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童年的记忆如此难忘，六十年后依然历历在目。

自幼在北京长大，什刹海、后海是我们课余最好的去处。春 天柳岸成荫，夏日碧波之上秀丽的荷花婀娜多姿，风景美姑且不说，春、夏、秋三季可以在这里划船、游泳，到了冬季还可以滑冰，这对于男孩子真是再好不过的活动场所了。这里还有北京著名的八景之一：银锭观山。天气晴朗的日子站在什刹海与后海分界的银锭桥上向西望去，远方青黛色的山峦与近前碧绿的水波、 垂柳、白色的石栏和谐地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秀美的画卷！

北京的西北方向是连绵不断的山峦，许多著名的景点分布 其间。近的有颐和园、十三陵、碧云寺，远一点有潭拓寺、居 庸关、八达岭；在北京城里长大的孩子都爱爬山，随着年龄的 增长，我们的脚步越走越远，登香山、鹫峰，爬妙峰山、百花山， 探访石花洞、攀爬野长城……秋日的黄昏，我们站在“鬼见愁” 的峰顶向西望去，“万山红遍”的山峦重重叠叠“层林尽染”，夕阳渐渐落到山后，彩霞漫天！

山的那边是什么样子？

小学的地理课堂上讲述了这个问题：由北京向西依次是太 行山、吕梁山、黄土高原，而北京西边的燕山山脉是太行山的 一部分！那时我们的知识也就仅限于此！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四清运动全面展开。我的大哥当时 在中科院上班，被安排到中央四清工作队赴山西工作一年。半 年后正赶上过春节，大哥放假回家来，一进门把全家人吓了一 跳：只见他头发有半尺长，胡子拉碴，脸色蜡黄，神情疲惫，身穿一件大炼钢铁时被烧得满是洞的棉外套，俨然一个要饭的打扮。问起来才知道他所去的地方有些贫困，吃不饱不说，要理发还得走几十里山路进县城。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大哥曾很郑重地对我们说：山西那个地方虽然落后，但是可以得到锻炼！

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改变了一切，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一声号令下，数百万名中学生奔赴到农村。随着东北建设兵团、云南支边、内蒙牧区、莫力达瓦插队安排相继结束，留给我们的出路就剩下山西、陕西插队了！与众不同的是：还是在努力争取之下，我和弟弟才能随学校同学到山西省静乐县插队，妹妹则与同班同学到山西省山阴县插队。 于是我们家居然同时有三个人要奔赴“山的那边”，这就是造物主的安排！

初到静乐的曰子

1968年12月9日，陈旧的绿铁皮火车从北京出发，穿行在太行山上。为给其它车让路，我们所乘的知青专列逢站必停， 因此从第一天下午出发，待到第二天天亮，火车依然漫步在崇山峻岭之间。无法关严的车窗时常灌入煤烟，车窗外荒山野岭一派凄凉的景象。车厢内同学们凭借着青春的活力嬉戏、打闹，一路上好不热闹，前途的莫测似乎对大家没有丝毫的影响！中午火车开到忻州，大家下了火车又上了汽车，这回可是没有篷的卡车了！虽说天还不错艳阳高照，但毕竟是寒冬腊月了，三个多小时下来，笑开的嘴冻得几乎合不拢了，大家在车上越来越紧地挤靠在一起。卡车一路颠簸，翻过了十八盘，翻过了那比百花山要高许多的山，终于来到了山窝里的静乐县城！

我们下了汽车，被当地的人们簇拥着走到县城内天柱山脚下的小广场，扩音喇叭里正在播出欢迎知青到来的口号。近30小时的行程、异样的环境、陌生的面孔……在黄昏的朦胧中我们被按照班级、男女划分，住到县城里的招待所，招待所清一色的大通铺，昏暗的煤油灯，200多名知青和衣而卧，将就睡了一夜， 第三天下午被各村的乡亲们领走，“再教育”的工作就此展开！

在静乐，汾河自北向南流淌，汾河两岸是百十米高的山峦， 河谷中村落依山傍水三五里一座。我和弟弟泽广及同校的同学共计18位被分到西河沟村。西河沟村位于静乐县城北十里开外的汾河西岸，因村南侧有一条自西向东的小河而定名。从静乐县城北门出来去往西河沟村的路上，要先经过架在汾河上的独木桥，再穿过一片茂密的小树林，由于是冬季，满目荒凉。

头系白毛巾、身着光板羊皮袄的车把式石六斤赶了一辆马车来接我们。他把我们18个人的行李满满地装到车上，我们都怀疑这车是否还能走动。而后我们一路上心怀忐忑，跟着拉行李的马车走出了县城北门。过汾河时我们走独木桥，男生胆大顺利地走过去了，几名女同学可就受了罪，其中张亚东最后竟跨坐 桥上一点点儿挪过去。马车要涉水而过，车到河中央，左轮突然被石头卡住，马一使劲整个车几乎要歪倒在河里，石六斤眼疾手快，跳到河里顶住辕杆，连推带喊一阵吆喝，硬是把马车赶上了河对岸。上岸后发现有些行李已经沾了水，幸亏那时我们的行李大都用塑料布包裹着，重新装车后继续前行。走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到村里，一到村口就有人燃放起了鞭炮。村支书、 队长等一套领导班子在大队办公室迎候我们，热腾腾的馍、土豆和猪肉的大烩菜使我们填饱了肚子。而后我们自愿组合住进了新粉刷过的窖洞、平房，这是村里为我们特意安排的临时住所。

到西河沟的第二天，村里就派了吕保维大爷为我们知青做饭。按照当地的习惯，早餐是小米粥拌炒面。说到炒面，自小在北京长大的孩子们都熟悉，白面用油炒过加上芝麻、核桃仁、 白糖，再用开水一冲，味道香得很。可哪知道静乐的炒面是用玉米与高粱加黄豆炒熟后磨制的，被米汤一拌，成了许多小颗 粒，扒拉进嘴里如同嚼蜡。一碗茴子白腌制的酸菜被大家一抢而空，早餐草草结束。

上午民兵队长带我们出工，每人发了一根扁担两个箩筐， 往梁地上的梯田里担粪。几十斤重的担子加上崎岖的山路的确使人难以应付，立马肩膀红肿、起了水泡。

好在那时我们年轻，半个月下来不仅学会了挑担上梁，还学会了挑担换肩，肩膀的红肿也渐渐消退了。这关一过，队里就开始安排我们进城担粪了。那时种地的肥料主要是人粪尿， 城里的厕所都被城周围的几个村分片包干清理，清理出来的粪便要掺和上土担回村里，留待来年种庄稼用。

清晨五点多钟天未亮，我们就出发，到早晨八九点钟，担两趟回来才能吃早饭。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几天，我们发现乡亲们都起身很早，细细一观察才发现：由于天黑人们相互看不清，因而早起的人第一趟担的粪很少，待担第二趟时天光大亮， 只见人们个个都是满担，一路小跑。只有知青才是实实在在地 趟趟挑满筐！摸清了底细，我们有一天早晨四点就起了床，满村呼喊：“动弹了！”等乡亲们担回两担粪，发现天还没大亮， 才知道是我们与他们开了个玩笑！

说来也有趣，当时我身上穿的正是我大哥当年到山西四清时穿过的棉外套，腰间系了一根草绳，一顶雷锋式的棉帽子横着戴在头上，那架势真与港台电影里的“丐帮”有一拼！

那年12月23日晚间中央台的新闻联播里播报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的批示，已经来到农村的我们深受鼓舞，感到自己来插队走对了！依照在北京的“习惯”我们全体拿上锣鼓连夜前往县城“报喜”。到了县城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这里的人们大都已入睡，街道上一片静寂。我们在县政府的窑洞院里敲响了锣鼓，在知青办值班的李副主任被敲醒了，起身接待了我们。 虽说现在看来这个行动简直就是个笑话，但当时我们在回村的路上依然很高兴，都觉得我们这下在县里抢了个头彩。至于今后的路怎么走，前途会如何，我们无从去想！

西河沟村的整党会

当年冬天，全县搞“斗批改”。缺少文化活动的村民如同 被传染一样，一改冬日夜晚早早吹灯睡觉的习惯，乐得每天晚 上聚在一起，吸着旱烟袋、卷着小兰花，参加批斗会。每天晚 间新闻联播过后，全村的社员就聚集到小学校的教室里。教室 的讲台上方点了一盏汽灯，照得人脸像打了白粉。几个地、富 分子站到台上被批斗，村民们跟着组织者喊口号，批斗的过程 中免不了对被批斗对象的拳打脚踢，会场气氛紧张热烈。过了 几天一个“地主分子”忍受不了每天的批斗，扎了水缸自杀身亡，批斗会也就此告一段落。

接下来西河沟村又与全国一样搞“整党”。整党会上村里 的党员互相揭发违纪行为，交代、批判自己的落后思想，大都 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吃了地里的庄稼。 当时知青被批准作为贫下中农子弟参加整党会，一个月下来, 我们与乡亲们都熟悉了，对当地的生活也逐步适应了。而通过 每天晚上的整党会，我们也对西河沟村的历史有了全面的了 解：西河沟村原本是静乐县的一个大村，临汾河西侧依山而建。村里老四合院式的平房背山面河，多是解放前地主、富农家的 院落，土改后分给贫下中农不少。靠山也有一些土窑洞，多用 砖石装饰了门面。沿山向西转到后沟，则大部分是依山而建的土窑，相对简陋得多，显见是贫穷百姓家。静乐属高寒地区， 这里不管是平房还是窑洞都设置的是火炕。室（窑洞）内没有专门的取暖设备，全靠火炕、火墙取暖。冬季用做饭时烧的火 将火炕上的石板烤热（炕上的石板下面设有烟道），而后靠石 板的余温度过寒夜。

静乐通往宁武的公路沿着西河沟村的东侧通过，跨过公路 就是滩地。由于汾河滩地多，且村南的河水也能发挥作用，因而与城关一带的村落相比，西河沟村民众生活较为富足。这个村历史上还出了一些文人，较为有名的是清雍正年间的李珥和乾隆年间的李锡书，两人先后中举，李锡书后来还考中了进士，赴四川为官。

土改以后贫下中农分到了土地，过上了有温饱的生活。合作化以来，尤其是成立了人民公社开始吃了大锅饭，一个多月 的公共食堂把公共粮仓吃光分净不算，连个人的家底也全搭上，于是全村开始饿肚子，直至文革期间。

我们插队时西河沟村里已有近五百口人，人均土地两亩 多。西河沟村的汾河滩地虽不少，但由于灌溉系统迟迟没有建 成，产量始终不髙。而大量的梁地更是靠天吃饭，广种薄收。 亩产上不去，年年吃救济。村里原本壮劳力就不多，春耕开始 时，许多家却已断了粮，这种恶性循环延续了几年，待我们来 到西河沟村插队，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仅值一角七分钱！

对我们而言，插队生活是艰苦的，而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更苦。

原本静乐是国家级贫困县，粮食不够吃。偏偏文革时的 极“左”政策又要求农民先交齐公粮，完成国家统购统销任务。 村民只好把打下的粮食先按上级定的指标上缴，交公粮时老乡们为了占分量，剥下的玉米粒不晒干就上缴，收上来的玉米囤积在县中学的教室里放上一冬天捂得发了霉。缴完了公粮再申领救济粮。申领时要大队、公社、县、地、省一级一级地审查、 办手续，待批下来已经开了春。来年春荒时发救济粮，那些发 了霉的玉米又作为救济粮再发回来，吃亏的还是农民自己。记得插队第一年春天，县里从外地调来一些红薯干作救济粮。红 薯干磨成粉加工成“河捞”面条，吃起来特别难消化，住在我们隔壁的一位老妇人一下子吃得多了一些，得了肠梗阻，她曾爬到我住的院里，请我的房东宋有生帮帮她。宋有生当过村干部，但毕竟他不是医生。后来经我们动员，她的儿子送她到县医院医治，我也曾到医院看望过老人。可第三天在回村的路上我见到他儿子用平车拉她回来，原来医院要给她做手术，可她家没钱做不起。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老太太急着要回村，因为按这里的规矩，人死在外面是不让埋回祖坟的。回村后老太太 挺了两天后吐血身亡。她的两个儿子为她办了葬礼。在葬礼的供桌上摆上了馒头、油糕，面对此情此景，宋有生叹口气对我 说：“早一点给老太太吃她也不会死呀！”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村里有一个外来户一贫农石狗拴、石有拴兄弟俩。弟弟石有拴三十多岁了仍是单身一人，因为是外来户，没有一点积蓄，娶不上婆姨。哥哥石狗挂靠给村民放羊为生。夫妻二人住在一个窑洞里，生了四个孩子。由于家境过于贫寒，孩子十二三岁都穿不上裤子，全家人只有一床被子。白天石狗拴上山放羊，孩子们就在炕上玩耍。每年过年前石狗拴要做一身新棉衣，竟然用最便宜的白棉布，出了门远远的人们以为是谁家死了人在穿孝衣！冬季一过，石狗拴的婆姨就陆续把棉衣中的棉絮掏出来，到了夏季，棉衣成了单衣， 颜色也早已变成黑灰。临到入冬，羊不能放了，就每天宿在家里，过年时再做一身“新棉衣”，旧棉絮能用就用，依然是白布作面。我们插队后的第二年，石狗拴终于为自己添了一件羊皮大氅，羊皮光板朝外没有吊面，由于是自己加工的，没有熟 好，走来一路膻气。

当然上述情况都是在插队后逐步了解到的，但在整党会上 就已经有贫下中农大倒苦水，我们知青则听得是目瞪口呆。原来山这边我们的农民过的竟是如此贫穷的生活！

整党拖拖拉拉又整了月余，最后还是拿个“老运动员”开 了刀了事，这个老运动员就是我的房东宋有生，他原先也是大队 干部，文革前就被另一派人整下了台，就此一蹶不振，回回挨整。 听他讲述起个人历史，也曾一度“辉煌” 抗日时期参加过八路 军的武工队。据他讲：那时日本人抓住了武工队员会用白酒把人灌醉，好使其交代出组织的秘密，于是他人武工队后的第一 项训练就是喝酒，最后能喝三斤不醉。至于具体的战斗他可能 没有参加过，因为很快日本人就投降了。这段历史成了他的资本， 解放后在村里也是说了算的人物，从土改直到四清后下台。

宋有生后来专门向我们谈及他的作风问题，他说原本他和那个女人没有什么关系，人们捕风捉影故意加害他，向上级反映。上级找他俩谈话，回来的路上他也就破罐破摔，和那个女人真的来了一手。这已经是几年前的男女作风问题，文革中又拿出来抖搂一番，给了个处分。对此大队书记总结说：整党成果很大很大。

整党的会场上一些年轻爱闹的后生时常从自己身上的某个部位摸索一阵，顺手丢向知青的头上、身上。起初我们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丢过来的是虱子。记得文革中大串连时第一次见到虱子，当时它曾被年轻学生们戏称为：革命虫！而今到了静乐，这革命虫可要命了，本来就没有油水了， 还要被它盘剥？于是我们在洗内衣时用敌百虫浸泡后晾干，果然虱子不见了，至于敌百虫对人体有何危害也就顾不了了。

整党会上，我们认真地听，帮助做记录。由于十八个人中 除了我弟弟外都是高中生，经受过文革的历练，明白政治斗争的 残酷，因而大家团结一心，形成了一个小集体统一对外，显得很有力量，这里的人们也就不敢小视我们。而乡亲们经过一段的交往，更加信任知青，在书记宋焕则的授意下，乡亲们推举我们中出身条件最好的谢毓忠作为大队的保管，负责全村口粮的分配。而知青对人一视同仁，办事公平可信，也受到乡亲们的欢迎！整党活动的开展为我们在西河沟的立足起了极好的作用， 使我们与老乡们迅速地消除了隔膜，增进了了解，交上了朋友。

插队生活剪影

记得插队后的第一年春天，一天清晨我跟着副队长秦有有等五六个人到梁地上种麦子，爬上山梁走了好一气，才到了地 头。这是我第一次登到了梁顶。

梁地上沟壑纵横，高低起伏，向西连绵不绝，放眼望去没 有任何遮拦，满目苍夷。那景象最初给我的印象是震撼：原来在山那边竟有如此广阔的天地！继而我也了解到“山的那边” 如此荒凉：山上没有树，连草也是在地头的粪堆边点缀着一簇 簇黄绿色。倒是乡亲们挖甘草掏出的洞带出了一些掠色。黄棕色的地、灰蓝色的天，这就是我第一次到梁顶上的印象！

那天我拖着一个石碌碡，紧跟在拉着播种犁的马后，把刚刚播下去的麦子在土里压实。从早晨干到下午四点多，没有喝水，没有吃饭。中午时分，队里派人来送饭。饭要事先由各家 准备好，可我是一早临时安排上梁劳动的，知青点没有准备要带的饭，我只能回去再吃了。下午回到村里时天已经黑了。一 勺井水下肚，晚饭连带午饭一起吃光，结果当晚就发了高烧。 睡了一晚，第二天退了烧，照常出工。好在没再去种麦子，而是改在村头的果园边种土豆。土豆事先被切成了滚刀块，保证每块上都有两三个芽，跟在犁后十几公分放一两块，倒也轻松。 只是发烧过后的疲惫延续了几天。

说到送饭，这里插上一句，村民们送饭用的饭盒都是用当地白桦树加工成的。把白桦树皮去掉外层的糟皮，缝成二十多公分高的圆筒，上下加盖加底，盛上小米粥居然不漏汤！

在村里“动弹”的活最乏味的就是夏初的锄苗了。一整天弯着腰在地里一寸寸地向前挪。我们这些年轻人只好蹲一会、站一会，咬牙坚持。妇女们干脆在膝盖上绑上厚布纳成的护腿，跪在地上爬行，虽说这里春天的气温低，上了年纪的人甚至连棉衣也未脱，可在地里干活时却依然深切的地体会了“汗滴禾下土”的滋味！

我们这十八位男女知青干活从来不偷懒，很快就成了村里劳动的主力。锄苗、背草、担粪……样样少不了知青。只是修永安渠的活却只派当地老乡去，原因很简单：那里管饭！

说起永安渠，要介绍一番：永安渠是当年静乐县的头一号水利工程。它从汾河上游的永魏一直向南，沿汾河西岸的山边 纵贯静乐的汾河流域，直达汾河水库。永安渠修成之后可以使 汾河水库上游西岸的上万亩土地变成水浇地，大大提高粮食亩 产。可这条水渠从大跃进时期就开始规划建设，却一直没有修成。 每年周边的各村都要派民工修渠，可是几个过沟的暗渠修了几个月眼看快成功了，一场秋雨下来，洪水就把几个月的辛苦冲得一干二净。于是永安渠渐渐演变成每年农民工解决吃饭问题的项目，干半年回来，明年开了春再去！我们初到村里时村边 的大水渠早已成型，就是没有水。直到两年后我们开始陆续离 开，依然如故。据说72年水渠修通了，但也还是没有怎么使用， 因为周边的村子种的大都是旱地作物，最后还是荒废了。

前面已经介绍过我们的早饭，每天是小米粥拌炒面。而中午饭与晚饭大都是窝头、土豆、酸菜加小米粥。细粮平时每周吃 一两顿面条、馒头，赶在节假日吃顿包子、饺子，也就所剩无几。 那时村里规定每天要有一户为我们送菜：胡罗卜、茴子白、土豆、酸菜等等。说起来人们也许不会相信，当年冬天天气特别冷， 送来的胡萝卜放在屋外冻得太硬，切菜时把菜刀都卷了刃！

知青的粮食定量虽高，但毕竟都是年轻人，每天干重体力活，况且当地供应的粮食绝大多数都是玉米、高粱等粗粮，油水少，五十四斤定量的粮食（毛粮）根本就不够吃。记得我们第一次领到带皮的高粱要用石磨推掉皮。十八个人轮流推磨，结果除了我兄弟俩人外其他人都头晕眼花的干不下去。等到高粱米推出来后，我们按照蒸大米的办法去做高粱米饭时，才发现这种杂交高粱只能再磨成面才能吃。

而领来莜麦粒更是麻烦，莜麦粒要先用大锅炒成半熟。莜麦粒上有细细的毛，经热锅一炒，细毛满屋子飞，粘到身上浑身刺痒。当地的老乡们都是用毛巾包住头、脸、脖子再操作，炒熟后到院里把用风把麦粒抖静，而后再磨成粉才能加工食用。

为我们做饭的保维大爷，为人忠厚、本分，早年曾在公共食堂当炊事员。保维大爷粗粮细作，想方设法让大家吃饱。他为我们做饭，按惯例要跟我们这一起吃，这就要占我们的口粮。 为此老人家感到过意不去，总是把自己的那个窝头做得小一些。 可村里一些人见他在知青点过的“舒服”，就编排了不少闲话， 结果过了不到一年，保维大爷就在村里人们的“非议”之中离开了知青灶房，我们也只好改成知青轮流值班做饭。

北京回来时一般都少不了要带些大米、挂面，自己私下搭配起来吃也就基本解决了口粮不足的问题。我们村的知青灶到后来有了一定的结余粮，赶到过年过节，还能用余粮换来羊肉、猪肉改善伙食。这在静乐县的所有知青点里算是搞得最好的知青灶了！当然到最后还是免不了分灶的结局，每个人的境遇不同，条件好的、差的终究吃不到一起！这已经是两年后的话了。

每天早晨吃饭的时刻也是我们等待亲友来信的时刻。我们的灶房就在村口，这趟邮路的邮递员每天从城里出来路过的第一个村子就是我们村。远远地看到身穿蓝制服、头戴绿色帽子的邮递员骑着绿色的自行车过来了，大家饭也顾不上吃了，蜂拥而上，找寻自己的信件。那真是“家书抵万金”呀！

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夜晚我们在煤油灯下翻看家人、友人的信件，那些信白天已经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有些词句甚至 都可以背诵下来，然而每读一次都依然会感到无比的温暖。冬季屋里没有火炉，唯一的取暖设施——火炕又要用煤、柴去烧。 劳作了一天我们哪里有精神去烧炕？何况我们刚到村里，柴火、 煤炭都要花钱去买。如同安徒生童话中那“卖火柴的小女孩”， 我们蜷缩在煤油灯下，读着家人、友人的来信，用自己年轻的活力抵御彻夜的严寒。倒是房东大妈看不过去了，用她家捡拾的柴火隔三岔五地为我们烧一下炕，“驱驱寒气”。

插队时我们也带去了不少书，有小说，有旧杂志，也有高中的各科课本，临睡觉前总要看个把小时。有时同学间相互借到一些世界名著，就会读个通宵。

春天来了，村北宋家村的果园开满了杏花，汾河边的小树 林也是郁郁葱葱。

提起汾河边的小树林，那是我们最为留恋的地方。小树林有一百多米宽，由北向南顺汾河西岸延绵几十里直到静乐县城。 树林里野兔子很多，还有野鸡，时常有人来此打猎，收获颇丰。我们没有猎枪，只能带狗来捉。劳作了一天，下午一收工，我们就带上村里的狗到树林里抓兔子。几个人在林子里蹚，把兔子惊吓出来，放狗去追，可是兔子实在是跑得太快了，狗根本追不上。小树林中间恰好有一片开阔的沙地，于是我们改变了策略，先把狗带到南面的树丛里埋伏好，再从北面林丛往外撵兔子。见到兔子向南跑到了沙地上再放狗迎面去抓兔子。眼看狗扑了上去，我们都以为这次十拿九稳了，却不料兔子就地打了个滚，一下子摆脱了狗，三蹦两跳就把狗甩到了后面。兔子未逮到，但我们倒也乐得高兴，闹腾一气，舒缓一下心情。

蓝天白云之下，满目荫绿，加上汾河潺潺的流水，我们在小树林里漫步聊天，那感觉仿佛是走在北京的北海公园！我们在这里可以放声髙唱《山楂树》、《喀秋莎》，精神的放松成为 莫大的享受。

被放逐的感觉虽然也时时地困扰着我们，但当我们背诵起普希金所写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们依然对今后的生 活充满了期待：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 郁的日子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 向往着未来，而现在却常是叹息，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深切的怀恋……

蓝天上偶尔会有喷气式客机拖着“白烟”而过，我们仰望着蓝天上的飞机，企盼着走向现代的文明，无限的乡思随风而去！

春耕开始后不用再往梁上担粪，早晨有时也可以睡个懒觉了。我那时住的房子朝东，早晨阳光照在窗户上，窗纸透射出金色的光芒，此时崖畔上有人在扶犁耕地，随口唱出的信天游小调高亢、悠扬。此刻躺在暖暖的被窝里，听着动听的歌曲竟然有了幸福的享受感！

天气暖和一些后，我们常常在夜晚坐在村头地边看星星。 晴朗的夜空中星星格外的明亮，许多在城市环境里看不到的星星都露出了真颜，天空中布满了繁星，天显得低矮了，而我们仿佛也融人到夜空中。此刻有限的天文知识成了我们向乡亲们炫耀的资本：我们向他们讲述哪些是大熊座、小熊座、皇后座、 天琴座、天蝎座、狮子座；北斗七星、北极星、牛郎星、织女星与前面的星座有何关联。而我们也突然发现自己的知识其实 贫乏得可怜：这些星座是如何命名的，为什么要这样命名，希腊神话故事中又是怎样描述的，等等，一系列的新问题又摆在 了我们面前。

村里准备用我们的安家费为知青盖房，此时查了账目后我 们才发现当初村里欢迎我们的鞭炮、头一晚招待我们的饭菜、 临时住房的整修、粉刷统统都是出自于这笔安家费。始料未及的是：村里的会计把队里的钱贪污、挥霍了，知青的安家费也在其中。钱不够了，知青的灶房勉强盖起来了，可是住房却没有能力再盖。协商之后我们只好继续住在刚来时住的房屋及窑洞里，直到知青们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调走的调走，全 部离开了西河沟，始终如此。

抽调到县里工作

临到夏季，县里组织各部门间的篮球赛，县知青办主任建议我们知青也来参加。经过城关公社研究，以城关公社下属几 个大队的知青组队，代表城关公社参加了比赛。正是通过这次 比赛，我被选人到县篮球队，并参加了忻州地区的篮球邀请赛。同时县文化馆了解到我学过绘画，通过测试，又抽调我参加县里农业学大寨展览的筹备工作。这两项活动的交替进行，使我成了当时静乐县知青中的明星，各种赞誉随之而来，这倒在其次，更主要的是在县里打球、办展览这段时间每天有生活补贴，在县机关食堂不仅能吃饱肚子，还能吃到肉，隔三差五地还有从汾河水库打来的鱼吃，与村里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办展览期间我曾与文化馆的石龙老师应邀下乡为村里画毛主席像。到村里画像要吃派饭，不管派到谁家都要给做白面馍馍。老乡家没有白面就要拿粗粮去队里换，两斤粗粮换一斤白 面。饭端到了炕桌上，老乡的小儿子站在炕前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吃饭，看到孩子的眼神，使我想起了困难时期自己挨饿时的情景，我感到实在难以下咽，赶紧拿了一个馍馍递给他。

那年学大寨的展览办得有声有色，讲解员由北京女知青担任，展版制作得精美，县里组织各单位、各公社、各大队的干部来参观，一时间引起了轰动。当时四川某县的文化馆慕名派了一个人专程来静乐学习办展览的经验，我曾陪着他到县中学参观。县中学在县城东侧的山梁上，站在中学的门前向西望去，恰逢夕阳落山，满天的彩霞。对面山梁梯田里正在收割的麦子一片片金黄，在棕褐色土地的映衬下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四川来的这位同志此刻也被感染了。他激动地说：“真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刺哇刺的，这里虽穷，却有北方独特的美！我们在四川看不到的美！ ”听得我一头雾水！难道他在背毛主席语录？可语录上说的是“哇喇哇喇”呀？也许是他念了白字换抑或故意念成白字？可他是四川来的文化人呀？至今我也无法断定那位先生说这番话的原由，但他被当时的美景所感动绝对是不争的事实！

汾河上的独木桥一般在夏季雨水大的时候就被冲毁了，城北河西方向的人们进县城只好趟水过河。当秋末冬初，河水小多了，也变凉了，便由河西岸的几个村子集资架设独木桥，这已经成了惯例。

独木桥有四十多米长，桥面也就20公分宽，桥下河水哗啦 啦地流，走在桥上面还真有些紧张。我在县城帮工期间每周都要回村看看，时常还要走夜路。月夜下，小树林的深处偶尔传来鹤 鸪的叫鸣，汾河的流水川流不息。每每穿过小树林，我都要怀揣 一块石头，防备狼或坏人。独木桥就成了我戒备的最后防线，因为过了独木桥，就是进县城的大路了，且离城北门也就不远了！

这样的日子过得很快，几个月下来，热闹一时的篮球赛结束了，随着秋天的来临，学大寨的展览也结束了，我最终还是要回村劳动。

再回村劳动遇锁焕一家

回到村里正赶上地里起胡萝卜。在河滩地上一锹踩下去向外一翻，几根橘红色的胡萝卜随之而出。当地长的胡萝卜细长， 乡亲们就用铁锹当刀，刮去胡萝卜的外皮，吃起来又脆又甜。 老乡们每天劳动时都要饱餐一顿，有时村里几个年轻后生饿得不行了，偷偷挖来些土豆，在地里堆起来用柴火烧。不大一阵儿烤土豆的香味四溢，老乡们蜂拥而上，一抢而光，队长过来后看到个个嘴上都是黑乎乎的，气得直骂。我们知青却给自己定了纪律，绝不参与这类偷吃、偷挖的事。

西河沟村就在静乐通往宁武的大路旁，过往的人很多，到了秋天经常发生庄稼被盗的事件。知青来了后被村里指定去 “护秋”。结果那年秋收时节本村的、外村的偷秋者被护秋知青抓了好几拨，都被严肃处置，有效地刹住了多年来的偷盗风！ 临到秋收分粮，知青更成了老乡们的“公平秤”。对任何人都 一杆枰把平，不管干部、群众，人人服气。乡亲们都说：“这批知青真是好后生！”

秋粮分了，工分核算下来涨成了三角七分，乡亲们都很高 兴，决心明年好好干，争取工分值上一元。此时公社书记来村 里动员大家学大寨，开展造田运动！书记的讲话很有鼓动性：“我们现在种的还是乾隆爷留下的地，这么些年水土流失，地 没增加，反而减少了！我们连乾隆爷留下的地都保不住还行么？我们要学大寨，造良田！ ”一声令下，山梁上、河滩里，到处都在搞深挖，结果生土翻上来了，肥料却跟不上，老乡们都说：明年的收成肯定好不到哪了！

春节来临了，村里家家都堆起了“旺火”。老乡们在自家门口用煤块堆起来一个圆锥形。有钱的堆得高大，贫穷的堆得低矮，在年三十夜晚点燃，象征着来年红红火火。那时我和弟弟已经结识了锁焕一家，在他家包饺子、堆旺火、放鞭炮，好不热闹！经历了文革的磨难，远离家人来到山西，却意外地获得了亲情，这对于我们弟兄俩真是莫大的造化！

锁焕的父亲王重新早年退伍，在村里享受老红军待遇。我弟弟住在他家隔壁，看到他一家老小体弱，就时常帮他家挑水。 老王感到过意不去就时常请弟弟到他家吃饭。我当时正借调到县里办展览，有一个周末回到村里时一位同学告诉我说：你弟弟要当上门女婿了！我赶忙打问，才知道原来锁焕有个姐姐在静乐县上中学。村里人见我弟弟时常去他家，就编排了上门女婿一说，纯属谣传！

老王知道我回来了，也就请我和弟弟一起到他家吃饭，我与老王交谈甚欢，一来二去倒真像是一家人了！交往中我才知道，老王原本是解放兵，忠厚老实，手受了伤，领了残疾证，就留在静乐成了家。

入了冬，农闲了，村里又每天开批斗会，这回批斗的是李灵通，他是清代进士李锡书的后裔。他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年迈后退职回乡，文革中受到冲击。眼下年已八十的人那里禁得住再次的折腾，结果悲愤而卒。这类的批斗会往往还会出洋相，批判者常常按辈分称呼被批判者，弄得批斗会倒像家里人的争吵，斗来斗去，不了了之。

过了年文化馆要派卡车去北京拉货，事先说好我要随车回北京，司机驾驶室里也留有我的座位，可偏巧临到出发又来了一位妇女要去北京。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只好让座。车在半夜出发， 一路上寒风刺骨，我穿了厚厚的棉衣，裹着棉被，躺在卡车的马槽里。凌晨卡车沿京原公路翻越山西与河北交界的山峦，只见长城敌楼立于山端，在旭日阳光的照耀下，雄浑之气傲然而生！ 冥冥之中，我感到天地之间赋予我一种力量——永远奋斗不息的力量。我回想起文革以来乃至插队的种种经历，在体味到人 生的艰难之余更坚定了努力奋斗开创新生活的信心与决心！

春天将至，我由北京回到村里，同时把原先在北京养的小长毛兔也带到西河沟村交给锁焕喂养。这下子可把锁焕高兴坏 了，每天下了学就上山割草喂兔子，一个月下来小兔子长成了五六斤重的大兔子，雪白的长毛、红红的圆眼，煞是好看。

当年县里推广红酶菌的制作技术，凭借着对科技的热爱，我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制作了接种箱，准备大干一场。不料村里却给我派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活：照地。冬季庄稼收割后人们为了抄近路，就从地里斜插而过，趟出来一条条小路。春季播种后依然有人顺小路从地里趟过，会把刚种下的庄稼踩坏。照地的任务就是不让人们从地里斜插而过！这个活说难不难，就是特别费神，又时常会与抄近路的过路人争吵，好在我人高马大，倒也无妨。我每天往小树林里一坐看书，安排一帮孩子在 地头巡视，发现有人抄近路就喊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中年男子斜穿了河滩的谷子地，被我追了二里地抓回来，罚他种豆子， 很快当地人都知道西河沟有个知青在照地，不好惹。于是没有人再从地里的小路穿行了，我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在地头看书， 偶尔也用铅笔给“立功”的孩子画张肖像，倒也自在。

一个意外变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过了六月，天热了，县里又抽调我为县武装部筹备战备教育展览。再度抽调到县里，由于周围的人都已熟悉，更使我感 到如鱼得水。那时县城里买醋都要凭本、凭票，而这些本、票又仅供给县城居民。碰巧县篮球队的一个队友是供销社的经理，通过他的介绍，我和供销社的售货员也认识了，于是给我们知 青灶买醋就成了我的义务。偶尔乡亲们也来找我帮忙，我也乐得为之，彼此相处得很好！

这期间轩岗矿务局来静乐县招矿工，了解到我是县篮球队的队员，提出要招我去轩岗矿务局。我未加思索就回绝了。那时真是感到自己在静乐大有可为！虽说静乐的生活条件差，但在这里我受到人们的尊重，更能发挥自己的才智。然而时过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就在我参与筹备战备教育展览之际，一天晚上我从县文化 馆回驻地——县招待所。一进招待所的大门，县武装部的一个科长站在门口，很郑重地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当时真有“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的感觉。因为我借调到县武装部搞展览，和武装部的人都很熟识，这个科长又分管展览工作，怎么突然问起我叫什么名字来呢？验明正身之后他说：“你跟我走吧！” 他把我带到县政府的一个办公室里，里面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位身穿警服。穿警服的人一见我就用纯正的京腔说：“你应当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了吧！ ”我回答说：“不知道！”于是这个穿警服的人开始吼叫道：“你和XXX叛国集团是一伙的，你要老实交待！ ”我回答说：“你没有搞清楚情况不要乱扣帽子！” 这人更火了，于是“静乐县武装部不分敌我'也成了他的靶子， 胡乱骂了一气。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弟弟被他所在的交道口玻璃五厂定为“投敌叛国集团分子”而隔离审查 (事后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交道口玻璃五厂归交道口街道管辖，穿警服的人是交道口派出所的一位片警，名叫蔡宝生。他们在我的同学家找到我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我曾让他告诫自己的弟弟，要珍惜工作岗位，不要与厂领导对立等等。 而这竟成了我是他们一伙的“证据”！

“审讯”了两个多小时，问来问去就是这么一点事，没有任何“价值”，静乐县公安局陪审的同志看不下去了，武装部的同志更憋了一肚子火，北京的来人见状也只好草草收场，让我回去好好想想再交待。当晚我被关到县政府大院的一间办公室里，门口设上了岗。第二天县政府大院轰动了，人们纷纷传说知青里抓出了苏修特务，都来扒窗户看。那时的我真是义愤填膺，可又万般无奈！晚上北京的来人又找我谈话，蔡宝生一个劲儿地逼我表态：“你最好主动和我们一起回北京把事情讲清楚！ ”我说：“县里调我来这里工作的，去不去北京我服从领导安排！ ”一句话把北京的来人将了军。

事后我才知道：和我同来静乐插队的一位同学与被审查的 xxx住在一个街道，他们来往很多，这次本是冲他来调查的。 蔡宝生等人看到我写的那封信，认为这又可能抓点线索。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这些人肆意编造罪名，扩大事态，把静乐县的公安局、武装部的同志们也都诈唬了一遍。在我这里没诈出什么有价值的材料后，他们又想把我留下来“交由静乐县公安局处理”，就此了事。可静乐县的同志们根本不想淌这混水，要求他们把我带回北京，搞清楚再回来。这超出了他们的职权范围，只好改逼我“自己主动要求回北京”。我偏偏不买账，弄得他们骑虎难下！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答应带我回北京。第二天我在县公安局的同志陪同下回村取衣物。回村的路上县公安局的同志向我说明了这其中的内情，说我的表态很对。

当我随同北京来人一起回到北京，却被他们关到了交道口玻璃五厂后院的一间小屋不理不睬。无奈中我每天默写《毛泽东诗词》。三天后交道口派出所的干警叫我姐姐来把我领回家等候结果。过了两周，突然有一天蔡宝生领着一名警察到我家来，见到我就说：“你怎么还不走哇？你可以回静乐了！” 我一听火冒三丈，当即就和他争吵起来。蔡宝生见话压不住我，赶紧转身走了。我随即到交道口派出所找军代表，反映情况，并提出：为我平反、送我回静乐县消除影响、补发误工补贴三项要求！当时的军代表并不知情，起初什么条件也不答应，交涉了快一个月也没有结果。亲戚朋友们都劝说我：自认倒霉吧！可是我坚持不懈，进而向他们的上级一一东城分局领导反映情况。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十一前两天的下午我曾去派出所找军代表要求解决问题，结果又被拒绝，于是我当着派出所几十名干警的面与军代表大吵了一通。不料到了傍晚军代表就派人叫我去派出所，不仅当面向我道了歉，还同意我的要求，立即送我回静乐！原来是我向东城分局的投诉起了作用，上面批复要妥善处理。派出所当晚就派人去了静乐，由于我没有任何准备，只好第二天动身赶回静乐。当晚派出所派人把返回静乐的火车票送到我家里，几十天紧绷的神经得到了舒缓。在北京这一段时间，许多亲友都曾好心劝我：“别争什么是非了，和公安局打官司你能赢么？”偏偏我不信邪，硬是争得了最好的结果！同时一个处事的理念也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没事别找事，有事别怕事！

我随北京来的干警来到静乐县公安局，县公安局的同志们态度又恢复了出事前的老样子，他们告诉我：最初连他们都害怕北京来的片警，现在看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纯粹是拉大旗作虎皮的把式！但对我的遭遇他们却只能表示同情，毕竟不是他们办的案子。

由北京来的两个干警在送我回村的途中恰巧遇到了西河沟村的党支部书记宋焕则。一番寒暄之后，就算是把我交回了大队。可当我根据商定的时间第二天再去县里找他们落实误工补贴时，才发现他们已经溜之大吉了！

长途车又把我拉到村里，乡亲们虽说见我平安地回来了，但并不知就里，尤其看到我回来就打了架，更不敢靠近。

那个月恰好轮到我做饭，可干活时手又碰破了，化了脓，不能沾水。由于着急上火，气管炎也犯了，每天不停的咳嗽，几乎要把肺震裂！那年的冬天的确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难过的一冬！拉着风箱，我回想着插队后的经历，真可谓大起大落。今后的路如何走？于是我去县知青办找知青办主任讨教，两位主任除了安慰我两句，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在独木桥的中央久久地站立着，迷蒙中被哗哗的流水声惊醒：回想起刚被隔离审查的那夜，又何曾想到会有今天的结果？虽说受到了一些挫折，但毕竟也经受了锻炼。有失也有得！我想起被关押时曾反复默写过的一句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面前的情景也正如是。生活还要继续，一切从头再来！此刻，我的心境豁然开朗，我暗下决心：要更好地把握机会，开创新的生活！

从我出事的那天起，锁焕的父母就一直在惦念着我。见我平安地回来非常高兴。老王对我说：“不要生气了，日子还长。” 他嘱咐老伴多做些可口的饭菜，让我到他家吃饭。那情同父母的关爱使我很快就恢复了常态。锁焕的母亲还托人上梁挖来生长多年的老甘草根，给我蒸水喝，两三顿下来咳嗽居然止住了！

仿佛是上天刻意的安排，一过元旦就传来了好消息，西山矿务局西铭矿要来静乐县招矿工，插队满两年的知青也可以报名。我赶紧把弟弟从北京叫回来，一同去县里报名。就在确定名单的当日，有人告诉我：由于你被审查的事没有结论，不能被招工。听到这个消息，当天中午饭没吃我就赶去县城。经过多方交涉，下午四点多知青办梁主任终于接通了北京交道口派 出所的长途电话，与军代表沟通了近二十分钟。军代表再次向知青办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表明审查之事原本与我个人无关，是错案。经县知青办开出证明，找到西铭矿来招工的同志说明上述情况后，在西河沟村的报名人中，我最终被选定，和弟弟及王怀毅等五个知青一起到西山矿务局西铭矿工作。

奔波了一天，晚上十点多回到村里，我即刻来到锁焕家窑洞门前告诉两位老人我的事已经定了。知道我没有吃饭，已经睡下的老人立即起身，把锅里给我留的饭菜热好让我吃，我无语了，我觉得那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接下来的几天，锁焕的父母在村里帮我们招待了西铭矿的 招工干部。招工的朱科长吃素，当时人了冬，鸡都趴了窝不下蛋了。于是锁焕的父母便挨家挨户搜集了三十几个鸡蛋为他做了一顿素餐。锁焕的母亲还为我拆洗、缝补了棉衣。

春节过后我们就要到矿上工作了，离别前感到有许多话要说，却无从说起。临走的前一天，石龙老师还专程带来照相机到村里为我们合影留念。我也为锁焕一家照了全家福，还专程 到汾河边那寄托了我们无限情思的小树林留了影。当我们乘车离开西河沟村之际，我看到锁焕无声地流着泪，跟在车后奔跑，挥手送行……

十四年后再次回到西河沟

从1971年2月离开西河沟之后，我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再次回到静乐。然而命运就是如此捉弄人，当我到西铭矿工作不久，就被调到西山矿务局参加了局篮球队的集训，连续四年的紧张训练、比赛，每年都要进行的队员淘汰，使我无暇顾及回静乐的安排，因为淘汰也就意味着返回煤矿下井挖煤。春节期间我又要回老家探望多年未见的父母。其间曾有一次到忻州比赛，赛后本可以抽空回一趟静乐，头一天我也请好了假。不料第二天一早却被局领导的一个电话召回，因为在太原临时增加了一场比赛，我那时已经是主力队员，不能请假。

1976年我的脚受伤半年不能正常行走，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紧张复习，及至1978年人学山西矿业学院后繁重的学业 又使我无法分身。那时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假期还要去北京看孩子，并为父母落实政策而奔波。等到这一切尘埃落定， 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后便毅然来到古交矿区参加了新区的建设。在我的内心深处，深藏着这样的初衷：古交原本是静乐与太原的交界，早年在静乐搞展览时我就记住了这个名字，这里离我的第二故乡静乐西河沟村不过二百里！

1983年我到汾河水库管理局洽谈矿区取水工程协议，事后我请司机拉我到静乐。当时的山路太难走，乘坐的212吉普车绕过汾河水库来到静乐县城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司机担心回程不好走，执意不再前行，结果我只好请他把车开到静乐县城的北门外，在那里遥望了一下西河沟村，而后带着深深的遗憾返回了古交。等到西曲矿投产，我也担任了古交矿区建设指挥部的设计处长后，我终于有机会再次回到西河沟村，但那已经是1985年的9月了。

那天我和指挥部的总工程师王有玱、副总工程师章冰白去 平朔矿区参观考察，征得两位老总同意后，我们乘坐伏尔加轿 车绕行静乐、宁武前往平朔。车开到西河沟村时，当年给我们做过饭的保维大爷正与王凤鸣等一帮老汉在村头的井台旁靠墙晒太阳，相互品尝各自的“药片片”。那是当地老乡多年形成 的习惯，止痛片、麻黄素等等，越是苦涩的药片，越容易使人吃上瘾，而这个地区早年吸食大烟成风！

我向他们问及惦念已久的王重新、段爱桃两位老人时， 却得知他们已于年前先后去世了。这使我万分的懊悔，恨自己未能早些回来看望他们！当年为知青盖的房子已经改成了卫生 站，锁焕也被招工到了轩岗煤矿。我找到了锁焕的媳妇，留下了我的联系电话和地址后，带着无限的惆怅离开了西河沟。由于要赶路，那回我在村里仅仅停留了半个小时。

不久锁焕来古交找到了我，我们恢复了往来。村里的人们知道我就在古交，也时不时地来找我，我尽自己所能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随着县乡公路的柏油化、高速公路的延伸，越来越便捷的交通使我和乡亲们就像走亲戚一般频繁交往，直到我2008年退休回了北京。

还有许多乡亲我已经叫不上名字了，见了面也是似曾相识。但他们却都记得我的外号，从初中开始就被同学们叫的外号——“大白”。这个外号跟随我来到了静乐，被村里人用当地的口音一叫，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叫我“大伯”呢！我倒像是讨了便宜！

情系静乐

如今回忆在西河沟、在静乐县的日子，我接触到的所有的人，都有极其鲜明的个性，使我永生难忘。在静乐县打篮球、 办展览，我先后结识了县里的不少干部。同在一个篮球队的赵子生、李元吉、张吉庆、知青办的梁主任、李主任、气象局的李技术员、县剧团的男一号赵成拴、武装部的宋政委……数不胜数。然而有两个人特别值得一提：石龙老师比我大几岁，自幼酷爱美术，师专毕业后当了中学的美术教员。石龙为人厚道，美术功力很深，在静乐县乃至忻州地区的文化界都很有名气。 他乐于提携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承接的展览任务完成得很好，受到县里的表扬。当时村村要画毛主席像，他带着我们 几个年轻人从北向南，汾河谷地的村落基本都留下了他的作品。石龙在我受审之际，一直相信我最终会平安无事。他绝不落井下石，为此还与说我闲话的人发生了争执。在我被招工即将离开静乐之际，他雪后徒步十里到村里为我送行，并为我与乡亲们合影留念。我回静乐时曾专程去看望他，不巧的是他出差去了大同。后来他调回了原平老家，至今还未能再谋面。

在县文化馆办展览期间，我还结识了县电影院的老职工王佩全。他的祖籍是天津，写得一手好字，每次放电影前都要打 出各种字幕，诸如毛主席语录及《场内禁止吸烟》等等，那些字幕就是他的杰作！他先用毛笔沾上油漆在胶片上写上字，而后把胶片写过字的那面染上或红或蓝的底色，再用汽油洗掉了油漆，油漆写的字迹处没有染色，就露出了无色透明的原底， 用光打到银幕上，红底或蓝底上就显现出白色的字。令人叫绝 的是老王的小楷字放映到银幕上，尽管放大了很多倍，楷书依然维持原先的架构，一笔一划依然那么清秀有力，足见他的书 法功力之深。我们初见他时，他已年过半百。待我再回静乐时他已驾鹤西去。对于他过往的经历我并没有更多的了解，只知道他是一位极为谦和、极为谨慎的老好人，他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成为年轻人的楷模。

与这两位短暂的相处，使我知道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 个基本道理，知道了做人做事要遵循的基本准则。而锁焕的父 母——王重新、段爱桃夫妇给予了我情同父母的关爱，成为我步入社会的先师！

具有戏剧性的是，我在静乐还结识了由太原煤矿设计院发配下乡的著名黄土专家王步云，1969年他初到静乐那天路过县汽车站下车问路，我正巧也在那里。而后他被借调到县知青办帮忙，我们再次见面。14年后我到古交矿区工作时又与他相逢，那时他已经回到太原煤矿设计研究院上班，被评为文革后全国煤炭系统的第一批设计大师。我们在古交紧密共事了十几年，分别作为甲方、乙方共同完成了古交矿区的全面建设，至今他已年过八旬，我们还保持着往来！

粉碎“四人帮”之后，农民越来越多地离开了土地，纷纷进城打工，留下老人、孩子，村里的劳动力骤减。偏偏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不力。在西河沟村，一家养三、四个孩子成了很正常的事，全村人口增加到一千人以上。农业产品产量始终无法满足发展的需求。

如今为了给太原市贡献更多的蓝天、更多的清洁水源，静乐县的小化肥厂、小煤矿、小焦化厂等许多能使农民迅速致富的产业近几年都被强令停产，而封山育林、发展畜牧养殖的效 益也要若干年后才能显现。农民迫切要求致富的心愿如何实现？ 2009年元旦刚过，中共静乐县委、县政府就在北京召开了静乐同乡会，我们知青也被邀请参加。会上人们从各个方面 提出了许多好建议。近两年再回静乐，你也会感受到静乐开始发生的巨大变化：县城里楼房成片，街道宽展了，商业街也有 了规模，面貌一新；县城南、北各建了一座跨汾河的大桥，与县城隔河相望的西崖底村通过大桥与县城连接成为一体；从宁武通到静乐的铁路在风沟建了站，大同煤业的发煤站台也已经建成开始发煤；而风沟村正在酝酿村落的改造，以便与县城接 轨；从太原、忻州方向各有一条高速路通往静乐，我也已体味到从太原一个小时抵达静乐的快捷。

西河沟村似乎走得步伐更快，后沟的窑洞几乎没有人再住了，人们在汾河的滩地边盖起了成片的平房。宝贵的滩地也开始被平房、楼房侵袭。山西焦煤集团的徽标已经在它的河滩地上显现，霍州煤业在那里买了地，建起了设备库房。难道这里也要实行“卖地经济”了么？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行为其推广速度之快令人始料未及……

2010年6月我终于如愿回村为王重新、段爱桃两位老人上了坟。我站在似曾相识的梁地上，又想起了来到静乐插队后见到的那幅老楹联：“古今山河古今在，古今不见古今人。” 此刻 在我的耳边似乎响起了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主题曲： “山也还是那座山呦，梁也还是那道梁……”

从北京到西河沟插队仅仅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然而它带给我情感的冲击如此之大，以致我的一生都无法抹去它的痕迹！两年里我们知道了山那边的生活现状，我们看到了人世间 的美与丑，我们经历了种种磨难和锻炼，我们也开始了去探索 生命的真实意义！回想插队后所经历的一切，我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力量在主宰着我的命运。当我顺利的时候，它会提 醒我要谨慎；当我失意的时候，它会鼓励我去坚持。这些年每逢12月9日，我和共同插队的同学们都要聚会。谈及时下西河沟、静乐的种种逸事，大家都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再次回到那里，希望能有机会为那里的乡亲们办些实事，希望西河沟、静乐的乡亲们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尾声

如今退休回京的我，偶尔会到什刹海闲逛，这里已经成为北京夜生活的一个中心，每到夜晚，灯红酒绿，人声鼎沸。不 远处，钟鼓楼依然保持着老样子，而什刹海周边的各式各样的精品屋、快餐店、酒吧、咖啡厅、茶社林立，构筑成当今什刹海的新景观。站在银锭桥上，放眼望去，远山正被越来越多的高楼所遮蔽，“银锭观山”似乎也要成为老北京人回忆中的美 景。当我漫步在什刹海边，儿时的记忆不断地浮现在眼前，那青春不再的岁月！回忆起自己经历的一切：1948年出生，1968 年插队，2008年退休回京，完成了一个甲子的轮回，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光却已悄然过去了！

然而站在银锭桥上再看到青黛色的远山，我的心就会激昂，它飞越过层峦叠嶂的群山，飞到了山那边，因为我在山那边曾流下过泪水和汗水，我在山那边也播种了希望与向往，我在山那边不断地学习、锻炼、成长，更在山那边实现了自己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