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在静乐的抗日岁月 

刘明有口述  牛天年记录

1942年秋天，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敌我相持阶段。当时，日本侵略者继续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反动派则进一步与日寇勾结起来，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扬言要把我抗日军民“困死”、“饿死”。我中华儿女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为了战胜一切困难，开创新的斗争局面。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了 “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争锋相对挤敌人”的战略方针，并决定从八路军中抽调一部分干部与地方工作人员组成武装工作团，深入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区域，开展游击活动。宣传、发动、组织和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敌区工作，瓦解改造日伪政权，力争扩大我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人的占领区域。当时我 在 120 师 358 旅 717 团除奸股工作，被派往静乐地区，和地方上的有关同志一道活动于方圆百余华里的静乐县城周围一带的广大农村。出没于数百座大小村庄，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抓紧一切机会打击敌人。不但有效地瓦解了敌伪政权，建立了抗日政权，而且开辟了这一带的情报工作，建立了以静乐县城为中心的情报网络。

从和敌人的斗争中来看，也能证明党中央确定的这一方针和 措施是非常正确的。所有这些成效，都是在党的正确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

接 受 任 务

1942 年 11 月的一天晚上，我刚从外面执行任务回来，几个同志就告诉我：“团部除奸股找你。”我听了，连口水也没有顾上喝，就急急忙忙地朝团部驻地走去。走到门口，看见除奸股屋里的灯还亮着，等我迈进除奸股的房间时，除奸 股长崔启谦从办公桌前站起来，亲切地招呼我坐下，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明有同志，我找你来是要你担负一项光荣而艰 巨的任务。日本侵略者对我根据地的进攻、“扫荡”很猖狂，他们把城市和公路等交通要道都占了，在许多县不仅把县城侵占，还把许多交通便利点的大村庄也侵占了，依托公路将他们的据点、碉堡和城市连起来，这就是敌人的所谓‘点线作战’。敌人企图用这种方法步步向我解放区逼近，采取封锁和蚕食的办法缩小我解放区域，和国民党顽固派一起将我们围死。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粉碎敌人的‘点线作战’计划，我们就会处于更加困难、更加被动的地位。所以晋绥军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抽调一部分同志深入敌占区去。我们团决定派你深入到静乐县城周围的敌占区和忻（县）静（乐） 公路沿线，加强那里的反‘点线工作’，你有什么意见？”

关于当前的斗争形势和我们采取的方针措施，我已经听过传达，现在组织上要调我去具体实施这项工作，我心里感到很高兴，说：“没有意见，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你要去的地方是敌占区或敌我争夺区，”崔启谦股长接着说：“那里情况复杂，你们不要硬攻敌人的碉堡、据点，但有条件时，也可以在部队的配合下敲它一下子。主要是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在敌伪人员中开展政治攻心战，教育争取敌伪人员，进而改造瓦解敌伪政权，发展关系，开辟侦察工作，建立情报网络，搜集敌人的情报。据悉他们那里已初步有个策反敌人的‘点线工作’组织，你去了之后，要帮助他们整顿一下，团结那里的同志，加强那里的工作，怎么样，有困难吗？”“没有，坚决完成任务！”我语气坚定地回答。“好哇，态 度表现很好嘛。”一个洪亮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我回头一 看，原来是团政治处主任梁仁芥同志，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 了。我连忙站起来给梁主任敬礼。“你坐下嘛！”梁主任说：“崔股长已经给你讲的很清楚了，我想提点建议，就是你们这个工作叫个什么工作呢？因为你们既有武装工作任务，又有搜集敌伪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等情报工作的任务，还有前后方输送干部的交通任务，叫武装工作队，包括不了整个情报工作的任务；光叫情报站，又包括不了武装工作的任 务。所以干脆叫工作队或工作小组，几个方面的任务均包括了。而且搞好武装工作，在有利条件下，配合部队搞他几个据点、碉堡、炮台，开辟新区，建立政权，情报工作也就有 了基础。情报工作加强了，掌握敌人的动向，武装工作就取得了有利条件。这是相辅相成的，希望你们掌握好，你们不 要以为只是一个工作队或工作小组，它是和党的对敌斗争总方针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在敌占区域的前哨阵地。工作做好了，使广大敌人占领区域逐步变为我们的游击区域或根据地，敌人的据点、碉堡、炮台就变成了孤立的死‘据点’、死 ‘碉堡’、死 ‘炮台’，公路就成了孤立的线，敌人所搞的 ‘点线工作计划’也就破产了，我们就会由被动变为主动。”

经梁仁芥主任有理有据的教导，我对此项工作的意义、方针、任务，在思想上更加明确了。梁主任还讲：“到了那后，你虽然是我们部队派出的，而且是直接领导的，但更要依靠地方党组织，依靠老百姓，依靠抗日进步力量，要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力争掌握好斗争的策略，分化瓦解敌人。处事既要认真果断，也要谨慎，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务求在短期内打开局面。”

梁主任的一席话，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至今难忘。从除奸股那里回来，夜已经很深了。田野一片寂静，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声。我迎着习习的山风，丝毫也没有睡意，像一个即将出征的战士一样，满怀信心为未来的战斗所激动着，不时从心灵深处泛起阵阵波澜。

扎 根

我们当时驻扎在晋西北的兴县蔡家崖村，从这里到静乐县城周围，必须经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我把手里的工作交代完毕后，打点好行装，在一个侦察员的护送下，走了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即绕道岢岚县城经宋家沟、马跑泉、然后向东攀山而行，翻越岢岚、静乐、宁武三县交界处的大山———管涔山，才进入静乐县附近的边缘地带。

在翻越管涔山时，山上树木茂盛。高大笔直的落叶松须仰头才能看到树梢。由于山上积了厚厚的冰雪，我每向山上迈出一步都要发出圪喳圪喳的响声，这响声在寂静的山林里显得特别响亮，不时惊出一群群美丽的野鸡，它们扑楞着翅翼飞向树林深处。有时还能看到野兔、狍子、狐狸从我跟前飞快地钻进树林里面。还遇到两只狼站在我的对面，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我的心头不由得涌上一丝怯意，我抡起手中的木棒，壮起胆来朝狼的方向恍了恍，棒子打在身边的树上发出啪、啪的响声。两只狼慢慢转身消失在树林深处。

我翻过山时，在山凹处碰到一位打柴的农民。大约是山上很少遇到人的缘故吧，这位农民看到我，热情地要我叨息（聊天的意思） 一会儿在下山。由于我走的太急，身困体乏。便走到农民跟前坐下来。这位农民大约 40 出头，浓眉大眼， 饱经风霜的脸上显出憨厚朴实的笑容。“年轻人，你去哪里？”他亲切地问我。“我去静乐。”“听你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大概是从边区 （指晋绥边区） 来搞抗日工作的吧？我是村里农救会秘书，也是搞抗日工作的，咱们是一伙人，你们叫同 志，是吧？”这位农民滔滔不绝地问我。我从他一身破破烂 烂的衣服、热情豪爽的神态、无拘无束的问话断定他也是真心抗日的普通农民。我喜不自禁地站起来，紧紧握住他那粗糙而结实有力的大手，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当今天下人都起来抗击日本鬼子，咱年纪轻轻的，怎能不抗日？”我随口说道。“狗日的日本鬼子、伪军、 警备队，见人就杀，见东西钱财就抢，见房舍就烧，搞得人们不能活。咱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打狗日的小日本，我就不信，咱们这么大的个国家，连一个小日本也打不倒？”他坐在石头上边抽烟边愤怒地说道。一听便知道是一位痛恨日寇，且有一定觉悟的农民。交谈中得知，他叫李二孩，今年39 岁，是山下夺大坪村人。确实是村干部，他认识区、县干部，说这些人大都在他家歇过脚、吃过饭、住过夜。他们村属静乐县四区管辖，并且是静乐县西北角上的一个边沿村。往西面一翻山便是岢岚，往东北就是宁武境内。他还能说上四区的区委书记是李钦夫，也是从部队上下来的；李钦夫同志还兼区武工队政委，区长叫李常锁等等。

过了一会儿，李大叔已将柴捆绑好，我便硬抢着替他把背上，他背上我那点简单的行囊，我们一起朝山下走去。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俩刚走到山坡的急拐弯处，从便道上迎面上来一群日伪军，足有 50 来人。看样子像是从宁武新堡一带“扫荡”完后，回段家寨据点的敌人。我不禁惊恐起来，因身上还有我的证件和团部开的介绍信，我迅速将这些掏出来递给李大叔。“不要慌，要沉住气。敌人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还有回旋的余地！”大叔镇静自若地告诉我。我俩便放慢脚步，慢慢地硬着头皮往下走。李 大叔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走到另一拐弯处，由于山体的遮掩，我俩也看不到敌人，敌人也看不到我们了。趁此时机，李大叔敏捷地跳下圪楞处，把我的小挎包塞入石崖缝内，又用一块大石头将缝口堵起来。

大叔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大叔说：“你装成哑巴，不要说话。因你的口音不对，怕带来麻烦。一切由我应付。记 住，到了敌人跟前，一定要沉住气，千万不要害怕，不能露了马脚！”我们往山下走，敌人往山上走。我们和敌人面对面走着。对于我们来说，别无选择了。我们和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由于山道狭窄，我俩和敌人相遇时，按照大叔的吩咐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柴背靠在山坡的一块平石上，给鬼子让路，李大叔也靠在我身旁的山坡土楞上。

走在前面的敌人，只是用眼睛懒洋洋地瞟了我俩一眼便过去了，没有一人过问我们。走在队伍中间的俩名鬼子和翻译人员，走到我俩跟前，鬼子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俩一番。名鬼子问道：“八格牙路的，干什么的？”“太君，不干什么的。我们是山下的良民，弄些柴禾煮饭用。”大叔心平气和地说。“你的，怎么瓷眉瞪眼的！”鬼子见我不说话，指着我大声呵斥道。“太君，他是我儿子的，他是哑巴、哑巴。”鬼子又看了 看我的衣着 （从兴县动身时，我就打扮成贫苦农民的衣着）， 也就信了。“这行囊的干什么的？”鬼子指着大叔背上的行囊又查问道。“我们父子俩在山后沟里村我闺女家来，这是我闺女给我拆洗的被子。”大叔边说边用手指画着山后沟里村的方向。

鬼子又看了看大叔的衣着，命令大叔打开行囊查看一番， 结果什么也没发现。而后又搜查了我俩的身上，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便扬长而去。后面的鬼子再无人过问，只是 走到我俩跟前时用眼瞟一下就过去了。待鬼子翻过山梁后， 李大叔返回去，把我的小挎包拿上，我俩继续朝山下走去。大叔风趣地笑着说：“李同志，放心走吧，再不会遇到敌人 了！”回到家里大约是下午俩点多钟了，李大叔急忙叫大娘烧火做饭，好不热情！晚上我和李大叔睡在小正屋里，大娘和 小儿子到本村闺女家睡去了 （李大叔有一个闺女嫁在本村）。大叔好客，一个劲的给我讲述这一带的抗日形势，讲述完静乐的抗日形势后，又给我介绍县、区、村干部的情况，一直谈到深夜。由于我长途跋涉，精神疲惫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想叫李大叔把我护送到区上，李大 叔却说：“今天不能走，我自有安排。今天把那头猪杀了，明日我亲自把你送到李钦书记那里。”我仍坚持要走，李大叔又说：“李同志，你不要不好意思，这头猪你不来，三五天之内也要杀。你来了，今天把它杀了，给你补补身子，改善改善生活。我知道，这年头叫狗日的鬼子欺负的、叼抢的甚也没有，平日里我们的生活过得苦啊！”

大叔见我仍要走，便口气强硬地说：“李同志，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今天又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你再客气就不对了。”

大娘、大叔的女儿、女婿、儿子等一家人也真心实意地 一个劲地挽留我，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便留下来和大叔一家人杀猪。

晚上，大叔邀来几个村干部，我们一直谈论到夜深人静。第二天早上吃罢饭，大叔拿了一块肉包裹好准备带我上路，我不解地问道：“大叔，你拿肉做什么？”“唉！这年头，李书记 （指区委李钦夫书记） 他们的生活也很苦，让他们也尝尝鲜，改善改善生活！李大叔深情地告我。

走在路上，大叔边走边继续给我介绍静乐的情况。我跟在他身后，越来越觉得大叔可亲可敬。他虽然是个淳朴厚道的农民，但对抗日工作有如此高的觉悟，面对敌人机智勇敢、从容不迫、沉着应对，对我一个陌生的抗日干部像亲人 一样对待。此时此地，我反倒觉得我这个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在他面前有些惭愧了！

我们来到驸马滩 （四区区委临时驻地），见到区委书记李钦夫同志，李书记等区委工作人员热情地招待了我俩。我在区委住了两天，认真听了李书记等工作人员对静乐抗日工作的具体情况的讲述。

过了几天，李钦夫书记带领我见了专管对敌斗争的静乐县 委书记李阳同志，李阳又带我到赵家沟村见到了工作小组的刘继武等同志。他们见到我十分高兴，立即热情地向我介绍小组成员：张好则、李海明、张楞则、张存拴、刘金柱、郝圆治、刘来保、王三海、李五海等。我逐渐地熟悉了干部和敌情以及工作情况。刘继武等同志带我到敌占区一个一个地认识和了解我们的情报工作关系，经过他和小组里同志们的介绍，我对静乐地区的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静乐是我晋绥边区东部的抗日前沿阵地，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东大门，东可达同蒲线，西可通陕甘宁边区，是华北、华中、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通往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汾河纵贯县境南北，东碾 河由东向西汇入汾河。静乐县城就位于东碾河与汾河交汇的三角地带。日寇打通忻岚公路后，沿忻岚公路扎下三交、牛 尾、石神、康家会、利润、娘子神、上高崖、西马坊、界桥 等据点。与此同时，敌人又沿汾河由北向南，扎下化北屯、 宁化堡、西马坊、石家庄、南沟口、段家寨、东大树、西六 度、静游、娄烦等据点。此时，全县境内敌人的据点、碉堡、炮台多达二十六七处，真可谓据点林立、碉堡棋布。

在县城内，日寇除设有日军的最高指挥机关———“红部” 外，还设有宪兵队、警察局、特高科、警备队、伪县政府等一整套政权机构。除此外，日军还收买、网罗、豢养了大批汉奸、叛徒、特务、密探等为其服务。敌人经常派遣这类民 族败类潜入我根据地内，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想方设法刺探我抗日军民与党、政、军等的情报，并进行投毒、暗害、 放火等破坏活动，气焰十分嚣张。

当时我们汾河以西活动在夺大坪、老坡地、石门子、小沟滩、寺庄、前后板岔、东马坊一带。忻静公路以北，我们活动于石栈、赵家沟、鞍子梁、鞍子上、崔家沟、曹峪、杨 家沟、漫岩一带；县城以南，汾河以东我们多活动在羊岩、 水峪、狍子坡、孟家洼、圪洞岩一带。这些地方离县城较 远，对敌人的情况了解掌握的也不够及时、详细。所以，为了及时了解敌人的更多情况，开展敌区工作。根据我的意 见，我们把活动范围均向县城、忻静公路、汾河川等敌占区推进一步。汾河以西的活动范围推进到了岔上、梁家村、永安镇、辛村、管进、西贺、西马坊一带；忻静公路以北的活动范围进到曲卜、庙沟、长窑沟、泉庄、岔口、五家庄一带。我们活动的方式大多是采取分散集中相结合，经常把人员分散到敌占区活动，必要时集中到后方来学习休整。

汾河川和沿忻静公路的东川，是静乐的平川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村庄稠密，是敌人占领区域，日军在每个村庄除建立村公所之类的伪政权外，还建有自卫队等反动组织，强迫村里人为其站岗放哨。这一带的老百姓在日军的残酷统治和严密监视下，受尽压迫和欺凌，他们尽管不敢公开反抗， 但内心里对敌人早已深恶痛绝、恨之入骨。

上述一带敌占区域，在抗战初期，即日寇的铁蹄未踏入静乐大地时，曾是我党、政、军与各抗日救国团体活跃的地带，是抗日救亡搞得最好的地方。这里的人民群众，早已深 受我党教育，他们早已和共产党、八路军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们早已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八路军是为穷人着想，是为穷苦老百姓谋利益的。自从日军侵占这一带后，这里的老百姓非常想念、渴望见到八路军、游击队。他们日日夜夜盼望着共产党、八路军早日打回来，把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敌 人赶走，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我们党的八路军、 游击队也和这里的人民群众心心相印。我们选择在这一带开 展工作，既有接触敌人的机会，又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一天下午，我带着张存拴、李五海、郝圆治等同志换上便衣，从岔上村出发，在一位老乡的带领下下山了。当时正值春夏之交，风和日丽，山花烂漫。我们一行五人翻山越岭 （不敢走大道，从山梁上绕着走），走上山顶眼前豁然开朗。我站在山顶上举目眺望，明灿灿的汾河由北向南缓缓地流淌着，在斜阳的映照下泛着熠熠银光，汾河两岸是茂密的绿色林带。一座座村舍散布其间，娄 （烦） 静 （乐） 公路随着蜿蜒起伏的丘陵由北向南延伸，农家的炊烟在晚风中袅袅升起又飘荡开来，夕阳的余辉烘托出万道霞光。

我们要去的是位于汾河西岸的敌占区永安镇李永明家。他家是一独院，在村北头岔上沟出来的口子上，这个地形对我们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如果发现敌情，从院西的北小门出 来，既可顺着土壕爬上山，也可顺着沟底往里钻。真是一个退可守，进可攻的理想地方。

李永明是位 30 出头的贫苦农民，为人淳朴厚道。曾是我农救会主任，抗日积极分子。只因敌人侵占后，成立了伪政权，我们在 1940 年春以前建立的各抗日组织便不能公开 活动了。但私下里，该村的党组织还从事秘密活动，暗地 召集抗日积极分子宣讲我根据地的抗日形势等情况。他全家五口人，父母、妻子、儿子。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

当我们来到他家时，天已经黑了。那位护送我们的老乡轻轻敲开李家大门。李永明一见我们开始有点惊愕，老乡连忙向他介绍道：“这是八路军的刘同志，你别担忧！”

“永明同志，打扰你了。我们是来搞抗日工作的，要在平川一带依靠你们这些抗日积极分子开展工作。今晚想在这里落脚，因为我们了解到，你是一位爱国的抗日可靠人员！”我放低声音和颜悦色地与他攀谈起来。“八路军同志，辛苦了！早就 盼你们过来，这真是喜从天降！快进屋！快进屋！”永明听了 我的来意后，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然后烧水做饭。初次相 逢，我们感到就像一家人一样，一股暖流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晚饭后，永明叫来原村干部和一些可靠的抗日积极分子。他们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高兴地说：“我们早就盼望你们带领我们打鬼子呢！”我们几个同志一一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并向他们讲述当前的抗日形势和党对我们目前工作的要求等。然后我们谈论的话题主要集中到如何开展敌区的抗日工作，我们谈的兴高彩烈，大家群情激愤，纷纷表示服从我们的领导和安排，为抗日工作多做贡献。

我们在永明家悄悄住了三四天，怕引起敌人注意，白天不敢行动，晚上和老乡们谈论工作，指导他们继续开展抗日工作，并秘密组建“抗日救国联合领导小组”，由原村干部巩来旺和永明等同志负责。

几天的工作大家都很满意。工作的顺利与人民群众的觉悟，大大超出我们原来的估计。我安排好这里的工作后，巩来旺同志引荐东镇上的张和子。张和子看上去有四十开外， 身体微胖，留着短短的胡须，满面笑容、出言有序。一看就知道是个经常外出、处事圆滑的人。但根据巩来旺、李永明的介绍，他为人正直，有爱国思想，对敌人恨之入骨，和巩来旺还是亲戚关系，对我党我军的政策主张极为拥护。

从与张和子的交谈中知道，他是一个对共产党、八路军 心存感激，愿意合作的人。我们寒暄后，我对他说：“为了抗日战争早日胜利，我们要在这一带开展工作，此次来不是一经而过，而是要长期在这一带活动，希望你能给我们找个落脚的地方，最好今天晚上就在你们村里住下。”

他一听说我们要到他们村里开展工作，高兴得急忙说：“终于把你们盼来了！这下可好了！老百姓又有主心骨了！” 他微微沉思了一下接着说：“我经常外出，东跑西走。那些汉奸和日本人早就怀疑我和八路军、游击队有来往。如果住在我家，万一出了事可就对不住同志们了。为了安全起见，我 一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同志们安排好！”

我们跟随张和子来到他村时已是掌灯时分。张和子见街上没有行人，便把我们领到他家，忙招呼妻子给我们做饭， 他便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张和子带来一位 30 来岁的青年。他见了我们亲切地边和我们一一握手，边激动地说：“你们可来了！乡亲们可把你们盼来了！”

张和子在一旁介绍道：“他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叫牛喜子，抗日积极分子，贫雇农，为人忠厚老实，正直无私，绝对可靠。你们就到他家落脚吧！绝对安全！” 吃罢饭我们跟着牛喜子来到他家。他家住在村后的土坡 底下。牛喜子站在大门前给我们介绍道：“如有情况，你们可顺着这道土壕爬上山梁。我和张和子选择的住处是可以的，我家西屋也空着，住处也宽敞。”

我心里不禁暗暗欢喜，这不正是一处理想的落脚点吗？已经很晚了，张和子又给我们拿来莜面、鸡蛋等吃食。并说：“这年头，叫狗日的糟蹋的老百姓实在苦啊！你们为了抗日东 奔西跑，离门在外够辛苦了！”说着又给我们掏出几盒纸烟来。

这一晚，张和子和牛喜子分头把原来的村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叫来，和在永安镇一样，热烈地商谈抗日事宜，大家情绪高涨，直谈到深夜。

汾河川村子较多，也是静乐的富庶之地。虽然是敌 域，但日伪军、汉奸、特务、密探等夜间不敢出来活动，就是白天也多半是上午出来，天黑以前就赶紧龟缩回据点。掌 握了敌人的这一规律，我们便白天在驻地进行工作，晚上分头到据点附近各村活动。通过经常变换住宿地的办法，很快建立了几十个落脚点，其中有的成了我们活动的小据点。记得当时住的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是常窑沟村的贫农任老大家。任老大家四口人，父亲、妻子、四五岁的女儿玉花和他自己。他家是处独院，周围都是田地，又靠近东山边，地形很好、人员单纯、易于隐蔽和保密。任老大的父亲 50 开外， 是个勤劳的农民。他经常在院子周围的田地里劳动，可以监视四周，一有动静就会向我们报告。任老大也经常到县城里赶集或给敌人服劳役 （支差）、或转悠、买点日用品，捎带的给我们打听一些敌人的动静。我们白天在这里休息，一般情况下不出村外，有计划地、单独地和可靠的群众做工作，谈论有关抗日的事情。有时也看书学习，或帮助他家干点农活。任老大的女儿玉花，聪明可爱。我们还教会她几首歌，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在村里每住一家，除了向房东宣传抗日和党的政策外，还通过房东 （大都是我们通过群众挑选的村干部、抗日积极分子） 联络一些村里的先进人物、可靠群众，他们都是 一些贫苦农民，长期受着敌人的欺压，对我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我们和他们一接触，彼此就心心相应，谈起话来也句句相 投。我们还利用晚上和劳动休息的时间，向他们宣讲抗战必胜 的道理、宣讲抗日形势、宣讲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抗 击日伪军的动人事迹，讲共产党、八路军的宗旨，讲中国必将取得胜利，人民群众一定会翻身做主人的道理。每每讲起这些来，群众的情绪总是十分高涨，有的听的饭也顾不上吃，有的听完后还要求我们继续给他们讲，而且我们看到群众们认真听讲的样子，有时竟然讲到深更半夜也不知疲倦。我们就在敌人 眼皮底下的敌占区域内，一家一家地住，一个村一个村地转移，一步一步地做工作。不到半年，几乎每个村都有我们可靠的落脚点，群众也越结识越多，大家也把我们当亲人对待。外出劳动和赶集时，总要向我们介绍一些看到和听到的情况。有了人民群众的关怀和支持，我们很快在敌占区内扎下了根。

铲 除 汉 奸

当时的静乐，贫雇农占绝大多数，但也出现了一些民族败类，其中有一个外号叫“恶魔”的汉奸，从小就不学好，好吃懒做，还装有一肚子坏水。长得细高个、老鼠眼、鹰钩鼻子，看起人来歪头吊眼，叫喊起来声音就像狼嚎一样恐怖。鬼子来的那年，他在静乐城内闲逛，不久就被日寇收买，当上了宪兵队的便衣密探，成天戴着墨镜，挎着驳壳枪，在社会上耀武扬威、无恶不作。他家在平川农村，他经常带领鬼子、伪军到村上来搜捕八路军、游击队。有时突然将村庄包围，挨户搜刮，弄的鸡飞狗跳，乡亲们对这个人早就恨之入骨，并送了他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恶魔”。见到他时，人们都侧目而视，朝他背后吐唾沫。

有一次，河西一位 50 岁开外的农民从城内集市上买了些农产品回家，走在半路上，正好遇上这个“恶魔”。他不仅抢去了这位农民的钱，还瞎说他是八路军的探子，拳打脚踢，将这位大爷打得遍体鳞伤。当时，同志们听了这位农民的诉说，肺都气炸了，纷纷要求铲除这个欺压百姓的狗汉奸，为民除害。我和同志们商量，决定先从这个铁杆汉奸身上开刀，镇压他可以杀一儆百，打打其他特务汉奸、便衣密探的嚣张气焰。同时也可使人民群众大快人心，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也可在人民群众中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对我们开展抗日工作是大大有利的。

此人行动很鬼，平时大多躲在城里或龟缩在敌据点里，只有逢年过节才回村内家里大摆排场“光宗耀祖”。有时在城里寻花问柳玩腻了，也会回到家里散散心。我们经过观察和分析，觉得还是趁他回家时在夜里动手比较好。果然没几天，这个机会就来了。

这天我们得到此人回家的消息，大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等到天黑，我和张存拴、五海同志收拾停当，便出发了。天空正下着毛毛细雨，四周一片漆黑，这正是夜间行动的好机会。我们一路小跑，没用一个小时就到了。

“恶魔”家在村东头，一座高大的四合院，院墙高筑，院门紧闭。我们三个在夜幕的掩护下，转到“恶魔”的大门口。存拴从地上拾起一块小石子，丢进院里。我们侧耳听了一会儿，没有什么动静。存拴就站在我和五海的肩头，翻进院里。慢慢打开大门，放我和五海进去。我们按照预先侦察的情况，立即朝“恶魔”住房走去。存拴抬起脚正要踢门，我一把拉住他，然后抬手敲了几下门，“赵先生在吗？”“恶魔”正睡得迷迷糊糊，听到有人喊叫，便有气无力地问道：“谁呀？”“我是城里宪兵队的，太君有急事要你办，请你马上回去。”他一听 “太君”有命，不敢怠慢，起来开了门，只见两个带枪的青年汉子威武地站在他面前，两对愤怒的大眼射出四道利剑般的光芒。“恶魔”立即明白过来，不由一声嚎叫，猛然转身到炕头去摸驳壳枪。存拴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他的后衣领，只一提便把他揪了过来。“恶魔”吓得浑身发抖，牙齿咯咯打颤。睡在炕上的女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懵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存拴、五海押着他直往村西小路走，我在后跟着。

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防止敌人对这一带群众进行报复，我们一直将“恶魔”押到城南汾河边。此时已是凌晨三点了。我们来到忻静公路与娄宁公路交叉处，存拴敏捷地举起手枪，照其后脑勺开了一枪，这个不耻于人类的民族败类，沾满人民鲜血的叛徒便倒在血泊之中。

我们把预先写好的布告和宣传标语粘贴在汾河岸边的树上和公路旁的石壁上，然后大步流星地朝北走去。当东方泛白时，我们已走进了几十里外的牛栏村，在一个熟悉的老乡家美美地睡下了。

“恶魔”被镇压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静乐大地，轰动了整个汾河川和静忻公路沿线。第二天下午，群众们把从各种渠道得来的消息传给我们。有的说：“昨天晚上，从山上突然下来一个营的八路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恶魔’杀死在汾河边。真是大快人心！”有的说：“八路军有专门收拾汉奸、特务、叛徒、便衣密探的人。‘恶魔’做尽了坏事，是八路军本本上记的第一名，往后谁还敢做坏事，也必将是‘恶魔’的下场。”还有人说的更玄乎：“八路军个个都长着飞毛腿，人人都能飞檐走壁， 来无踪去无影。‘恶魔’在家睡的好好的，不知八路军使用什么法术，一下子就把他弄到几十里外的汾水旁镇压了。”也有老乡告诉我们，据点里的鬼子早上看到布告和“恶魔”的尸体后十分惊慌，县城里的鬼子嚎叫着说，“如此确保安全的地带竟然来了八路军，这还了得”。鬼子头立即召集伪村长、自卫队等有关人员，进城开会，商讨缉查八路军的人。

我们看到人民群众为此事拍手称快，敌人为此而失魂落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对乡亲们说，别看小日本现在还张牙舞爪，但他们猖狂不了几天了，抗战的胜利一定会到来。消灭几个汉奸、特务、密探不需要多少八路军，只要有胆量，谁都能办到，铲除“恶魔”，就是我们几个昨天晚上干的。接着存拴、五海向乡亲们讲述了详细经过。乡亲们顿时惊喜地瞪大眼睛，连连称赞：“干的好！为民除害，早就该铲除‘恶魔’了。”年轻人拍着胸脯说：“这下就好了，有你们领头，我们豁上命也要跟你们干！”

建 立 情 报 网

镇压“恶魔”，不仅大大地鼓舞了敌占区人民群众的斗志，而且在敌伪人员中，特别是在当地一些汉奸、便衣密探、特务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那些平素作恶多端的汉奸、特务及其亲属等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有的坐卧不安、寝食不宁。他们时刻担心“恶魔”的下场也会随时落到他们头上。他们的行动也更加诡秘起来，再也不敢单独外出。一些罪恶还不太大的狗汉奸、密探、特务感到自己平时的所作所为，人民群众是看的清清楚楚的，听说八路军也有记载的，八路军如果想收拾他们，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们再也不敢干坏事了。其中还有找机会和八路军拉上关系，为抗日工作做好事，以求人民群众的谅解，为将来留条后路的，这样就为我们进一步开展情报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进一步开展政治攻心战，分化瓦解和争取敌伪人员为我们做事，逐步把我方情报工作的触角伸向敌人内部去，进一步发展、健全我方在敌占区域的政治情报网。

根据群众反映，给鬼子干事的当地人中，有个叫陈维的，二十四五岁，父亲原来在县城开个小饭馆，陈维早年念过几年书，其父死后，他就失学了。鬼子来了以后，被县城内一个汉奸叫刘五的拉拢进县伪军内。他虽然和其他特务、汉奸一起干过糟害百姓的坏事，但罪行不大，经教育有可能拉拢过来。于是我们把陈维作为一个争取教育的对象。可就在此时，陈维被日军由县城伪军队调往忻静公路的利润据点。

利润据点的鬼子和伪军，六七天就要出动一次，有时进沟或上山“扫荡”我根据地，有时和别的据点配合起来行动。每次出来，总要叫几个伪军在前面开路，接着是伪军队伍，最后才是鬼子，彼此相隔三四百米远。

一天下午，我们接到内线传来的消息，说明天上午利润据点的日伪军要到曲卜、庙湾一带“扫荡”，希望乡亲们做好“空室清野”的工作。我们侦察了这一带的地形，决定打一次埋伏，以便猝不及防地把陈维抓来突击审问。这一天天刚亮的时候，我们赶到忻静公路的北沟，即曲卜沟内的一个窄沟处埋伏起来。并派我一区游击队的几个同志带着机枪占领了附近的制高点，以防万一。游击队的陈队长带着几个人埋伏在路旁的沟渠内，张网以待。

约摸 9 点多钟，果然发现两个歪戴着洋草帽，身穿黄军装，戴着墨镜，斜挂着驳壳枪的人，大摇大摆地骑着自行车顺沟进来了。后面四百米处懒懒散散地走着一队日伪军，山头上的同志认出走在最前面的那两伪军中，有一个就是陈维，便即刻下山传下消息，只待他俩走进山口。不大一会儿，陈维和另一个伪军来了，待他俩刚露头，陈队长等四同志便立即从草丛里一跃而起，像老鹰抓小鸡似的猛扑过去，用枪顶住他俩的胸口，低声喝道：“不许动，不许动，不然就打死你们。”他俩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懵了。等他们明白发生什么事情后，立刻举起双手，连声求饶。陈队长指着西面的岔路说：“快往沟里走，到那里说几句话。”陈队长等押着他俩进入杂草丛生的沟内。另外两名游击队把他俩的自行车扔到灌木丛中。由于干得干净利落，后面的伪军和鬼子丝毫没有发现前面发生的事情，仍然懒懒散散地往沟里走。

我们将那两个伪军押进沟内拐弯处，分头审问。陈维摸不清我们对他的处置，十分惊恐，手足无措。我们开始对他讲了一些抗日形势和道理。由于时间关系，便只好单刀直入地说：“你们的所作所为群众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手里有一本账，如果死心塌地给鬼子卖命，‘恶魔’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如果及时醒悟悔改，弃暗投明我们可以既往不咎。你难道不想给你留条后路吗？”“我改正，我改正，从今天起，我回家种田，洗手不干了。”陈维一脸冷汗，惊恐地说。“饶命要讲条件，改正要有表现，”存拴威严地说，“我们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往后在敌人那里干事多注意点，常给我们捎个信，送点情报。我们会给你记在账上的。不过，我们把话说在前头，你如果骗了我们，下次碰到你，可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是、是，一定、一定。我争取立功，你们要相信我！”“今天放你回去，”存拴说，见陈维仍站着不动，又说了一句，“你还不快走？”陈维领会了意思，连滚带跑逃出山沟。存拴急忙朝他身后放了几枪，一面高声吼道：“跑了、跑了，伪军跑了。快追呀、快追呀！” 另外一个伪军由队长押往根据地。当我们翻过一道山梁后，沟内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子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我们知道这是鬼子听了陈维的报告后，来给我们送行的，他们只敢在河滩胡乱放一阵枪，而不敢深入山沟内。陈维经过我们的教育，思想起了很大变化，经常把敌人的情况及动向报告给我们。之后我们个别接触伪人员，并通过其家属、亲人等规劝伪人员，争取把这些可靠的敌伪人员作为我们的内线。我们经常联系的就有30多人。这些人大多分布在城郊的各个据点与碉堡里。通过争取过来的敌伪人员，我们不仅摸清了敌人各个据点、碉堡内的人数、装备、工事构筑、活动规律等情况，而且掌握了县城里的情况。

搜集战略情报

1944 年三四月，党中央为了进行战略研究，急需大批敌伪书报杂志和日本出版的军事、经济年鉴之类的材料。而这类资料只有日本人开的书店才可买到。晋绥八地委社会部和县委社会部指示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尽快地经 常地搞到这类战略性的情报资料。

我把搜集书报杂志的任务跟同志们讲了以后，大家都疑惑不解。有的认为：“这些公开卖的东西，哪能算得上情报资料呀？”当时处在敌我斗争异常复杂、尖锐的情况下，同们平时接触到的情报，不外是敌人的部队番号、人员多少、 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地形地物，敌人特工计划、作战计划 等方面，还没有从广义上来或者从战略上来考虑情报工作的含义和范围。于是，我对大家说：“比如一个国家要打仗，除 了军队开赴前线之外，还要足够的后备力量来保证。这里包括兵源、装备的补充，财力物力的准备等。而战争又是和政治、经济紧密联系的，而政治、经济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战争政策和措施的改变。他们这些公开卖的书报杂志上，当然不可能直接找到什么具体的作战计划之类的战术情报， 但可以从整个政治、经济、国情、国力等方面，分析判断出战争的形势和趋势以及将来要采取的政策和策略等，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我们的战略部署和策略方针。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急于研究这一带有全面性的重大问题，说明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大反攻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经我讲解后，同志们顿时兴奋起来了，纷纷说：“这件事既然如此重要，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赶快研究研究，看我们该怎么干吧！”“我觉得”，我接着说：“到书店购买少量的书刊杂志或者到邮局订几份报纸，这些都容易办到。但要大批购买而且要经常性地购买后再集中起来送到根据地，就比较困难了。首先要有能大量购买书报杂志而不至于引起敌人怀疑的条件和人员，其次要有集中包装的安全地点，最后还要有安全可靠地送出去的途径、路线、方法和可靠人员。”

大家集思广议想办法，出主意，最后决定，要去买书报而不被敌人怀疑，除非是文教单位、报社及文化人去买。学校校长和老师们最合适，比如学校图书馆要储藏书报杂志等，敌人是不会怀疑和阻拦的。不过，在我们的关系中，这类人不多，但我们可以去联系去发展。

我们向县城内、娄烦镇、岚城、东村镇 （岚县二、六区 当时也属静乐管辖） 等各据点、碉堡及文化教育界的内线关系，交代了经常搜集我们所需要的书报杂志的任务，大家都表示尽力去办。

另外，我们还物色了县城日本人开办的新民学校校长刘晋。据了解，此人是辽宁大连人，曾留学日本。他平时爱交际，胆子也比较大，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主要是有一定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对日寇的残暴行为十分愤恨，对共产党、八 路军的抗日主张深表拥护。所以我们一接触，他竟然激动不已，紧紧握住我的手，热泪盈眶地说：“你们心里还有我，因为我曾留学日本，又在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当校长，一般人说我是一个大汉奸，是我们华夏民族的败类。可有谁会知道我心中的苦啊！我的家乡早已沦陷，亲人们早已成为亡国奴， 他们生活在日寇的残暴统治下，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我何尝不思念亲人，又怎能不痛恨日寇呢？日军把我挟持到静乐来，又让我开办新民学校，我下决心伺机逃跑。可 1939 年的一天，我有幸接触到一位领导、共产党员李秀山同志 （当时静乐县牺盟会负责人之一），我向李秀山同志倾吐自己的苦衷和想法。他立即耐心地开导我说：‘你的位置很重要，日寇企图对我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那是在毒害我华夏子孙’，让我留在这难得的位置上宣传、教育，争取学校的教师们团结起来，和日军进行斗争。日军不在课堂时即可进行抗日宣传教育。给学生讲述日军的暴行、讲全国的抗日形势、讲抗战必胜的道理，揭穿日本侵略者欺骗和奴化教育的险 恶用心等。并再三嘱咐我，‘抗日有多种方法和形式，只要你不为日军办事，相机开展抗日活动，心向人民群众。共产党、八路军是不会错怪你的’。我按照李秀山同志的指示，安下心来，争取了学校的所有人员，把学校作为阵地与日寇展开秘密斗争。现在每每想起来，确实是李秀山同志给我指明了方向， 扫除了我心中的苦闷，在彷徨中给我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待刘晋一口气讲完，我深情地对他说：“你完全做得对， 做得好，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况且你做的工作也是在和日寇争夺我华夏青少年，这样的重任，你不觉得艰巨而光荣吗？请你继续安心在那个重要而特殊的岗位上工作吧！人民群众是不会忘记你的……”接着我把购书的事情向他说明，他高兴地拍拍我的肩头说：“这好办！学校是日本人开办的，图书馆什么类书报、杂志也能购买、订阅。请你们放心，全能办到。”之后，刘晋按照我们的要求，给我们到邮局定了日本出版的 《每日新闻》《读卖新闻》 等书报，并到日本人开办的书店以学校的名义购书，书店的日方人员毫不在意，刘晋成了我们完成此项任务的主要帮手，真是出力不小。 有时将学校图书馆储藏的书报杂志也秘密弄出来转送给我方。

有一次，中共静乐县委社会部领导指示：晋绥分局社会部要求设法购买日本的军事年鉴、经济年鉴和周佛海 （大汉 奸） 写的 《往矣集》、陈公博(大汉奸） 写的 《我与共产党》等书，以及其它一批报刊，有的在县一级日本人开的书店是 很难买到的。

我和刘晋接头后，刘晋看了书单，表示在本县范围内是购买不到的。我让他想些办法，看通过什么渠道能买到。他考虑了一阵便喜上眉梢，爽快地说道：“我在日本上学时，有一个同学，现在山西 （太原） 日军总部工作，估计通过他可以买到这些书报！”

刘晋费尽周折好不容易借故请了几天假。我和刘晋来到太原，尽管一路上关卡很多，但有刘晋带的证件等有关介绍文书，还是很顺利地找到了他的那位同学。他二人见面后异常热情，互相讲述了各自的经历和境况。当谈到各自的家境时，他俩对日本侵略者都深恶痛绝。该李姓同学是长春市人，也很思念远在日寇统治下的父母、妻子和亲人。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给日本人办事的一些伪人员，也大多痛恨日寇，他们大都还有中国人的良心，他们还是拥护抗日的，他们也盼望早日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把生活在日寇压榨下的乡亲们拯救出来，使人民获得解放。

刘晋和李姓同学叙完家常后，刘晋一边把他在静乐新 学校任职等证件拿出来，一边说：“老同学做甚像甚，日军教育部门几次来学校检查，嫌图书馆缺少书籍，催促我购买各类书刊。我也想应付应付，此次来就是托老同学帮这个忙，购置一些书报杂志！”

“这好说，只要学校有钱，好办！明天上午我恐怕走不开，不过我有一个要好的日本朋友，也是同事，让他出面帮咱们买，不就更好办啦！”李姓同学说。“老同学，这样吧， 明天上午，你俩早点出来，我请你们到一个像样的饭馆吃饭。吃完后，顺便把书买好，你俩到机关上班不就行啦。” 刘晋热情地说道。“好！就这样吧，那明天上午你们可不要离开这个店，我来接你们！”李姓同学说。

经过一段考验和交往，我认定刘晋是一位正直的、有爱国心的人，他认定日本侵略者必败，中国必胜。从多次交谈中可看出，他的抗日必胜的信念是十分坚定的。所以我就把他当同志看待，把他当成自己人，也当成了我的朋友。我俩大概是晚上谈论的太迟了，第二天起来的也很迟，也不敢离开旅店。大约上午 11 点钟，刘晋的同学带着他的日本同事 来了。我们雇了一辆三轮车，来到书店旁的一家较大的饭馆，吃罢饭后，那位叫川松郎的日本朋友领我们走进书店。书店很大，里面的书报杂志应有尽有。我和刘晋高兴的相视而笑。由我和刘晋点书名，川松郎要书，没用一个钟头，就 把所要的书刊、杂志、报纸、地图等买齐了，就连平素无法搞到的一些资料性书集也买上了。但购买的书刊、杂志、报 纸等数量很多，随身携带一路上会遇到层层关卡的检查，不免会引起怀疑，带来麻烦。川松郎便说：“邮寄就行啦，何必 带上累赘的。”于是，由川松郎出面和书店协商邮寄事宜。书店人贪图小利，刘晋就多给书店一些劳务费，书店人也就高高兴兴地打包好，办理好邮寄到静乐县城新民学校的手续，我们愉快地走出书店。

刘晋和我送走他的李同学和川松郎后，由于心情好，便到大街上转悠。我们不敢在太原多停留，随即赶回静乐。我们到静乐不久，邮包果然寄到新民学校。我和刘晋秘密整理后，把足有一麻袋书刊暂时隐藏起来。他利用一切机会秘密地转送书刊出城，集中在河西宋家村一个可靠的农民家里。然后陆续送往解放区的军队干部手中，为我党我军的抗日工作做出特殊的贡献。

营救同志

1943年5月6日早上，我四区游击队侦查人员王好存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即潜入静乐城内，向我方内线人员张明明传递一份口头情报。由于时间紧迫，他借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化妆成小职员模样，带上良民证从辛村动身，没用几个钟头就顺利进入城内。

但由于和王好存接头的内线张明明有事，脱不开身，未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王好存不敢在街上溜达，怕引起麻烦，于是将自行车靠在一家饭店门口，买了一碗面。一边消磨时间，一边等待张明明的出现。可谁知就是这辆自行车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当时伪警察所有一个姓黄的巡警，正在这一带巡查。他从小饭馆经过的时候，就看到了这辆自行车。过了一个多钟头，他返回来的时候，见那辆自行车仍放在那里，便起了疑心：“这辆自行车是谁的？怎么放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也不动呢?”听到巡警的喝问，正在小饭馆内抽烟喝水的王好存急忙出来陪着笑脸说：“我的！是我的!”黄巡警把王好存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满安工厂的业务员，在这里等我们的一个同事。他到亲戚家转一下，待他回来我们就走。”好存回答着忙掏出证件来递给狗巡警。“满安工厂的业务员？”狗巡警眨着那双老鼠眼诈唬着说：“满安工 厂的业务员大部分我都认识，怎么就没见过你呀? ”“我是最近才来的，老总当然面生哩。”好存边说边递上一支烟。狗巡警发现王好存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不禁喜上眉梢，心想这可是个有油水可榨的猎物！于是挥手挡过王好存递去的纸烟。厉声说：“不用，我得检查。”遂把手伸进了王好存的衣袋里。

王好存的外衣口袋里除了那张良民证外再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在贴身衣服里却装着给伤病员买药的钱。狗巡警掏出他里面的钱高兴地咧开嘴眯缝起那双老鼠眼：“呵呵，原来还是个小财神爷呢!”王好存见狗巡警要没收自己的钱，急忙向狗巡警反复解释，可那个狗仗人势的民族败类不容分说粗暴地将王好存押回警察所。伪警察所的人怀疑王好存是化装进城的八路军。张明明赶到接头地点，得知王好存已被捕了。

王好存的突然被捕，打乱了我们的行动计划。王好存自小参加革命工作，在革命队伍里表现很好，因他是贫苦出身，能吃大苦耐大劳，立场坚定，所以不到二年时间， 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被党组织输送到延安接受训练， 如今已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现在不幸被捕，处境十分危险。我们要全力营救。于是我召集全队工作人员进行研究，商量营救王好存的办法。

我觉得好存是警察所抓的，按以往常规警察所办案习惯，有的是为了敲诈勒索几个钱，并不像警察局和宪兵队那样认真。因此，问题必须争取在警察所里解决。目前，首先应稳住警察所的人，不给王好存用刑，不要把王好存送往警察局。警察局里有日本特务，警察所里没有。在我们的关系网中那就是王金宽，他现在警察所里工作。此人和我们接触过两三次，也为我们办过几件事。虽不是我们的正式关系， 但也绝不会坏事。况且敌人对王好存仅仅是怀疑，并没有抓住什么把柄。于是我们即派人和王金宽接头，让他转告警察所里的李所长和黄巡警，说王好存家里愿意花钱将他保释出来。如果他们不理，就给他们透露，王好存是八路军工作队刘队长的亲戚，刘队长已传出话来，“谁要是将王好存放出来，就算是对抗日、对人民群众做了一件好事，八路军就给他记一次功；谁要是害了王好存，八路军一定要铲除这个人”。我们之所以采取这个办法，主要是我们在这一带工作了一段时间，局面已经打开。敌伪人员一听到八路军都有几分畏惧。我们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公开告诉他们王好存是刘队长的亲戚，就可以依仗我党我军的威力对敌伪人员起到警告、震慑的作用，促使问题顺利解决。

我们这样决定后，立即向中共静乐县委社会部报告。部领导同意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并再三指示我们务必设法把王好存同志营救出来。我又给警察所李所长写了这样一个纸条，内容大意是：王好存是刘队长的亲戚，你把王好存放出来，对你有好处。如果将王好存送往警察局，我知道你家在何处，先抓你父母，再派人找你算账，“恶魔”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

李所长和黄巡警抓到王好存，起初欣喜若狂满以为钓到一条“大鱼”，既可捞取钱财，还可在上司面前邀功请赏， 但冷静地想一想又踌躇起来。正在此时，王金宽按我们的布置拿着纸条来找李所长。趁黄巡警出去巡查的时候，王金宽说“李所长，王好存家里愿意花钱取保，这年头谁不为图个花钱无是非，人家肯出钱咱们就放人算了 ！”“不，事情没那么简单，看来王好存来历不凡，审问时神情自若，十有八九是个共产党。如果真是，咱们把他放了，警察局和宪兵队追查起来能吃得消吗？”王金宽把纸条悄悄递给李所长，李所长看后赶紧把纸条烧掉，颤抖着手说道：“我们也是被逼无奈， 但绝不能走‘恶魔’的路。”王金宽觉得到了火候上了便说道：“咱弟兄在一起混也不是一两天了，给日本人办事终究不是好事！将来日本人一退，咱们怎么办，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李所长听后沉思一阵道：“难呢！再拖几天吧！可千万不能用刑，也不用审问了，也不能送到局里，看看情况再说。

过了几天后，李所长害怕警察局和宪兵队来查问王好存，就把王好存放了。事后由我们出钱以王好存的名义，在县城饭馆里请李所长、黄巡警、王金宽海吃一顿了事。

县社会部指示我们，争取把李所长也拉成我们的关系， 我们又派王金宽去试探，李所长表示害怕日本人知道，一时间不应承。但他语气坚定地说“从今以后，我只表面上应付日本人。能拖的就拖、能瞒的就瞒、能哄的就哄，决不干损害老百姓的事，不做危害共产党、八路军的事。如果共产党、八路军相信我，要我办事时，我将尽力而为！实际上李所长已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后来李所长给我们办了许多事，立了不少功。

严 惩 叛 徒

大浪洗炼着真金，同时也淘汰着沙粒。当我们的工作不断发展，形势越来越好的时候，在敌占区域内发生了一件事，这就是刘金泉和长腿愣的投敌叛变。

刘金泉原是我一区游击队的侦察员，30 多岁，是个旧军人出身的干部，参加革命后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在根据地时，由于组织纪律严、政治工作紧，没有做坏事的条件和机会，当了武工队到了敌占区后就原形毕露了。长腿愣是河西某村的村长，当时也曾为我们做过工作，但他流氓习气严重，爱好抽烟、喝酒、赌博。他和刘金泉一接触便臭气相投，常在一起吃喝玩女人。组织上发现后曾对他们提出严厉的批评，但他们表面上接受，内心却十分不满，对我党的领导干部怀恨在心，最后各带一个姘头投敌去了。

当时，敌人正处在对我们的活动感到束手无策的困惑境地，忽然得到刘金泉、长腿愣这两个叛徒。鬼子如获至宝，立即开动一切机器，大肆宣传。说什么“共产党的干部弃暗投明了”，“八路军武工队投诚皇军啦”。一时搞得乌烟瘴气。静乐日军“红部”立即委任刘金泉为特务副队长，长腿愣为便衣密探组长，并布置他们专门负责静乐汾河川、忻静公路沿线的敌特工作。

尽管刘金泉和长腿愣同我们不是一个单位，对我们的核心机密和工作关系不知道，但是由于平时工作中经常来往，对我们在汾河川、忻静公路沿线一带活动的村庄以及我们活动的时间、规律等特点还是了解一些的。他俩投敌后，便一方面利用便衣密探，另一方面联络各村的地主恶霸，依据他们掌握的一些情况对我们进行反侦察，想方设法破坏我们的工作。有些经常接近我们的群众上了当，被抓去严刑拷打，还有些群众被抓去拘押起来，被敌人玩弄花招勒索了大笔钱财。这样一来，有的群众特别是与我们有一些工作关系的，心理上都紧张起来，担心自己被叛徒出卖。有的群众躲起来了，有的不敢和我们接近，使我们的工作受到阻碍和挫折。

我们把这一情况及时上报县城工部后，一方面对有关人员及时进行转移，另一方面将工作队的同志集中到河西夺大坪进行休整，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大家认为要扭转这一形势，必须尽快铲除这两个叛徒。只有消灭了刘金泉和长腿愣，才能狠狠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显示出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于是我们大家群策群力拟出了铲除叛徒的计划，并立即布置大家收集刘金泉和长腿愣的动向和活动规律。

刘金泉和长腿愣投敌后，行动一直很狡猾和谨慎，特别是刘金泉，平时不轻易单独出来活动。即使出门，也是跟着鬼子队伍或者带一帮便衣做保镖，而且晚出早归，要铲除他还一时不易得手，而长腿愣本来就是一个流氓地痞。投敌后起初鬼子不大信任他。后来他做了一些坏事，才得到鬼子的赏识，获得一支驳壳枪和几颗手榴弹。长腿愣受宠若惊，成天把驳壳枪带在身上耀武扬威，经常到汾河川一带的村庄探听我们些活动。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决定先收拾长腿愣这一叛徒，并把这个任务交给张存拴、李五海等三位同志。

张存拴、李五海等同志一接受任务即决定在长腿愣去各村的路上打埋伏。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躲在暗处，敌人在明处，打敌不防。同时在半路上伏击这个叛徒，敌人弄不清是哪个村的人干的，也摸不清我们住在哪个村子里，也就不会连累村里的老百姓。因为鬼子有个特点，报复性很强，只要你动着他，他就会蛮横地报复，实行烧杀抢掠。这样做可以避免敌人进行报复，也就不会连累村里的老百姓了。

张存拴、李五海等同志头天晚上出发下山，第二天中午就悄悄地钻进从县城到汾河川的高粱地里。当时正值夏季，火红的太阳到了中午就像灼热的火炉一样烘烤着大地，高粱叶子被晒的蜷缩起来。张存拴等同志蹲在密密麻麻的高粱地里忍受着闷热的炙烤，豆大的汗珠不时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浑身上下汗水淋漓。但是为了惩治叛徒、为民除害，他们丝毫不顾这些，只是睁着一双警惕的眼睛，握着子弹上膛的驳壳枪，透过庄稼的缝隙密切地注视着那条空荡荡的黄土路，不时撩起衣襟擦一下脸上的汗水。

大约 3 点多钟，路上出现了一个矮胖的家伙，穿着洋不洋、土不土的褂子，戴着一副墨镜，骑着一辆自行车左顾右盼地向南而来。存拴他们一眼就认出这就是叛徒长腿愣。待长腿愣的自行车刚行驶到高粱地跟前，存拴、五海等同志一跃而起，大喊一声：“站住，不许动！”这突如其来的吆喝声像晴天霹雳，顿时将长腿愣吓得连自行车跌倒在地。当他爬起来时，存拴、五海等同志已举枪出现在他的面前。他见势不妙撒腿就跑，存拴举枪向他射去，子弹正中他的腰部，挂着手榴弹的皮带也被打断了，手榴弹落在地上也顾不得管，拼了命的往汾河岸边的树林里钻。存拴、五海等在后面追。

长腿愣跑进树林一头栽倒在一颗大树底下，挣扎了几下还想站起来往前跑，可刚一起来就又倒下了。待他们走到跟前时长腿愣已倒在血泊之中，肚里的肠子也流出来了。存拴、五海蹲在树下喘了口气，看着这个不耻于人、臭名远扬的叛徒奄奄一息，命丧黄泉。

长腿愣被我们镇压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忻静公路沿线的村子，老百姓无不为之高兴。人们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而刘金泉也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他知道人民群众不会饶恕他，于是整日躲在据点里和他的姘头鬼混，只有鬼子交下任务来时才不得不硬着头皮带上一伙便衣特务出去一趟。由于他原来所知道的情况早已被鬼子搞清了，加之平时又不敢外出活动，搞不到新的情报。鬼子也就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不像过去那样宠幸和优待他了。

他刚投靠敌人时，敌人为了从他嘴里了解到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不论在生活用品、薪水待遇、物质享受等方面都对他很优厚。平川一带的村公所，因为怕受他的害，也主动送他一些东西。可现在大不相同了，由于他侦察不到敌人所需要的情报，经常受到鬼子队长的训斥。各乡村的伪职员们对他也冷落起来，他感到自己的境况在每况愈下。可他为了自己往后着想，拼命敲诈勒索、想方设法弄钱物搞积蓄。对人民群众的敲诈勒索更加厉害了。当时日寇除了进行残酷的武力统治外，表面上还宣传所谓“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中日友好”等愚弄人民群众的怀柔政策，规定手下的汉奸不得过分欺压老百姓。故此刘金泉一面加紧敲诈百姓，一面又提心吊胆，深怕别人揭露他的罪恶行径。

针对这一情况，我们进行了认真分析，觉得刘金泉这个人越来越狡猾警惕了。用惩治长腿愣的办法来铲除他，恐怕难以得手。而根据他在鬼子跟前已失宠，眼下他又大肆敲诈勒索群众钱财，让敌占区各村串联好后联名向鬼子告他，把他在鬼子心目中搞成一个敲诈勒索老百姓的典型，也许可以借敌人之手达到铲除民族败类的目的。于是拴存、五海等同志分别去联络各村村长，发动人们起来揭发上告刘金泉的罪行。

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工作，当时我们活动范围的伪村长们大都变为两面村长，而且大都倾向我抗日军民一方，他们表面上是给敌人办事，实质上他们是心向抗日军民的，是和我们心连心的，是听我们指挥的。我把这个主意跟村长们一说，大家觉得可行。但也有个别人担心被鬼子识破受到连累，怕鬼子进行报复。最后经我们再三研究分析，认为刘金泉的罪恶都是事实俱在，只要我们部署的周密，就不会发生问题。这样，我们一共串联了 20 多个村长，我在一张纸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为呈请静乐皇军宪兵队事由：

兹有特务队副队长刘金泉。自从投降皇军以来，在我 ‘爱护村 （敌占区）’ 内大肆敲诈勒索，欺压良民百姓。此人无恶不作，稍有伺候不周即以通共为名严加迫害，搞得各村村民苦不堪言，无法生存，恳请皇军为民做主，除掉此害，以示皇军军纪严明等。”

并把刘金泉在各村敲诈勒索的财物单列于后面。且有各村的村长签名、盖章，一连签了20几个村长的名字。后面是 30来个敲诈勒索事实以及时间、地点、数目，有的还有收据。

状子写好递上去后，鬼子宪兵队考虑到有这么多村长联名上告，且事实俱在不得不加以追究。第二天，宪兵队便通知在状子上签名的村长回县城宪兵队开会，鬼子宪兵队长亲自过问此事。他语气温和地向村长说道：“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皇军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是铁的纪律。任何人不得违反，不得践踏。只要他违背了皇军的纪律，就有揭发的权利，你们大胆揭发吧！”

村长们都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沉着说：“这些完全是事实，刘金泉以特务队长的名义到处敲诈勒索，我们不敢招惹他，只得呈请宪兵队为民除害。”“如果你们不相信，随时都可以去调查核实。”村长们异口同声地说。

鬼子队长听了一阵，又仔细观察了各村长的脸色还是拿不定主意，最后满脸疑惑地宣布散会。据说会后鬼子兵又把刘金泉叫去质问，刘金泉一口咬定说是八路军为了铲除他采用这个计策，欲借皇军之手杀害他。但是他做贼心虚，尽管刘金泉想沉住气、稳住神，不露神色。可他见到鬼子队长时，尤其是看到状纸上列举的事实后，他就一脸苍白、虚汗流淌、神色惶恐。鬼子队长和他质对状子上列举的各条事实，他又吞吞吐吐、战战兢兢。既不敢承认又不敢否认，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弄的鬼子队长也半信半疑。

后来鬼子队长又派一些特务到汾河川一带的村庄调查了解，由于我们事先都作了应对工作，从村长至老百姓都口径一致，敌人也没有探听出什么来。鬼子队长只好又召集各村村长们和刘金泉当面对质。

这天上午，20 多位村长又被召集到宪兵队。这一次，院子里戒备森严。一队鬼子荷枪实弹上着刺刀站在院子的周围，村长们站在一边，刘金泉站在另一边。鬼子队长开始说：“村长先生们不要怕，今天召集你们来，是为了对证一件事情，有不少村长向我报告，刘金泉副队长不按皇军规定敲诈勒索‘爱护村’良民们的钱财，而刘队长却说没有此事。今天大家都在场，要当面说清楚。如果是事实，皇军一定要严加惩办。如果谎报军情也决不放过你们，大家说说吧！”

院子里一阵沉默，刘金泉不时用眼睛扫视着村长们，那样子像是威胁又像是求饶。这时，李村长带头说：“报告太君，我们在状子上写的全是事实，没有半点谎言。”

“太君，刘副队长敲诈勒索良民的钱财都有记载，有时间、地点、数据，有凭有据，请太君明鉴。”

“太君，我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在众多良民的再三恳请下才报告的。”刘金泉本来就很心虚，一看这情形更加惶恐，便大声嚎叫道：“太君，他们是受八路军指使来陷害好人的！”鬼子队长一听，立即说：“刘副队长，你说是八路军指使搞的，有什么凭证？”刘金泉支支吾吾说不上来。这时，几个村长又说道：“我们‘爱护村’的良民们被他逼得没办法活了，请太君到村里打听打听良民们的呼声！”此时，宪兵队长朝刘金泉走近两步，刘金泉见状顿时吓得大惊失色，连忙跪地求饶。鬼子队长说：“你的良心大大的坏！来人，送军法处！”两个荷枪的鬼子立刻将刘金泉押走。

刘金泉被关押起来后，转到伪法庭，由伪法庭审这个案子。伪法庭承办此案的法官感到很棘手，特别是听了刘金泉的诉说后，竟打算给他开脱罪责，从轻处理。

我们获得这一情况后，立刻把这个法官的家庭情况和现实表现调查清楚，并给他捎话说：“一定要严办刘金泉，否则八路军马上找你算账。”他听后果然十分害怕，就将这个民族败类判为死刑。

我们先后就这样处置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叛徒，群众十分高兴，斗争的积极性越发高涨起来。整个敌占区域的斗争形势和工作条件又迅速转向有利于我方的一面，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向好的方面发展。

攻打利润据点

尽管开辟敌占区的工作任务艰巨，情况复杂。但我们始终记着接受任务时，除奸股股长崔启谦同志和梁仁芥主任说的“不要硬攻敌人的据点，如果有条件时在部队的配合下敲打它一下”的话。到1943年3月间，这个机会果然来了。有一天，驻扎在忻静公路的北沟杨家沟、曹峪等村庄的358旅717团政委杨秀山和政治部主任梁仁芥同志给我送来一封信，大意是部队想选择一个目标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一方面可扩大我军的影响，另一方面想解决一下部队的装备和物资。并提出不和敌人硬拼，希望我们通过已有的内线关系物色这样一个目标，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打一次“便宜仗”。随后又派该团二营长任士宏与我们队具体研究作战部署。任士宏刚30出头，高个子，参加过长征，经历过无数的战斗，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指挥员。有一次，他带领侦察员黑夜摸进敌人据点，正准备歼灭敌人时，不料枪支发生故障。他立即机智勇敢地和敌人展开搏斗，终于歼灭敌人。大家听说任士宏营长来参加战斗，心里都很高兴。正在此时，利润敌据点看管仓库的李兰套传来信息：“鬼子从忻州运来一批纸张和军火，暂时没有向各据点转送出去。”大家不禁高兴起来，真是喜从天降！利润据点位于忻静公路上，在康家会据点和县城中间，是敌人在静乐的重要据点之一。攻打利润据点，会给忻静公路及汾河川的敌人造成很大震动；给广大敌占区域的人民群众以很大的鼓舞，可以大大地壮我军威，鼓舞我抗日军民的斗志。利润据点北靠土丘，离山很近，有利于部队出击和隐蔽。敌人仓库内有大批纸张，当时我根据地内十分缺乏纸张，无论党、政、军、群、团办公，还是印发报纸、宣传品等，都需要纸张。最主要的是看管仓库的勤杂人员之一的李兰套是我方的内线人物。通过他我们可以了解据点及仓库周围的情况，而且他还可以给我们带路，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有利条件。我们确定攻打利润据点后，又进一步对利润据点的地形、地貌、仓库位置、鬼子人数、岗哨、地下通道等进行了侦察，并得知了据点的鬼子与伪军，每隔一段时间要和城里的日伪军进行一次换防。摸清敌人这个规律也很重要。鉴于利润敌据点外层挖有深沟，中间筑有围墙，墙头上按有电网，大门口设有哨兵等情况，决定对仓库的袭击只能采取智取的办法，不可强攻。一切准备就绪后，这天凌晨五点左右，任士宏营长便将二营三连全部战士带到据点附近隐蔽待命。次日下午，由另一名参谋带领一小队人化装成从城里换防的日伪军，在太阳偏西时踏上去利润据点的大路。我方人员混进据点大门后，就大摇大摆地径直向仓库方向走去。仓库门口的哨兵发现后，立即大声盘问道“哪一部分的? ”“从城里换防的。”走在前面的我敌工干事用日语麻利地答道。“怎么这么晚才到，先站住，等报告后再动！”哨兵又厉声喝道。显然哨兵对我们产生了怀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带队的参谋加快脚步继续往前走，鬼子哨兵急忙鸣枪报警，我方人员立即向开枪将哨兵击倒，冲向库房。此时和我方人员接应的李兰套迅速打开仓库门，带领我方人员，朝仓库主任的住房冲去。鬼子头正躺在床上，听到枪声又看到李兰套带人冲进屋里来，知道不妙，连墙上挂的盒子枪也顾不上拿，就翻身钻进床脚一个地道里溜了。我方同志上床摘下盒子枪，并朝洞内打了几枪。当时鬼子们刚吃罢饭，正在营房周围散步，听到枪声后都慌慌张张地进屋拿枪，并一窝蜂似地钻进炮楼里。凭借着炮楼的优势和我方对射起来，曾几次企图冲出炮楼突围，均被我方的火力打回去了。在我部队将鬼子封锁在炮楼内时，我们事先组织好的部队和游击队、民兵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进入仓库将枪支弹药和纸张等军用物资一个劲地往外搬运。大约在深夜四五点钟左右，估计搬运军火武器等的人员已经走远，我包围炮楼的部队才撤出利润。待东方露出鱼肚白时，我军民已安全地回到山区根据地，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笑容。我方人员搬运出大批枪支弹药、纸张和军用物资，除了大大地装备我358旅717团外，还装备了我一区游击队，并大大地缓解了我根据地党、政、军、学校、报社的用纸紧张。利润据点被我军袭击后，在日伪军、汉奸、特务、密探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平川据点内的日伪军、汉奸、特务、密探等敌人更加惊恐不安，成天龟缩在据点里，加强戒备，深怕再遭袭击。而我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对共产党、八路军更加佩服，对战胜敌人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进一步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西梁岩捉放“小俘虏”

1942年农历十月初三，我接到土地堂据点我方内线人员刘成拴送来的情报。情报披露：驻松沟村伪军队长王耀南队长从康家会敌据点开会完毕后，带着一批武器弹药及其家属，今天下午和土地堂据点伪队长一起回到该据点。明日土地堂据点日伪军将护送这批军火和王耀南回松沟据点。运输工具是临时征用老百姓的毛驴、骡子，行走路线必是西梁岩。刘成拴要求我方务必截获敌人这批武器。

接到情报后，我让人把张存栓叫来，让他马上和李五海动身，急行军通知我游击队，务必截获敌人这批武器。

张存拴和李五海接受命令后不敢怠慢，即刻装扮成当地老百姓的模样，跑步向我游击队所在地抢风沟村进发。那天下午，天不作美，风刮的特别大。强劲有力的西北风一阵比一阵紧，把地上的积雪不时地抛向天空。天气异常寒冷，冻得人们直打哆嗦，人们钻在家里都不敢出来。存拴和五海自感重任在身，不畏天寒地冻，把情报小心翼翼地装在袜筒， 喘着气几乎是一路小跑，到夜深人静之时赶到抢风沟村。

游击队政委李春生和游击队队长李有奎看到情报后，两人竟高兴地互相拍着肩膀。由于时间紧迫，游击队领导不敢怠慢，马上把队员召集起来，作战前动员。队员听到此消息都兴奋不已，有的说“好长时间不杀狗日的鬼子了，老是心里闷得慌！有的队员挥舞着胳膊说道：“手都痒得不行了， 见到鬼子痛痛快快地杀狗日的个片甲不留！有的队员们高声叫道“夺取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这样的美事岂不令人高 兴啊！”于是大家表决心、发誓言，一致表示要听从指挥， 服从命令，全歼敌人夺取军火。

接着大家就何处设伏，如何部署兵力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游击队员大都是本地人，而且经常活动在这一带，对这里的地形、山头、沟渠了如指掌。哪里是石崖、哪里是山洞、哪里是树林、哪里易守难攻、哪里可进不可出都熟悉得很。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和研究后，很快就确定了我游击队的设伏点和兵力部署。

1942年农历十月初三夜晚，鸡叫头遍，李春生和李有奎 二同志便率领全副武装的50余名英雄健儿，向土地堂以西的西梁岩进发了。天蒙蒙亮，游击队员们便顺利地赶到目的地，队员稍作休息后就迅速进入各自的伏击地。此山岩并不高，海拔大概在1500百米左右，位于土地堂敌据点的西南面，山的南北均是山岩，只有中间有一道低凹处，形成一道深沟，顺沟西进到尽头，便有一道较陡峭的山梁，当地人把此山梁叫“西梁岩”。翻越此山梁，下西行不远就是松沟村。多少年来两村之村民互相来往必经此山梁，走的人多了也就自然形成了一条人畜便道。

游击队政委李春生带领一部分队员设伏于深沟尽头的北山坡上，队长李有奎带领一部分队员设伏于深沟尽头的南山坡上。上午11点钟左右，沟门上出现了一溜人影。顿时战士们兴奋异常，人人摩拳擦掌、个个精神振奋，做好战斗准备，上百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顺沟进来的敌人。敌人越来越近，战士们越看越清楚。走在前面的是伪军，大约有20几人，中间是八九头驴和骡子，被强征来的民夫拉着各自的驴骡，走在后面的是几个鬼子。松沟据点伪军队长王耀南和夫人各骑一头毛驴走在最后边。

由于日伪军的大“扫荡”，敌人气焰十分嚣张，再加上土地堂据点的日伪军从未遭到我军重创，敌人老以为这一带 平安无事，就是这样的深山沟里他们也大摇大摆地行走，没 有任何戒备心理，更谈不上什么有高度的警惕性了。

敌人走到沟的尽头开始爬山了。我设伏在山坡上的指战员们微笑着你看看我，我瞅瞅你，都在互相示意。敌人顺着盘旋的山路走到半山坡时，我设伏于南、北坡的游击队员们 同时向敌人射击。由于我游击队的火力强大，毫无戒备的敌人一下子惊慌失措。走在最前面的伪军正是刘成拴所带的班，刘成拴大声命令伪军们就地卧倒、不准动。日军立即抢占高处，一个日军挥舞着大刀高声叫道“八格牙路的，给我的还击！狠狠的还击！”我游击队员们凭借着山崖作掩护， 任凭敌人如何疯狂地射击，也丝毫伤不着一根毫毛。

趁此混乱之际，刘成拴暗地里朝民夫们使眼色，民夫们恍然省悟，立即掀掉驴骡身上的驮子顺路往回跑。

日军指挥着伪军顽强抵抗，李友奎带领几名年轻战士顺着山水冲刷出来的土壕靠近敌人。我队员们以土壕作掩护狠命地向敌人射击，眨眼之间三名伪军倒地丧命。这下伪军慌了，各自寻找藏身之处。刘成拴觉得时机到了，便跑到日军指挥跟前说：“太君，八路军的增兵到了，快撤吧，再迟了， 我们就撤不出去了！

日军指挥官迟疑了一下，便挥刀说：“撤。”日伪军丢盔 卸甲狼狈地逃回原据点。躲在巨石后面的王耀南和夫人，看 到大势已去，也慌忙裹在日伪军中逃走，就连笼驮内被吓懵 得五岁的女儿也忘了带走。

此次战斗，仅用了 20分钟就赶跑了敌人。我方共缴获长短枪30余支、手榴弹5箱（500颗）、各类子弹3大箱 (3000发），军衣、棉军鞋、军帽、军被60余件，还有10 余袋大米、白面、肉食罐头等，还有一个可爱的“小俘虏”。

游击队员们扛着缴获的战利品，怀着胜利的喜悦，愉快 地唱着游击队之歌，返回驻地抢风沟。

那歌声强劲有力，雄壮嘹亮，久久回荡在深山谷地：

“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没有枪、没有炮，就有那鬼子给我们造……”乡亲们听说游击队打了个大胜仗，都兴高采烈地来慰劳我们战士，妇女们看到我们还背回一个可爱的“小俘虏”， 都惊奇地大叫起来：“这么小的孩子也上战场! ”当她们弄清孩子的来历后，都争先恐后地拿来好吃食，让“小俘虏”吃。李有奎队长高兴地说：“咱们可得按政策办，好好优待这个可亲可爱的‘小俘虏’呀！

一位叫爱花的大嫂一看“小俘虏”，觉得和她家5岁的女儿一般高低，一问“小俘虏”也是5岁。两个小孩很快就亲热地在一起玩耍开了，晚上爱花大嫂就把“小俘虏”领回自己家，精心养护起来。

再说王耀南夫妇夹裹在日伪军中只顾逃跑，猛然间他妻 子想起自己的女儿，便停下来哭丧着脸大声吼叫道：“咱们的 女儿、咱们的女儿还在山上呢！

王耀南被妻子的喊叫声惊呆了，但是他们都觉得为时已晚，只好回过头来朝山上默默而深情地望一望，然后怀着无比内疚的心情垂头丧气地回到土地堂敌据点。

王耀南的妻子痛哭流涕，饭也吃不下，水也喝不下，边哭 边埋怨道：“我早就不想干这种差事了，你老是不听，现在倒好，把自己的亲骨肉也落入了游击队的手中，这图个甚呀?” 王耀南也心情不佳，但是他毕竟是个大丈夫男子汉。强忍住自己沮丧的心境，装着不慌不忙的样子，耐心地劝说妻子“游击队、八路军是讲仁义的，对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绝不会怎么样。共产党的政策是‘优待俘虏'对扛着枪打他们的大人还搞‘优待'何况对一个小孩呢！你放心吧！过几天，我一定想办法把女儿接回来，保证咱们女儿安然无恙！你放心吧!”

经丈夫王耀南一阵入情入理的劝说，妻子也可心焦了， 似乎确认她小孩不会有任何危险，她的心情也就慢慢地稳定 下来了。

过了两三天，土地堂村的伪村长张有堂便找上门来了， 一见面就问有奎同志：“李队长，你们是不是捉到一个小女孩? ”“你怎么知道的? ”李有奎沉稳地反问张有堂。“王耀南夫妇说，那天他们把小孩丢在山上啦，肯定你们清扫战场时把 小孩经管起来了！”李有奎心想，现在就用这个“小俘虏”做人质，牵住王耀南夫妇和他讲些条件。于是便告诉张有堂“你告诉王耀南夫妇吧，他们的孩子很安全，不会有任何闪失的。”“那我们见到王耀南夫妇后要他怎么样? ”张有堂问 道。“要他向八路军投降，里应外合把松沟据点搞掉。” “现在拔除松沟据点还不是时候。”忽然一个宏亮的声音从背后传出来。李有奎回过头来一看，是李春生政委进来了。李春生坐下后，接着说：“理由是，赶走这批伪军日本鬼子就可能来，那咱们可就更不好对付了。即使不来日本鬼子，再新来 一批伪军，人家初来乍到。我们一时间也安插不进人去，恐怕新来的伪军也不会听我们指挥。要驯服，还得费很大的周折。不如现在就和王耀南摊牌，提出一些条件，我想这样做对我方是有利的，可以控制住松沟这个伪军据点。”

经李有奎队长和李春生政委商讨，向王耀南这个伪队长 提出三个条件：一、不准带领伪军为非作歹，祸害百姓。二、不准带领伪军随便出来活动，如果日军威逼的实在不行，必须出来活动时，要向我方预先或提前报告出发的时 间、人数、地点、行军路线及出动目标。三、如果有条件，要伺机向我游击队提供枪支、弹药等军火。

如若能遵守以上几条，我游击队、八路军会把他们所做 的每一件事均记在账上，这也是王耀南将功补过的一个好机会。王耀南原为石神据点的伪军队长，起初表现不好，曾遭我抗日军民的多次打击，已成为惊弓之鸟。前不久，在我抗日军民开展对敌伪人员政治攻心战时，静宁县县长刘震同志 (石神敌据点属静宁县的范围）通过某村伪村长给王耀南送过一次信，教育他要认清形势。并根据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基本原理，给他阐述了抗日必胜，日军必败的道理，帮助他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希望他少做坏事，不要残害人民群众。“不怕你小子跳的欢，就怕到时给你拉清单”，八路军、 老百姓对伪人员的功过是有一本明细账的，要他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在我抗日军民军事打击、政治攻心战术的攻势下，王耀南比以前老实多了，但还又不能幡然悔悟彻底投向我们，为我们所控制。就在此时王耀南被调到松沟敌据点，暂时还没有日军驻守，这样王耀南就是这个据点上的最高长官、最高指挥者。从此处用人来看，很明显王耀南还是被日军信任而重用的，在日军面前还是吃得开的。

土地堂伪村长张有堂见到王耀南，把游击队的三个条件讲了，他老婆首先表态“只要找到孩子，要什么答应什么。可王耀南面带难色低头不语。张有堂以“关心”他的口气乘 势给王耀南讲了一阵政治课，最后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不看我，表面上是给皇军办事，给伪村公所当村长。可我是中国人，是华夏民族的子孙，咱甚时候也不能背叛自己的祖宗， 背叛自己的民族，心里老是想着抗日军民。‘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有机会咱就给游击队、八路军办事，八路军、老百姓是清楚咱的。日本侵略者是兔子的尾巴一长不了啦，你也是个明白人，日本人是靠不住的，将来日本人一退。八路军、老百姓总要和咱这类人算总账的，这你是清楚的，总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吧?”

王耀南听了张有堂的一席开导后，思想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脸上露出了喜色。张有堂看到王耀南思想上发生变化，接着又说道“自从你当了伪军以来，也做过一些不体面的事，糟害过老百姓、打伤过八路军，游击队、八路军的账上记得清清楚楚。现在游击队给你提出的三条正是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呢?”

“通八路、游击队，给八路军、游击队送情报是要杀头的呀！王耀南为难地说。正在为难之际，松沟村的伪村长（俩面村长）将一封信（游击队政委李春生写的）和小女孩送到土地堂据点。王耀南夫妇见了自己的爱女惊喜万分，王耀南看过信后感激不已，便爽快地答应了我方提出的三个条件， 并情不自禁地说道：“八路军、游击队的肚量真大啊！”

智勇双全的任营长

任士宏同志是湖北省洪湖一带人，1917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小时候读过几年书。后来跟随贺龙同志闹革命，参加过长征，是位出色的红军战士。他身经百战，战功赫赫。我见到他194年夏初春末之际，当时他是八路军120师358旅717团二营的营长。从那以后，他带领的部队 于静乐县的忻静公路一带开展抗日斗争，我们工作队也活动在这一带，所以我们经常打交道，而且经常研究、分析、商讨抗日事宜，经常配合行动。那时任士宏二十六七岁，风华正茂。他长的魁梧高大、威风凛凛、遇事果断，善于在复杂的情况下做出决断。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我一生中交往人员成百上千，但任士宏给我的影响最深，他的那些英雄事迹，深深地印在我记忆的屏幕上，使我永生难忘。

前几年，静乐县党史办的小牛（天年）应我之邀来津帮助我整理回忆录，茶余饭后，我不由得给他讲起任士宏同志在静乐的抗日事迹。小牛告诉我，任士宏同志在静乐抗日的英雄事迹，被人们传为佳话至今仍在民间流传，静乐人民将世世代代怀念这位英雄。大概是由于上了年纪，极容易怀旧。任士宏营长的那些传奇的英雄事迹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943年春天的一天，任士宏带领张存拴、李五海到木瓜山村执行任务，晚上回到岔口村我方关系户刘金根家住宿。刘金根家有一个地洞，但这个地洞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夜晚临睡前我把洞口掀开，万一发生情况就钻进洞中躲避。

事有凑巧，就在拂晓时，南沟口敌据点的日伪军60多人，将村子包围起来。刘金根叫我们马上钻入地洞内。我们麻利地钻入地洞后，刘金根一家却都跑出去了。几个伪军进来一看，炕上有许多铺盖，觉得此家有问题，就到处搜寻起来。一个伪军见屋里没有什么人，便掀起炕席，发现了洞口，但他不敢往里钻，便放下席子叫人去了。任士宏在洞里感到不妙，就和另外两人商议冲出去，他们刚刚把枪压上子弹敌人就进来了。他们上了炕把席子揭起，掀开炕石板大声喊叫起来：“里面的人快出来，不然就开枪啦！我们屏住气，一言不发。后来觉得不行，任营长果断地说:“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得冲出去。”任营长就朝一个伪军开了一枪，这个受伤的伪军抱着血淋淋的胳膊“啊哦呀哇”地好像杀猪一样大声嚎叫了一声，慌忙跳到地下。任营长趁势大声喊道：“快扔手榴弹！

敌人听到要往出扔手榴弹，便抢着一窝蜂似的冲出院 里。我们跟着任营长迅速从洞里跑出来，以墙壁和门板作掩护朝院内的伪军开枪射击。敌人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况且伪军一般是没有战斗力的。他们只是想跟着日军叼抢老百姓的钱物，眼下又没有日军在场督战，所以这几个伪军原形毕露，怕伤命，都争先恐后地往大街上跑，然后躲藏起来，怕遭我们的枪弹。

任营长带领我们冲出院内，迅速把伪军退出去的后门用木棒顶起来。他打开大门往街上一瞅，见丁字街30多米远的地方有几个伪军，朝伪军连放几枪。那几个伪军猛然遭到我们的袭击，摸不清我们从何而来，又有多少人。任营长趁此机会指挥我们沿矮墙攀上房顶，从一家房顶跳到另一家房顶一直跑向村西头的树林内。我缓口气后，任营长迅速爬上一颗大树往东瞭望，没发现人影。“没有事了，咱们就在这里歇息，看敌人有无动静。”他边从树上下来边说。

村里的敌人根本没有发现我们已走脱，还认为我们被他们包围在院内。所以敌人也爬上房顶与下面的敌人把院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并胡乱放枪。

此刻我们在任营长的带领下沿着树林早已进入安子坪。气急败坏的敌人最后扑了个空，就放火烧了刘金根堆在街上的柴禾，通红的火光映红了天空，把民兵藏在里边的手榴弹、子弹也烧得爆炸了。乡亲们也以为我们被烧死了。当我们四人安全回到驻地杨家沟村时，大家都为我们能从虎口脱险而庆幸！

“在敌占区活动，不仅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而且要有多种应变能力。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 ……”这是任营长经常教育同志们的一句话。

1943年六七月间，任士宏营长带领358旅侦察科科长武治安等同志在忻静公路上活动后，晚间潜入敌占区庄儿上一家住宿。由于一天的劳顿，吃罢饭后他们很快就进入了甜蜜的梦乡。不知怎的，这个消息竟被康家会据点的日伪军侦知。日伪军就在便衣密探的带领下，把任营长等同志住宿的院落包围起来。

由于一天的奔波，他们极端疲乏，睡的很香。人们的睡觉习惯一般是头朝炕沿足朝墙根，而任营长却偏是头朝墙足在炕沿外。他认为这样睡头离炕沿远一点，遇到紧急情况便于应付。

在睡梦中，任营长一下子被日伪军的叫喊声惊醒，看到敌人已经端着枪冲进屋来，而身边的同志还在睡梦中，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任营长一把抓起枪就朝敌人猛射，一排子子弹打过去，敌人不得不退出门外。这时其他同志也都清醒过来，抓起枪准备战斗。任营长站起来，以窗台作掩护，向退出院中的敌人甩出几颗手榴弹。接着武安国也向敌群中投出手榴弹。颗颗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开花，一个敌人被炸倒在地，其余敌人退出大门外，举枪向任营长所在的正房射击。趁武安国等同志和敌人相持之际，任营长迅速打开后窗，他们边朝敌人射击边从后窗钻出来。钻入房后的树林之中，以树作掩护退入树林深处，由于天黑敌人不敢穷追，怕遭我八路军的伏击，只好悻悻地滚回据点。

大约过了10天左右时间，任营长在敌占区范家沟村一个农民家中埋头赶写材料，这家大嫂正忙着做早饭。李大哥突然推开门进来，惊慌地说：“任营长快走，敌人进村啦！任营长站起来将材料折叠好装入兜里，又转身叠被子。那位大嫂看到情况危急，赶忙说：“那快走吧！被子我来叠。

任营长出了院，那位细心的李大哥已把一架木梯搬来，搭在正屋东边的岔墙上。任营长迅速攀上梯子上到房上，越过房脊岭，沿着后岔墙跳到房后的高粱地里。等到敌人追来时，他已钻进村边的树林之中，将敌人甩远了。

当时任营长的通讯员薛英同志因工作需要到另一家办事。待敌人撤走之后，薛英按照李大哥的指点，沿着任营长所走的路线赶上任营长。

他俩在山脚休息了一阵打算到柳子沟侦察敌情。路经石神村时，任营长准备绕道而行（因石神有敌人据点），走到村边时，恰巧遇到李明太老人。任营长一打听，李明太老人说“现在街上没有日伪军巡查，也没有行人。敌人一般是夜间巡查，白天睡觉。不必绕道了，径直往前走吧。尽管如此，任营长带着通讯员薛英还是绕行村里的偏僻处。当他俩走到村中西巷内，忽然大摇大摆地走过一人来，身挎一支崭新的“三八”短枪。任营长机智地观察了一下，断定此人是个伪军。巷内再无别人，正是下手的好机会。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稳稳当当地往前走，待那人靠近时，任营长一个箭步冲上前抓住枪身，另一只手举起盒子枪顶住此人胸脯，这家伙被突如其来的行动吓懵了，呆愣愣地站着不动，待他清醒过来时扭头就跑。任营长也不敢开枪怕引来据点上的敌人。他欣喜地瞧着手中的战利品，和薛英迅速穿过石神朝柳子沟大步流星地走去。

我们工作队始终坚持上级制定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瓦解敌伪政权，发展关系开辟情报侦察工作。也常和主力部队配合起来消灭敌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大长我抗日军民的志气，鼓舞敌占区人民群众的抗战勇气。部队的行动给了我们工作队有力的促进和支持，也使人民群众和我们的心贴的更紧了。

当时活跃在静乐地区的358旅717团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任士宏营长经常率领小分队深入到敌占区域配合我们行动。有时摸哨兵、抓间谍，有时端炮楼、拔碉堡，有时得到情报后，攻打敌据点，使敌人如惊弓之鸟。

1943年7月下旬，任营长带领一部分侦察员进入敌据点，偷偷地摸掉了哨兵，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了敌人睡觉的房间。敌人却睡在炕上，头朝炕沿边脚朝墙，像憨猪一样睡的直打呼噜。任营长瞧着这帮无恶不作的坏蛋，顿时怒火中烧，推开门，端起枪就朝那些光脑壳打去。他当时背着一支“三八”保险盒子枪，一时情急忘了打开保险盖。弄枪的响动惊醒了酣睡的敌人，十几个敌人立即翻身坐起来，有的呼喊着扑上去，有的急忙伸手拿枪。任营长身材魁梧，向迎面扑来的敌人冲上去，一下把几个敌人压在身底下。这时后面又有敌人扑上来，恰巧吴安国冲进来，手持冲锋枪对准敌人，大声喊道：“不准动，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威严的喊声震呆了，个个呆若木鸡，乖乖举起手来。此时其他同志们也冲进来，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弹药，生俘13名伪军。我方完好无损，没有一人负伤。

又过了两三天，任士宏接受了一项比较重要的任务，要尽快搞清一份情报。经过我工作队打听，侦知一区伪区长张大明知道这件事的全部内容。任营长听后，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便在他心中形成了。

一天上午，任营长化装成敌人的宪兵队特务，骑着一辆自行车直奔一区区公所。一路上清风拂面，可他内心里也不免有几分紧张，事情的成败关系着整个任务能否胜利完成，“一定要沉住气！他在心里暗暗地叮咛自己。到了区公所，他沉着冷静，俨然一个地地道道的“宪兵特务”。他大模大样地径直走进区公所，口气严厉地叫道：“区长呢?”伪区长看到他的架势，听到他这威严的喊声，不敢有丝毫怠慢，忙站起来讨好地应道：“小的便是，请坐、请坐。”忙着给任营长倒茶水。“不必啦！上边让我通知你赶快回宪兵队见队长，有要事相商，不得有误，赶快动身。”任营长以坚定的语气告伪区长。

伪区长见任士宏这个样子，丝毫未起任何疑虑，便慌忙 收拾东西跟着任营长走出伪区公所。

从伪区公所到康家会宪兵队据点，本应朝东走，可任营长领着伪区长向北走去。伪区长见任士宏威风凛凛的样子，一时间也不敢吱声。走了一段路，实在忍不住了，伪区长便站住不走了，哆嗦着问道：“你是什么人?” “我是八路军，今 天乖乖地跟我走，保你没有任何事，如果你不依从我，那就铲除了你!”任营长严肃地告诉他。

伪区长无奈，只好乖乖地跟着任营长进入我根据地内。通过这位伪区长，我方了解到了很多重要情报。任营长以他超群的胆量和智谋，顺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重要任务。

至1943年农历八月十五，石神据点周围的老百姓普遍反映，碉堡上来了个刘队长（伪军队长），说这个家伙阴险狡诈，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棍。以搜查八路军为名，到处敲诈勒索老百姓的钱财，随意霸占欺负我良家妇女，对我敌占区人民实在威胁太大，这一带的村民们纷纷要求铲除这个恶棍。我们工作队把老百姓的要求和任营长商谈后，任营长说：“咱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通知给我们的内线人员，摸清这个恶棍的活动规律。”

石神碉堡离村子很近，就在村后的高土梁上，正面对着一条通街大道，路的中段有一个十字街口，此处又多出一个叉子来，人们习惯把此处称为“三道口”。“三道口”西北处有个杂货铺子，正对着东面的炮楼，炮楼那边的一举一动均能看得一清二楚。经过七八天的观察，我们基本摸清了这个恶棍的活动规律。

于是在一天傍晚，我们和任营长等5人潜入“三道口”。根据内线情报，这个恶棍今晚很可能要到村子里的一个“破 鞋”家里过夜。

我们进入“三道口”后，首先看好地形，然后进入铺子内。每人买了盒香烟，便和铺掌柜拉起闲话来。过了一会儿，一个高个伪军走过来，我们以为他就是刘队长，正准备动手。店铺掌柜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伪军班长，并说此人还可以，作恶不多。一般不欺压老百姓，到他店铺买了东西都要付钱。店铺掌柜向我们诉说了刘队长的恶迹，在他店铺拿了东西从不付钱，是十恶不赦的坏蛋。正说着一位伪军进来买香烟。那个伪军疑惑地瞅瞅我们，手里拿着香烟站着不走。店铺掌柜机敏的很，看到这场景，忙热情地对那伪军说“他们是范家洼的，要到邀胡村行礼，这是我的姑舅，顺便回来看看我，歇息脚、喝口水。”

我忙掏出烟来，抽出一支烟恭恭敬敬地递给那个伪军，“你抽！你抽，我有。”边说边接过我递上的香烟，划着火柴点燃香烟，和我和气地打了下招呼就出门走了。大约过了两袋烟的工夫，从街上走来两个人，一个还挎着洋刀，好不威风。店铺掌柜指给我们说“那个挎洋刀的就是刘队长，另一个是这一带敌占区的联保主任，也很坏，狗仗人势尽做坏事。”任营长安排两个队员溜到西边胡同里截住敌人的退路。这两个家伙走到“三道口”站了一会儿，就朝我们走来，我们从店铺走出来，加上“三道口”两个队员，正好把这两个坏蛋堵在中间。“恶棍”正要呵斥我们，向我们发威。任营长“刷”一下子拔出手枪，“叭、叭”两枪， 就把那“恶棍”和联保主任送上西天了。我们迅速跑过去缴了他们的手枪和洋刀等，立即转到村外的山沟里。

碉堡上的敌人听到枪声，不知怎么回事。马上拉起吊桥，胡乱放起枪来。刘队长一死，估计据点里的敌人准会派人到城里报信，因为电话线早被我们割断了。于是，任营长又派两名队员埋伏在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上。果然我们又顺利地抓到一个送信的。这个送信的讲得很神奇，说“200多名八路军包围了据点，又是枪、又是炮的打死了刘队长，八路军真是天降的神兵”。

“恶棍”毙命的消息传到民间，人人拍手称快，个个欢欣鼓舞，当时这一带的老百姓还编了一首歌谣：

“八路军真能行，黑夜埋伏在炮楼根。

呼儿海呀、吁儿嗨呀！

只听枪声响，‘恶棍’毙命了！”

伺机伏击康据点，庆胜利村南歼敌

1942 年，驻静乐日伪军加强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加疯狂地蚕食我游击区。在其占领区域内大搞“强化治安”“清乡”运动，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联保制，并设立专职的联保主任。反复清查登记户口、核定人员，强迫老百姓办理良民证、户籍证、许可证等证件，钉挂门牌号码，若有亲戚登门拜访必经甲长、治安联保主任检查批准后才能过夜住宿。敌人之意在企图彻底肃清我抗日军民，阻止我根据地军民进入占领区域内，切断我根据地军民与敌占区人民的联系。

敌人除了接连不断地进行“强化治安”“清乡”运动外，还在经济上大肆盘剥我敌占区人民群众。伪军、伪人员、汉奸、特务、便衣密探等人员，随意串入乡村以“清乡”为名，想方设法敲诈勒索、榨取我老百姓钱财，稍有不如意就以“通共”相威胁，任意吊打、捆绑残害我同胞。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敌伪人员绞尽脑汁、巧立名目尽力压榨百姓。如征收门户税、地亩税、宣抚税、保安税、割头税 （指宰杀马、牛、羊、猪、鸡等），凡逢时过节均要给据点上的日军送米、面、麻油、猪、羊、鸡，日军还未安顿住，伪军、伪人员、汉奸、特务、便衣密探等人轮流登门索要食物、烟酒。哪一家都不敢得罪，逼得老百姓没有活路。

除此之外，敌人的“差役局 （所）”有事没事，每天要按规定人数，要人、驴、牛来据点做苦工，名曰“支差”。日伪军驱赶着老百姓像牛马一样干繁重的苦活，比如修路、扩建据点扛运军、伪人员烧火做饭、洗衣、洗脚、倒尿盆等。

敌人组织的宣抚班每日都要到乡村搞宣传。宣抚班一进村便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集中起来，进行奴化教育。大讲什么“日本人来到中国是帮助中国人搞建设，辅助中国人尽快走上富强之路，进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因为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文同种’，日本见中国落后不能不帮、不能袖手旁观等”，意在掩盖他们的侵略本质，妄想长期奴役中国人民。

由于日伪军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劳动力大量减少，土地大量荒芜。据那时老百姓们反映，汾河川和忻静公路沿线的村庄，每年荒芜的耕地均在三分之一以上。粮食减产也在战前即 1936 年以前的三分之一以上。这类村庄老百姓的年总收入的 60%到 80%，要被日伪军勒索走。老百姓们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康家会村杨书明 29 亩地被敌人逼得卖了 19 亩；杨大孩被敌人的翻译官在“有钱钱到、没钱人到”的威逼下服毒自尽；砚湾村陈亮则家一连两天吃不上一粒米，陈亮则想尽一切办法，借了些米面回来时，婆姨已悬梁自尽。至于房屋被毁，耕牛、驴、马、猪、羊、鸡被敌人随意抢走就无法计算了。

敌占区人民每天都在敌人刺刀尖上过着恐怖的生活，死亡随时威胁着每个人。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成批的“野兽”闯入民宅，以“清乡”为名，任意抢劫财物，强奸妇女。康家会一年轻妇女，长得有些姿色，被敌人抢到碉堡内，每天晚上被鬼子轮奸，蹂躏一段时间后才放回来。可还不到一个月，又被鬼子弄上碉堡供日军蹂躏。

鉴于此，敌占区的人民群众纷纷向我们诉述他们苦不堪言的痛苦生活，纷纷要求我们狠狠地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长长我们敌占区人民的志气。

我和张存拴、李五海等找到驻防于此地的 358 旅 717 团政委杨秀山，向他转达了敌占区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后，杨秀山同志也觉得要灭灭敌人的气焰。我们正在商讨中，康家会据点我内线关系转来情报，说敌人昨晚从忻县日军总部运送来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仓库内堆放不下，在敌人开设的合作社内也存放了不少。这批军火、物资不久将转送到各据点上。于是杨秀山政委和任士宏等指挥员决定要攻打康家会敌据点，夺取军火武器以装备我部队。

康家会据点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据点，它是位于忻静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面有石河、牛尾、三交等据点可通忻县；西面有利润、娘子神据点直接通往静乐城、岚县、方山等地；南有上双井、柳科府、松沟、土地堂等据点可通往阳曲、古交等地；北有石神、东岩等据点可通往静宁、宁武等县，是鬼子的军火转运站。据点上驻有日军 30 余人，一个日伪中队，还驻有宪兵队、伪警察所、伪区公所、伪村公所、伪联保机构等，是驻静乐日军开展“强化治安”和“清乡”运动的示范据点。

现在要攻袭此据点谈何容易。杨秀山政委大概看出我们几个有所疑虑，便笑着说：“只要我们找到它的突破口，就是再坚固的据点也不愁攻破它，袭击这样的据点，对敌人打击才重，对老百姓的鼓动性也大。”方案确定后，任士宏营长便派出侦察参谋李凤升、侦察员李文宗化装成当地老百姓，趁赶集之际混进镇上侦察情况。他俩和内线接头，很快摸清了敌人的底细：日军驻扎在据点内北门的碉堡里，伪军中队和伪警察所驻扎在据点的西门处，伪合作社和伪区公所驻扎在西门角。并摸清了敌人驻扎的院落、岗哨位置以及敌人的火力配备等详细情况。于是 7 团首长和我方有关人员作出了周密的部署：717 团第一营设伏于康家会以西的圪台坪和砚湾之间，任务是阻击利润、娘子神及县城敌人的增援，为了保险起见在公路上挖掘了深沟宽壕，用大石头还垒了一截石墙，以阻止敌人汽车的通行。县大队由张九德大队长带领，设伏于康家会以东五里处的岩窑沟狭窄处，其任务是阻击石河、牛尾等据点敌人的增援。7 团2 营由任士宏营长率领对付日军，攻打北门，其要点是，把鬼子封锁在碉堡内，不要让其出来增援别处。区游击队和县大队一部及民兵由政委温少光率领，直捣伪合作社和伪区公所。7 团 3 营由于志全营长率领攻打伪军和日伪警察所。

六月上旬的一个黄昏，杨秀山政委、李书茂参谋和政治处主任梁仁芥等带着部队由忻静公路以北的山地出发，沿路汇集了从各村赶来参战的 100 多名民兵。民兵们听说要打鬼子，个个争先恐后赶来协助。有的挎着枪，有的抱着手榴弹、地雷，还有的扛着长矛大刀、红缨枪，人人表示：一定要把鬼子据点拿下来，打破敌人的“强化治安”“清乡”运动的计划，解救敌占区人民。晚上 11 时，部队接近康家会，在夜幕的掩护下战士们悄悄地进入各自的位置。据点围墙高达一丈有余，四个门均由自卫团巡逻把守。天一黑就四门紧闭，自卫人员站在门楼上呼叫“平安无事”，一方呐喊，四方呼应。

侦察参谋李凤升带领 7 团 2 营 5 连的几个战士，在一棵大杨树的掩护下，爬上高高的围墙，当敌人的岗哨发现后，枪已顶在了他的胸口上。李参谋低声说道：“你别怕，我们是八路军，照样喊你的‘平安无事’。”其实这些人都是良家子弟，他们均是被迫充当自卫团的，对敌人早就恨之入骨了。一听说是八路军他们就不怕了，并悄悄地说：“早就盼你们来了！”我 5 连战士个个生龙活虎，利索地将据点上通往各处的电话线剪断。巡逻的岗哨们一切按我们的意思办，“平安无事”的喊声接连不断地回荡在静静的夜晚。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平安无事”声中，“不平安”正在等待着他们。同时，李凤升也收缴了西门自卫团的武器，打开了大门，部队迅速摸进据点内。我英雄健儿们迅速包围伪警察所。这是一座小四合院，坐北向南大门临街。山湾筑有碉堡，院内还有哨兵活动。战士们绕进一条僻巷，一声不响地攀上房顶。北屋里灯火通明，窗户敞开着。20 来个警察正在吃喝，杯盘狼藉、乱吼乱叫，一个个面红眼肿、丑态百出。这些家伙甘心为虎作伥，最近又在“良民证”上大做文章，向老百姓敲诈勒索大发洋财。四班长郝先成领 4 个战士，顺着院里一颗杨树溜下去，准备解决两个流动岗哨。3 个人擦着墙摸进碉堡，敌人听到脚步声以为是换岗的来了。嘴里还喃喃着什么抱怨声。郝先成同志一边走一边哼哼哈哈地应付着。当手枪顶住敌人时，两个哨兵还嬉皮笑脸地说：“别开玩笑。”这时房上战士齐刷刷地猛跳下去，堵死各个家的门窗。一枪一弹未放，21 名伪警察全部乖乖地缴械投降，作了俘虏。

与此同时，我另一组队员把隔壁的伪区公所也给全盘端掉。敌人费了很大劲才搞来的“良民证”、“许可证”、“户口簿”等统统付之一炬。

就在我战士解决伪警察所、伪区公所的同时，三排长田录民带领突击队把云梯架在伪军居住的房墙上，我战士在剪断墙头上的铁丝网时，碰响了拴在铁丝网上的铃铛。伪军哨兵突然尖声大喊大叫：“八路军来了！八路军来了！”敌人既然发现了我们，三排长田录民当机立断和战士们迅速地往碉堡里甩手榴弹，敌人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惊恐失措乱成一锅粥。顷刻之间，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激烈的战斗打响了。

我军英勇奋战，接连炸掉伪军驻守的两座小碉堡，伪军伤亡大半，慌忙逃进一座大碉堡内继续负隅顽抗。据守北门的日本鬼子，听到枪声后也提心吊胆像热锅上的蚂蚁，担心丢掉伪军的碉堡，失去护身屏障，欲出来增援，又摸不清底细，只好通过碉堡内的射击孔向通往伪军碉堡的方向盲目射击，想试探我军有无埋伏。我三排战士隐蔽在街道两旁的门洞内等待着鬼子出来增援伪军。

突然钻在碉堡内的日军打开大门，放下吊桥，想凭借碉堡上的机枪，拼命往外冲。鬼子刚踏入吊桥中间，就遭到我军一阵猛烈的袭击，几个鬼子又龟缩回碉堡内拉起吊桥。这时埋伏在敌碉堡附近的战士也开始猛烈地轰击敌人，鬼子一时间摸不清我方究竟有多少兵力，不敢贸然行动，只好龟缩在碉堡内负隅顽抗。

勇敢的民兵们一直追随在火线上抢救伤员、看押俘虏，搬运缴获的枪支、弹药、物资。县大队政委温少光带领战士们和民兵攻克合作社。游击队战士和民兵把存放在合作社内的大批武器弹药、军用物资与商店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根据地内。

我方负责搞宣传的同志们，把事先写好的标语、传单贴满康家会村的大街小巷。东方破晓，我军民顺利地完成预定的任务，从容地撤出战斗，临走时我方战士齐声高呼道：“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小日本滚回老家去！”

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惊天动地，响彻云霄。我们押着俘虏，扛着缴获的武器、物资，浩浩荡荡地迎着曙光朝驻地凯旋而归，沿途的老百姓听说我们打了大胜仗，扶老携幼地夹道欢迎我们！

夜袭康家会据点的胜利消息很快传遍了各地，尤其是忻静公路和汾河川的老百姓，也就是敌占区域的人民群众听说八路军把警察所给端了，“户口簿”、“良民证”、“许可证”也给烧了，人心大快，拍手叫好。被迫外逃的人们也陆续回到自己的家园。这消息同时也震摄了方圆七八十里的敌人据点。敌人通过“强化治安” “清乡”的模范据点也叫八路军一夜之间就端掉了，一些丧尽良心的汉奸、特务、便衣密探等助纣为虐的民族败类也吓得心惊胆战，不得不收敛其行为向群众们讨好。

为了扩大影响，进一步鼓舞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中共静乐县委在纪念抗战爆发六周年之际 （1943 年 7 月 7 日），召开庆祝袭击康家会据点胜利大会。会址选在静一区康家会敌据点东北角的娑婆村。娑婆村北面 15 华里处有石神据点，但据我内线传来情报说，日军与伪军大部去忻州与牛尾、三交据点之敌“扫荡”去了。娑婆东面有石河敌据点，离娑婆较远一时间不会赶来。东岩敌据点只驻伪军 20 余人，屡遭我军民袭击已成惊弓之鸟不敢主动出击。康家会敌据点刚刚遭到我抗日军民的袭击，且距离娑婆村较远不会有行动。娑婆村地形复杂，周围沟壑纵横、树木茂密回旋余地大，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敌人来了，有利则打，不利就走。即使敌人真的来犯，由我县大队和区游击队 （7 团开赴娄烦一带去了），足以掩护群众安全转移。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我令区游击队派出一个班哨在村北梁上监视石神据点之敌。我们还派出弹以备随时参战。

7 月 7 日这一天，娑婆村像过节一样，家家户户主动烧好开水，热情招待来自各村的乡亲们。村干部天刚蒙蒙亮就早早地起来，人人都忙忙碌碌，既要招待各村来参加大会的亲朋好友，又要布置会场，还要派饭、清扫街道，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会场设在村中的一座戏台子上，戏台两侧大柱子上贴上了大红对联。

上联是：加强必胜信念、坚持抗日主张，地不分南北，同心救国、收复失地、提高前方士气；

下联是：争取敌区民众、开展敌后战争，人无论老幼，合力驱倭、还我河山、瓦解敌人军心。

参加大会的不仅有静一区的农、工、青、妇各救国会及儿童团等代表，还有其他区域的各界代表、开明人士、抗战英雄，就连敌占区的人民群众也一早就避开敌人的监视赶来参加大会，会场上足有 3000 多人。把地方不大的娑婆村挤得水泄不通。参会各级领导有：中共静乐县委书记李国珍、县长曾鉴修、县武委会主任曹建芝、县委宣传部长王进、驻军代表七团政治部主任梁仁芥等，各区区委书记、区长、区民兵大队长、区武委会主任等均赶来参加大会。整个会场庄严隆重，喜气洋洋，歌声不断，一片欢腾。部队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唱起了七月剧社编的 《游击队战歌》：

我们英勇地战斗在忻静公路沿线与汾河川，

我们是英勇无畏而善战的游击大队。

像一把锋利的刺刀直插敌人的心脏，

像一条条铁链锁住敌人的大腿。

忻静公路沿线与汾河川就是我们的家园，

我们要用血肉永远捍卫着它。

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坚强后盾，

我们永远要扎根在其中。

奋勇向前吧！英勇杀敌吧！

我们是无敌于天下的游击大队！

看吧！听吧！村里的秧歌队，学校的“霸王鞭”也来了。

在充满欢乐的气氛中，大会开始了。在中共静乐县委书记李国珍同志的讲话中间，又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喜讯：我 358 旅7 团在南部米峪镇地区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歼灭日伪军50 余人，并截获敌人的大批军火武器。这特大的喜讯又为大会增添了欢腾的气氛。群众们情不自禁，一起振臂高呼道：“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赶快滚出中国去！誓死捍卫我家园，决不做亡国奴！”

口号声震耳欲聋、惊天动地，那些伪人员的家属、亲戚听了后，胆战心惊，面色苍白；抗日军民却扬眉吐气斗志昂扬。

各界领导们讲话后，代表们纷纷登台献词祝贺。讲话刚结束便闹起了“红火”。会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唢呐婉转悠扬，歌声欢快嘹亮，参会群众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

正在此时，村东突然传来枪声。怎么回事？根据侦察员的报告，各据点的敌情都没有变动，是不是哨兵起火了?正在疑虑中，枪声又响起来了。我觉得不对，很可能出现了敌情！不大一会，通讯员急急忙忙跑来报告：“村东出现敌人了。”县大队队长张九德同志立即命令战士们赶往村东堵截敌人，不能放一个敌人进村，并命令一中队抢占村西北高地隐蔽待命。同时组织民兵维持秩序，掩护群众转移。此时枪声、手榴弹声已响成一片，敌人几次拼命往村中冲击，均被我战士击退，战斗异常激烈。接着村北面也出现了敌人。过了一阵派出去的侦察员报告说：“石神据点的敌人确无动静。”根据情况判断，眼前这股敌人一定是由石河据点窜出来的。我同县区干部指挥群众安全撤离后，迅速将县大队和游击队、民兵领导叫来，由县大队长张九德和政委温少光进行部署。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综合分析，石河据点敌人不多，日伪军加起来也不过 40 多人，我军力量超过他几倍，正好收拾他。既然他们找上门来，就叫他有来无回！就以再次胜利来纪念“七七”抗日六周年吧！

我方决心已定，便由张九德队长下达命令：二中队从东反击，冲入敌阵地；一中队从北面迂回，要穷追猛打，切断敌退路，听冲锋号一起击敌。这时二中队在村东继续阻击，一中队翻越一道沟，穿过树林又离敌人不远啦。敌人看到情况不妙，准备逃跑。张大队长看在眼里，站在高处将手一挥道：“开始！”随着一声令下，司号员立即吹起冲锋号，我游击战士们，顿时像洪水爆发一样，从东北两面向敌人射出密集的子弹。民兵们凭借着房顶、地埂向敌人射击。顷刻之间，机枪、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战士们的喊杀声互相交织在一起，响彻田野，震撼人心。敌人畏我猛烈的火力，自觉无法抵抗，于是向东溃逃。此时我一中队死死地咬住敌人，给敌人一阵穷追猛打。一个伪军被我青年战士郭有明追赶的实在跑不动了，钻进地棱边的土窑洞内，被郭有明一把叉住脖子揪出来，吓的这个家伙浑身直抖，哆嗦着嘴哀求道：“八路军爷爷，请求饶命，饶我一命吧！”

我战士抄近路，在追到离石神据点一里左右。我20 名战士从山梁上猛扑下来截住敌人，把敌人压往山沟内。敌人无路可逃了，15 个鬼子，两个伪军，一个翻译官只好躲进沟内。此土沟是附近村庄老百姓避敌的地方，我村民靠崖打了不少窑洞，在敌人扫荡时来此处居住。敌人由于我军长途追赶，现在累的无力支撑。一进沟日军曹长看到一个破旧的山药窖，便踩陷窖口，掉进窖内。我战士们要他缴械投降，他死也不出来，只好用一颗手榴弹送他上了西天。战士郭有明跳下去捡起一付望远镜，一把指挥刀，一支盒子枪。

其余敌人慌忙钻进窑洞内，仍在继续顽抗。这三眼土窑是背靠十几丈高的土崖挖掘成的，一明两暗，前边是个小院。敌人门口驾着一挺机关枪，十几支步枪架在两边窗台上，一齐向我射击，比一个碉堡还难打。我军数次强攻均未成功。一个班长在进攻中被枪弹击中牺牲。战士们怒火中烧，齐声怒吼道：“敌人不投降，彻底消灭掉！”尽管如此，潜伏在土窑内的敌人仍然无动于衷，继续和我们负隅顽抗。

以正面进攻，由于敌人有窑墙作掩护无法射到敌人。我方战士把手榴弹捆在长杆上塞进去几颗，但敌人隐蔽在角落内，也没有任何杀伤力。后又改用火攻，抱上柴禾点燃扔下去，因窑内不通风，火苗往上烧，还是无损于敌人，况且窑洞内还有一缸水帮了敌人忙。

此时天已经暗下来，时间继续往下拖，怕对我方不利。石神据点虽无力来增援，但敌人有电台，可以向康家会、东岩、石神等据点求援，因此不能再往下拖了。民兵们也帮我们出主意想办法，想来想去，只好从土崖顶上往下刨土，活埋狗日的。一听说“活埋”鬼子，附近的青年们提起铁锹，扛着镢头，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这大快人心的“葬礼”。

张九德大队长一声令下，军民一起动手。大家挥镐舞锹，大块大块的黄土从崖顶上落下来，掉在窑洞门前、窗前。窑洞内的敌人害怕了。翻译官哀求道：“行好的八路军，饶过我们这一次吧！以后再也不敢出来骚扰百姓了，我们彻底改悔。”战士们高声回答：“现在缴械还不迟，八路军优待俘虏，只要缴械就可活命。”

这个狡猾的翻译官还不相信，非要和首长亲自讲话。我们答应了他的要求，张九德队长再次用话筒向敌人交代了我方的政策，这家伙放心了。随即带领两个伪军携 3 支步枪、一挺机关枪从窗口爬出来，乖乖地向我缴械投降。

那 15 个鬼子仍然不投降，他们是经“武士道精神”驯养出来的顽固分子，他们宁愿带着花岗岩脑袋去效忠“天皇”，也不投降我方。无情的黄土很快就把他们埋葬在窑洞内。

月光洒满了大地，我们打扫完战场后和附近的老百姓一起谈论着、说笑着，怀着胜利的喜悦返回驻地，我抗日军民又一次击退了鬼子的偷袭！

人民是胜利之本

我们在平川工作，把老百姓作为最大的依靠，老百姓把我们当儿女看待，把战争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那时只要有空闲，人们有意无意地就哼唱这首甜美动人的歌曲。我们唱，老百姓也唱，大家都互相唱出了彼此间的深情厚谊。每当想到这些，当年那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1943年春的一个中午，我和张存拴、方厚（郝银银）三人，在敌占区范家沟侦察敌情时，在一处山脚下的急拐弯处与几个伪军狭路相逢。正好附近有一道杨树、灌木丛生的山沟，我们便迅速往山沟里跑，伪军向我们开枪射击，方厚同志不幸负伤，而且伤势较重。我只是在小腿肚子上受了点轻伤。伪军见沟里树木茂盛，杂草荆棘丛生，不敢贸然入沟。只好朝石神据点跑了。

我和存拴扯破内衣给方厚包扎好伤口后，过了好长时 间，不见有动静。存拴便背上方厚，我拄了一根木棍从沟里出来，向柳子沟村走去。我们走了一阵，碰上一位大爷赶着毛驴驮着割好的驴草正准备回家。大爷见到我们大惊失色地问道：“刘同志（指我）你们遇到敌人了？伤势怎么样?”我把发生的事简要地告诉给李大爷，他和我们俩忙乎着把方厚扶到驴背上并带我们回到他家。

李大爷和他的家人，我们早就认识，而且很熟悉。他们是穷苦人家，全家人均是抗日积极分子，我们常在他家吃住，每次见面都把我们当亲人看待。回到家里，李大娘和他的一家人急忙给方厚同志上药，重新包扎伤口，他媳妇忙张罗着给我们烧水做饭。正在此时，民兵队长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刘同志你们快转移，敌人朝咱们村来啦!”

由于方厚的伤势越来越严重，不便转移。我考虑到在不影响老百姓的情况下，让民兵背到村前的沟岔内躲起来。我和张存拴便朝村后的沟渠内跑去。我们常来这里活动，对这一带的山势地形了如指掌，就像本地人一样。

我和存拴钻在一个石崖洞里。那个洞很低，呈椭圆形，从洞口向外望去便是辽阔的天空。到后半夜我俩觉得很冷，便捡了些干柴禾点燃烤火。

天刚蒙蒙亮，存拴要出去捡柴。忽然转身告我：“老刘，你看大娘给我们送饭来了！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看到沟渠内走来一位老大娘。她一手挎着篮子、提着罐子，另一手拿着一根树枝。走到有土处，便转身用树枝扫一扫。有时一面扫着，一面退着走。存拴跑下去把大娘接到山洞里来。

是不是负了伤的人更容易动感情呢？我见到送饭的李大娘，就像见到我的母亲一样感到温暖，我望着她眼眶不禁湿润润的。大娘小心翼翼的从篮子里拿出煮鸡蛋、炒菜、油旋来，并且为我们每人盛了半碗米汤，还从篮子里拿出一块平日不易见到的冰糖，那块冰糖有杏子那么大，而且用纸包了两三层，可见大娘保存的多么精细。看到这些好吃的东西，看到大娘因操劳而僬悴的面容，那双消瘦的手和那身打满补钉的衣服，想到大娘每走一步就要回过身去扫掉脚印的动作。我的鼻子一酸，激动的再也控制不住眼泪了。我扭过头去哽咽着说：“你舍不得吃的东西都拿来给我们吃! ”“不给你们吃，还给谁吃呢?”大娘笑着说。她又顺手拿起一个油旋来，放在我的手里。原来油旋分了许多层，一圈一圈的，提起来就像一座宝塔，放下就像一个烧饼。我知道这是这一带最好吃的东西，是用来招待重要亲戚的平时很难见到的食物。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娘看了看我的伤口，像慈母般地望着我，她那又怜悯又慈爱的神态，使我觉得自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

白天没有人来，我们不敢出去。太阳偏西时，李大爷又来给我们俩送饭。我和存拴同志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等我们吃完饭后，李大爷悲伤地说：“由于方厚同志的伤势太重，且没有医治条件，不幸牺牲了。今早上乡亲们怀着万分悲痛 的心情已妥善地掩埋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存拴同志陷入深深的悲哀之中。李大爷也默默地抽着烟。山洞里只剩下吧嗒吧嗒的抽烟声，待我俩的情绪稳定后。李大爷又告诉我们，鬼子昨天晚上就回到据点了，二十几个伪军今天才撤 走，意思是我们可以行动了。

我们考虑到再回柳子沟村不大安全，怕鬼子晚上再来袭 击。此时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后兑子沟村的王大娘。于是我和张存拴商量后，决定到后兑子沟村。后兑子沟村也是我们经常落脚的地方，那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距离石神据点也比较远一些。我们告别了李大爷，也深深地告别了栖身的山洞，我和存拴翻过山梁抄近路向后兑子沟走去。

后兑子沟村的王大娘，是当地有名的拥军模范，不仅人 品好、心地善良，性格温柔、乐于助人，而且是远近闻名的 慈善能干的女人，抗日积极分子。但凡在那一带工作和战斗过的同志，每逢谈起王大娘的模范事迹，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他真是我们八路军的好妈妈！”

由于我小腿肚子上受了点轻伤，虽无大碍，但走起路来总觉得有点不得劲。行走速度慢了点，我俩赶到后兑子沟时，已是入眠时分，村民们都进入了香甜的梦乡。存拴伸手轻轻地敲开王大娘的门，她一开门便道“呀！是你们啊！这几天我还经常念叨着你们，好长时间了不见转回来，我还担忧你们出事。快、快、快进门！”

王大娘看到我俩风尘仆仆的样子，边给我们倒水边说: “唉，牺惶的、可怜的孩子们。日本鬼子欺负的咱们不能活，连个安稳日子也不能过！你们还没吃饭吧！我快生火给你们 做饭！大娘说着就要出院拿柴禾。“大娘不要做啦，我们在柳子沟吃啦！不用做啦！我俩不约而同地说道。“这里鬼子不常来，快到北屋好好地睡觉吧!”大娘说道。

我俩睡下大约过了一个钟头，王大娘的儿子王来来把我俩连推带叫地弄醒。我们满以为是有敌情了，拿起枪跳下炕就往门外跑，王来来看到我俩的样子，忍不住笑着说“快到西房吃饭。我俩走到西屋，王大娘叫我们坐到热炕上。只见半小锅细细的白面条，上面还烹着油葱花，香气扑鼻。我俩虽然在山上吃了李大爷送来的饭，但吃的早了点，况且又行了十几里山路，说实在的是有些饿了。大娘热情地说“这慌乱年头，没有什么好吃的，家常便饭，快吃吧！我俩万分感激地看了看王大娘那慈祥的面容，便说：“你们也吃吧！”说着我俩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大娘看着我们开心地笑了。

饭后，大娘吩咐儿子来来：“拿上两床铺盖，引上同志们到沟里咱们的那窑洞睡吧，那里绝对安全，天黑了再回来吃饭。”

第二天早上，张存拴要回根据地松岩沟、村子沟一带办事，他便从山上走了。我留下来养伤，大娘看过我的腿伤后，庆幸地说：“好危险呀！再往里一点点，就伤着骨头了。老天有眼，好人有好报！伤了点皮肉，快好！第二天上午，大娘 为了我的腿伤，亲自到闺女家（范家洼）找了一些药。小心 翼翼地给我敷在伤口上，真让我感激的不知说什么好。

过了两三天，村里平平静静。敌人钻在据点里，没有出动。王来来把我叫回村里，大娘也说“就在村里养伤吧！不 会有情况的，打听见鬼子出动时再说，你一个人钻在那山沟 沟里闷得慌!”回到村里第三天的早上，我们刚刚吃过早饭，王大娘还没有洗漱完碗筷，在村梁上地里动弹的民兵刘三则气 喘吁吁地边跑边喊道“日本鬼子来了，快进村了!”听到喊声， 王大娘就叫儿子来来把我带到村后沟内的杨树林里。不到几分钟，日军便在村对面的高处架起了机枪，伪军把村子包围了。

我们在沟底杨树林内朝村北梁上看，只见几个日本鬼子 站在梁上东张西望，好像都在叽哩咕噜地说着什么。有个狗汉奸引上日本鬼子闯进王大娘家，不问青红皂白到处乱搜，翻腾了半天也没搜寻到什么东西。日本鬼子气急败坏地把王大娘拖到院里，劈头盖脸地狠狠打了一顿，然后才喝问道：“你的，八路军的哪里的?”

“太君问你，八路军常在你家住，你把他们藏在哪里去了？”狗汉奸在一旁帮腔道。“八路军交出来的，与你的良民的无关！” 一个一脸横肉的鬼子走到大娘跟前慢慢地问道。“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你们不是搜查过了么！大娘语气坚定 地说道。“快说实话，不然太君就要枪毙你。狗汉奸又以严厉的口气威胁大娘。“什么八路，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什么八路、九路的。”大娘沉着镇静地说道。

话音未落，日本鬼子兽性大发，朝王大娘身上狠狠猛踏，还举起明晃晃的洋刀，对准了王大娘的头部厉声嚎叫道：“八格牙鲁，死了死了的有!”

王大娘咬了咬牙，把眼睛一闭，强忍住全身的疼痛，愤怒地说：“你杀吧，杀了老娘也不知道。”

鬼子把王大娘打倒在地，直到王大娘不能动了，也没有从王大娘嘴里掏出一句有用的话来，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

我回村后，怀着对王大娘的无限歉意，给予她老人家亲切的安慰。王大娘却说“这算得了什么，八路军在前方拼命 抗击日本鬼子，有的把生命都献出了！和日本鬼子斗，就不能怕死，怕死还能革命？还能打败日本鬼子?”

我听了，觉得王大娘可不是一般的农妇，她的抗日意志 竟然如此的坚定。王大娘又告诉我们：“当时我什么也不怕，就怕你被抓去，怕把你们藏在驴圈内的子弹和手榴弹被搜查出来。听了大娘的话，我感动的热泪盈眶，多么可亲可敬的大娘啊！从此王大娘对日本鬼子更恨了，对我们更加亲近了。她常对我们说“孩子们，好好地干吧，不赶走那些挨刀的日本人，谁也过不上安稳的日子!”

我们在忻静公路沿线和汾河川一带活动，与这里的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无论是在山区根据地、在平川各村庄，还是在敌人的据点下，都有群众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情况下，也都有群众为我们做掩护，使我们转危为安，这种鱼水般的革命情谊，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1943年夏末秋初的一个早上，我们在汾河川东镇活动。由于有紧急情报急需送往吴家湾，李五海同志刚动身，他一走出前街，看到汉奸王吉虎带领敌人迎面走来，他便翻身进入刘家院里。由于敌人不仅发现了他，而且还看见他背的长枪。五海不敢在这家躲藏，便敏捷地从厕所墙上跳到另一处院内。此时李毛有大叔正在圪台上端着碗吃饭，五海急忙说：“李大叔，敌人正在抓我，我是从老刘家的墙上跳过来的。”

“你来这里，敌人发现没有?”李大叔问道。“没有，他们只看到我进了刘家大院。”五海说道。“那你快进家吃饭，我出去打瞭敌人。”李大叔边说边夺过五海手里的长枪，插入院内的暗水道内。

五海端起碗刚吃了几口，李大叔进来说：“敌人正在刘家大院细细搜查呢！五海听了，放下手中的碗急忙跳下地来，李大叔说：“别急，跟我来！李毛有大叔麻利地揭开圪台底下的一个暗洞，让五海钻进去。然后又在洞旁堆放了院内的干柴禾。李毛有大叔藏好五海后，站在圪台上暗暗思索：李五海身背长枪，已被敌人发现。如果敌人在刘家大院搜寻不到，必然要进来细细反复搜寻，因为此院和刘家院是紧邻，仅有一墙之隔，倘若搜寻出五海来怎么办？李大叔急中生智，他忽地一抬头，看到西岔墙处放煤的小房子，就走过去伸手搬下房檐下的三四片瓦来，然后信步走出大门。还没有一袋烟功夫，一群日伪军便闯进院来，一个满脸横肉的曰军凶神恶煞地问道：“八路的几个?”“八路的一个。”李大叔沉着 镇静地说道。“手里拿着什么的?”“这个、这个”李大叔指着一个伪军的长枪说。“藏到哪里去了？”“从这里进去”大叔边说边用手指着西圪廊的煤房肯定地说。

敌人跟着李大叔一起走到煤房跟前，日军朝杂乱而黑暗的煤房打了几枪，然后一起围到房檐下仔细观察那些碎瓦片的茬口，一个脸色蜡黄的日本兵双眉紧蹙陷入沉思。李大叔的心不禁跳起来，深怕那个日军看出破绽。过了一会儿，一个日本兵踩着两个伪军的肩膀爬上房顶查看了一阵，那个房顶上的日军扭过脸来说：“就是从这里走了的。”房后是一片树林，树林顺着山沟通向绵延起伏的山岗。敌人绕过房后树林搜寻了一阵，乱放了几枪，只好望着远处的山岗垂头丧气地走了。

李大叔走到圪台底下的暗洞处，对着藏在洞内的五海低声说道：“放心吧！敌人走了，但你还得继续在这里呆着，怕敌人杀回马枪。”中午饭后，李五海安全地赶往吴家湾。

我们在堡子湾、长皮、六谷洼等村庄常住，一般都是住 在老百姓的家里。长皮一带土地比较贫瘠，到处都是山石沟，沟里是干涸的乱石河滩。每年雨季山洪暴发时，道路被冲毁，雨过后干涸的河床布满石头，出行异常艰难。这里没有大块的肥沃平地，老百姓只能在山坡上开垦一些窄小的土地耕作。每年洪水下来又会把地表那层较肥沃泥土冲刷掉，待洪水退后老百姓又会挖些土来填平垫好，重新搬石头垒堰，年复一年不知流了多少汗水。可是由于水土关系这里却出产两种优质小米，一种叫“黄灿灿”，另一种叫“东方亮”，做出来的米饭黄亮软香十分筋到可口。长皮村的人家不多，我们住的最多的要数虎子家了。他家地势较高，虎子 是个淳朴的小伙子，有父母妻子4 口人。父亲是位50来岁的老实农民，母亲和妻子是劳动妇女。他家有两孔住人的大窑洞和一孔存放杂物的小窑洞，他家常把一孔大窑洞腾出来让我们住，有时我们去的人多了，小窑洞也就派上用场了。堡子湾也不太大，人家也不怎么多，自然条件和长皮差不多，只是土地比长皮平展一些。由于这里的人家吃水比较困难，要下到沟里来回二三里去担水。有时我们突然去了好几口人，再遇上下雨路滑，吃水就显得尤为艰难了。于是平时他们就注意储存水，把大瓮小罐都担得满满的。在那种战争年代，老百姓对我们确实热情，宁愿自己委屈点、劳累些，也要让我们吃饱喝足休息好，使我们每个同志都深受感动。有的老百姓还主动积极地为我们做工作，比如：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敌占区大量收购书报、杂志等敌人出版发行的资料，都要在这里集中，积攒多了再送往根据地内上级所指定的地方。老百姓们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当时我们工作队担负着运送任务，有一个叫方荣（南方人，解放后曾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和侯来来（四川雅安一带人，解放后在甘肃玉门油田工作），就是专管交通工作的。有时用毛驴驮，有时自己背。在正常情况下，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若是遇到紧急情况时，一天要走上百里路，但他们从来不叫苦，每次都要按时圆满完成任务。

我们在平川敌占区活动时，也是在老百姓家里落脚，依靠老百姓开展工作。五村、木瓜山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五村是在双路河注入汾河的三角地带的北山梁脚下，这个村子处在汾河川与东川的交汇处，离南沟口敌据点最近。敌人站在碉堡的东北角上就可以看到这个村子，以为这是他们“强化治化”后，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最放心的“爱护村”。我们就是利用敌人的这种麻痹思想，常来这里活动，并有许多关系也常在这里接头，有些书报刊物也是先在这里集中。在这个村里，我们经常住在两户贫雇农家里。他们都是朴实可靠的穷苦农民。在村子靠东边的山上，同时也便于联系群众。当时我们购买的书报在这里归拢、打包，然后送到长皮、堡子湾，任务都是一个姓赵的民兵小队长完成，每个月大约他就要到长皮、堡子湾两三次，每次都是深夜出发，次日下午动身返回，到达村子时正好是夜晚。这样比较保险， 所以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在敌占区平川工作时，我们也常接触一些伪职人员，只要他们不是死心塌地投靠敌人，不继续做坏事，我们总要耐 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教育争取他们，给他们讲述抗战必胜的道理，使他们尽快醒悟弃暗投明，心向抗日军民，将功赎罪，尽量争取他们为我们工作，为抗日出力，为我方从敌人内部摧毁鬼子献计献策。

由于形势所逼，在我方开展政治思想、攻心战和党的政策感召下，确有一些日伪人员被感化，改恶从善同我们建立 起工作关系。特别是原先村公所的村长们，逐步在我们的教育争取下，表面上看是为敌人服务，实际上是为我们工作。我印象较深的是庄儿上村的村长王仁虎，这个人四十来岁，原先是个不问政治的小商小贩，对共产党和八路军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认识，后来接触我们多了，他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和进步。工作大胆，方法对头，非常善于和敌人周旋，极擅哄骗应付敌人。不幸的是1944年1月下旬的一天，突然被鬼子抓到康家会据点，以“私通八路”的罪名给活活打死。他坚强无比，对审问他的狗汉奸大骂不止，他到死也没有向敌人屈服，没有吐露我方半点情况。我是下午才知道此事， 他已被敌人打死，他为抗日英勇就义了！

在敌占区活动，我们经常遇到一些危急情况，都是在老 百姓的帮助和掩护下化险为夷。有一次，我化装成职员模样，到汾河川的永安镇村，到达永安镇村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按敌人的活动常规，已往据点上转了。我便悠闲地进村，不曾想刚一到村公所拐弯处，忽然发现村公所门前坐着、躺着50多号伪军，正在抽烟喝水休息。原来敌人的巡逻 队还没有回据点。情况很突然，距离又近，彼此均看见了， 想躲也来不及了，只好沉住气一边往前走，一边慢慢地寻找对策。就在这时，我看见街左面有一个卖香烟的小摊子，便灵机一动折向左边，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香烟来，去烟摊对火，对完火便趁机折向西边一条街，避免从敌人正面走过。敌人以为我走过去只是为了对火，也未当回事。

我虽然避开了眼前这伙敌人，但在街上行走可总不是个办法。正好这时有个农家妇女坐在她家大门前做针线活，从穿戴来看，是较贫穷的农家中年妇女。我便不慌不忙地走过去对那位妇女说：“大婶，我想进你家里坐一会儿。”我这一 句话弄的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面部表情深感漠然，她很 诧异，以为我是便衣密探之类。我看出她的心事后，便直接 告诉她“我是八路军，因街上有敌人，想到你家里躲一躲。”“那快进来吧。”她一听说我是八路军，急忙热情地说道，我 随她进屋后，她急忙关上门。“你就是人们经常说到的八路军呀?”她很惊奇地看着我大惊小怪地说道。“是的，大婶，我确实是八路军!”我以坚定的口气再次告诉她。“你们不是天黑才出来活动吗?”她又惊讶地问道。“我们白天也出来活动，只是行动少些，你家有后院吗？这里离大街太近，敌人可能看见我了。” “就这么一个小院子，两三间房，我们是个穷人家。她说。“这院子后面住哪些家? ”我又问道。“后面有好几家，也都是住的些穷人。”她告诉我。“我先过后边去，看能否绕出 去。”我告她，她朝我轻轻地点头。

我从她家院里出来，刚一露头就看见附近大树底下站着 一个拿枪的伪军在放哨。于是，我只好赶紧返回来。进到屋里，我将衣服整理了一下，把有关证件仔细检查了一遍，递给大婶说：“你帮我把这些东西藏好！大婶忙用块旧布包好，拿起煤铲麻利地埋在窗台下的煤堆里。

我把子弹推上枪膛，心想，如果敌人进来搜查，我就用伪职人员的身份和证件来应付，如果实在不行，就打倒他几个冲出去。此时，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来，便问道“你家有小孩吗?”“有，7岁多。到街上玩去啦，怎么了?”她焦急地 说。“把他悄悄地叫回来，让他去把村长给我找来。”她刚出大门，正好碰上村长拿着杆秤挨家挨户收面和麻油，准备给伪军做饭吃，便把村长领回家来。“呀！你怎么在这里?”村长一见我，不禁惊奇地大声叫道。“有急事出不去，你快想办 法把那些伪军给我打发走吧!”“好！好!”村长稍微思索了一 下，说着转身走了。村长出来后，到馒头铺买了些馒头和烧饼，回去对伪军队长说：“不瞒你们说，咱们村子里太穷了，连几斤白面都收不到，只好买些馒头和烧饼，让大伙先打尖打尖，炮楼还缺什么，留下话，明天一早送过去。”“改日再说吧！”伪军队长看看天色不早，也没什么油水可捞，又担心回去晚了遭日军打骂，便站起来说道“好！早点回去，大大的好!”说着便吹号集合，稀稀拉拉地回据点去了。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在共同的斗争中，我们和老百姓结成了血肉般的关系，我们的工作也正是在老百姓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开展起来的。许多人民群众为了支持我们的工作、掩护我们的安全，受尽千辛万苦，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人民是胜利之本”，这是我对我国革命战争胜利的最好总结。我时时刻刻怀念着在战斗岁月里与我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和敬爱的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