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回忆

赵海瑞

老土逸事

我们原北京市河北北京中学21名初高中同学，于1968年12月9日到山西忻州地区静乐县城关公社上店大队插队落户。

这21名同学中年龄最大的佘开印是66届老高三，当年23岁，最小的曹奇、赵文博是67届初中毕业生，当年也就十六七岁。插队初期，我们刚从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城出来， 满脑子想的仍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整天想怎样去云南越境参加緬共或者去越南参加抗美援越战争。因此虽然身在晋西北的一个小山村中, 还是在所居住的土窑洞墙上挂上了一幅世界地图，每天收工吃完晚饭，66届髙三毕业生徐葆齐大哥就披着一件军大衣，手端一盏麻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地图，嘴里还在念叨越南首都河内、緬甸首都仰光、老挝首都……这时躺在炕上休息的赵文博（人送外号老土）突然说：万象；又随口接连说出印度首都新德里、波兰首都华沙、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不仅如此，老土还把这些国家人口、特产、军事状况 一一说来，大家全被雷倒。

插队初期队里给我们派了一个老乡做饭，但不久就因饭不顺口决定自己做。21人分了3拨，开印、宝印兄弟俩自己做, 高中的5个女同学一拨，剩下我们初高中的14名同学一个大灶。头一年因队里尚未分粮我们仍是吃供应粮，和当地干部标准一样，细粮就是白面，没有大米。其余85%除了少许小米、 豆面，主要是玉米面。因此窝头、贴饼子就是家常饭了。

贴饼子成功与否主要在于火候掌握的好坏，火要烧得匀， 否则出来的饼子就是黑锅底、张飞脸。众人中老土烧火最棒, 贴出的饼子焦黄，考虑大厨房都有红案白案之分，本知青点特为老土增加一工种——黑案。其实老土不但火烧得好，白案手艺也不错，老北京抻条子就是一绝。此抻条子与西北拉面不同， 不用蓬灰和碱。只见老土和面时放盐少许，面团和好后放水反复扎反复醒，然后溜面，直至面团又软又筋道，放在案板上擀薄切成筷子条，但两端不能切断。约十多条后断开，放在薄面中滚动以防粘连，然后双手边抻边拉，抻成条子下入锅中。因为白面配给比例只有15%,所以改善伙食吃面条也是老土大显身手之时。

出工干活老土也是好样的，在村劳动的几年，我们没干几天地里的庄稼活。冬天开山、放炮、拉石头、备料、圈窑，夏天在砖瓦窑推土、脱坯、挑煤装、出窑。老土个高1米8,体重却只有120多斤，整个一个青竹竿挑鸡蛋，但圈窑洞时能挠（山西人称“肩扛”为“挠”）动四个人抬起的石头，装窑时背砖坯能背40块，每块砖坯重5斤，算起来足有200斤。

去年春节大年初一，我出去拜年路过北新桥，看到去雍和宫烧香礼佛的人群成四路纵队，从雍和宫一直排到北新桥路口， 折向东到金太监寺胡同路口，足足有二三里路远，第二天媒体报道进香人有六万五千人之多，足见雍和宫香火之旺，佛之灵验。看到众多排队礼佛烧香之人，不禁使我想起老土一件糗事。 那是70年秋天，我和老土去转知青点路过宋家村，村外路边半山坡上有一数丈方圆之大青石，青石破裂长出一棵松树，树冠将半坡上一孔石窑掩盖一半。后来才听附近老乡讲这里原来是大仙庙遗址。我和老土进得洞中，只见供奉佛爷的地方只下佛龛，佛像都不知哪儿去了。我们冲佛龛磕了几个头。出得 洞来下到道旁，却见道沟里有个残缺不全的佛像。此时老土突然内急，遂在佛像旁方便起来。我开玩笑说老土你也不怕报应啊？谁知此话成真。第二天队里分土豆，装了满满一口袋足足有百十斤，我勉强将它扛到所住的窑洞坡下，再也无力扛到坡 上窑洞里，于是大喊老土帮忙，老土此时正在窑洞中的炕上休息，听到我的喊声从窑中出来，跳到一道小矮墙上，突然一个倒栽葱从墙上摔到高近二米的墙外一个放有煤灰的坑中。我急忙跑过去、老土已自行起来，身体虽无大碍，却也磕得鼻青脸肿。自此老土见庙烧香广结善缘，分配工作在太原西山矿务局西铭矿。从一名采煤工到上大学回矿后担任“7 • 21”大学教员、采煤四队队长、矿务局副总工程师、柳林煤矿矿长。虽然从事较危险的工作，但一直平安无事直至去年底安全退休。

灵异之事

世上到底有没有鬼，有没有神？谁也说不清楚。按唯物主义者来说神鬼都是没有的，但有一些现象又是唯物主义现在无法解释的。在上店插队时和后来到化肥厂我都碰到过一些事, 按现行说法就是灵异之事。我这个人其实胆子不大，但因为从小在北京上学，脑子里全是老师教的无神论。所以对鬼神之说也不怎么相信。记得是1971年的冬天，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发布之后，静乐也开始挖防空洞。但在城里出事了。西关在城墙下挖洞时塌了，砸死一个人。正好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县城大礼堂看电影。回村时如果过碾河走赵王城要四、五里路。正值寒冬，寒风刺骨。如果走西关有一个排水的洞，过西林子走过冰冻的汾河，就是西崖底和西坡崖联接处。要近两里地。但挖防空洞出事的地方就在西关排水洞旁，下午来时见死者盖张席在那躺着。电影散场已近十点，伸手不见五指，我还是顺来时道路穿排水洞走西林子过汾河回店上。就在穿过排水洞时见到死者还在，人头前有个点着的长明灯，一闪一闪, 更觉吓人。一路小跑，直回店上。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至今让无法释怀，当时我们5个知青住在兰大家的窑里。我们住的是 中间一孔，左边兰大自住，右边是天为老汉和老婆儿住。大约是1970年或1971年的春天，正是春耕的时候，县里推广种反修十号高粱，这种高粱高产，但很难吃。当时村里农民过的很难，天为老汉每天种完高粱总会剩下些种子藏在口袋（老婆给他在外衣里缝了一个大口袋）里带回家，没想到被大队干部发现了，出事儿了。当时这反修十号高粱是农业部门研究出来， 号称亩产千斤的农作物，可以使庄稼收成一举过黄河、跨长江。 当时提的口号，即“亩产500斤过黄河、800斤跨长江支援国家建设，气死美帝、苏修”。所以叫反修十号。天为老汉偷了籽种，事关反帝反修的大事，队里就准备开他的批判斗争会。 谁知天为老汉一害怕竟然吃了拌籽种的红矾自杀了，棺材就停在我们窑前，天为家老婆天天啼哭，弄的我们日夜休息不好。 我们也是当时年轻不懂事，就想吓一吓她，夜间一二点钟，由岁元大哥悄悄的走到棺材前，用力在材头拍三下，再悄悄的回来。旁边窑内老婆果然惊醒又哭起来。事情过了一段时间，就在人们都淡忘了这件事后，奇怪的事发生了。每到入夜一二点钟时，我们窑前就有如人走过的动静，踩在窗前我们准备引火 用的柴上喳喳响。我们养的一只叫小京的狗就拼命的要从窑内冲出去。但到窑门口又不敢出去，就在那儿大叫。奇怪的是们拿着手电到院中看时，什么也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多次，我们窑中5人决心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天夜间， 估计到一二点钟了。大家互相问：“哥几个都醒着呢吗？ ”当确定大家都醒着时岁元大哥拿着手电筒站在窑前的小窗下，等着那个声音的到来。过了一会儿，窗下还真传来走动的喳喳声,夜静人稀，踩在窗前的引火柴上声音格外的大。正在这时，岁 元大哥猛的拉开窗子，用手电朝左照去，什么都没有。马上向右照去，手电灯泡突然坏了。吓的岁元马上关了窗子。就在关窗的那时候，窗前好像着起一团火，把窗纸全映红了。第二天看窗前、窗下一点儿烧火的痕迹都没有。当时窑里5个人，除天德早年去美国外，其他4人现在都在北京。最终也没搞清楚当年这是怎样的一件事。

财主存绪

我插队的上店村68年时只有300多口人，大多数人不是姓赵就是姓刘。印象里存绪是姓王。可就是这样一个在上店少数姓氏的人却是上店村的财主。说是财主成份自然就高，在那一切以阶级斗事一抓就灵的年代，晚上经常开批斗会，批斗地、 富、反、坏四类分子。我就是在这个场合认识存绪的。在我印象里存绪当年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岁，应该也就30岁吧，充其量成分不过是地富子弟，怎么是地主呢？当我把这个疑问同老乡们提时，有的老乡私下对我说，存绪实际上是个栖惶人。据村中乡亲介绍，存绪他大（当地人称爹为大）是个特别仔细节俭的人，节俭的程度近乎苛刻，除了寒冬腊月一直打赤脚。尤其夏秋时节。进静乐县城赶集、办事，把一双鞋夹在腋下，走四五里直到趟过碾河才把鞋穿上。办完事出城到碾河边脱下鞋趟水过河，鞋就夹在腋下不再穿上，赤脚回店上。家里睡觉没有枕头，睡觉枕拣回的砖头，上面放上买来的但舍不得做衣服的土布。直到把布都枕坏也舍不得做衣服。有了钱就买地、庄稼收了粜粮存白洋再买地，慢慢成了财主。

存绪他大在成为财主后也还是依此行事，虽然他总哭穷，但别人都知道他有钱。因为地在那儿摆着。每年打多少粮，粜多少粮，南河滩的牙行也全知道。就在抗战即将胜利，日本人要撤离静乐的一天夜里，突然有十几个大汉提刀舞枪砸开存绪家的房门，将存绪一家捆绑起来。拷问家中财产存放情况，最终将所有能翻出来的浮财全部带走。听说光白洋就有几瓮。来的大汉全都拿锅烟灰涂黑了脸，但其中有一人因搬运东西出汗用袖子一擦脸露了一块儿。正好让存绪他大看见。此人原是城里一个游手好闲的灰鬼，日本人来后投靠日本人当了警备队汉奸。千不该万不该存绪他大叫出了那人的名字。那帮人见认出了他们的人，怕将来有后患，一马刀将存绪他大砍翻在地。点一把火将存绪家烧成白地，还怕存绪他大不死，把人扔到了火场中。日本人走后，咱静乐是老区，岚县就是八路军贺龙的120师师部。所以阎锡山的国民党就没来。土改了，存绪家浮财没了，地还在，划成份就成了地主。

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都说人生最悲催的有四件事：洞房花烛夜——邻居；金榜题名时——别人；久旱逢甘霖——点；它乡遇故知一债主。可我曾觉得最悲催的事莫过于煮熟的鸭子又飞了，而这事就是在我插队时发生的。

我们是1968年12月9日离京的，10号中午到静乐，在县城休整两天,12日到了上店村。这是一个紧靠汾河川的小山村。 距静乐县城5华里，是条件不错的村子，村里有三个砖瓦窑， 又在汾河边的平地上种党参等药材，所以社员分红值不低。十分工能分7毛钱。

我们进村时正值隆冬时节。村里已没什么活儿干，尤其婆姨们就都在窑中猫冬了。村里开完欢迎会后几天没给安排活儿， 我们就去找队里了。咱是来插队劳动落户的，不是来享福的。队里没办法，安排我们到县城里往村中拉积肥。两个人一个平车， 一天拉4趟。其实社员们不满意，因为我们抢了村里人的饭碗。

村里有两个人在县食品公司杀猪，村里给记工，做为回报食品公司将杀猪后的猪肠粪作为肥料给村里，再堆上树叶、草等做成积肥。我们就是将这些积肥拉回村里的地头，每天四趟。刚开始大家很新鲜，又干活儿又逛城，干了些日子后问题出来了，主要是一个字：饿。当时村里人冬闲期间都是两顿饭， 早饭在9点来钟吃，晚饭在下午4点来钟吃。我们也入乡随俗, 可村里人睡觉早，冬天天一黑就睡了，也不点灯熬油。我们还习惯九点、十点钟才睡。每天拉百多斤的平车跑四五十里地。 睡觉时晚饭那俩窝头早就消化掉了。除了1960年困难时期，这次挨饿是最难挨的。在最终消费掉最后一点儿北京带来的存货后我们陷入了绝境，先是晚上到知青食堂借第二天的窝头，但寅吃卯粮总不是办法。

一天忽然发现了新大陆。原来我们拉肥的食品公司卖成套的猪下水。心、肝、肚、肺，每斤二角六分钱。没有猪头、蹄 尾，猪肉、猪头、蹄尾等是上调太原供应市民的。但心、肝、 肚、肺也不错呀，可以五香、可以炒肝儿、可以囟煮。白面没有，棒子面贴了饼子也一样。于是哥儿几个凑钱买了三套下水。 收工后赶紧收拾干净，放大锅里开煮。为了好吃，专门找怀明娘寻了几粒大料和五香粉。当时静乐县城没有卖酱油的，于是买了些酱色上色。

当窑洞中飘出阵阵香味时，十几个饿的眼发蓝的弟兄一起盯着锅台上的锅盖，十几双手争抢着锅盖上的马勺。就在打开锅盖的一刹那，窑内也充满了开锅后的热气，什么也看不见了。 岁元大哥离锅台最近，近水楼台抢到了马勺，他一高兴动作大了些，竟然把锅台上方窑洞墙上挂的煤油灯打翻在锅里了。大伙儿忙了一下午、一晚上，饿着肚子眼巴巴的等着，结果一口没吃到，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我当了粪头儿

到上店后的第一个工作是从县城往村里的地中用平车拉肥，两个人一个平车。当时正值十八九岁，拉个百多斤的车说实话不算回事。就是在爬赵王城那个坡时费力，所以村里配了两个人，在爬坡时一人拉，一人推。咱刚从文化革命的中心北京来，来了是向贫下中农学习来了，得主动要求艰苦锻炼。于是主动和村里打招呼减掉一个人，三人两辆平车。因为只要爬上赵王城那个坡其它的路一个人拉车也能走，村里当然很高兴。

一天我、老土、曹奇三人两辆车正在爬坡，正碰上当时的城关公社书记任二城下乡骑车回来。任二城是个老革命，据说在延安中央警卫团呆过。他看见我们三个知青拉两车粪土吃力地爬坡就下车帮助推车，还说让我们去城里时到公社喝水。由于天天进城干活儿，静乐县城也不大，所以认识了好几个在县城的外地人。像礼堂电影队卖票的老王一天津人，日本留学生，不知什么原因到这儿来了；静乐中学教英语的张老师，北京门头沟龙泉务人，原在外交部工作，也不知什么原因到静乐来了。

村里知道我在县城有熟人后就找我谈，让我领一帮村里的半大小子去城里掏粪。我记得有亮生、美旦、白则的哑巴儿等。当时各单位的厕所都有城里的各队掏，上店要去掏实际上就是偷粪。我原不想去，村里队长说：一、不用我掏厕所；二、这几个半大小子算我部下，由我领导。后来我想咱刚来村里，就像水浒中鲁智深刚到大相国寺时一样，难到刚来就让你当领导？让你当书记你又不是党员，让你当队长你什么庄稼活儿都不会, 想鲁智深刚到相国寺时也看菜园子，是个菜头，老和尚跟他说干好了一年后升塔头，再干一年升饭头，过几年升上去就能升到监院，算是长老底下2号人物了。咱来上店插队可是扎根一辈 子，既然队里贫下中农看得起你，你还装什么大呀？好赖还管着五六个半大小子呢！大小也是一级干部，干几年也能混个队长、会计的干干。于是就接过了这个任务，当起了粪头儿。

第二天我就领着我的兵进城了，兵们拿着锹、镐、还有钢钎，挑着萝筐。我问他们为甚拿着钢钎时，他们对我一笑说到地方就知道了。在路上我就想这第一次上哪儿去偷粪呢？忽然想起公社任书记不是让上他那儿喝水吗？公社机关人多，最主要的各村都有办事的，还有开会的，他们都要在公社院厕所里方便，就偷公社的。原来的城关公社就在现在的鹅城楼对面。进得院内，屋里任书记正开会，隔窗看见我，我做了一个喝水的动作，书记笑了一下继续讲话，我则溜进后院厕所打探。一看没人注意一挥手叫来我的那帮兵，兵们立刻干了起来。这时我才知道因为还在冬天，厕所粪尿都冻在一起，拿钢钎是用来砸的。这帮小子真能干，一会儿就连砸带炉装满一担挑上就跑。美旦更绝，看有一大块搬起后挠上就走。就这样，第一次旗开得胜。

有了第一次以后就越发熟练了，每天我进城游走，到各机关、单位打探。发现院内无人厕所有货，立即一挥手这帮小子就干。如果被人发现我则利用知青身份缠住发现人，兵们就跑。慢慢的城里各单位都知道了上店有个知青当粪头儿，手下有个偷粪队。城里东关、北门、西关等队也知道我们占了他们的地盘儿，要抓我们。正好干了一个来月了，天暖了，厕所不好掏了，队里解散了这支队伍，我被分到砖窑干活儿去了，粪头儿的差事结束了。

清明时节想起旭明哥

清明是国人怀念故去的人的日子，古人有写清明节的诗：春雨杏花满清明，追思犹怨水烟轻。合化子规啼血尽，不悼家 川悼君茔。在这个日子里我想起了旭明哥。

旭明哥不是上店村人，是给我们知青圈石窑的石匠。记得是1970年春天，经过一冬天的准备，圈石窑的石料终于备好了。 也请来了两个石匠大工，一个叫狄有才，苛岚县人。后来在我 们上店村找了一个寡妇，就是亮生娘。算入赘上店的吧，当然这是后话了。还有一个就是旭明哥。旭明哥当年也就二十八九岁。是上静游人。记忆中旭明哥总穿一件洗的发白的蓝褂子，因为干活儿出汗蓝褂的后背上总有一圈儿白色的汗碱。旭明哥不爱多说话，每天上工后就是在石料堆里找寻能做窑掌的面子石。找好后就坐下来左手拿钎，右手拿锤。一锤锤的打石窑的窑面石。打出的窑面石纹路细细、间隔整齐，很漂亮。旭明哥虽然手艺好是大工但没什么架子，不像有才来不来就对小工吼叫。当时我们十来个男知青就给有才和旭明当小工，主要是抬或背石头，因此和有才、旭明也渐渐的熟悉起来。干活期间有才经常对小工吼叫，有时还骂骂咧咧，旭明哥则没有大师傅的架子，经常和我们聊天、说笑。砍楦是圈石窑最关键的时侯， 这时用木料在窑里将窑顶楦好，外边用片石层层圈起。到最后只剩下一条沟缝，大师傅要选择合适的石片将其填好、填实。 到填最后一块石块时讲究大师傅抡起一块片石砍向石缝，大小正合适。这是考验大师傅技术的时候，多天的辛苦全在这一砍 间。砍的好，拆楦时就顺利，如砍不好拆楦时容易坍塌。那就前功尽弃了。所以叫砍楦。有才脾气暴躁、不是嫌这个石头拿大了，就是嫌那个石头拿厚了，支使的我们小工团团转。我们哪受过这个呀，就商量拿石头砸有才的脚。这事叫旭明哥知道了，就耐心的和我们讲砍楦时的重要性，讲砍楦不成功的危害， 又劝有才对知青好些。后来还约我们和有才进城在西关鱼池院对面的小饭馆吃了一顿红烧肉。十来个知青每人一碗，还买了二瓶老白汾。化解了知青和有才的矛盾。使十眼石窑顺利的完工。而我们也和有才成了朋友。上店的窑圈完后，有才和旭明又揽下了娘子神水泥厂的圈窑活儿。过了两月我们不想在村里干了就找了过去，有才和旭明收留了我们，干了一个多月，挣了四十多块钱。完工后我们回村，旭明去了宁武，有才和亮生娘搞上了，不想出去了，回苛岚迀来户口和亮生娘结婚留在了村里。

由于我们每人回家都粜粮凑路费，有时没钱也粜粮换钱下饭馆，所以这年7月竟然就没粮了。听有才说旭明在宁武揽工垛坝，我们七八个男知青决定去宁武找旭明哥打工，将不多的粮食留给女同学。7月底我们到了宁武，按照有才给的地址找到了旭明哥。他在宁武到阳方口的一条公路上揽活垛拦水坝。 目的是怕下雨发大水冲毁公路。这是个肥活儿，每天能挣十几 元。但是工程已经收尾。就是这样，旭明哥还是收留了我们。当有人提出工程已近完工，多一人就多分一份钱时，旭明哥说我的知青哥们不容易，从北京那么好的地方来到这儿圈窑、垛坝，现在投奔我来我不管谁管。就这样我们在旭明哥的工地上干了6天，分了70多块钱。这可是在上店干一年的钱呀！工程完工了，旭明哥家中捎信说有事回了家，我们则在宁武找到了在铁三局修宁武到苛岚铁路的工作。没想到和旭明哥这一别竟是永诀。过了一个多月在宁武碰到曾共同在旭明哥工上打工的 一个工友，当我们向他打听旭明哥的消息时，才得知旭明哥死了，死得很不值、但很惨烈。原来上次旭明家中捎信让他回家 就是旭明定了好几年但还没过门的媳妇不知什么原因变心了，不跟他了。这么多年的感情和金钱的付出，旭明有些想不开。 他准备最后再跟这女的谈谈，同时也准备下了电雷管和炸药。 而这些东西在那时的一个石匠是很容易弄到的。结果旭明哥约那女的到一个偏避的地方两人谈崩了，旭明按响了炸药，但这时女方挣脱跑了出去只受了轻伤，旭明哥自己却被炸身亡了。 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了，如果有来世，旭明也已是40多岁的人 了，你可曾知道在北京还有一个你曾经的兄弟在这清明时期怀念你？

记怀明娘

68年12月底初到上店，因为已过秋收季节，国家给插队知青一年商品粮供应。是和城里干部一样待遇，15%白面，剩下的是小米、豆面、玉茭面等。刚开始我们21名知青在润魁家院南屋一个大灶吃饭。队里给派了一个妇女给我们做饭，这就是怀明娘。怀明娘本名叫什么我们还真不知道，都叫她大娘。大娘当年应该不到40岁。在村里是干净利索的人。当时的供应粮细粮少粗粮多，大娘就尽可能的粗粮细作。村里人都说我长的特别像大娘的大儿子兔明，头发是卷起来的。当时兔明在外当兵，大娘因此对我总有另一种感情，是关切、是母爱。有一次我得了急性胃炎。大娘知道后熬好米汤送到我的炕边。69年3月初第一次探家，大娘给我带了一袋小米，说是让我的父母尝尝。多亏了这袋小米，当时因为没有钱，我们总想搭便车到忻州。头一天在汽车站联系好了一辆车，还给了司机两个毛主席纪念章。让我在东崖上村边公路等候。谁想到车来后司机一踩油门就跑了。当时我不到20岁，心想到前边还能截不住车？没想到当天车特别少，我一个人扛着提包一走几个小时到了康家会，供销社里什么都没有，买了一块钱的冰糖，路边河畔打些冰，一口冰糖一口冰。走到十八盘下起了大雪。冒着大雪走到了三交镇。住在一个鸡毛小店，将大娘给带的小米倒出2斤让店家熬了一锅粥。连同一起住店的人就着店家的酸咸菜吃个肚歪。第二天早上小喇叭广播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千辛万苦到了北京，因为中苏边境吃紧，北京疏散人口，街道动员知青回到插队地去。在北京没住几天就又回了静乐。

往事不堪回首，当年要没有大娘带的小米肯定得在走完静乐到三交120华里后饿一宵肚子。2004年、2005年回上店我都去看望大娘并带上北京稻香村点心。大娘应该年近80了，身体还很健康。

在静乐第一次赶庙会

从网上得知这几天静乐天柱山又要赶庙会了。几个静乐吧友还及时传回赶会的照片。虽然离开静乐已三十余年了，但当年在静乐赶会的境况仍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事。

在上店插队那几年是最困难的几年，那时的静乐南河滩每天就只有靠北面的烟酒商店的台阶上稀稀拉拉的有几个粜粮或卖山药的人。汽车站旁是卖煤炭的市场。整个县城就只有两家饭店，一个是国营饮食公司的饭店，菜就是过油肉、大杂烩、 小杂烩老三样。主食只有削面、拉面。到73年、74年，到饭店 吃饭买一碗削面或拉面还要搭一个玉米面瘩蛋。因为食堂饭店也是粗细粮搭配来的。还有一家小饭店在西关鱼池院对面，门面不大，屋里黑黑的，服务员也只是几个老娘娘。但这家小饭店做的红烧肉不错，冬天，饭店里生了一个大火炉子，炉子上坐着一个大盆，盆里烧着热水，水气把小屋弄的暖暖的。来饭店的食客要上二两白酒，放入酒提在水盆里热了喝。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在饭店吃饭喝酒是稀罕的事。一是没钱，二是饭店也没什么东西可吃。于是在村里劳动之余更多的是和上店的乡亲侃各地美食。我们说北京的小吃，什么艾窝窝、密麻花、姜汁排叉。上店乡亲则介绍文革前尤其是五十年代时南河滩赶会时卖的吃食。什么杂割汤、大麻花、炸麻叶好在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邓小平复出后经济逐渐走上了正轨。县里的商业也逐渐繁荣起来。终于在70年代末传来一个消息，南河滩又要赶会了。不过不叫天柱山庙会（实际上天柱山此时也没有庙了 )。而是叫静乐县物资交易会。

因为刚从那困难的年代走过来，物资还不太丰富。赶会设摊的主要还是以国营商业部门为主，还有各乡的供销社。无非是把柜台设在了街上。那时我们已经在化肥厂工作了。有城里朋友问我能否从北京弄一车啤酒来，说准能挣大钱。但当时啤酒在北京也是稀缺货，根本拿不到货。所以发财的路是吹了。

到阴历六月十五前后，交易会开始了。南河滩戏台上县剧团演出晋剧《逼上梁山》（毛主席肯定的戏）和《十五贯》。因为是改革开放初的第一次交易会，所以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赶会看戏。我们化肥厂的知青也三五成群的由西会进了城。其实赶会就是图的一个热闹，现在也一样。因此中午在饮食公司饭店变成了知青大聚会，有化肥厂的、针织厂的、粮食加工厂的、 农机厂的。竟凑了三四十位。这时饭店也由过油肉、大杂烩等老三样多了些品种。当然比现在差远了，无外乎加了几个家常菜而已。也就是红烧肉、回锅肉、小炒肉、焦熘丸子等。但对我们来说已是极其丰盛了。我们把四台桌子摆在一起，饭店里有的菜摆满了桌子。开了几瓶老白汾。没有啤酒只能用麦精露代替。边喝酒边划拳，划拳还戴帽儿，什么一只螃蟹爪儿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什么一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加上饭店跑堂的服务员李厚则老汉“过油肉四个、小炒肉八个……”的吼叫，真的声震南河滩了。慢慢的饭店门口围观的人 越来越多，好多人从戏场院下来看知青划拳打通关，交通也为之受阻了。连在戏场院维持秩序的公安局的警察老吴也过来劝说：别再划拳吼叫了……据说这是静乐第二次在赶会时把南河滩的戏顶倒。第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初，当时有一个在太原工作的静乐人回乡，因为正当雨季，带回一双雨鞋，就是那种老式 的，黑色的半高鞔雨靴。当时正逢天柱山庙会。此君将雨鞋穿起，两脚站在一放水木盆里，当然水不能没过鞋。然后脱下鞋让众人看，家做的白布袜子竟然一点儿不湿。不想竟然引得戏场院里的观众全来看神奇的鞋，把南河滩的戏给顶了。

离开静乐30多年了，原想今年回去赶会，再红火一回。怎奈家务缠身。主要是承担了照顾第三代的任务，所以没能成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也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待来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