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暲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乡试中举，后授职汀州府同知，再转漳浦理盐政。他一生仕途坎坷，屡遭革职，历任厦防同知、太平府郡守、芜湖榷官、池州知府、淮安知府、扬州水利同知、南仪所监制同知、扬州府知府、两淮监运吏等职，诰赠“中宪大夫”。嫡孙李銮宣秉承其家风，为乾隆55年进士。

林树梅

莞然不听生公法，亦自相迎欲点头。

江 煦

李暲在厦门任职正是雍正年间，此时海疆无事。李暲乐得寄迹山水。如今的万石山间的“万笏朝天”“象鼻峰”，小桃源的“水鸣韶”，虎溪岩的 “入我门来”，碧山岩的“海不扬波”都是李暲的手泽。其间又捐资重修虎溪岩，“修有大雄殿、准提阁、弥勒楼、供佛泉、飞鲸石”。又重修紫阳书院、兴办衡文书院。

李暲任内所为惠政，还包括了兴建育婴堂。地志记载：“育婴 堂原在紫阳祠侧，厦防同知李暲以学舍数间改造，名‘注生祠’，为育婴之所。雇乳妇数人，月给衣食。”（《厦门志》卷 2）

这也是厦门最早有文字记录的育婴堂了。弃婴、溺女是闽中恶俗。习俗由来源远流长。早在北宋时，当过福建转运副使的王得臣就记载道：“闽人生子多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养育），为其赀产不足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贮水溺之，谓之‘洗儿’”。（《麈史》卷 1）

厦同一地，俗随闽风。家资不足者，溺儿溺女也是常事。前人道：“凡女子遣嫁，夫家必计厚奁（丰厚的嫁妆），故生女之家，每斤斤（明察）于后日之诛求（需求），辄生而溺毙。更或贫乏者，忖不能自存，并生男而溺之。”（蔡琛《普济堂碑记》）延至晚清，溺女之风更甚。19世纪70代，英国传教士是这样观察厦门地区残杀女婴行为的：“闽南人的道德品行中有一件最恶劣同时又是家庭中最严重的罪行，就是杀害女婴。这种罪行十分可怕，不幸的是确有其事。我询问过一些在当地和周边地区受雇为传教士做事的先生们，他们一致说这种事很普遍，一般都是妇女干出来的蠢事。一位先生告诉我，他做过统计，估计至少有25％的女婴出生时便被杀害。针对这种习俗，官府贴出布告，然而她们置之不理，她们做这种惨无人道的事，丝毫没有感到羞耻和对惩罚的畏惧”。

俗陋如此，本地有觉悟的士绅也感叹道：“溺女，干（触犯）天地之和，无母子之情，残忍甚于禽兽。自育婴堂设，溺女之风稍杀。惟富家女为婢妾所生，恐妨工作，且恐厚费妆奁，又耻送入育婴堂，或辄渰（同“淹”）杀之。其罪更浮（超过）于贫民也。”（《厦门志》 卷 15）。

这说的是李暲育婴堂开设前后的事。尽管在富人家婢女所生的女孩依然遭受溺杀；但育婴堂的开设，多少给一些女婴带来生的希望。

乾隆时代本地诗人张锡麟作有《育婴堂》诗，赞叹良司牧之良苦用心：

“天地具慈祥，好生以为德。男女形虽殊，胞与总不忒。 所嗟贫寠人，嫌女不得力。每闻生女时，往往填沟洫。岂无 骨肉情，大抵衣食迫。吾厦固名区，浇风犹未革。喜逢司牧 贤，睹之心恻恻。思保呱呱儿，捐金劝宜亟。构兹育婴堂， 良规金石勒。乳哺募年少，使令严畛阈。抚育代亲劳，女生焉用溺。善哉良司牧，远迩以为式。仰以体彼苍，俯以全吾赤。”

李暲倡办的育婴堂建于雍正四年（1726 年），但“岁久而废”，一度成为义学校址。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代理道尹宫兆麟在镇南关旁买地，再建“注生祠”并乳妇住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蔡琛接任道尹，继续集资加大育婴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