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时期的静乐教育
杨秀川
民国元年米廷真任静乐知县,在北门真武庙成立“劝学所”(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后,全县城乡开始大兴学校。比如:民国二年(1913年)在县城城隍庙、马王庙(模范小学)、八岔(蜡)庙等庙宇开始办初小学校。在武衙门(北门瓮城以里安乐街东面明清时曾用于城防守卫的衙署)还办 “女子小学”,由县城秦统盛妻子张学昭担任静乐县第一任女子小学校长,秦开周等任教师,课程以《三字经》《女儿经》《千字文》为主。后来又在安乐街(县城北门以南到鼓楼这条街叫安乐街)办过女子两级小学校。这对沿袭数千年“男尊女卑”的封建陋习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女子小学校长张学昭
民国四年“静乐高等学堂”改称“第一国民小学”,直到民国七年(1918年)时任山西督军兼省长的阎锡山出台《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在《人民须知》中如此解释规程:“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民国八年(1919年),由于静乐县城内适龄儿童需要上高等小学的人数大增,原来的学校一时间不能容纳更多学生,于是将原岑山书院周围的三座庙宇(东华帝君庙、关圣帝君庙、文昌庙)合并整合成“静乐县立第一高小学校”,简称“一高”。学校废除忠君、尊孔的入学教育。全县小学使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课本,学制为“四三”分段制。当时为了贯彻“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授之以生活所必须的知识技能”的教育宗旨,课程取消经学,加设农商、商业簿记、唱歌、缝纫等职业课。1924 年,静乐县又执行《山西省实施新学制标准》,小学改为“四二”分段制。初等小学开设的课程有:国语、算术(含珠算)、社会(含公民、历史、地理、卫生)、自然、体育、艺术(图画、手工)、音乐七门。高等小学开设的课程有:公民、国语、珠算、自然、历史、地理、卫生、体育、劳作九门。这一时期,因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教科书全部改为白话文,教学上讲究科学民主精神,教法上倡导启发式。高等小学国文教学课本如:《初学论说精华》《通俗白话尺牍》主要是教学生如何写作。其时,课本印制精美且免费发放。一高的教师有清末举人张仕林、李光裕、秦裕泽、吕兆祥、武有功、李灵通等全县知名的文化人士,他们为静乐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
清末民初,从静乐第一高等学堂到静乐第一高等小学走出的莘莘学子有一千多人。他们家庭贫困的,高小毕业后有的去农村教书,有的被店铺字号招为店员,管理账目寻求谋生之路;家庭条件好的尚有远大志向的,有考入省立中学、国民师范、进山中学……,还有考入大学的,如早期投身革命的高君宇、吕调元、李秀山等。还有留日学生如:段炽华、邢润物分别在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深造。黄埔学生有武绳祖、王子璜、秦大镇、弓杰、苏尚中、宋维新、秦润泽、陈四箴等。
在“一高”西面不远的岑山脚下,外国天主教传教士 “福音教”也由东关“洋楼殿”迁移到这里,创办“洋学”并招收学生、教徒,还办过“育婴堂”,养着几只“奶羊” 哺乳“婴儿”。西方文化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新文化曾一度在儒林街交汇共存约二十多年。直到1939年正月十五,日军侵占静乐城,把寺坡文庙作为他们的“红部”,而坡底儒林街的原岑山书院、恒麓书院旧址以及后来改扩成的“一高”、西方洋人学校、教堂,则被日军毁坏烧尽。直到解放初期,静乐县岑山脚下仍是一片废墟,有的地方已被附近百姓开垦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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