里一直都是站着。从忻县到静乐县有88公里的公路，一半多为山路，其中有一段叫十八盘的，崎岖陡峭，平均几十米的距离就有一个急转弯，上坡时，由于坡又长又陡再加上急转弯，尽管司机加大油门，速度还没有人步行快， 卡车艰难的开到了山顶后，就开始下坡，它飞快而行，路边风景一掠而过。望着眼前惊险的路，当时真叫我们有些吃惊。如果现在是88公里的平坦高速公路，坐公交车，40余分钟即可到达，又快又舒服。可是当时静乐县用的是最好的卡车和司机， 还用了4个多小时，一路颠簸，才到静乐县城。两天后，同学们互相挥手告别，分赴静乐县不同的地方。静乐县是有名的贫困县，时间过去几十年，现在这里仍然是国务院重点扶贫县。 当时每天都有一列火车，上面有千余名学生，这样持续一个多月，这样北京有三万多知青来了山西。

（二）

我们去的村是静游公社下静游大队，在静乐县城南40多公里的地方。它是个大村子，当时有2000余人，3800多亩耕地。县里的交通要道从村经过，是县里比较好的地方。卡车拉着我们，沿着汾河旁的一条土路向前开去，这段40公里的路没有大的坡路，大约用了一个多小时。下了车，我望着眼前陌生地方，附近有几排房子，不远处就是高低起伏的山峦，上面有不少的窑洞，再远处，青山和天边相连。

我们眼前是一群陌生的人，他们用惊奇的眼光望着我们，用生硬的普通话同我们交谈，而他们讲的当地话，当时我们一句也听不懂。村里人热情的帮助我们拿行李，我们17个人分别安排在村里几个村民家里住，我们初中5个男同学住在一个村民家里，安排好后，天就黑了下来。当时这里还没有通电，外面一片漆黑，只有屋里有一盏煤油灯，发着微弱的光亮，照着我们无语的面孔。望着眼前陌生地方，难道我们今后就在这里生活吗？从北京来到这村里，以前想不到的事，今天竟变成了现实。

下静游村插队的17个知青中有11个男生：王宝岐、宋居民、唐大顺、杨保林、尹志强、李鸿祯、张伟民、刘毅、顾金祥、陈怡康、郝立平。6个女生：韩秀彬、才慕香、魏桂芬、乔淑芝、王红辉、唐九菊。其中郝立平只住了两个月以后他就把户口迁走了，从此他再没有来过这里，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后来人们都习惯地说：这里只有16个北京知青。

我们生活安排是这样的：北京市安置办公室给每个知青拨240元安家费，直接拨到县里，由县里再往下拨款。而县里先扣除每人30元，作为从北京到安置地点的费用。钱到村里，每人只有210元了。210元包括：100元盖房子钱；10个月生活费，计78元，每月7元8角；每天2角6分的生活费，包括柴米油盐，一天三餐的费用；剩下的32元是灶具费、生活用品费、农业工具费等。我们到村里后，村里人给我们买了两大车煤，两口大铁锅，一大堆吃饭的碗，一堆炊事用具，几个热水瓶，几个煤油灯，几个水桶，几口大水缸，给每人买一副扁担，一个铁锹，两个柳条筐，镰刀等，已经把每人32元钱花的差不多了。村里把每人78元生活费都交给我们，由我们自己掌管。我们由唐九菊安排我们16个知青的柴米油盐、一日三餐。她管理的井井有条，不仅大家吃的好，而且每月略有结余。吃的粮食是这样安排的：粮站每人每月供应22公斤带壳的粮食，去了壳，合18.7 公斤商品粮。每人每月150克食用油。粮油供应期限为10个月，至1969年9月底结束。在18.7公斤粮食中，白面占15%，小米 占20%,玉米面占30%,高粱面占20%,其它杂粮占15%。

（三）

我们来到村那天晚上，在大车店里，村干部请我们吃晚饭，每人给两大碗刀削面，白面条里放了几小块猪肉，香喷喷的。 刀削面我们是第一回吃，还真好吃。从那以后我们就和山西刀削面结下很深的缘分。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这里很贫穷，村里许多人一年能吃上一碗刀削面就很不错了。现在看起来十分普通的一碗刀削面，到处都可以买到，可是那时却成了奢侈品。 村里的人就用这种真诚、热情方式欢迎我们。

第二天晚上在一个小学校里，村里给我们举行欢迎大会， 一米高的大台上，点着两个大汽灯，格外耀眼。公社和大队干部先后讲了话，对我们表示欢迎。王宝岐代表知青发了言。会后还表演了文艺节目，台上演的是晋剧，我们一句也没听懂，只是看个热闹，而当地人却看的津津有味。附近几个村许多人专门来到这里，看看北京来的娃，小学校操场都站满了人。据说这是县剧团的，来这里演出费要80元。比我们10个人一个月伙食费还多，还真够贵的。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村好几年也就演一回、两回的，这次是专门为我们演的。

几天后村里的人带我们去一趟汾河水库玩，离村大约5公里，翻过两座山包，远远就看见了水库，当时天寒地冻，水面结成厚厚的冰，晶莹透亮，冰面有十几公里长，一眼望不到边。 太阳光照在上面，闪闪发光。看见这宏伟壮观场面，我们当时真的忘了一切，陶醉在美妙的大自然之中。这水库是这个县唯一可以玩的地方。它是山西最大的水库，从1958年开始建，当时动用几万个劳力，消耗不少的财力，用了好几年才建好。它能有效地控制汾河水的流量，对水库下游农田灌溉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

我们来了，干什么来了？难道真像宣传的那样：在广阔天地炼红心，在那里是大有作为吗？用我们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热血青年扎根农村无比光荣吗？我们讲不出这样的大道理，也做不出这样的大事业。

当时我们只知道，比我们大三年和比我们小三年的，统统地都上山下乡了，仅北京来山西插队的就有3万多人。既然大家都上山下乡，既然谁也摆脱不了这种命运，这是当时唯一的出路，所以我们只能在这里了。我们虽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但我们学校是历史悠久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受优良校风影响，我们也想在这里好好干，知道这里很艰苦，但是我们并没有退却，而是知难而上，把这里当成了今后生活战斗的地方，为改变这里的面貌尽一点微薄之力。

（五）

我们到这2年半以后，1971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将静乐县从中间一分为二，北面仍叫静乐县，南面则叫娄烦县，娄烦为新成立的县，后归太原市管辖。所有知青则原地不动，按地理位置划分，由两个县分别管理。我们下静游的知青划分在娄烦县了。当时划在娄烦县有河北北京中学和国子监中学共68名北京知青。

1969年在备战和深挖洞号召下，县里要求每个村都要挖防空洞，到时县里的干部还要去各村检查验收。我们村就从山底 下开始挖防空洞，冬天我们知青都去挖防空洞了，大约挖了3 个多月时间。洞口是2米高、1米宽的通道，洞口高于地面，雨 水根本不会流进去。往里面挖了足有200多米长，防空洞中间 还挖有十几个大洞，可以供人在里面休息，储存食物。还特意作了排水沟，是防止阶级敌人往里面灌水的，这个防空洞离水井很远，所谓的敌人在没有水源情况下，不可能在很短时间把 几千吨水灌进去。防空洞还制作防毒气的翻板、作了几个陷阱，修了几条暗道，还做了好几个射击孔，好像马上和哪个超级大 国打仗似的。县里验收完，村里得到只是几句夸奖，便再无人问津了，于是就渐渐废弃了。这里到处都是荒山，所谓的敌机不可能飞行一万多公里，耗费大量的燃料，来到这里搞毫无价 值的轰炸。通过几年辛勤劳动，我们学会不少生活和劳动的知 识，由原来的不会干到会干，再到干好。由于我们不怕苦不怕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渐渐地取得村里人的敬佩，他们异 口同声的说：“北京来的娃，个个是好样的。”我们的工分也由 8分，提到9分，之后又提到10分。已经成了村里的壮劳力了。 此时我们已经和村里的人打成一片，关系很融洽。而村里的人一直用质朴宽厚的情感，关心爱护我们。

（六）

（七）

我们由大都市来到偏僻农村，由灯光明亮房子温暖的家，来到点煤油灯冰冷的屋里。开始我们很不适应，不会生火，即使当时烧着了，也不会把火封好，一会火就灭了，由于白天干活很累，晚上躺在土炕上，很快就睡觉了，早上起来，炉火早灭了，屋外面寒风刺骨，滴水成冰，气温经常在零下20余度，屋里水缸的水早已结成冰，足足有10公分厚。我们冻得直打 哆啸，当时靠的是年轻，精力旺盛，在这么冰冷的屋里，居然还能睡觉，就连当地人都感到惊讶。几天后，我们终于学会生 火了，冰冷的屋渐渐地有了温暖，身体也感到舒服多了，脏的衣服也可以用温水洗了，晚上也可以用热水洗洗脚了。

（八）

我们下静游16个知青（有一个知青插队3个月后就离开了）， 在经历3年农村插队生活后，县里开始陆续给我们安排了当地 工作。农业户口也转为城镇户口，每月能有30元左右的工资，也有固定的粮票了。县领导知道我们知青从北京来到这里，吃了不少苦，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都无怨无悔地奉献在这里，所以应该照顾一下插队的北京知青，况且有的知青年龄已经不小了，有的都超过25岁了，已经到了婚嫁年龄。而当地人25 岁时，早有两个孩子了，我们却不能完全养活自己，无暇顾及自己婚嫁的事。所以县领导优先为我们知青安排了工作。

在这三年多插队时间，下静游村民一直关心爱护我们知青， 就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在全县是第一个给我们盖房子的， 他们手把手教我们干农活，尽量安排我们干轻一点的活。村民经常到知青小院来，和我们聊天。在我们没有粮食时，他们毫不犹豫拿出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给我们吃，使我们至今难忘。 村干部经常对我们说：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样 睡觉都安稳。还有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按客观规律办事，来不得半点虚假。拿最简单的说：从种子下地到收割，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了，不可能今天下种明天就去收庄稼。 这些朴实道理，是我们插队三年最好的思想教育，可比学校老 师讲的大道理强多了。

（九）

通过三年多时间艰苦锻炼，我逐步培养自己不畏艰难，不怕困难，吃苦耐劳，刚毅的性格，我在以后几十年工作中，凡是遇到一点困难，别人都觉得十分严重。我便一笑说：这点事情算什么，比起我插队时差远了。我知难而上，克服一个个的困难。

记得在1984年，工作中我接触到几个外国专家，他们对我不怕困难，吃苦耐劳精神表示敬佩，问我是从哪里锻炼出来的， 于是我给他们讲起山西插队的一个故事，他们睁大眼睛听我讲述，好像我在给他们讲天方夜谭的故事。第二天，他们带来几本厚厚的中文词典，说里面怎么没有插队这个名词，问我是不是在火车站许多人排队买火车票，有人不排队直接跑到窗口前去买火车票，这就叫插队，你看我解释的对吗？我看着他们认 真的样子，我解释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1968年，北京有三万多知识青年，他们从北京的学校走向山西农村，这些知青跟当地农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他们在那里吃过苦，流过汗，有时还吃不饱饭，手里的钱很少。但是他们还是用自己微薄之力，为改变那里的面貌，为建设新农村。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无怨无悔地奉献在那里了。这是一段真实的 历史，不应该给遗忘了。

（十）

我们在山西静乐下静游三年多生活是难忘的，那里有欢乐， 也有艰辛，有感激，也有泪水，有希望，也有失落。在艰苦的环境中，我们遇上了一个好村子，村民们对我们就像爱护自己 的孩子一样爱护我们，他们热情、朴实、刚毅，不畏艰难，爱 憎分明。就像村干部说的：要老老实实做人，要踏踏实实做事， 这朴实的人生道理，我们多年不忘。离开下静游村几十年中， 我们16个知青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换了什么环境，我们都按这两句话做。因此，不管我们到了哪里，都能得到各级领导的好评，一直都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