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杏君

1968年12月9日是个难忘的日子，我们来到了山西静乐县，被分配到城关公社西河沟生产大队插队落户。静乐是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平地少、坡地多，土地贫瘠、广种薄收，村民生活普遍比较困难。当我们在鞭炮声中走进位于汾河河畔的西河沟时，村口站满了来看热闹的男女老幼，他们好奇地欢迎着这些从北京来的学生们，因为从此村里增加了一个18人的大户。

静乐地处晋北山区，所以冬天寒冷，村里人大都住窑洞（既有土窑也有砖窑）、睡火炕。做饭的灶台和炕道是连通的，拉着风箱烧水做饭，饭熟了炕也就烧热了，一举两得，即便穷人家铺盖不多，有热炕睡就不觉得冷了。我们知青刚到村里时，因房子还未建好，临时分散在好几户村民家住，做饭则集中在生产队的一处空屋里。每天干完活，晚上我们在住处只是烧点热水大概洗洗而已，所以睡觉时炕几乎不热。几个女生挤住在一起，凭借着青春的活力抵御着严寒。

冰天雪地的冬天，地里没什么活干，生产队安排大家到距村十里路的县城去担粪，据说是村里花了80块钱买下了县公安局的厕所，用土把粪便搅拌后，因天很冷自然就冻成了硬块，我们再用筐一趟一趟地挑回去倒在地里。记得早晨天还不亮我们就起床了，简单整理一下个人内务后，就一起行动。窑洞的中央挂了一幅从北京带来的毛主席像，几个人恭恭敬敬地站立着背诵三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 …… 念完后才担着自己的粪筐出发。冬天夜长，清晨还能看到天上的星星在闪烁，仿佛在为我们照明。虽然天很冷，但我们年轻，有一腔热血，所以当时也不觉得很苦，有兴致时还会一边走一边哼着革命歌曲。挑回一趟粪倒在村前的地里后，就可以吃早饭了。早饭是小米稀饭和炒面（豆子、玉米、高粱炒半熟后磨成面），吃完早饭再去县城挑第二趟粪。每天出去担粪往返也要走几十里路，晚上又睡在没有烧热的炕上，没过多久我右侧的腰腿都感觉疼痛，干活不能用力了。经村里人介绍， 说本村有个人会针灸，我赶快到后村找到这个人，这是个业余给人扎针的农民，人一看就很朴实，给人扎针也不要报酬。他问了我的病情后，让我趴在他家的土炕上，拿出几根长长的针灸针，隔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在我的腰部和右大腿上就扎了几针。我当时很担心，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针灸，以后我再也没敢去找他扎针了。由于自己这次腰腿疼的体会，也看到村里人缺医少药的困难，尤其是贫困的村民有个头疼脑热、小伤小病的，一般情况下都是抗病，患重病无奈才上医院。逐渐地我心里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自己去学会打针、针灸和一些简单的医疗技术，能为村里人解决点实际困难。于是我给北京的哥哥写了一封信, 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他。因为父母不在，从我上小学开始哥哥就把我带在身边。他在大学当老师，也为我在女教师宿舍里申请到一张床位，就像人们说的那样，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哥哥得知我的这一想法后劝我不要去做这件事，他说因为我们家有海外关系，这在当时是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万一出了医疗事故，会和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那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如果有理想有抱负，想在农村做点什么事情，可以搞点农作物试验田，培育新品种等等。我虽然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但当时我年轻再加上天生不服输的个性，让我决心要去做这件事， 至于后果则没有去多想，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当我找到村里的有关领导（记得有生产大队的书记和贫协主任）向他们提出我想到县医院去短期学习，然后在村里办一个卫生站，他们同意了，但还要经过公社领导批准才行。于是我又去找到城关公社的任书记，他也同意了，并嘱咐我要好好学习，为贫下中农服务。

在县医院里，我从肌肉注射开始学起，第一次在注射室给病人打针时，抽好了药却不敢往病人身上扎，是一个老护士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后来又教我静脉注射。针灸当然就要复杂些，要记一些经脉上的穴位，什么病扎什么穴位，然后在针灸大夫指点下进针、捻针。为了快些掌握针灸的基本功，我也学着在自己身上练针，比如手上的合谷、内关，下肢的足三里、三阴交穴，我都反复地在自己身上扎过很多次，练习进针快、拔针快，体会什么是针灸得气的感觉。在县医院学习虽然不用交学费，但每天我自己要花几毛钱伙食费，感觉负担较重，所以不到一个月就尽快结束学习回到村里。

在大队老增元书记的支持下，村里拿出了六十元的经费和我一起到县医药公司买了一包针灸针、一个5毫升的注射器和两个注射针头、一把小镊子、一瓶酒精、一瓶红药水、一瓶紫药水、一瓶碘酒，还有少量的消炎药（磺胺类)、退热止痛药。因钱不够了，我又到县医院找老护士要了一点消过毒的纱布和棉球，真感谢她们无私的帮助。我和老支书背着这些东西，淌水过了汾河回到西河沟办起了村里的卫生站。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但那时的情景以及老支书善良的布满皱纹的面容至今我记忆深刻。

我一边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一边兼当赤脚医生，那时年轻又有股干劲，不管是在吃饭还是睡觉，村里人有病叫我都是随叫随到，没有为个人得失去计较，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应该的，是为人民服务。记得当时最常用的最有效的消炎针剂是青、链霉素，而这两者用前必须要做皮试的，如有过敏反应 是非常危险的。而我居然在没有任何抢救药物、缺乏抢救知识的情况下给病人做皮试、打针，我真是太无知了，太胆大了。

1973年，当我进入医学院学习后，每当想起此事都感到后怕。感谢老天爷的关照，在当赤脚医生的那些日子里没有发生过任何医疗事故。虽然那时的条件很简陋，知识也有限，但基本的消毒我会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去做到。每次给病人针灸时我都用酒精棉球把针消毒，皮肤也要擦一下；打针前我会将注射器和针头放在病人家做饭的锅里煮开一会儿，并用注射器抽上开水反复冲洗几次。就这样西河沟的前村后沟我记不清跑过了多少家。有一次深夜我已睡下，有个产妇生完孩子出血较多，她的长女、长子二人来叫我去打止血针，我从炕上爬起来 点上油灯找出注射器和一支止血针剂就跟他们走，回住处时也没叫她家人送我，半路上差点叫狗咬了。凭着我对村里人的真心和热心，他们也给了我很多的关心和疼爱，让我在那个年代、 在那个偏僻的山村里不觉得孤独，始终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另外还有令我想不到的事，有一天村东头一个村民突然来找我，说他家的猪病了，要我去给猪打青霉素。我从来没给猪打过针，不会打，他告诉我把药抽好后在猪的后腿内侧皮嫩的地方扎进去就行，也不用做皮试。我不好拒绝，拿上仅有的那个注射器去了他家，四个男人一人按一条腿，将猪仰面按倒在 地，我抽上配好的药从猪的后腿内侧扎进去，那头猪挣扎着嗷嗷叫着，我迅速将药液推进去拔出针头。有了这第一次我就不惧怕了，以后又有了若干次给猪打针的经历。现在想起此事仍觉得有些好笑，自己曾经兼当了半个兽医呢，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

在农村近五年的时间里，担粪、锄苗、收割样样农活儿我都尽力去干，还为村里人解决些小病小伤的问题，所以和村里人的相处得比较融洽。1973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由于自己的努力和统战政策的落实，经过基层推荐和各级的政审，我有幸被山西医学院录取了。在我收到录取通知时，县招生办公室 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次招生期间西河沟有几个贫下中农还来县招生办找过他们，反应我在农村里确实表现不错，希望能批准我上大学。我真没想到这些淳朴善良的老农民还去了县里为我说好话，他们是真心想帮助我啊！

从1968年下乡插队至今已四十五年了，每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还是那么清晰，鲜活，永远都难以忘记。虽然经历了蹉跎岁月，饱尝了酸甜苦辣，一路走来，每一步都不容易，但也奠定了我们做人的基础，那就是善良、勤奋、奉献、珍惜、 知足。西河沟村和村里那些熟悉的村民总让我有一种眷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