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寻亲记

高俊善

2006年3月26日，是我心情非常快乐的一天。这一天，我在北京终于找到了我家北京的亲人 —— 高焕臣、刘宝林、乔树森三位老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从静乐中学高中毕业后回到我们村——山西省静乐县上龙泉村。一进家门，父母亲就告诉我说：咱们村来了6个北京下放劳动锻炼的教师，村干部很重视，在为他们挑选住户时，特地安排其中的三位住在咱家，给咱们作邻家。我们把他们安排在当中窑洞了，往后你与月善、清善、计英和我们一起住。”村干部和全村对我们家如此的信任，我当然同意，也很高兴。

我们家和村里其他人家一样也是一个独立的院子。正面三孔窑洞住人，东面三间破房存放柴火、煤等农家用的东西，南面三间旧房是我们家所在的第三生产队饲养室之一。

正面三孔住人的窑洞中，原来一孔是哥嫂一家六口住，一孔是父母和妹妹住，一孔是我和两个弟弟住，而当中窑是我们家三孔窑洞中最好的。父母这样安排，我很理解和敬佩，要是让我们弟兄姐妹来安排也会是这样，因为平时二老就是这样教育我们做事做人的！

当天下午收工后，我迫不及待地见到了我们的邻家——北京来的三位客人。髙焕臣老师、刘宝林老师、乔树森老师都是河北北京中学的教师，其中已婚的高老师那时34岁，是体育教员；乔老师31岁，是物理教员；未婚的刘老师29岁，是数学教员。

那个年代，中学生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学老师作为知识分子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是一种潮流。高老师他们就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服从组织安排从祖国的首都来到了我们这个当时只有七八百人的黄土高原小山村的。

穷乡僻壤的条件可想而知，生活习俗的差异更不用说，还有农活生疏要学习，但高老师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我看到过他们卷起裤腿掏牲畜圈；也见到过他们汗流满面担过粪；我见到过他们挥锹扬镐深翻地；也见到过他们背过庄稼割过草；我目睹过他们在地头为大家读报，更作为“房东”听到他们那标准普通话唱出的歌声、京剧声；我看到他们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我看到了他们吃苦耐劳，做事做人……我常听到他们感谢我们家的客气话，说是我家把他们作为自家人了。确实，我们相处的很好，像朋友，更像是亲戚。

1969年3月我应征入伍伍，之后不久高老师他下放回到了北京。1970年农历正月，我母亲到天津我所在的部队看望我。那时没有天津至太原的直达火车，母亲返回时需要在北京中转。此刻我萌生了让老人路过北京看看、转转的想法，于是抱着试试的态度鼓起勇气，拨通我入伍时高老师他们给我留下的电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髙老师他们不仅都去车站接了我母亲，安排我母亲在北京住了三天，而且还请假陪我母亲游玩了天安门等景点。

更让人感动的是，游玩回来后高老师和他的贤妻硬是左说右劝把我母亲缠过足的小脚给洗了个干净仔细。当母亲告诉我们这些时，还没等她的话说完，我们的泪水就已止不住流了下来……

时光荏苒，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父母都已离世，工作的繁忙也使我和高老师他们渐渐失去了联系。

2004年5月，我退居二线后也随儿女来到北京居住。到北京后，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找到高老师他们。然而，北京的变化日新月异，高老师、乔老师、刘老师都搬了家，工作单位也有所变更。更令我自责的是我连高老师他们原先所在的学校名字也记不清了。

事情虽已这样，但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找到他们！从那时起，近两年的时间，我跑遍了交道口、锣鼓巷的好多中小学校、派出所和居委会，也走访了不少单位打听，询问了原校址附近的不少上了年纪的人，春夏秋冬，断断续续终于实现了愿望！

2006年3月26日，当我和高老师、刘老师、乔老师在北京相聚，我终于可以告慰在天的父母亲：我找到了在北京的亲人！

2013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