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北京知青

侯永山

木瓜山村是静乐汾河东岸距县城北15公里的一个村庄。全村在1969年有200户人家，780口人，有平地2000多亩， 山地1500多亩。在当时是有水、有电、有煤，土地肥沃，交通方便，是一个具备发展农、林、牧、副条件的好地方。可是在1968年前木瓜山还是一个全县有名的落后村，全年粮食总产量只有28万斤，每年吃国家救济粮六七万斤。

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木瓜山村也分来北京知青13人，男6人，女7人，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17岁。

我当时在供销社工作，看到我们村这么好的自然条件可年年要吃国家救济粮，我想：人家北京的孩子还来这么穷的地方，自己土生土长为什么不能回村里改变自己家乡的面貌呢？于是在1969年我就向县里和公社的领导提出申请，回村工作。我的想法得到了县里和公社的支持，经过党员和群众大会的讨论、选举，我当上了木瓜山村党支部书记。根据我们村的实际情况，我和党支部一班人带领群众大干快上，艰苦奋斗，勤俭创业，发誓要把贫困落后的帽子摘掉，不吃国家一粒救济粮。经过一年的苦干，1970年全村粮食产量达到56万斤，翻了一番，卖给国家余粮7万斤。每工分红7毛5分钱，被县评为先进大队，先进党支部，知识青年也被评为先进队。

在全村上下奋发争先改变面貌的同时，党支部始终把关心、教育知识青年放在议事日程上，根据他们的特点，给他们安排了力所能及的生产工作，在生活上尽量照顾他们。除了县里给他们的供应粮外，大队给他们补助调剂了些杂粮。刚来时是他们自己轮流做饭，我给他们调剂了些当地的莜面，可他们不懂莜面的做法，和了面擀成了面条就下锅煮，结果煮成了一锅莜面糊糊，他们竟把那莜面糊糊也都喝了，真让人哭笑不得。于是大队给他们派了专人做饭，粗细粮搭配，改善了生活。当时因我已二十七八岁，他们就叫我大哥，把我妻子称大姐。他们住的离我家不远，差不多天天都有知青到我家转转，有时碰上吃饭，他们也毫不客气，总是说大哥家的饭真香，就是我家的玉米面窝窝头，他们也说真好吃。我关心他们，他们也很尊重我，处得像亲人一样，每每回想起来感觉还是那样的亲切。

社员们逐步能吃上饱饭了，也看到了发展前途，党支部按规划71年在村里办起了养猪场、养兔场、粉房、豆腐坊及酒、醋、酱等作坊，改造了小煤矿，成立了运输副业队、林业专业队和老年修建队，这年各项生产任务都很出色，知识青年也出 了不少力。刘春鹏有绘画、书法特长，我们就让他给村里刷标语，画领袖像。农闲时他也给社员们画墙围子，村里人都很喜欢他；孟娅琴提出搞糖化饲料，我们就支持她用玉茭棒子磨成面，经过菌苗发酵做成了糖化饲料。猪很爱吃，也很长膘，节省了粮食。省、区、县领导参观后要求大力推广这一经验；潘瑞祥爱写作，支部就支持他投稿，鼓励他写村里的好人好事，写在战天斗地改变农村面貌中发生的新生事物和感人事迹。在政治夜校、社员大会和大队广播里播他的稿子，使他的写作水平不断提高，在省、区报刊上发表多次；种永彻个子大有力气，我和他担獎粪上山地，每天担四五担，每担有六七十斤，我开玩笑问他：“永彻，这味道怎么样？” 永彻笑着说：“闻起来臭，但用它长出来的山药蛋是香的，大哥是书记还担粪？”我说：“我锻炼锻炼是应该的，也是有好处的。”这孩子可是真能吃苦啊。王书义、刘德忠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干活，农活干的有模有样，常常受到干部、社员的夸赞。李文超个子小，大伙叫他耗子，耗子天生就有幽默细胞，又爱开玩笑，他不论到哪都会给大伙带来一阵阵的笑声。张喜珍和村民王福全的姑娘王好先在劳动中成了好朋友，她俩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好先的哥哥王俊则在太原工作，张喜珍看了王俊则的一张照片，喜欢上了王俊则， 喜欢上了这家淳朴善良的人家，最终嫁给了王俊则。孟容萍、田桂琴、连桂兰不爱说话，但很听话，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再苦再累也从不发牢骚、从没有怨言。

汾河是静乐的母亲河，又是黄河的支流，每逢发洪水就要淹没大片的土地。70年开始打坝治汾，党支部带领群众自力更生，顽强奋斗。面对洪水知青们和社员们同心同德，起早贪黑 挑灯夜战，不怕洪水浸泡，不怕雨淋日晒，夜以继日奋战在打坝工地上，那种埋头苦干的精神是木瓜山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在一次打坝控基的劳动中，一个社员不小心掉入四五米深的水坑，水面上嘟嘟的冒泡泡，我正好从对岸检查工地过来， 听到人们呼叫，顾不得多想就跳了下去，摸住人就往上托，人们把他拽了上去。可我本来不会游泳，下去喝了不少水，沉在坑底扑腾了半天手忙脚乱的就是上不去，但心里明明白白：这 下完了！就在这时，有几个知青听到喊声赶了过来，不由分说跳下去把我救了上来，等我吐完了肚子里的水才算没事了。要不是知青我可能那天就告别人生了。

还有一次是我们村和河西的一个大队因治汾打坝发生了纠纷，两村三四百号人拿着铁锹、洋镐对峙着，一阵辩论后，那村的知青不了解详情，拿着棒子出来就要动手，我劝他们：“咱们都是为保护耕地治汾打坝的，目的都一样，这不是战场，不是对待敌人，咱们解决不了可由公社解决，特别是咱们知青，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最好不要参与这种事情。” 此刻我们村的知青也来了，他们操半京半静的口音怒吼着：“不管是谁，敢动我们书记一下，你们就操心的……”我立即阻止他们，劝他们要听话，赶紧回去。两村的知青负责人在一起讨论了一会都心平气和了，村干部也各自说服社员们散去了，后来公社调查了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我们村的知青为了我，和对方是敢拼命的，当时若处置不当发生械斗，年轻人动起手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经过我们几年的艰苦奋斗，我们村被省、区、县评为先进大队。县电影队来我们村蹲点，我们白天搞生产，晚上上政治夜校，还天天晚上为群众放电影，临近村里的人们也都来看电影，好是热闹。电影队把村里和知青的先进事迹制成幻灯片，在县里和各公社巡回演出，还参加了省、区的汇演获得第一名，这样更加鼓起了群众和知青的干劲。经过几年的战天斗地，我们村绿化了两条沟、三道梁、四旁植树二十万株，建起了百亩果园。平整土地、修理渠道、建成电灌站，发展水浇地两千多亩，修高标准梯田两百多亩。

知青也和村民们打成一家炼成一片，过时过节都有人请他们吃饭。他们回京探亲也都要给社员们稍买衣服，送社员一些稀罕的糕点等，有些东西村里人更是连见都没见过。他们和社员们的那股热乎劲真让人铭记在心。

北京知青，木瓜山村就是你们的第二故乡，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你们炼硬了筋骨。木瓜山的土地上永远的留下了你们的脚印，老百姓是不会忘记的。那一株株树木，那一道道山梁、一顷顷良田、一座座大坝都凝聚着你们的血和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