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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川
翻阅静乐南乡《尹氏家谱》，记载清乾隆二十二年静乐县原知县李钟份为岁贡生尹珣的爷爷耆民尹君禹公及原配赵孺人撰写碑文，文中有尹珣跟从李钟份在恒麓书院读书的记述。为揭开乾隆年间静乐南乡娄烦镇尹家窑的尹家学子尹珣就读的“恒麓书院”之谜，我翻阅了《静乐县志》《静乐县教育志》等的古今版本，后终于在赵贵全老师主编的《静乐县历史资料类辑》121页的《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找到了相关记载。上面赫然写有“秀容书院（在忻州城内，乾隆四十四年建，晋昌书院在定襄城内，乾隆十六年建，又静乐县有恒麓书院，乾隆十六年建。州县并设有义学社学。）”这是静乐县有恒麓书院的确切记载。
据《山西通志》《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二百九十九卷·太原府部汇考七太原府学校考府志外州县）记载，静乐岑山书院最初创办于北宋大观年间，建于岑山坡下南儒林街（即原静乐中学旧址）。明洪武二年，县丞谭章改建于岑山半崖之东隅，嘉靖二十四年毁于燹（野火）。御史陈豪，知县杨缙，复徙儒林街，察院行署西，旧学之东。明万历十五年，御史陈登云行县，议迁，督学王守城相基址于地，手图指画（划）曰：“天柱、黑风环於旁，汾河碾水交於下”。即：府志所谓“改学西宝峰寺，为文庙旧学明伦堂者，此也”。地址即现今寺坡文庙。而“明伦堂”正是文庙的主要建筑之一。至今明朝万历九年岁次辛巳九月吉日，钦差山西都御史辛应乾为文庙题写的“明伦堂”牌匾仍存。另据传说，静乐县城的城隍庙原在岑山半坡之上。因当时碾河水从寺坡之南石崖之下流过，水患肆虐，护佑县城的城隍也自身难保，只好坐落于岑山石片之上。经过宋元两朝的不断修整，修筑河坝，扩展县城，东碾河沿大东门往东修筑河坝逐渐南移。汾河水东岸河坝亦予加固，明朝大修城墙、县衙、庙宇、街道时，才把城隍庙从岑山半坡移至现今人民大礼堂位置，文庙修于寺坡上。又据有关资料记载，寺坡文庙由过去的宝峰寺改建，而岑山宝峰寺是静乐历史非常悠久的寺庙之一，始建于隋唐，兴于金元。据《明一统志》卷十九：（宝峰寺）在静乐县城内东北，《山西通志》记：“宝峰寺，在县东北，金时建”。当时寺院内殿堂齐全，有雷音殿 （大雄宝殿）、观音殿、地藏殿、玉佛殿、弥勒殿、孔夫子庙、关圣庙，城隍庙另有山门、戏台等，因此寺坡文庙虽为明代建筑，但有的殿宇仍保留金元时代的建筑风格，因为有的殿宇是由原来的寺庙改建的。因此，《静乐县志》载“（静乐文庙）县治东岑山半崖间，凡三迁始定”。
明伦堂，多设于古文庙、书院、太学、学宫的正殿，是读书、讲学、弘道、研究之所。是传承了千年的文化教育重要场所。过去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社会精英讲学论道的地方，同时也承担着传播文化与学术研究的功能。“明伦”二字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意思是乡里办的地方学校的名称，夏朝叫“校”，商朝叫“序”，周朝叫“庠”；而国家办的学校即大学，三个朝代都 叫“学”。无论是乡学还是国学，共同的目的都是阐明并教导人们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标准。这种伦理道德标准，处于社会阶层上面的诸侯卿大夫都明白了，下面的普通百姓就会紧密团结在一起。明伦历来是中华文化圈家族教育的重要内容，如《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联稿·家训百联》曰：“明伦昭统序，尚理洽区寰”，就突出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明伦思想。
至少从宋代开始，文庙、书院、太学、学宫便皆以明伦堂来命名讲堂。对庙学合一的中国古代来说，各地的文庙不仅是祭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地方，也是当地官办的最高学府。当地学子大多都会在其中学习。而明伦堂作为“明人伦”的讲学厅，是当时参加科举考试的社会精英们获取知识与智慧的最为庄严神圣的讲堂。
清朝建立后，据《重修文庙碑记》记载：“康熙廿四年，知县张彦绅建义学于关帝庙旁”。而关帝庙也在儒林街原静乐中学旧址。康熙二十年任静乐知县的康熙丙辰进士李开第所处的时代正是清朝初年战乱甫定，民生凋敝之时，但他爱民重士，经常与士子课文，登高赋诗。康熙廿四年知县张彦绅在儒林街关帝庙旁修建义学，成为清朝初年振兴静乐文化教育先河的开明县令。他也曾在岑山之上登高眺望，即兴赋诗，再现了静乐县城清朝初年的境况：
登岑楼二首
一
无数青山入望宽，芦芽隐约挂云端。
磴盘鸟道三秦接，人拥羊裘六月寒。
水涨巉岸诸岭隔，穴居烟火几家残。
从来巴蜀称天险，不比娄烦道路难。
二
万峰西走郁纵横，汾碾分流试火耘。
一径寒烟通古戍，几株衰柳带孤城。
斗杓月倚栏杆出，壁堑云扶睥睨行。
井里久承凋敝后，临风无策起苍生。
乾隆八年上谕巡察置改普济堂，知县康曾诏请改义学。据《静乐县志》 载“普济堂”也在原静乐中学西北面过去关帝庙、文昌庙、察院附近。乾隆十五年到任的静乐知县，福建举人李钟份任职期间，在前任知县康曾诏和张彦绅修建义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义学、普济堂、察院扩建整修合并，发动地方士绅捐赠钱粮，购置义田以支“廪生饮食、优抚诸生、膳夫工食”。并请品学兼优的老师教学，命名为恒麓书院。书院虽为官办，只因地方苦瘠，经费难筹，大部分开支是以私学作为办学的主要形式。《山西通志》说：“清代府州县的书院，多有绅士捐资倡立，或地方官拨公款经理，俱须申报该管官审核。”
明清时期书院的建筑和名称多体现出书院的静心求学、以德育人的本质。恒《易经》六十四卦中第三十二卦之卦名。恒卦代表着『恒心有成』之象，恒卦的卦象为震上巽下，为震宫三世卦。恒卦的意思就是要坚持、恒定、有恒心，这样才能获得亨通。恒卦中震代表雷，方位为正东，巽代表风，方位东南。麓是山脚下靠左的意思。“恒麓书院”作为当时静乐官办的最高学府。其方位就在静乐县城东南方向的儒林街岑山脚下。书院命名内涵是告诫莘莘学子，读书学习要坚持、恒定，有恒心才能学有所成，仕途通达。
明清时期的书院还崇尚祭祀，官学、私学二者的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但静乐“恒麓书院”还是以官学化为其发展趋势。明清时地方书院由“府学”或“县学”管理，府学的教官叫“教授”（和今天的教授含义不同）。比如《静乐县志》记载静乐人“杨珍，大同府教授”，为正七品。州学教官叫“学正”，县学的教官叫“教谕”均为正八品，副官叫“训导”，为从八品。书院（学校）有一套考试升级制度，并有自己的学田。
在恒麓书院北面不远的岑山之上是静乐县最大的文庙，明朝万历年间创建了书院与文庙合一的岑山书院。而李钟份于乾隆十六年在义学的基础上建成的恒麓书院虽在岑山（寺坡）东南山脚下，但也隶属于寺坡文庙。恒麓书院是攻读经书之圣地，学术研究之场所。寺坡文庙是县衙教谕、训导之府，是县管理教育的行政机关。书院文化的物化载体，具有教学、祭祀、藏书“三大事业”的完整规制，平面布局有强 烈的“礼制”特征，并在选址和风景环境的经营中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从静乐县城的鼓楼向东一直沿寺坡到大东门城楼的这条街就叫做“儒林街”。在岑山以南山脚下的“恒麓书院”附近还有东华帝君庙、关圣帝君庙、文昌庙等庙宇。
东华者，以帝君东华至真之气而化生，分治东极，居东华之地。故《易》曰：“地出乎震也。”震在文王八卦中为正东。因此有东华紫府少阳帝君之称。其诞辰日为农历二月初六。据说东华帝君是男人之神，常与女仙王母并称。在过去重男轻女的时代，女子读书者很少，尤其在当时的静乐县，来书院读书的基本都是少男学子，因此华东帝君也是静乐学子祭祀崇拜之神。
关圣帝君一生忠义仁勇，诚信名冠天下，数千年来以武圣人之尊与文圣孔子齐名，倍受海内外炎黄子孙顶礼膜拜。关羽出身商人，且善于经营，重义气、守信用，因此被后世 商人尊为守护神，保佑人们发家致富的武财神，是民间最受尊敬之神之一。关公夜读《春秋》，儒家学子对关圣帝君也尊崇备至。说关圣帝君有司禄命、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巡察冥司，乃至招财进宝、庇护商贾等法力。关公像左右为关平和周仓，一个掌印，一个扛刀。明清时期儒林街关帝庙（办义学）还是寒门学子求学受教育的地方。
文昌者，为汉族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世人功名禄位之神。文昌，本星名，亦称文昌星或文星。文昌庙内还建有“奎星阁”，古人认为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每年二月初三为文昌帝君神诞日。官府和地方文人学士都要到供奉文昌帝君的庙宇奉祀，届时或吟诗作文或举行文昌会。文昌庙内的“奎壁星辉”牌匾，民国初年仍挂在后来改建为静乐县第一高等小学校教室的门顶之上。古人对书籍非常敬重，把所读 之书视为“经书”。在过去印刷技术落后的年代，只有有钱人家才有书籍，在书院读书的学子也不像今天的学生一样人 手一册课本，大部分学生需要抄写“经书”。普通人要想看书需到庙里的“藏经阁”里阅读，而且还要沐浴净手。传说儒林街的文昌庙就藏有许多儒家经典，也是寒门学子抄书、读书的地方。读书人对写有字的纸也非常爱惜敬重，不能置于不洁之处，把写有字的废纸烧掉以后，还要把纸灰撒入长流干净的河水（汾河或碾河）之中。
在恒麓书院里面靠西北的一处大房，原本是静乐县“察院”所在地。而“察院”正是书院学子“岁试”的考场。
明清两朝的科举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其考试共分三级：院试、乡试、会试。
院试就是考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县府考试。主考官是学正，由皇帝任命进士出身的翰林院、六部等官员到各省任职，任期三年，任期内要依次到所辖各府、州、县去主持院试。
院试又分岁试和科试两种。所谓岁试，即俗话所说的童生考秀才，通过岁试，童生就算是“进学”了，成为了国家的学生，称为生员，亦即秀才。岁试成绩优秀的生员，叫廪膳生员（享受官府的饮食补助），简称“廪生”（如李銮宣 14岁就考中“廪生”）。其次是增生、附生，他们又统称为“庠生”、“生员”、“秀才”，其实是一回事。院试不合格的叫“童生”。过去有一生读书也没有进学的 （考不上秀才的老童生， 见《儒林外史》）。生员从书院起步方可继续参加科试，科试通过了，才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叫做“录科 科 试）”。中了秀才，就脱离了平民阶层，走上了仕途的起点，地位比普通百姓高人一等，见了知县不用下跪，官府也不能随便动以刑罚。
秀才下一步参加的考试是乡试，而这个乡试是在州府进行。乡试的主持者是朝廷从中央派下来的官员。
秀才如果通过乡试，就是举人了。举人已经可以当官了，而且身份很高，拜谒知县级别的官员都是可以有座位的。举人下一步是参加在京城由礼部组织的会试，通过会试的举人被称为贡士。
贡士就有资格参加最后一步的殿试了。殿试一般由礼部尚书主持，皇帝参加。过了殿试，就是进士，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
所以说秀才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考中了秀才，虽然不能直接做官，但是也能保证这一辈子吃喝不愁，不用务农也能生活了。他们或担任私塾教师，或担任账房先生。在过去文化人稀缺的年代，可通过专研中医针灸在乡间治病救人，亦可为老百姓撰写碑文、挽幛、书信、诉状等，就是在葬礼上穿上长袍充当“礼生”也可糊口。
在岑山脚下的儒林街，从北宋大观年间到明清时期，既是官办学校教育的最高学府所在地，也是贫民优秀学子在“义学”读书的地方。当时学校是科举的附庸，纯属科举的需要。科举教育与学校教育长期并存，但始终是重科举而轻 学校。恒麓书院的教学管理也较为考究，要聘请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名师大儒讲学，除本地的知名学者讲学外，还聘请外来名师讲学。有时知县也亲自讲学，以提高书院的教学质量。比如曾在恒麓书院从教的静乐戊戌恩科进士、品学兼优、“一邑桃李半出门下”的例授修职郎侯传训导乡饮大宾李英华，在当时就是静乐教育教学方面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饱学之士，他死后群学生建路碑以志其德。
恒麓书院由于清朝后期社会衰败、经费难筹等原因，没有存续下来。但据乾隆五十四年版《晋政辑要》 卷之六“忻州（秀容书院） 进童生二十名，定襄县（晋昌书院）十二名、静乐县（恒麓书院）八名”，可以看出按当时地域面积，静乐县的院试名额也不算少（又据史料记载，清代中后期，静乐县每年有八名秀才的科试名额，考试地点先在忻州，后在宁武）。从乾隆十六年开始，静乐先后有多人中举、中进士，如：乾隆四十三年李英华考中戊戌恩科进士，乾隆四十四年李銮宣、李锡书中举，乾隆四十九年韩晋裔考中甲辰进士，乾隆五十五年，李銮宣、李锡书考中庚戌进士，乾隆五十九年尹耀芝考中甲寅武举，嘉庆三年王锡履、李汉晰中举，嘉庆二十三年杜繁蔚中举，道光八年强希天中举，道光 十四年李有光中举……
据光绪十五年版《晋政辑要》卷之二十三记载：“卷查光绪十二年知县王勋立禀称，该县岑山书院同治四年改建，地方苦瘠，经费难筹，月课奖赏，由官捐给”。这段记述只闻岑山书院而未见恒麓书院，一种可能是因经费难筹与岑山书院合并，统一以岑山书院命名，也可能是两个书院同时并存，只不过“岑山书院”是官学的分多，而“恒麓书院”则是私（义）学的分多。由于经费筹措日渐困难等原因，静乐“恒麓书院”也就无以为继了，最后人们也就只知道“岑山书院”了。
静乐县在明清两朝数任知县的创办、修葺，设义学、课书院，历代教谕、训导和县内外知名学者老师）的辛勤耕耘、几代地方开明士绅的捐赠创立下，岑山书院、恒麓书院共考取进士10名，考取举人51名，考取贡生 211名。秀才（生员）就更多了，成为忻州地区明清时期科举取士，出人才最多的县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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