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静乐风土人情探究

杨秀川

静乐人民具有团结互助、勤劳节俭、乐善好施、憨厚朴实的生活习性。但由于自古以来地处晋阳西北咽喉之地且地形险阻，在抵御外族入侵和贼寇袭扰的同时又使得静乐人民身上充满了勇武好斗、倔强豪爽、伸张正义而又容易接纳新事物的人性特点。《山西通志·宋志》 载“宪州风气刚劲、民性质朴、务学力农。”《元志》载“性质朴、文雅，善治生，多藏蓄。”《明朝通志》载“士学诗书，尚廉耻，民心淳朴、尚节俭，近颇好讼。”清朝《静乐县志》载“好盖藏、重门第，敦忠信、尚廉耻。乃若与人褒交，则倾倒肝膈，而效力公事，即殒身不辞。”由此看来，静乐人自古以来就质朴勤劳，好学上进，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趋向诚实奋进与进步文明。

康乾时代，静乐也随着盛世的到来，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一度走向鼎盛时期，我们从五家庄李氏族人与尹家窑尹氏族人的发展变迁也可略窥一斑。五家庄李氏族人与尹家窑尹氏族人，都是明朝初年由江南迁移来静乐县的。李家由安徽凤阳来，尹家由江苏南京来。经过明朝二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到清代初期都已成为丁盛族繁的大户人家。据《岑城李氏族谱》记载，大约在明朝中后期（嘉靖年间，始迁祖为八世祖李应昂次子李梁）由静乐县城寺坡底李家街祖居地陆续 迁往距岑城北面25里的五家庄村。而尹家窑尹氏族人于明 朝初年定居于娄烦南关石狮子街。繁衍八世后，明崇祯十三年，石狮子街遭大水淹没，尹氏长门崇祖、玉祖，次门瑨祖一同迁往娄烦镇西峪子沟。因当时多穴居（居住土窑洞）故改村名为“尹家窑”。

岑城李氏族人大规模北迁五家庄还与李闯王过静乐时烧 毁岑城“李家街庐舍”有关。据有关谱志记载，明朝末年，静乐城内的李氏族人已发展到一千多人。逃亡五家庄的只是李氏族人的一部分。到了李暲写《五家庄风土记》时，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从《五家庄风土记》中，今人可看出李氏一族的鼎盛和当时的风土民情

五家庄村前旁是滚滚流淌的汾河水，背靠的东山是土地肥美植被茂盛的黄土高坡。北面可远眺芦芽山颠的皑皑白雪，汾河之上距五家庄西北不远隔河相望的是曾属静乐四大集镇之首的“永安镇”。每到秋季，从管涔山上砍伐的大量木材经汾河水在永安镇码头停泊，永安镇南通静乐县城，北面是静乐通往陕西内蒙的通衢大道，每遇庙会集社，南来北往的四邻八村的人们涌来赶集，熙熙攘攘、异常热闹。镇内寺庙众多，店铺林立，街道宽广，屋舍俨然，商贾云集，堪称静乐北面的繁华富庶之地，又是静乐县历史悠久的古老村镇。

五家庄李氏族人从十一世祖李室始，接连几代都仕宦朝野，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许多风俗习惯既有本地乡俗（土俗敦庞，有古遗风），也继承吸纳了一部分外来习俗。时正“康乾盛世”最繁华之时，五家庄有一百多户人家，而李氏族人有十多户，“余则仆傭”。这些“仆傭”大部分是李氏族人几代在外为官期间从外地带来的“车夫、马夫、轿夫、 随从杂役等”。由于交通险阻，路途遥远，有些“仆傭”也 就随主流落于五家庄了。所以也把外面的生活习性、农耕技术、工匠技艺流传到五家庄了。首先李氏家族从李暲的爷爷李室开始计划修造李家大院，到康熙六十年他们八兄弟（恂、晸、暲、船、旭、旲、嚥、暐），历时二十多年的修 造，终于修建成所谓的“九十九眼窑”的院落和双节坊。其院落建筑风格也标新立异，吸收了南方的围楼建筑特点“列 屋环居”，还种植水稻。生活习性于“耕读勤俭、务学力 农”，闲暇时登上“亭阁楼榭”看 （目耕、课耕）“田畴错落、列岫苍青、汾水映带左右”、“视饷之秽洁，觇田妇之勤惰”，听“牧笛横吹、牛羊斜径、骡马特特、人声讴哑”。显然，这种文人雅兴是本地普通农家所没有的。

种植的粮食植物主要有：稻、黍、菽、粟，三四月播种，季秋刈获。“以牛负车，自田载归”，说明从地里收获粮食已经用上“牛车”；粮食归仓后“精者积仓箱，粗者藏地中窖”，积余准备用于“佃农于正、二月来贷麦豆，三、四月贷黍粟”，说明当时社会贫富虽不均，但互相关顾，使穷苦农人不致饥馑，日久相安，和乐共生。佃农到了正二月、三四月春耕时节就要向有粮的大户人家借贷子种或口粮维持生计。农耕时期，农夫在农田里劳作，也有妇女小孩在田地里帮忙干农活。他们一般是吃着（“粟羹、野蔬粥、糠饼饵”）粗糙的食物，忙碌于田间，中午也不回家（“提携子女，馌饷于野”）而在田野里吃午饭。拥有田地的大户人家，到了秋收季节家也有女人们（包括仆傭）忙活于田地里，只不过衣饰形象和常年干农活的农民不一样。“耘籽芟刈，妇女亦共力作。然皆笄总楚楚，不至蓬首跣足也”。

农闲时候，村里人冬天食用“鹿狍、锦雉、半翅、石鸡”，夏天食用“香蘑、羊肚、天花、地花之菜，园圃疏疏，瓜苴菘韭”。说明当时村庄周围植被茂盛，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本地人没有喝茶的习俗，常年饮用甘甜的井水。夏天要是想改善生活，则有专门的“屠肆”（肉食独三夏取资屠肆）可以买到。每年九月、十月农家宰杀猪羊，把猪羊肉用冷水洗净，与水冷冻成冰块后，到次年二三月食用也同样鲜美。当时已有专门贩卖食盐和茶叶的人，而且还上门用食盐交换稻谷（盐贩每踵门易稻）。说明五家庄有人家种植水稻，而且把水稻和食盐放于等同的位置来交换，因种植产量不多，所以显得珍贵。这也是静乐有史以来种植水稻的最早记载。出门“不通舟楫，出乘骡马，妇女坐肩舆，亦多有骑而行者”。家居冬夏不断火炕（同现在农村的烧炕习俗），烧炕取暖用“山煤”“木炭”，这些记述说明当时人们的出行状 况和已经有开采浅层山煤用于烧炕做饭，但是冬天围炉依然用木炭（冬天围炉烧木炭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有了铁皮烟筒以后），这也想见当时山煤开采量并不大。

由于静乐当时交通不便，老百姓又“重土安迁”，吃不到南方的水果，看不到江南的小桥流水景致。但本地的水果（枣杏朱樱萍实李奈）、本地的鲜花（牡丹金芍秋菊洛阳）、本地的树木（松柏榆柳）则一年四季丰富着人们的生活。正所谓：“人人击壤而歌，处处笙箫而乐”。由此可看出当时五家庄老百姓丰衣足食、太平和乐的生活场景。

过去静乐县比较大的村庄都有好多寺庙，天地君亲师无不祭拜。这也是这一方水土长久以来形成的一种风尚，五家庄也不例外。那时人们大都信奉神佛，畏怕做坏事，担心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每个人从小以父母为师，兴德言教，积阴德以庇之，躬仁义以导之。以耕读至上、安命守分、处事宽容、为人忠厚为一生之信条。还将玉成美事、喜事相贺、有无相济、忧戚相吊视作人伦美德。由于受到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及制约，大多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乐道，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他们除祭祀神灵以外，对祖先坟茔每逢清明等节日都要前去祭奠。

五家庄李氏族人明代先祖的坟茔在静乐县城北门外的东山脚下，每年清明节、七月十五、冬至节（十眼月）、过年前，来自各方的李氏族人都去祭扫，虽年代久远祭祀依然非常虔诚。百世虽遥，莫非一本之谊；宗枝虽涣，皆是九族之亲。五家庄李氏族人每年按门户辈分轮流前来展祭，与来自各方的李氏同族，互相攀谈辈分，叙就亲疏。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

明朝后期李氏族人迁往五家庄后，在五家庄村南另请新坟埋葬先人，汾河对岸段家寨以南，贺丰村以北地段人们叫“李家坟”。据传说：“李家坟，坟地初茔世尊为含香公（李之檀），面积很大，四周有围墙，围墙上面砌筑着用红石头精雕细刻（用于防雨）的围墙帽顶。里面松柏森然，有大门有房屋供看坟的人常年居住，大门两头有一对大青石狮子。里面有和真人真马一样大的几对栩栩如生的石人、石马，石塔、碑楼、石桌等石碣碑刻供桌之类。当时坟地的规模和气势无不被后人赞叹。“李家坟”旁边还有一片坟地叫“小坟子”，说是专门安葬李家少亡凶死的坟地。解放后修坝改水，加上周边村人的盗掘砍伐，到文革后“摊坟、拆庙、破四旧”，北门外李家祖坟、段家寨李家坟茔以及后来的包括西沟华儿梁、羊儿岭卧龙塔的李家坟全被盗掘后夷为平地。

五家庄李氏族人，每年四月初将地里的农植物下种后，聚集在一起筹集一些钱粮，请戏班唱戏三天，祭拜龙王，俗称“龙王会”，以祈求“龙王赐福”保佑全村百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届时全村男女老幼，不分贫富在一起吃饭喝酒。到秋天粮食收割后，也要唱三天戏，附近村舍男女也来观看，三天唱戏完后全村人又要一起聚餐欢宴，叫“坐社”。人们经过一年的艰苦劳作，难得聚在一起，看戏娱乐。欢乐的氛围使老百姓暂时忘记了生活中的劳苦和忧伤，举杯痛饮，常常至夜晚才散席，正是“家家扶得醉人归”，世世代代“吹豳击壤因盛世，衢讴巷舞庆太平”。延续了多少年的古老风俗，丰富着老百姓的精神生活。

五家庄有个地名叫“演礼沟”，据说是李氏族人学习礼仪规程的地方。主要是教授族人后代预习朝见官员以及祭天拜神、祭祀祖宗，拜见长辈、老师，丧葬，迎亲，磕头、请安、礼拜等礼仪规程的地方。使他们懂得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敬祖宗、尊贤者，祭祀需要有诚敬心的道理。多少年来，演礼的古风不断发展传承，久而久之形成其“礼仪化”。使五家庄村成为静乐县勤劳持家、务本力耕，谦恭和善、崇尚礼义，知大识小、知书通礼的“文明村落”。

村里夏天绿树成荫，没有南方夏天湿热难耐，蚊虫叮咬的苦楚。到八九月雨水绵绵，偶尔也能遇到九月下雪的天气。冬天大雪纷飞，积雪常能有数尺之厚。远远望去，田野一片洁白如银的景象。每当这时，老百姓在窑洞里，围炉欢愉，烹煮羊肉、温酒自酌、自娱自乐。这些描写再现了二百多年前五家庄乃至静乐的风土人情和气候特点。

李暲出生在五家庄的这片热土上，有幸处在和乐昌盛，歌舞升平的年代。从六岁跟随父亲游宦四方，由陕西到四川，又履历江苏、安徽等地。到雍正二年（1723），岁在甲辰，恭承皇帝的命令，拿着皇帝授予的居官凭证再一次来到福建充任乡试同考官，旋即兼任厦门司马；后又仕宦江南，足迹惟有云南、贵州和两广没有到过。车辙所到，熟悉各地风土人情，感知每个地方或多或少都带有先贤圣人的礼乐教化，感喟皇天厚土的恩泽，吟咏百姓生活的勤劳艰苦。而每到公务之余，回忆故乡风景，在同一片蓝天之下，禁不住有些留恋不已。又想到当初先祖卜居之地，感念祖辈告诫后世子孙要守住“五家庄”这块民风淳朴的风水宝地，不要羡慕城都的奢靡繁华，而忘记家族的道德法则。随笔有感而作此《五家庄风土记》以寄托乡土情怀！

岁贡生吕思聪是和李銮宣同时代的静乐学子，他写《娄烦尹家窑风土记》 比李暲写 《五家庄风土记》 年代要晚一些。所处的时代也是清朝最繁华的时代。

娄烦自明朝开始就是静乐南乡土地肥沃、粮食产量最多的地域，且娄烦镇地处汾河与监河的交汇处，管涔山上的木材经汾河漕运停泊到娄烦镇，使娄烦镇成为人烟稠密、商贾辐辏、车水马龙的静乐南乡最大的粮食和木材的交易集镇。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静乐“北有永安镇，南有娄烦镇”。人们还用“小太原”形容娄烦镇的繁华，称赞其静乐南乡一大有名的古镇。

早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我国北方居住着东胡、楼烦、林胡三个游牧民族，史称“三胡”。他们主要以畜牧为生，善骑射，剽悍勇猛。后来逐步强盛，已有与秦、晋、燕等相对抗的实力。据有关资料记载，楼烦国疆域最广阔时相当于今天北起呼和浩特市，南到雁北朔州一代。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进入战国时代楼烦国乘虚南下，向南发展至静乐南乡天池店、米峪镇一带（今娄烦南部县界）。在南下过程中，楼烦国都城屡迁朔州、宁武等地，最后定都于静乐县马家庄乡东沟口附近。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打败了临近的中山，收服东胡。第二年又收服林胡、楼烦。从此楼烦国灭亡，归属赵国。

战国时期，楼烦国为赵武灵王所破，归属赵国。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先把中国划分36郡，后来扩展为46郡，就增设了楼烦郡。隋大业四年（608年）复置楼烦郡（治所在今静乐），统静乐、临泉、秀容（今忻州市）三县，筑楼烦城。唐武德四年（621年）设州，名为宪州（治所在今静乐）。龙纪元年（889年）辖楼烦县，成州县两级所在地。唐初宪州辖楼烦、天池、玄池三处牧马监，为唐北边疆 军马主要来源地，时有“楼烦骏马甲天下”之谓。五代北汉宪州与楼烦县沿唐制。北宋及金，楼烦改属岚州。元延宋制，改属永宁州，明初废县并入静乐（今娄烦和古楼烦应无继承关系，今之镇并非古之县已成历史定论）。

尹家窑在娄烦镇以西，经过尹氏族人五十多年的辛勤作逐渐走向富裕（今溯五十年矣。饶裕不是比落萧条）。物质生活的富裕催生了精神生活的升华（习气刚劲，重诗书、尚廉耻、勤俭治、生田圃，较他乡肥美）。

尹家窑位于汾河与监水交汇的金三角地带，北达晋西北，是南通古交、太原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站在峰岭山眺望四野，北面芦芽山为干龙、赤坚岭傅变为枝龙、周洪山金龙环抱，四围群山集气止息於尹家窑。西面高大威武的孝文山似白虎蹲伏其右，发源于管涔山天池之下的汾河源头（传统认为在管涔山脚下的雷鸣寺泉，现代考察认为在神池县太平庄乡西岭村）。汾河水过支锅石浩浩荡荡，经宁化古城、永安镇、静乐城，一路南下，巨波腾逝循娄烦镇左侧如青龙蜿蜒而来，发源于林溪龙眼泉的监水则从西汇入汾河。北方汾源之管涔山与芦芽山襟带相连。芦芽山高入云霄，北麓宁武朔州，东麓秀容崞县，西麓岢岚五寨，南麓静乐新兴方圆数百里。境内奇泉怪石随处可见，弥莲池碧水荡漾、金光若莲，在其山巅有像芦苇一样的草，其草芽芳香无比，与这里的苏合鸡舌同为食物中的珍品。远见西山一脉像巨鸟（朱雀）舒展羽翼翱翔于苍穹。极目望眼，矫健的羽翼夭逝南翔与其龙脉发生迢逅近数里许，耸然而起，巍峨层迭，偃然而伏。曲折蜿蜒到鹿径岭，又向南逗留回环，山间古寺荫然，松柏森森。仰之佳葩异木，四季芳菲，紫雾彤云常时乘，霭林簌泉琴频闻。绵延赤坚岭，逶迤孝文山。永宁交城诸方之地为其余枝旁脉。清清监河水，泉源出自独石河村，监河起首于赤坚岭，山脉迂回到东北方向，一起一伏绵亘众山之中，拨地而起凸显高大巍峨尤数岭南周洪山了。山东南绵延至深山野凹，峡谷幽深丛林秀茂。乡人称“细腰堰”。羊肠路径，足踏处惊险蹜蹜。曲折崎岖，登盘鸟道踰山巅向下俯视群山聚扰、众水归朝，在那炊烟袅袅的向阳之地就是地理风水绝佳的尹家窑村。

群峰并列直插云霄，汾河监河映带回环呈峥嵘之状，千山万仞藏聚万里惠风。因此这里的人世世代代健硕英武，人才辈出绝非偶然。原因是汾河监河汇合之地，祖山芦芽、宗山鹿径，赤坚岭盘绕，有高大巍峨的周洪山为靠山作依托。群山脉络袤延廻环数百里之灵气汇聚于此。村前明堂开阔，土地肥沃、良田万顷，依山旁水、景色宜人。经过尹家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勤于园蔬、精于货殖，达买卖兴隆。加之重视读书，以至子孙后代不乏诸多贡生、秀才。

尹家窑尹氏族人囤积的娄烦镇最大的粮仓叫“安集仓”。由镇村中德高望重且传统文化深厚的耆民、乡绅、富豪等管理。丰年时把粮食储藏起来，灾年时赈济断炊的灾民。酌立章程，出陈易新。春耕时借贷子种，秋收后交还新粮。是青黄不接时穷民的唯一告贷之门。一代一代负责“安集仓”的管理者大多是尹氏族人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因其品德高尚、知识丰富，能够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管理镇村事务。而当时的县级官员遇到赈灾、社会救济等公益事情时，一但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大量的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们的肩头上。

兴办公益和慈善事业需要一定资金，光凭空口没人信服，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其他殷实之家也跟着捐献，逐渐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那时，比较大的乡村都有这样一些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富豪乡绅带头捐资。比如后来的尹沛然创办“静乐第二高等学堂”，首先拿出200块银元修建校舍，众人跟着捐献，遂玉成美事。红军东渡路过娄烦镇，尹氏族人先后捐献一万块银元及粮食等。

尹氏先祖创办的娄烦镇“安集仓”后来就发展成为静乐南乡娄烦镇乃至静乐县最大的粮仓，该粮仓除服务老百姓外，延续到抗战时期，为延安、晋西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提供军粮）做过重大贡献。

尹家窑村前桑树、榆树、桃树、柳树等树木荫蔽於池塘边上，禾苗，麻、菽、麦种植于田野。尹氏族人的子弟自小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十里八村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四书》《五经》传播“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儒家思想，深入骨髓。大部分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凡遇唱大戏、过社、祭祖等，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慈善事，都由族长等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静乐南乡娄烦镇在清朝时期，经过十年寒窗进入上层会的，有不少是尹家子弟。即使没有继续升造的贡生、秀才也都在乡里或兴办实业，经理货殖；或设帐收徒，教授学子；或专研医术，行医乡间……。因此，当年的富裕之家，是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村里人尊老惜幼各依本分，衣服、语言饮食 各由喜好，包容谦让又尊崇古人遗留风俗。

结婚嫁娶观风问俗，相信“不将”日辰。过去的人们以干支，十天干（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干）、十二地支（子寅辰午申戌为阳支，丑卯巳未酉亥为阴支）纪年岁、月、日、时辰。阴阳不将日是嫁娶用日，通书曰：“阴将女死，阳将男亡；阴阳俱将，男女俱伤；阴阳不将，乃得其昌”。所谓阴阳不将，即阳干配阴支，阴阳相合乃为不将；阴将即干支俱在阴面，阳将即干支都在阳面。阴阳俱将即阴干配阳支是阴阳颠倒视为阴阳俱将。其理论根据来源于《易经》，所谓“孤阳不生，独阴不长。天地阴阳，天阳地阴，乾坤各宜，阴阳相配，干支比合，乃为不将大吉”。阴阳不将日根据“月厌”推算每月干支的阴阳顺逆。“月 厌”为阴建之辰，是阴阳二气消长的根源。其实这是一套繁琐的阴阳理论。年长日久，被社会上的一些“落魄文人”演绎利用，成为民间老百姓深信不疑的风俗习惯。进而延伸到男女婚配，八字相合。

其实我国婚姻命相学起源不是很早，唐代以前没有这种说法，魏晋以后，西部异族大批入住中原。唐代时期，异族向唐王室和其大臣们求婚的很多。无可奈何之下唐太宗命吕才（唐代哲学家、唯物主义思想家、无神论者、音乐家，是位多才多艺的学者、自然科学家。）臆造了一个合婚表，用来堵住那些异族人的嘴巴，减少与他们的通婚。当时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减少与蛮夷的通婚。所以唐朝皇帝让术士吕才编造出合婚法（其实，用此法度人婚姻多为不合，再附加上一些凶险之语。把偶然应验的一些事件作为人们不遵此法的缘由（事例），告诫愚昧的老百姓及异族之人），当时称《减蛮经》。主要用于高层官员的女儿减少与蛮夷外族的通婚。后来流传于民间，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早已忘记了创造这种合婚法的初衷。而把它用来成为正儿八经的为人们深信不疑的合婚法又叫宫度合婚法（是根据九宫年命排列的合婚图。按照出生年柱男几宫、女几宫，看其相合。男女依据宅命两相配合，上应天星，分为八类婚姻，即延年、生气、天医、伏位、六煞、五鬼、祸害、绝命。），这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谬误！时至今日，还有人相信合婚之法。其实，婚姻问题说到底就是佛家所谓的一个“缘”字。

结婚嫁娶、起房造屋、安葬开业等看吉日良辰的书籍众多，门派各异，他们各说吉凶，拘而多忌。这些也不过是古人留下的一种陋习！到如今看来，这些说法都是缺少科学依据的。

这种谬误，包括“观风水、勘察宅地坟茔、算命之术等”。我们的风水祖师郭璞就曾说过“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山川有一端之瑕疵不减真龙之厚福……”因为天生的事物不可能完美无缺非人力所能改变的？他写的《雪心赋》也说：“因往推来，准今酌古。牧堂之论深于理，醇正无疵；景纯之术几于神，玄妙莫测。法度固难尽述，机关须自变通。既造玄微，自忘寝食。亟称水何取于水，谁会孔圣之心；尽信书不如无书，还要离娄之目。赋禀虽云天定，祸福多自己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之取尔；天之生人，地之生穴，夫岂偶然。欲求滕公之佳城，须积叔敖之阴德。积善必获吉扦，造恶还招凶地；莫损人而利己，勿丧善以欺天。穴本天成，福由心造”。

看来古人初衷大多为“劝人积德行善之书”深入到寻常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像郭璞、邱延翰、杨宗逊等风水大师的堪舆风水理念应用于对城市、村落、民居、寺观、祠堂、陵墓、道路、桥梁等选择、布建遵循依山傍水、厚土避风、阳光充足与自然合围和谐是一门综合易学、地理环境、规划、建筑、气象、生态、心理甚至涵盖地球物理、水文地质、宇宙星体、磁场方位等领域的科学。不是一般知识浅薄的人轻易掌握应用的。因此，我们应当本着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风水理念。不要被被所谓的“风水大师（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地以规财禄，）、预测大师（高谈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所利用，让其成为骗取老百姓钱财的一种手段，蒙蔽老百姓。这些均为无识者的愚昧，巫者的狡诈诳谝。

自古以来延续古人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比如丧葬做佛事，祭奠祖宗（神主）表面看是秉承先人重视礼教、崇尚信义教化民风“尊祖奉宗使民德归厚矣！”。可是也带来一些负面的、不科学的迷信之风，流传的时间长了，人们也就“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觉为怪了。乡里常有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作为人们尊崇仰尚的“典型”，支撑着古老习俗的运行，要是不遇到“改朝换代”，就一直是乡村风靡一时的无法替代的“中流砥柱”了。

吕思聪在《尹家窑风土记》中描述，到如今一年四季在村社祭祀、合村欢宴之时，承着酒兴说几句从容约誓之言作为举杯劝勉告诫族人的箴言：“村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百姓，遇事不要互相争吵，起摩擦而倾轧排挤形成对立，勾心斗角、暗中唆使、制造矛盾的人，要千方百计堤防杜绝。尤以乡里乡亲洁身自好，仁义和乐为最美好的风俗！”

记述尹家窑世世代代良好的淳朴民风，并告诉志同道合的人们正是吕思聪写《尹家窑风土记》的真实意图。在外面宦海生涯大半生的李暲写的《五家庄风土记》主要记述了二百多年前静乐五家庄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居住条件、气候特点、农植物的耕种收割情况，还有集社、祭祀、饮食起居等各个层面的生活场景。也清晰地再现了静乐北部人们的精神面貌。让人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五家庄这一方水土上的人们“重农轻商”“小富即安”的乡土观念和浓厚的人性特点。因此，五家庄李氏族人从十一世祖李室到十六世祖李谨度、李谨镛，其鼎盛了五六代后随着大清王朝的衰落也就由仕宦之家成为寻常百姓了。

岁贡生吕思聪作为静乐南乡土生土长的大文人，以他细腻的笔墨记述了二百年前尹氏族人的宜居地“尹家窑”在整个静乐的地理位置，从阴阳风水之山脉走向印证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千年古训。

娄烦尹氏家族在明清时期虽没有出过高官显宦，可是人性彪悍，在耕读传家的同时注重经商贸易，发展民营资本。加上娄烦镇所拥有的万亩良田，通过发展“水磨”“旱磨”进行粮食加工等作坊，创办“达泉当”、经营“安集仓”。使得尹氏族人成为娄烦镇乃至静乐县的巨商大富之家。以致于尹家十二世祖廪贡生尹琢（国子监肄业期满，例授候补训导，历署文水、长子、绛县、祁县、潞城、榆次、清源、徐沟、马邑、平定州、闻喜县、翼城、五台各县学教谕、训导），在尹家窑修筑了一处古朴、典雅、城堡式的豪华院落，人称“尹家窑转周城”。尹琢为修“转周城”这一“城”，于乾隆时期（1750年前后），南下祁县、太谷、平遥、介休，北到五台、崞县采取样式，遍访山西省内的能工巧匠，历时三个春秋，耗银逾万，才使工程竣工。

凡亲眼目睹来过尹家窑的人，无不为其建筑之宏大，设计之奇特，做工之精巧，雕刻之华丽，用料之考究，施工之严谨而赞叹。它的奇巧、美观、固实、安全，在明清两代静乐民居建筑中极为罕见，闻名方圆百里。此外娄烦镇的“尹氏祠堂”、尹家窑，还有看花楼、上下石牌楼、众多的寺庙等建筑，无不显示着尹氏族人的富有（只惜毁于修筑汾河水库）。

岁贡生吕思聪在《尹家窑风土记》 末尾几句告诫尹氏族人的箴言，也说明了静乐南乡之人争强好胜、讲究风水日辰的民性特点。是与李氏族人只重视耕读传家，不重视货殖发家富所不同的。而李氏族人几代在外为官以及流传在静乐民间的比如李暲、李銮宣的诗文墨迹等，也是尹氏族人尊崇和效仿的楷模。比如后来的尹邦宪写的《尹公行述》中的称谓、格式等，明显看出有李銮宣写的《资政大夫李学夫行述》的风格。

研读乾隆年间流传至今的《五家庄风土记》《尹家窑风土记》，使人仿佛追随着古人的墨迹情思，穿越到二百年前的静乐“康乾盛世”时期。不仅让人看到李氏族人和尹氏族人二百年前的生存环境、生活状况、宗教信仰、气候变迁等，同时也像为后人展开了一幅静乐清代康乾盛世的“清明上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