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里

粉碎敌人夏季“扫荡”

1940年5月14日，独立三支队奉120师命令，从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的陈庄出发，向晋西北根据地开进。

在行动前，我和贺炳炎同志认真分析了这次长途行军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并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部署。我们提出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三支队广大指战员，大多数是冀中子弟，一旦离开家乡，可能会引起思想波动，要向大家讲清革命形势，说明回师晋西北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二是要发挥各级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行军中，连排干部要帮助伤病员扛枪、背米袋。营团级干部的乘马，一般要让给伤员、病号，或为伤员、病号驮东西。三是为了防止敌人空袭，大多数情况下要夜间行军。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行军的秩序一直比较好。经过长途跋涉，虽然大家都很疲劳，但很少有人叫苦叫累。

部队离开河北，翻过山西境内的五台山，于5月22日越过同蒲铁路。在山西境内行军，曾两次遭敌袭击，但都被我击退。一次是在八团经过阳曲县西南窳时，遭敌伏击，二营营长率一个连向敌冲击，毙伤敌50余人，敌仓皇溃退。另一次是七团三营行经新屯堡时，遭敌袭击，三营指战员英勇抗击，激战三小时，毙伤敌60余名，将敌击退。6月初，独立三支队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岚县、岢岚之间的地区，胜利地来到了晋西北根据地。

我来到晋西北根据地，身临其境，才更进一步认识了它的全貌和重要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东界同蒲铁路，南临汾离公路，西靠黄河与陕甘宁边区相依，北接长城与绥远大青山毗连，辖34个县，面积4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00多万，是陕甘宁边区东面的屏障，也是我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通往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交通枢纽。巩固和扩大晋西北根据地，不仅威胁着敌人在山西的主要交通线——同蒲铁路，对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起着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而且牵制着进攻大西北的一大部分敌人，成为保卫大西北的前哨阵地。

三支队刚刚到达晋西北，还未来得及休整，日军的夏季“扫荡”就开始了。日寇叫嚣，要通过这次“扫荡”，“消灭盘踞在兴县、临县、岢岚及岚县地区的共军”。我三支队广大指战员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反“扫荡”斗争。

6月7日，静乐之敌1100余人分两路向西出动。一路于8日占领岚县县城。我支队各团在岚县周围开展游击战，袭击、骚扰敌人。9日，敌500余人经东土峪占领东村。我军奋勇阻击与袭击后，迫使敌人于次日缩回岚县。

13日，静乐之敌出动700余人，孤军深入，在米峪镇陷入716团等部队的重重包围，激战3天，敌全部被歼灭。这次战斗是120师回师晋西北后的第一个歼灭战，震撼了敌军，鼓舞了根据地人民，也激励了三支队广大指战员的斗志。

日寇遭受惨败以后，妄图进行报复，出动2000 人，寻找我主力决战。扑空后，又分兵四路，合围120师领导机关。6月29日，我三支队七团隐蔽在大蛇头。当天上午，当1200余敌人进入我伏击阵地时，预伏在两面山上的我军向敌发动猛烈攻击，阻敌前进，一直激战到下午2时，以后敌援兵赶来，我杀伤敌人百余名后撤出战斗。接着又跟踪敌人，不断从侧后向敌发动袭击，延缓了敌人前进的时间。6月30日，日军占领兴县，120师领导机关早已转移，敌人再一次扑空。7月2日，日军开始从兴县撤退，4日，在行至二十里铺以东地区时，进入120师预伏区。在师统一指挥下，独一旅二团、715团、716团先后与敌展开激战，毙伤敌700余人。当敌军继续向岚县撤退时，我三支队七团又从侧后向敌发起攻击，毙敌60余人，敌向东逃去。敌人的夏季“扫荡”以彻底失败告终。

日寇的夏季“扫荡”被彻底粉碎以后，三支队在岚县、宁武、岢岚之间的地区进行休整。由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减员比较多。为了充实连队，提高战斗力，经我和贺炳炎同志研究，决定将三个团缩编为两个团。经师部批准后，我们将九团编散，所属的三个营补充七团、八团各一个营，另一个营改编为支队特务营，编余的干部集中成立教导营。整编后，全支队共4094人。利用战斗间隙，积极开展了练兵运动，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参加百团大战

日寇在夏季“扫荡”以后，开始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他们利用铁路、公路和占领的城市，以筑点连线扩面的办法，妄图达到封锁、围困并最后窒息消灭我军的目的。在晋西北，日军以新占领的岢岚、岚县两城为基地，在周围的普明、东村、峪口、石门等地建立了新据点，每个据点由数十人至百人左右据守，经常外出活动，不断向我“蚕食”。

为了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牵制更多的敌人，破坏敌人向我大后方的进攻。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敌后各抗日根据地105个团、40万人马，从8月20日起，向日寇发起了进攻，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这场大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我支队的任务是，在静乐以北积极作战，打击和牵制敌人。8月21日，七团三营在宋岗与三井之间展开破击战，割敌电线10多公里。27日，七团在静乐县天王塔、拖水渠向敌发起攻击，歼敌45名，缴获各种子弹12000多发。30日，八团二营在宁武县城与东寨之间破坏敌人铁路两公里，破坏桥梁一座。同一天，八团特务连在宁武县刘庄破坏敌桥梁一座。9月8日，七团一、二营在忻县至宁武之间，割敌电线5公里，同一天，七团一营三连在轩岗至羊圈岭割敌电线5公里。

第二阶段是从9月14日开始的。我支队的任务是，配合120师主力在宁武地区打击敌人。9月18日，我们接到师部命令，要我支队袭击头马营据点，掩护358旅东渡汾河，并保障战役前后交通道路的安全。接到命令后，我们立即开会，研究具体部署。贺炳炎同志提出，以支队特务营攻击头马营据点；八团部署在二马营，准备伏击由东寨南援之敌；七团部署在山寨村东西高地，准备伏击宁化堡北援之敌。会后，部队立即开始行动。19日零时，特务营开始向头马营发动攻击，由于敌设防坚固而未能攻克。凌晨，宁化堡之敌40余人向头马营增援，当进至山寨村我伏击区时，七团以猛烈的火力向敌发起攻击，战1小时，将敌全部歼灭，缴获步兵炮1门，炮弹60 ，手枪1支，步枪3支，马6匹。同一天，八团二营在石佛寺向敌发起攻击，毙伤敌23名。战斗结束后，我支队在汾河两岸配合120师主力破击同蒲铁路，我们把枕木用火烧掉，把铁轨抬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埋起来，中断了敌人的铁路运输。以后，又袭击了忻口、奇村、楼板寨等敌人据点，给敌人以严重打击，胜利地完成了120师赋予我支队的任务。

南峪村整编

百团大战以后，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作战和加强领导根据地的建设，120师奉命于1941年10月30日组成晋西北军区。11月初，我去军区开会。有一天，我和358旅政治委员李井泉同志闲谈。他说，358旅回到晋西北以后，由于连续行军作战，一直未能得到休息和补充，部队减员较多。现在，旅直属队、716团都缺编，看来一时难以补足。我说，三支队现有两个团，可缩编成一个团，归还358旅建制。这样，三支队至少可以抽出两个营的兵力补充旅直属队和716团。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减少机关，充实连队，便于指挥。李井泉同志听了以后，高兴地说，你的想法很好，我马上向军区领导汇报。不久，120师就下达了将三支队整编为一个团，归还358旅建制的命令。

三支队的整编工作是在静乐县南峪村进行的。这时，贺炳炎同志已调任358 旅副旅长兼三分区副司令员。我主持召开了整编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三支队和七团、八团的领导同志。会前，我找一些同志谈话，了解指战员的思想动态。从反映的情况看，部队比较稳定，但也有不少思想问题，主要是有些干部担心，缩编以后，部队的规模小了，怕没有了自己的位置。在会议上，我着重讲了整编的重要意义。我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我们考虑问题，必须从党的利益出发，从大局出发，而不能从个人利益出发，也不能从本单位的利益出发。缩编以后，我们可以减少一个支队机关、一个团级机关，有利于减少层次，充实连队。缩编以后，我们部队的规模是缩小了，但是，我们可以抽出一部分兵力，补充到别的部队，从整体上看，战斗力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强了。

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具体研究整编方案。七团是由 3个红军连队发展起来的，战斗力强，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同意保留七团，将八团编散。我考虑八团是由六支队改编的，为了有利于团结，我提出整编后的部队使用八团的番号，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整编后的八团，下辖3个步兵营，每营4个步兵连，团直有司、政、后、卫和侦通连、特务连（有重机枪、迫击炮、步兵各一个排）。刘彬同志任团长，我任政治委员，左清臣同志任副团长，刘佩荣同志任政治处主任。支队直属队一部分补入358旅直属队，一部分编入八团。支队特务营编入716团。编余的干部被送到358旅教导营学习。同时，对老弱病残的同志进行了妥善安置，对少数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进行了处理。整编后的八团，机关精干，连队充实，士气高昂，战斗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整编后，刘彬同志没有到职就去“抗大”学习。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夏，八团军政领导的担子主要都落在了我的身上。

12月份，日寇开始进行冬季“扫荡”，我即率领全团展开了反“扫荡”的斗争。12月19日，由文水、交城出动的1200余敌人占领米峪镇，次日分三路进行“扫荡”。当其中的一路经宽平、羊圈岭向蔡家庄方向前进时，我团与旅直骑兵连、通信排向敌发起突然袭击，毙伤敌80余人。22日，敌占领兴县城以后，到处增设临时据点，派兵到处抢劫，反复“扫荡”，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杀人的手段极其残暴，有的枪杀，有的用刺刀捅，有的投入井中、河中淹死，有的挖眼，有的剖腹……妄图以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

敌人的暴行，激起了广大指战员的仇恨。在晋西北军区统一指挥下，各部队抓紧战机，向敌人展开了袭击、伏击。各据点的敌人一夜数惊，害怕被我一个一个吃掉，开始逐渐收缩，向岚县、静乐、阳曲地区集中，“扫荡”我三分区。

1941年1月8日，我率八团一营在南峪与进犯的敌人发生激战。同一天，副团长左清臣同志率二营在阳曲县的洪梁岩，抗击从康家会进犯之敌300余人，经3小时激战，歼敌50余人。敌人不甘心失败，又在10日夜出动200余人偷袭二营驻地西庄。当时，二营大部分人都到铁路边保护120师供给部运输队，留守的只有左清臣同志和一个班及勤务人员。拂晓时，敌向西庄发起攻击，左清臣率留守人员英勇抗击，毙敌50余名，但终因寡不敌众，我留守人员大部伤亡，左清臣同志光荣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月11日，我团又在静乐县后三村与敌遭遇，歼敌30余名。15日，“扫荡”晋西北的各路敌人全部撤回原据点，敌人的冬季“扫荡”又以失败告终。

开赴管涔山

粉碎敌人冬季“扫荡”以后，八团集结在娄烦以西的娄家庄、大夫庄、边家庄、马家庄地区。从2月份开始，进行以“加强纪律性，提高技术水平”为主要内容的春季整训。我团驻地离敌人据点比较近，因此要随时准备战斗。3月26日，岚县的日军200余人，以奇袭动作向716团两个连发动进攻，我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出二营六连在蒲峪村西北高地阻敌前进。战斗中，一班班长李福奎，按照不同地形，采用不同队形，指挥全班战士打击敌人，打得英勇顽强，机动灵活，敌人不敢恋战，仓皇后撤。六连乘胜追击，歼敌20余名。

整训期间，很多部队集结在一起，补给成了大问题。当时三分区决定，各团要自己组织人去背粮。背一次粮，路上往返半个多月。背来的粮食，路上就要吃掉一半。我反复考虑，这样下去不行。蒲峪战斗后的一天，贺龙司令员到我团视察。我向他汇报了部队整训情况以后，谈了我的想法。我说：“大批部队集结在一起，不利于打击敌人，壮大自己，而且补给很困难，靠部队背粮总不是个办法。”我要求带八团去开辟一个新区。这样，既可以扩大根据地，又可以就地解决吃粮问题。贺司令员听了以后说：“你的想法有道理。”说着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步，走了一会儿，停下来问我：“到哪里去呢？”我说：“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想去交城、文水一带。”贺司令员说：“那里已经有了部队，我看你们到管涔山去吧！抗战初期，我到过那里。当时，120师曾解放过管涔山周围的7座县城。你们可以先去宁武，然后以管涔山为依托，逐步向静乐、忻县、崞县一带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我说：“好！我同意。”贺司令员说：“初步就这么定了，我还要和张宗逊、李井泉同志再商量商量。”

我和贺司令员谈话以后，立即找了几个同志，了解管涔山的地理形势。管涔山，位于晋西北根据地的腹地，呈三角形。北角是宁武，西角是静乐，南角是崞县。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放眼晋西北全局，3个县的敌军，处在我根据地军民的包围之中；具体到这个三角地区，我抗日政权和少量地方武装，又处在敌人9个据点的包围之中：由北至西南一线，有宁武城、头马营、东寨、二马营、宁化堡五个；由北至东南一线，有轩岗、大牛店、楼板寨三个，东西一线有羊圈岭一个。从轩岗至羊圈岭有一条通向静乐的大路，路东属崞县地区，路西属宁武地区，羊圈岭以南是静乐地区；宁武至宁化堡之间是一条通向静乐的大川；这两条大路都能跑汽车。了解了管涔山的地理情势，我心里想，贺老总让我们进入这一地区，真是一步好棋。我们在这个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就像一把尖刀插入了三县敌军的结合部，既可以牵制、歼灭敌人，又可以山脉为依托，保存、壮大自己。

1941年5月，三分区下达了调整部队防区的命令，八团新的防区是宁武、静乐、崞县三县交界的管涔山地区。接到命令后，我即率领八团进入五寨以南、静乐以北、宁武西南的阎家村、芦草湾地区。到这里以后，我立即派侦察参谋翟敏带几名侦察员深入敌后，一方面了解宁武、东寨、分水岭一线的日军部署及活动情况；一方面和县委的同志取得联系。

一天，去宁武的侦察员领来一位同志，看上去只有二十几岁，他身穿农民服装，面目清秀，说话斯文，一看就知道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一问才知道，他就是宁武县委书记杨静。我问杨静同志：“宁武县级机关在什么地方？”他苦笑了一下说：“就在我们的脚上。” 接着他向我详细谈了宁武的自然环境和敌情。宁武地处管涔山北麓，境内90％是山地，森林茂密，地形复杂，土地贫瘠，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但民性忠厚淳朴，对日寇仇恨很深。自然环境和民情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他还说：抗战初期，120师到过这里，离开后，阎锡山的军队盘踞在这里。日军来了以后，阎军南逃，宁武被日军占领。1940年冬，日军实行“三光政策”给抗日军民带来很大损失。今年3月，日军实行“强化治安运动”，各村都设置了村公所、维持会，安置了谍报员，给抗日活动带来很大困难。现在我们能够掌握的只有两个半村庄，一个是吴家沟，一个是葱沟，还有一个包家湾，只有十几户人家，算作半个。

讲了这些情况以后，杨静同志说，我们县委、县政府的同志和老百姓，早就盼望着八路军来。现在你们来了，我们今后的工作就好办了。我问他当前有什么困难。他说，最大的困难，一是缺武器，二是缺干部。现在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常常是赤手空拳，到敌占区开展工作，非常危险；由于缺少干部，有些区一级的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来。

我和杨静同志谈话以后，立即办了两件事：一是从团、营两级抽调出一批手枪，用来武装地方同志；二是选调几个政治上坚强、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同志到宁武担任区一级的领导。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没有地方政权的支持和帮助，军队的活动是很困难的。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对宁武的情况有了比较深刻而具体的了解，开辟根据地的思路也逐渐明确。

多打胜仗，开辟新局面

1941年6月，我率八团进入宁武境内，团部住在吴家沟。我军进入宁武，当地群众的心理很复杂。一方面，他们不甘忍受日寇的烧杀抢掠和伪政权的敲诈勒索，渴望八路军早日到来；另一方面，又害怕八路军打不赢日军，招来更大的报复，因此不敢与我军接近，使我们的行动一度很困难。

在一次连以上干部会议上，同志们反映了群众不愿与我军接近的一些表现。我在会上指出：“群众怕这怕那，归根到底是对我们能不能打败日本鬼子缺乏信心。要想在这里打开局面，站稳脚跟，首先必须狠狠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多打几个胜仗。只有把敌人的威风打下去，我们的志气才能长起来，才能够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一定要积极寻找战机，主动出击，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这次会议以后，各营一面派人深入乡村，了解民情、社情；一面派出侦察人员，摸清地形、地貌，了解敌人活动规律，寻找战机。6月20日、21日，我军在宁武县北沟滩的阎家村，与进袭之敌展开激战。我以伤5人的代价，毙伤敌40余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群众对敌斗争的信心。接着，又打了几个漂亮的歼灭战。

1941年8月3日，岢岚县日军出动步兵300多人，骑兵80多人，到黄道川、鸡儿墕抢劫，并将抢来的150多头牛、1000多只羊赶到鸡儿墕宿营。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命令二、三两个营急行军于8月4日拂晓前赶到鸡儿墕，向敌发起强攻。敌军遭到突然打击，溃败而逃。这次战斗，毙敌80多人，缴获骡马60匹，夺回了敌人抢劫的全部牛羊。

当时，我军的生活十分困难。只能靠黑豆、豌豆和野菜充饥，很长时间也没有闻到过牛羊肉味。我们夺回1000多只羊以后，有的同志对我说，我们经常饿着肚子打仗，这回夺回了这么多的羊，是不是可以留下一些，给大家改善一下生活。我听了以后，严肃地说：“我们绝不能这样做。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大家都知道，对于贫困的山区来说，一头牛、几只羊，就是一户农民的全部家当，是他们的命根子。我们如果吃掉一些羊，就是夺了群众的饭碗。这就不仅仅是吃了羊，而是吃掉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经过说服以后，大家一致同意把牛羊还给群众。当附近的群众来领取牛羊时，非常热闹，牛羊的叫声，人们的吆喝声，响成一片。有的人找到自己的牛羊以后，拉着我军指战员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广大乡村，大大提高了我军的声望。

过了两天，我团二营五连又在谢家沟打了一个歼灭战。

谢家沟位于宁武境内，距敌东寨据点20里。该村处于大山之下的山沟内，周围地形复杂。方圆10多里都是茂密的森林。8月5日，东寨据点的12名日军带领40多名伪军和20多个工程队员，到谢家沟伐树，掠夺森林资源。敌人一进村，就到处抓民夫，赶修碉堡工事，并且大肆抢掠财物，强奸妇女。

当时，我团二营五连由营教导员钱治安率领，正在五寨城东的店坪活动。钱治安获悉敌在谢家沟活动的情报以后，判断该敌刚到谢家沟，周围地形不熟，工事碉堡尚未修好，警戒不严，又远离敌人据点，决定对该敌发动突然袭击，消灭该敌。他们于8月6日到达大东沟。当天下午，钱治安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战斗动员，各班排小组互相挑战，提出进行歼敌比赛，战士们争着报名参加突击队。20时，部队由大东沟出发，为保守秘密，由当地群众带路，绕道向谢家沟前进。24时到达谢家沟以西的高地。部队隐蔽勘察地形，进行战斗部署。他们派出两个班，分别向东寨和五寨方向警戒；从全连挑出投弹能手和刺杀能手，分别组成投弹班和刺杀突击班；其余的人组成第二梯队。接着，刺杀突击班在前，投弹班和第二梯队紧随其后，悄悄向村里摸索前进。凌晨一时，当我突击班摸进村内爬上房屋时，被敌哨兵发觉，突击班的战士当即将敌哨兵刺死。投弹班随即向敌人的住房内猛烈投弹，有的敌人当场被炸死，活着的从房内惊慌地向外逃。跑出1个，刺杀突击班就刺死一个。不到3小时，76名敌人全部被歼，其中击毙42人，俘虏34人。缴获步枪31支，手枪1支，子弹2000发。拂晓前，我军安全转移。

从组建三支队开始，我们就不断用革命英雄主义教育部队。几年来，部队逐渐形成了一个好作风。各营、连、排、班都非常珍惜集体荣誉。无论是打仗、生产，还是工作、学习，都想争第一，谁也不甘心落后。二营、三营打了胜仗，一营不甘心示弱，就积极寻找战机，不久，在大白水村打了个歼灭战。

大白水村位于崞县境内，在原平镇西南。北距楼板寨据点20里，南距奇村据点18里。周围地形平坦开阔。8月中旬，我团一营活动于崞、忻大川以西的山地，16日晚到达鱼龙沟，准备待机伏击敌据点外出活动之敌。17日晨获悉：崞县日军3人、伪军20余人，16日到达楼板寨，同日会同楼板寨之敌出犯，经阎庄、卫家庄到卫村宿营。一营营长储汉元判断，该敌属经常性外出活动，敌人在返回时将经过刘庄和大白水村，决定在这里伏击敌人。当储汉元率二、三连到达刘庄时，敌人已到大白水村。储汉元一边让部队隐蔽休息，严密封锁消息，一边派侦察员到大白水村侦察。侦察员在村外遇到了刚刚逃出来的村长。村长说，敌人一进村就抢这要那，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还要群众到村外替他们站岗放哨，看来敌人已决定在这里宿营。储汉元听了侦察员的汇报以后，当即决定，将准备在刘庄的伏击改为向大白水村的强袭。

部队于22时由刘庄秘密前进，在大白水村村长的带领下，部队从苇地中间的小路通过，于午夜到达大白水村。即以一个排向奇村警戒，一个排向楼板寨警戒。第二连组织一个刺刀班，第三连组织一个投弹班和一个刺刀班，其余部队为二梯队，负责包围敌住房，防敌逃窜。各分队以秘密迅速的动作，用梯子登上房屋，将敌哨兵刺死。储汉元一声令下，房上房下的机枪、步枪、手榴弹同时开火，大部分敌人被击毙和俘虏。一部分敌人爬上北房顽抗，储汉元一边指挥用火攻，一边机智地高喊：“把重机枪给我抬上来，把他们都打死在房顶上。”敌人一听慌了，纷纷把枪扔了下来，举手投降。这次战斗，击毙日军2名、伪军10名，俘虏日军1名、伪军24名，37名敌人无一漏网，缴获轻机枪1挺，手枪3支，步枪30支。

在8月份的一个月内，我团多次主动攻击、袭击敌人，给敌以严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当地人民的胜利信心。大白水村战斗后，群众编成歌曲，到处传唱：“大白水，歼灭战，英勇善战的第八团。”随着战斗的胜利，开辟根据地的工作逐步展开。广大指战员亲身体验到打胜仗与开辟根据地的内在联系以后，斗志更加高昂，作战更加主动、积极。

9月，日军向晋察冀边区发动了所谓“百万大战”。为了配合晋察冀边区军民反击敌人的斗争，我奉命率八团三个营出击同蒲路。从9月4日至23日，我向同蒲路进行了破击，中断了敌人的交通，并接连袭击了忻口车站、奇村和轩岗。一、二营在袭击忻口车站的战斗中，劈开敌人架设的铁丝网，追歼敌人，歼敌65名，缴步枪20支，子弹10000多发。三营在袭击奇村的战斗中，歼敌36名，缴步枪11支，子弹1000余发。在袭击轩岗的战斗中，我军占领了轩岗煤矿，解救了一批被日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他们都是在中条山战役中被日军俘虏的，后被送到煤矿当苦力。他们被关在煤窑，周围是通电的铁丝网，每天被迫挖煤10多个小时，不给吃饱，有时还要遭到毒打。他们被解救以后高兴地说“共产党八路军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打击日本鬼子，报仇雪恨。我们从中挑选了200多名年纪比较轻、身体好的士兵，补充到各连，其余的一律发给路费，遣散回家。经过这次补充，八团的兵力从整编时的1800多人，增加到2100多人。

10月初，是晋西北的秋收季节，我团二营及团部特务连、通信连在阎家村团部农场收打莜麦。二营完成任务后，转移至斜坡、席麻窊休息，通信连仍住在阎家村。10月7日晚，驻岢岚的日伪军140余人，分三路包围阎家村，企图袭击我收麦部队。8日凌晨，我驻阎家村部队发现敌情后，即沿小路向斜坡二营驻地转移。清晨，我驻黄土峁的特务连向包围阎家村的敌军发动攻击，接连攻占了4个山头。这时，二营教导员钱治安率五、八两个连从斜坡赶来；营长周绍训率六、七两个连从席麻窊赶来，我亦由吴家沟赶到。当时，敌军遭我特务连打击后，退守在阎家村后面的草帽山上。我与周绍训、钱治安研究后，决定以3个连从正面向草帽山攻击，六连绕到敌侧后进行袭击。当我军从正面发动进攻后，六连穿过荆棘，攀上峭壁，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溃逃。这次战斗，歼敌70余名，击毙日军小队长1名，击伤日军中队长1名。

日军在阎家村遭到惨败以后，恼羞成怒，连续派兵出来，进行报复“扫荡”。我二、三营在芦草沟、红土沟、吴家沟展开抗击，经过3次激烈战斗，歼敌110余名，缴获骡马10匹。

12月31日，一、三在宁武县刘家坞伏击了前来烧杀抢掠的日伪军，毙伤日伪军32名，夺回了日军一路抢劫来的牛520头、羊610只，全部还给了群众。

八团于五月份进入管涔山地区，到12月底，共和日军作战29次，毙伤敌594人，俘敌62名，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132支，子弹14200多发，骡马80多匹。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小股敌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广大群众扬眉吐气，抗日必胜的信心大大提高，主动为我军送情报、抬担架、当向导。我们终于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活动范围逐步扩大，根据地建设日益加强。

新的启示

我团进入管涔山地区以后，连续作战，兵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了增加，这种情况引起了晋西北军区领导的重视。1941年10月份的一天，我接到军区发来的一封电报，要我昼夜兼程去军区，署名是贺、关。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什么事，也来不及多想，带了几个警卫战士，骑马连夜出发。我赶到军区以后，贺、关首长不在，周士第参谋长会见了我。他先问了部队的情况，然后说：“我看了你们报来的第三季度报表，八团现有2100人，我怀疑你们是不是把数字搞错了，把1200人写成了2100人。”我说：“数字没有错，我团现在确有2100人。”周参谋长又问：“我记得八团开赴管涔山时是1800人，这几个月你们连续作战，为什么部队没有减员，反而增加了呢？”我说：“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我们打的都是比较有把握的仗，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因此伤亡比较小。鸡儿墕战斗，我无伤亡；谢家沟歼灭战，我伤亡1人，大白水村歼灭战，我伤亡2人。二是我们打开轩岗煤矿以后，解救了一批被日军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我们从士兵中挑选了200多人，补充了部队。”周士第同志紧接着问：“那些当官的呢？”我回答说：“我考虑到他们出身不好，又长期接受国民党的反动教育，留下来不好安排，就发给他们路费，遣散回家了。”周士第同志一听，急得直跺脚。他说：“这些国民党军官，大多数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受过正规的训练。我们现在要培训大批干部，他们留下来可以给我们当军事教员。出身不好，可以教育改造嘛！内战时期，我们就教育改造过一些国民党军官。现在打日本鬼子，枪口对外，更能做到这一点。真不该放他们走。”

停了一会儿，周参谋长又问我：“补进的那些国民党士兵表现怎么样？”我回答说：“他们表现很好。这些人受过训练，打过仗，补进来就可参加战斗。他们被日军俘虏后，受尽了折磨，因此，非常痛恨日本人，抗日态度很坚决。”周士第同志一边听一边点头。周参谋长最后说：“现在部队减员很多，有的团只有1200人，有的团还不到1000人。八团进入管涔山以后，条件很艰苦，又连续作战，不仅没有减员，反而扩大了部队，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贺、关首长急于找你来，就是想把情况搞清楚。你回去以后，要把工作好好总结一下。”

我从军区回来，想了很多，越想越觉得周士第同志的话有道理。我不禁想起了一件往事。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时，在忠堡战斗中，我军俘虏了国民党军队纵队司令张振汉。经过贺龙总指挥与他谈话，他表示愿意为红军服务。以后让他当了红二军团随营学校的教官，他表现一直比较好，并随红军长征到了延安。我想，既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可以争取改造，中下级军官不是更可以争取改造吗？既然在内战时期都能把国民党争取过来，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不是更可以做到吗？我进一步认识到，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我只看到了国民党军官反动的一面，忽视了可以争取改造的一面，说明自己考虑问题是不全面的。

从这件事情上受到启发，在以后的斗争中，我们进一步加强了对伪军的工作，不仅做士兵的工作，而且也做军官的工作，争取他们反正，站到人民方面来。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工作，我们在伪军中建立了内线关系。他们经常给我们送情报，通报敌军动向；在我们进攻敌人据点时，他们做内应，起到了一般人起不到的作用。

巩固抗日政权

开辟根据地没有军事斗争不行，但是，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实践告诉我们，离开为创建或巩固政权这个基本目的的军事斗争，就必然会失去目标和方向，失去发动和支援军事斗争的动力和源泉。从进入管涔山地区那一天起，我们的思想就很明确，就是要在夺取军事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展开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用党的抗日主张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使广大群众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进一步认识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进而组织起来，建立抗日政权，拿起武器，投入到抗日战争的行列中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去。

八团进入管涔山地区以前，日本侵略者在各村普遍设立了村公所、维持会和谍报网，它们为日军征粮、筹款、拉夫、报送情报，是日寇进行反动统治的基础。要建立抗日政权，首先就要瓦解、摧毁这些伪组织。在进行这一工作时，我反复强调，一定要严格掌握政策，对参加伪组织的人员，要立足于争取。不要轻易抓人、杀人，以免引起恐慌，把一部分人推到敌人一边去。在统一部署下，我军每到一处，就召集伪组织的人员开会，向他们晓以大义，讲明抗日形势，交代政策。明确向他们指出，只要今后不再为日军办事，可以既往不咎。对于那些因生活困难向敌人送情报的，还从生活上给予适当帮助。在瓦解伪组织的基础上，我们召开村民大会，选举抗日政权的村长，同时，还建立了抗联会、妇救会、农救会、青救会，有的村还发展了共产党员，建立了党的地下支部。

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说到底还是要靠军队和广大群众建立起紧密的鱼水关系。我们来到管涔山之前，贺龙司令员曾和我说：“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的是政治仗，有时宁愿军队受一些损失，也不能脱离群众。” 这些话，反映了贺龙同志坚强的党性和很强的群众观点，也是我军建军思想的高度概括。我一直铭记在心，并用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

我们进入管涔山地区以后，明确宣布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在部队驻地不拉夫，不筹款，公粮按粮食产量计征，公平负担。我们还规定部队不许到老乡家里吃饭。部队走村串户做群众工作，都是自己背上水壶、干粮，饿了吃把炒面，渴了喝口凉水，努力减轻群众负担。有一件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有一次，团部通信连一名战士出去送信，走了一天路，没有吃上饭。当时地里的山药蛋已经成熟，但这位战士自觉遵守纪律，宁肯自己饿着，也不肯挖一个山药蛋吃，坚持把信送到了目的地，在当地群众中传为佳话。

我军还千方百计保护群众的安全，遇到小股敌人前来骚扰，我们就主动出击，力争全歼；当大批敌人前来“扫荡”时，我们就及时向群众发出通知，并派部队掩护群众安全转移；遇到敌人抢掠群众的粮食和牛羊，我们就尽力阻击，力争把财物夺回来还给群众。一点一滴，日积月累。群众从这些具体事实中，切实感受到共产党八路军代表着人民的利益，是自己的队伍。从而更加信赖、热爱八路军，尽最大的努力支援八路军。有的老乡看到战士穿不上鞋，脚上起了血泡，很心疼，连夜为部队赶做军鞋。有的困难户宁肯自己的孩子穿不上裤子，也要为战士做一双军鞋。部队打了胜仗，老乡就主动宰羊，慰问指战员。

开辟和建设根据地，不仅要做好广大工农群众的工作，还要做好那些有爱国心的地主、绅士的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吴家沟有个丁巨中，是一位有名的地主。八团住在吴家沟时，我多次主动和他接触，给他讲保国与保家的道理和“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的抗日主张。经过我们反复做工作，加上他看到我们真心实意抗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多次捐献粮食支援抗日。日军占领细腰村以后，他家离敌人据点比较近，他就在后山搭了一个窝棚，住在山上，坚持抗日，不当亡国奴。他的民族气节，对其他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对开明的地主、士绅要团结，对那些不大开明的，只要不是汉奸，也要注意政策。红土沟村有个地主叫吕生财，因为他为人狡猾，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油钵子”。我团民运股长谢允中和几个同志到他家，动员他捐献粮食，支援抗日。他对天发誓说家中没有粮食。谢允中等离开以后，吕生财对当地群众说：“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吃粮应该去找穷人。我的粮食是留给晋军吃的。”群众把这个情况反映给谢允中以后，谢非常恼火。他说：“我们牺牲流血打日本鬼子，让吕生财捐献点粮食，他都不肯，这样的人还算中国人吗？既然他不通情理，我们就给他点硬的；他不肯捐献，我们就到他家去搜。”在区农会主任的带领下，谢允中同志带领七八个人涌进了吕生财的家，东翻西找，最后，在羊圈里发现了一座地窖，从里面取出了 20 多担燕麦，有的已开始发霉。在团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的同志反映了这件事。我感到问题严重，提出要对谢允中给予严肃批评，并通报全团。我讲了以后，有几位同志纷纷发言，为谢允中讲情。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是两条：第一，谢允中是位好同志，从三支队到八团，一贯表现很好，在扩军、开辟新区方面做了不少贡献；第二，他到地主家里挖窖找粮，是因为这家地主顽固，情有可原。我在认真听了大家的意见以后说：“你们讲得都有道理，但不全面。谢允中同志是位好干部，我比你们更清楚。难道好干部有了缺点、错误，就不能批评？吕生财个人是顽固，难道因为他顽固，我们就可以不讲党的政策？”我强调指出：“政策是党的生命。对于违反政策的行为不制止、不批评，就会损害党和八路军的威信。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脱离上层人士，还会脱离群众。”最后，大家同意了我的意见，通报批评了谢允中同志的错误。

通报发出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应。参加征粮的不少同志表示思想不通。有的人说，我们搞到了那么多粮食，不表扬也就算了，反而批评我们，我就是想不通。谢允中不仅毫无怨言，反而给那些思想不通的同志做工作。他说，我一时感情冲动，忘记了党的政策，团里批评是对的，有利于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对我本人也有好处。有的同志向我讲了这个情况以后，我想了很多。我想，我们不少同志在艰苦环境中，忍饥受冻，出生入死，为党为人民日日夜夜地工作，他们没有受到什么奖赏。有了缺点、错误，受到批评、处分，而毫无怨言，这是多么好的干部啊！有了这样的干部，何愁工作做不好？何愁困难不能克服！

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经过一个时期艰苦细致的工作，在宁武充实、健全了县、区两级抗日政权。在自然村普遍建立了村政权和抗日组织，根据地的局面打开了。有了根据地，部队如鱼得水，走到哪里都是家。群众对子弟兵问寒问暖，主动为部队站岗放哨。敌人一出据点，我们就能得到准确的情报。每次战斗，都得到民兵和广大群众的配合和支持。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确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开辟宁、静、崞三角地区

我们在宁武初步打开局面以后，1941年夏，我们又把目标转向了一个新的地区。

在宁武、静乐、崞县三县交界的地区，有一个三角地带，北面的角尖是宁武地区，西南面的角尖是静乐地区，东南面的角尖是崞县地区。这一地区约有200多平方公里。由于处在三县交界处，敌人统治比较薄弱。

在六分区召开的有党政军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上，我提出应派一些干部，深入到宁、静、崞三角地区，开辟抗日工作，建立根据地。大家都表示同意，并决定由八团抽调干部执行这一任务。

我回到八团以后，在团的党委会上研究和部署了这一工作，决定抽调30名政治坚定、既善于打仗又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连排干部，组成敌后工作团，由团的民运股长谢允中担任工作团团长。

工作团出发前，我和他们一起，研究了工作任务和方法。我提出，工作团的任务，就是深入到三县交界地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领导当地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经和地委、专署的同志研究，为了便于工作，由工作团的同志组建宁静县抗日政府，由谢允中同志任县长。工作开展以后，可进一步组建区政府，并发动群众建立村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

我又指出，那里的敌人统治虽然薄弱，但要充分估计到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据我们了解，周围据点的敌人经常到那里清乡，各村都建立了伪政权，设立了情报员。你们去了以后，要保持高度警惕，要经常转移住地，防止敌人的袭击。开始阶段，工作团要集中活动，等局面打开后，再逐步分散。你们的工作，虽然很艰苦、很危险，但也有有利条件，广大群众、各阶层人民是拥护我们的。只要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能站住脚、扎下根，并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经过几天的准备以后，工作团的同志脱下了军装，换上了便衣，每人带一支驳壳枪、两颗手榴弹，踏上了新的征程。

工作团深入到敌占区以后，时而集中，时而分散。白天隐蔽休息，夜晚开展活动。他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开展工作，一户一户地发动群众。他们在属于宁武的地区，建立了宁武六区，在属于崞县的地区，建立了崞县五区，组建了两个区政府。

他们既充分发动群众，又善于掌握党的政策。在远离敌人据点的地方，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抗日的村政权和农、青、妇群众组织。在靠近敌人据点的地方，则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那些由日伪委派的村长、闾长参加到抗日的行列中来，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对于敌人安插的情报员，对大多数人立足于争取，向他们讲明民族大义，经过教育，很多人转变了立场。有的说：“我们当情报员是被迫的，日本人规定，有情况就要报告，不报查出来要杀头。现在我听你们的，你们说情报怎么写，咱就怎么写，咱们都是中国人嘛！”从这以后，各村的情报照样送，但内容都是欺骗敌人的。我们的同志离村以后，他们才去向敌人报告。因此，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扑空。对于极个别的坚持与人民为敌的特务分子，则坚决予以镇压。有一个情报员，在我工作团召集36群众开会时，偷着跑到敌人据点向敌人告密，使工作团遭到袭击，一位同志牺牲，谢允中和另外一位同志负重伤。以后，设计捉到了这个情报员，在群众大会上公审后就地正法，震慑了那些为敌效命的敌特分子。

1941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一年。部队缺粮、缺款，生活异常困难。我考虑到宁、静地区各级政权已经建立，各项工作已有了基础，具备了征收爱国公粮的条件。于是，我给谢允中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当前我们部队的物资保障很差，经济条件异常困难。为了有利于坚持抗战，进一步增强我军战斗力，已征得地委和专署同意，在你们已开展起革命工作的敌占区内，征收抗日救国公粮。望你们充分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动员那里的富有阶层，发扬爱国精神，为抗战作出应有的贡献。”

谢允中接到信以后，和工作团的同志进行了认真研究，他们认为，征收公粮收集运送困难比较大，决定改为征收公粮折款，全区约有一二百户财主，每户征银元300元，可征集几万元银元，送到根据地，不愁买不到粮食。定了以后，就组成几个组分头行动。这次，谢允中吸取了挖窖取粮违反政策的教训，在工作中一再强调要耐心说服。他们采取了三个步骤：一劝二催三收款。由于工作做得比较细，进行得比较顺利，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共征集银元5万多元。然后，他们用3头骡子，每次驮运6000元，往返9次，把银元全部送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支援部队渡过困难作出了贡献。

宁六区、崞五区还组建了游击队，不断袭扰敌人。有一次，崞五区游击队接到情报，第二天轩岗之敌要通过西岔口向羊圈岭送给养。游击队在当天夜里急行军20里，于第二天拂晓进入西岔口，抢占了制高点。当敌人两辆汽车进入伏击时，游击队猛烈开火，击毁了敌人的两辆汽车，消灭敌人20余人，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宁、静、崞三角区，实现了由敌占区到游击区再到根据地的转变。日军无可奈何地承认，“赤化” 的村庄，与日俱增。

千方百计渡过难关

八团进入管涔山地区，打击敌人，开辟根据地，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晋西北地瘠民贫。1940年冬，日寇在“大扫荡”中，推行“三光政策”，许多房屋被烧，一些群众被杀害，财物被抢劫一空，人民生活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军进入这个地区以后，碰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最大的困难是严重缺粮。日寇一方面在占领区内按人口售粮售物，加强对物资的掠夺；一方面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切断物资交流，断绝物资来源。在根据地搞到粮食，非常困难。大米、白面想都不要想，就连小米、高粱也难吃到，只有拿黑豆当作主食。

在北方农村，黑豆本来是喂骡马牲口的饲料。把黑豆磨成面，蒸成窝头，吃起来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为了生存下去，只好硬着头皮往下吞。有时找到一些黑豆，来不及磨成面，就把黑豆煮熟了吃。有的连队一时找不到黑豆，就把红刀豆煮着吃，结果造成食物中毒，幸好抢救及时，没有造成损失。后来老乡告诉我们，红刀豆必须和其他粮食掺和在一起吃，单独吃就要中毒。团部及时把这个情况向各连作了通报。病号每人每天发六两黑豆面，搅成稀糊糊喝。因此，干部、战士的体质普遍下降。

粮食缺，蔬菜也很少。市场上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酸菜，而且很不容易买到。于是，我们就利用战斗的间隙，发动干部战士到地里去挖野菜。大家把苦菜、灰灰菜、扎蓬菜、马齿苋菜、野蒜、扫帚苗挖回来，去掉根洗一洗，配上豆面或麦粒煮成糊糊吃。

盐和油更是奇缺，有钱也很难买到。有时部队搞到一些山药蛋，没有盐，就用白水煮熟吃。

穿也很成问题。夏天没有衣服换，只好到河里洗澡时，把衣服洗干净晒在沙滩上，干了再穿上。冬天的棉衣，是用羊毛絮的。穿不久，羊毛就全掉在下摆里结成团团，胸前和后背成了夹衣，北风一吹，透心凉。经常在山区行军打仗，鞋子很费，烂得没法穿了，就找一根细麻绳绑一绑，再穿在脚上。鞋底磨穿了，只好光脚板在碎石路上走，路上常常留下斑斑血印。

由于长时间缺乏营养，部队的病号日益增多。最多的是夜盲症，有的连队一半人得了这种病。一到晚上，什么也看不见。夜行军时只好牵根绳子，拉成一串，摸索着前进。还有不少人生了疥疮。

在严重的困难面前，部队中一些人的思想开始波动。一些在冀中参军的新战士，在南渡大清河、西越平汉路时，就有些思想波动。现在，远离富饶的家乡，来到这穷乡僻壤，环境、气候都不适应，吃没吃的，穿没穿的，还染上了夜盲症或疥疮。因此，一些战士表现了悲观动摇的情绪，开小差的现象不断发生。

面对这种情况，我考虑，必须要把稳定部队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要依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稳定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只要人心不散，精神不垮，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首先，我们在部队中开展了形势教育，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 《论持久战》。通过学习讨论，着重解决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持久战的三个阶段，相持阶段的基本特点。在学习中，我反复向大家说明，我们目前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这是最困难的一个阶段，但又是一个由困难转向光明的阶段。我们要和晋西北人民齐心协力，克服悲观情绪，毫不动摇地坚持抗日战争。我还反复强调，我们在晋西北吃点苦，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使全国人民不吃苦；我们现在忍受暂时的困难，是为了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只要坚持到底，熬过这一段艰难的岁月，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我带了头以后，营连干部也都亲自给战士上课讲形势，政治干部讲，军事干部也讲，政治教育搞得有声有色。

我们还对部队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 中论述鲁迅的一段。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难。”我们号召干部、战士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越是困难，越要坚定。我们提出，烈火炼出十成金，艰险炼得骨头硬。学习鲁迅，唤醒了蕴藏在每个人心底的荣誉感、责任感，悲观动摇的情绪、沉闷的空气一扫而光，部队出现了蓬勃向上的气象。在政治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我们广泛开展了谈心活动，做好个别人的思想工作。多年来，我养成一个习惯，一有时间就到连队去，看看战士们在想什么、干什么，吃得如何，住得怎样，管理教育有什么问题，一旦发现问题，就把营长、连长找来，商量解决。有些日子不到连队去，就感到心里不踏实。在困难时期，我到连队去的时间就更多了。到连队后，找积极分子谈，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研究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办法。找思想有问题的同志谈，特别是找那些有思乡情绪、擦眼抹泪、讲怪话、言行举止表现反常的同志谈，在谈话时，坚持鼓励为主，表扬他们的优点和长处，坚定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由于我经常到连队去，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开会研究工作时，常常讲到一些营连级干部不知道的情况，使他们感到有压力，促使他们也经常深入基层了。从团营连到班排，普遍重视了思想政治工作。经过一个时期艰苦细致的工作，一些同志的思想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克服困难，革命精神固然重要，但要部队生存下去并坚持战斗，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资保证，首先是要有粮食。古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三日无粮不聚兵”。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我们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想了许多办法。

一是从敌人手中夺粮。我们多次组织部队，伏击日军的运输车队，攻打敌人的据点，从敌人手里夺回来不少粮食。二营曾三次攻克岢岚县阎家坪据点，夺回了大批粮食。有一次，几个日本商人带着一个运输车队越过森林铁路，我带团部特务连去伏击，搞到了一些盐和食用油。

二是向地主筹粮。在宁武，老百姓生活很贫困，但地主手中都保存着一些粮食，他们常常以高利贷的形式，把一部分粮食借给农民。我们掌握这个情况以后，就召集一些地主开会，反复向他们宣传，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要“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寺沟会村有个大地主，他有个儿子在晋西北行署工作，本人思想很开明，拥护抗日，带头捐献了很多粮食。我们及时给予表扬，带动吴家沟、石盘沟的地主捐献了不少粮食。

三是自己动手，开荒种地。1941年5月，我们一进入管涔山，就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掀起了开荒的热潮。在驻地周围的山坡上，开出了一些荒地，种了莜麦、山药蛋、蚕豆等五谷杂粮，也种了一些菜。团部还在阎家村建立了一个以种莜麦为主的农场。1942年春，我们又进一步扩大了开荒面积。

除了解决粮食问题以外，治疗疾病，也是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我看到那么多同志得了夜盲症，生了疥疮，心中非常着急。我走访当地老乡，召集河北、山西两省的战士开座谈会，寻找治疗这两种病的方法。当地的老乡们告诉我，家禽、飞禽、猪、羊的血和肝可以治疗夜盲症。我们就组织人去打山鸡和鸽子，肉用来改善生活，血和肝用来治病。我们还专门派人去买了一些羊肝，给病号吃。这个办法还真灵，不久，夜盲症在全团就绝迹了。

治疗疥疮的方法也找到了。最简便的办法，就是从老乡的旱烟管中抠出点烟油，涂抹在患处。战士们几经研究，还自行配制了一种“疥疮膏”，他们买来一些硫磺，到老乡家的墙角刮一些硝，再找点木炭，按照一硫二硝三木炭的比例配好，然后用猪油搅拌成膏即可使用。我亲眼看到，当把烟油、“疥疮膏”涂抹在战士们的患处时，疼得泪珠滚滚。但为了早日治好病，重返抗日前线，每个人都强忍疼痛，坚持治疗。很快疥疮就治好了。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晋西北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不仅完成了上级赋予八团的各项任务，而且战胜了重重困难。经过开荒种地，自办粉房、豆腐坊、油坊，部队的物质生活逐步改善。1942年秋收以后，吃穿问题基本解决。每人每天有3钱油、4钱盐、12两到1斤蔬菜，每月能吃上两次肉。干部战士的体质逐渐恢复，各种流行性疾病基本得到了控制。到了冬天，每人发了两双袜子和一双手套，还给哨兵配发了棉鞋、皮衣、皮帽。更重要的是，经过艰苦的磨炼，干部战士的意志更加坚定，军政、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更加融洽，部队内部更加团结、巩固了。

让青年干部尽快成长

八团的干部队伍，主要是由两部分同志组成的。一部分是红军时期入伍的老同志，他们担任着团、营两级的军政主官；一部分是抗战以来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经过几年的锻炼，有的已担任了连、排级的职务，1939年12月党中央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以后，有少数青年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开始进入了团、营两级的领导班子。

随着新干部的不断增加、提升，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开始突出出来，1941年下半年，连续发生了两件事，引起了我的重视。

有一次，新提拔起来的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邓汉征到各营去了解情况，回来后向我作了汇报。一天，团党委召开会议，各营汇报了工作情况以后，我作了总结性讲评，我说：“这一段时间，一营的工作保持了现状，二营的工作有所后退，三营的工作有新的进步。”我刚一讲完，一营教导员高士德就满脸不高兴。散会后，高士德找到邓汉征，指责他向团里汇报了不真实的情况。邓汉征不承认，两人就吵了起来。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找高士德谈话，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指出，对三个营的评价，是根据我自己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同时批评他不应该以粗暴的态度对待新提拔起来的干部。我讲了以后，高士德显得很不服气。他说：“邓汉征不过是抗战后参军的青年学生，不会带兵，不会打仗，只是靠会说话，没有几年就被提拔为营级干部，和我们这些人平起平坐，指手画脚，我就是看不惯，就是想不通。”最后，他又说了一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团政治处一位青年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到三营去了解情况，竟被三营教导员给赶了出来。

这两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我觉察到这绝不是个人之间的矛盾，也不单纯是个别同志的思想作风问题，而是反映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矛盾：老干部与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矛盾。发生这类矛盾，主要是由于少数老同志居功自傲，看不起新干部，对提拔年轻干部有不满和抵触情绪。因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老干部。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

矛盾暴露出来了，怎么办？我反复考虑，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理解得深刻不深刻，执行得自觉不自觉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的干部有没有政治远见、宽阔胸怀，能不能团结广大青年干部一道工作、战斗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必将影响干部团结，影响部队建设。 

我对团里的一些老同志，有全面的了解，他们对党忠诚，作战勇敢。他们对提拔年轻干部有抵触情绪，主要是不了解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说到底是个思想认识问题。解决思想问题，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只能通过学习讨论，用互相启发、共同受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采用简单生硬、命令的方法。

在团党委会议上，我讲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建议利用敌军“扫荡”的间隙，进行一次整训，着重解决新老干部团结问题，大家同意了这个意见。

整训在八团团部驻地吴家沟进行，参加的有全团连以上的干部。这次整训，以学习党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为重点，围绕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展开学习、讨论。在学习、讨论中，我们引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把自己的想法都讲出来。我们一再强调，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但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学习讨论会开得热火朝天，先是小组讨论，每个人谈自己的认识，然后又组织大组讨论。真理越辩越明，观点从分歧、对立逐步趋向一致。

有一位红军时期的干部说，红军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经受了磨炼和考验，应该感到光荣和自豪。但是，光靠红军能打败日本人吗？红军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了3万人，现在有多少兵力？40万。这增加的37万人是哪里来的？还不是热血的爱国青年进来了。我们的革命在不断发展，今后革命队伍中的青年会越来越多，只有搞好新老干部团结，革命才能成功。看不到这一点，就是眼光短浅。

还有一位红军干部说，有的同志说，青年知识分子不会带兵，不会打仗，我们刚参加红军时会带兵、会打仗吗？还不是在斗争中学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比我们有文化，我相信，他们学起来，会比我们快。

另外一位同志说，以前我总认为，我们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参加红军，很不简单。现在想一想，一些青年学生，为了抗日，放弃了读书，离开了舒适的环境，千里迢迢跑到延安参加八路军，也是不容易、不简单的。

在老同志发言的启发下，不少青年干部纷纷发言，检查了对老干部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

一位青年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说，过去我们认为老干部没学问，是大老粗。现在认识到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老同志会带兵、能打仗，带兵、打仗难道不是学问？我看不仅是学问，而且是很深的学问。通过这次学习，我们进一步发现了老干部的许多优点，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有坚强的革命信念，坚定的革命意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他们对敌斗争英勇顽强。还有一点，他们不爱面子，当发现自己有缺点、错误的时候，能够勇于改正。所有这些，不正是我们青年干部所缺少的吗？

我自始至终参加小组会和大组会，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引导学习逐步深入。最后，我作了总结发言。我说，红军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各有各的长处和优势，也各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今后，双方都要注意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克服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工农干部要努力使自己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努力使自己革命化、工农化。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帮助，而不应该互相看不起，产生隔阂，闹矛盾。有了矛盾，要多想一想我们的共同理想，想一想中国革命的前途，想一想在和敌人浴血奋战中结成的战斗情谊。这样，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呢？

这场大讨论，使广大干部迅速觉醒，统一了思想，扫除了提拔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的思想障碍，新老干部之间消除了隔阂，关系更加融洽。

思想认识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在我脑子里盘旋。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又处在艰苦的环境中，部队一时很难有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使两类干部都能得到锻炼、提高呢？经过认真考虑，我提出了一个方案：把一些红军干部送到晋绥党校学习，把一些经过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提拔上来，经受全面的锻炼。我这个意见，很快得到晋西北军区的批准。

经过一段时间，在党校学习的红军干部，提高了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新提拔起来的年轻干部，经受了全面的锻炼，带兵、打仗的能力迅速提高。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中，这两部分干部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兄弟部队的同志常常赞扬八团的干部成长得快，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要想起吴家沟整训那一段不平常的日子。

粉碎“铁壁合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寇减少了在晋西北的兵力，调走了一个旅团，总兵力由3万人减少到2.5万人。但是日寇摧毁我根据地的决心并未改变。他们一方面在已有3万伪军的基础上尽量增编扩充，以增加辅助的守备力量，一方面主动放弃了一些小的据点。经过调整，于1942年2月，集中第十六混成旅团和第三混成旅团的一万多人，向晋西北根据地发动了春季大“扫荡”。

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我军进行了认真的准备。首先，我们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于1942年1月份在岢岚铺上地区对部队进行了精简整编。由原来每营4个连队减为3个连队，增加一个机枪排。从团直司、政、后、卫机关抽调122人补充到连队。将一部分老弱病残人员，组成生产队，到山区一边休养，一边开荒种地。整编后，每个步兵连由五六十人增加到100多人。全团总人数为1719人，部队更加精干，战斗力进一步提高。另外，我们遵照军区的指示，将一些骡马和物资转移到黄河西岸。

春季大“扫荡”从2月4日开始，日军采取了“铁壁合围”、“梳篦战术”。他们迅速集结兵力，昼夜连续行军，实行远距离奔袭，企图一举摧毁我军主力及指挥机关。针对敌军的意图，晋西北军区制定的作战方针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避开敌之合围，寻敌之弱点积极打击敌人，趁敌后方空虚，派出游击队，进入敌占区，袭击敌人。

日军第十六混成旅团经长途奔袭，2月6日到达兴县，我党政军领导机关早已转移。敌军没有达到目的，就分成几股，反复“扫荡”兴县西南地区。敌军大肆抢掠烧杀，手段之残暴，超过了1940年冬大“扫荡”时的“三光政策”。

敌军开始“扫荡”后，我八团在宁武、岢岚之间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疲劳、削弱敌人。2月12日，我三营两个连在界河口、合里之间伏击敌军一支运输队，毙伤敌20余人。2月14日，我团在寺沟会地区打击“扫荡”之敌，毙敌100余人。接着我们派一营前往二十里铺至大蛇头一带，破坏敌人交通。主力集结在寺沟会一带，待机歼敌。2月21日，日军第十六混成旅团长若松亲自率领3个支队的日军，分8路急进，企图合围358旅直属机关及716团。我团在会阳寨顽强阻击了从岚县出动的敌人，给敌以沉重的打击，为掩护旅直机关转移争取了时间。

敌军在合围358旅失败以后，开始从兴县地区撤退，集中兵力，企图在宁武与我八团决战。2月27日，日军进到黄土峁、吴家沟、细腰村，与苛岚出动之敌会合后，分9路向我八团逼进。我们派出二、三营的各两个连，在接官亭伏击敌人，团直和特务连在干沟集结。当天中午，侦察员向我报告，日军在接官亭和我接触后，一股敌军约800多人正向干沟方向扑来。我和团里几位同志研究以后，感到形势紧急，必须立即转移。我考虑，敌军从接官亭来干沟，必须要通过一个山口。只有在山口阻击敌人，才能保障部队和群众安全转移。我立即命令连连长刘增敏带部队迅速抢占控制山口的制高点，坚决阻击来犯之敌，没有命令不准撤退。随后，由当地群众带路，我率领团直机关和群众，顺着山林间的一条小路转移。我们刚离开干沟，山口方向就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我马上派通讯员通知特务连撤出阵地，安全转移。

27日晚，我们在后马岭高桥村宿营，刘增敏带特务连赶来同我们会合。他向我谈了阻击战的经过。他带部队到山口以后，迅速隐蔽在一个山头上，构筑了简易工事。这时他们看到敌人正大摇大摆地沿着山沟开了过来。走在前面的是几十名伪军，他们根本没有发现我们，一边鸣枪，一边搜索前进。我军没有理睬他们。当日军的大队人马行进到山脚下时，刘增敏立即命令部队用机枪、迫击炮猛烈向敌军射击，给敌人以严重杀伤。走在前面的伪军，听到后面打了起来，就赶紧往回跑。在混乱中，日军把伪军误认为八路军，就猛烈射击。打了一阵以后，才发现是自己人。当日军发现我军阵地，向我们发动进攻时，刘增敏已接到撤退的命令，在向敌人发动猛烈反击以后，立即带领部队撤出阵地，安全转移。这次战斗，毙伤日伪军100余人。我军一位班长英勇牺牲。

刘增敏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一位青年知识分子，在部队进步很快。这一次战斗，充分表现了他沉着冷静、机智勇敢的特点。

2月28日，我们继续向西转移，经店坪、黑峪于3月1日拂晓到达岢岚的铺上地区，脱离了敌人的合围。一、二、三营在给敌人以杀伤后，也陆续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敌人合围八团扑空以后，于3月2日分3路撤退，它的“铁壁合围”、“梳篦战术”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确保战略枢纽安全畅通

晋西北根据地，处于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早在1940年2月，贺龙同志率120师主力回师晋西北时，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就发出指示，要把晋西北建成联结陕甘宁边区与华北的“战略枢纽”。贺龙同志曾形象生动地给我们讲：“晋西北像手腕，华北各根据地像手指，陕甘宁边区住着党中央、毛主席，是心脏。心脏出的血，要经过手腕才能到手指，手指的血也要经过手腕才能回到心脏，实现循环。手腕出了毛病，血流就出现梗塞，手指便无法活动了。”

对晋西北的“战略枢纽”地位，日寇是很清楚的。他们为了切断党中央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为了阻止抗日军民的来往，他们在靠近根据地的边缘，修筑起一座座碉堡，里边住着几十名日伪军，封锁道路。在同蒲铁路线上，巡逻队日夜不停地来回巡逻，封锁的非常严密。

八团进入管涔山地区以后，在打击敌军、开辟建设根据地的同时，晋西北军区还赋予了我们另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是接应和护送陕甘宁边区、华北敌后的人员、武器弹药、骡马及其他军用物资，安全通过百里封锁区，保障到达各自的目的地。

在一次连以上干部会议上，我传达了晋西北军区的指示，强调了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意义。我说：“我们护送的过往人员，都是我党我军的领导骨干。他们身经百战，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护送他们按时顺利到达目的地，对于支援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争取全国抗战的早日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宁肯我们自己牺牲流血，也要保证他们安全通过。”我还指出：“我们护送的物资，是根据地人民用血汗换来的，绝不允许损害和丢失。”

为了顺利完成接应和护送的任务，我多次派出侦察员，寻找通过封锁区的路线，研究通过的办法。经过多次摸索，我们制定了一个具体行动方案：担任接护任务的部队，在黎明前出发，徒步穿过100多里的游击区，天黑前赶到封锁区边缘。稍作休息，吃点干粮，夜色降临后，进入封锁区，衔枚疾走，在第二天拂晓前跨过这一危险地带。闯过封锁区后，还不能停留，要再疾行100里以上，才能到达对面的根据地。完成一次任务，单程是300多里，要连续走两天一夜。返回来，又是同样的路，没有一股顽强精神，是难以完成这项任务的。因此，我们总是挑选最好的干部战士承担这一任务。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团多次护送过我党我军的重要干部。1941年春夏，我们护送过少奇同志去山东，接应过彭真同志去延安。我们还护送过韩光、李范五等同志。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前后，冀中不少干部家属、青年学生去延安，也都是由我团护送的。至于护送电台之类的物资去晋察冀，接应文件转送延安这类的任务，几乎每周都有。

接护任务最艰巨的是保护运输队。120师回师晋西北以后，供给部还留在晋察冀。因此，120师组建了一个运输大队，经常向晋西北运送物资。物资由骡马驮运。因为骡马目标大，又不听招呼，通过封锁区时是非常危险的。

1941年冬，二营六连到晋察冀接回120师运输大队驮运重要物资的一百多匹骡马驮子。正准备返回时，收到晋西北军区拍来的电报，说任务繁重，军区决定派部队到铁路以西我游击区的白水村接应。全连同志深感责任重大，情况复杂，百倍警惕地出发了。从黎明到黄昏，他们疾行100多里，来到了封锁区边缘的第一道封锁线大烟镇，休息时吃了点干粮，做好战斗准备，天黑后护着骡马驮子进了封锁区。行进中，人人严守纪律，没有一点光亮和响声，发现敌巡逻队，远远就隐蔽起来，待巡逻队过去，再继续前进。

这一夜，六连的同志以急行军的速度走了100多里，黎西北军区的指示，来到白水村时，却不见接应部队的影子。连长李存金和指导员肖良田知道情况有变化，既没有休息，也没有吃饭，又接着往前赶。在路上，他们捉了两个特务，经过审问，才知道接应部队已经转移，日寇正在侦察寻找这支运输队，企图劫去这批军用物资。于是，他们找到有利地形隐蔽起来。待到黄昏时，全连才又护着运输队继续出发。走了60多里，到达根据地边缘的高家梁村，就在卸下驮子给骡马饮水、烧水做饭时，日寇追了上来。他们立即派一个排去装驮子，用两个排去迎击敌人，然后掩护驮子撤出战斗，继续前进。全连忍着饥饿和疲劳，经过三天两夜，终于把这一百多匹驮着重要物资的骡马运输队，毫无损失地送到120师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师部的同志赞扬说：“六连个个都是飞毛腿、铁脚板，是打不垮、拖不烂的好连队。”1942年3月，我们还担负了接护52团部队安全通过同蒲铁路及其两侧的百里封锁区的任务。由于人员多，前后共分3批，时间一直延续到7月份。在第三批接护期间，二连在宁忻公路上的左头村担任警戒，伏击了敌人的骑兵巡逻队，缴获了3匹战马，确保了52团全部安全通过。

1942年10月，在我团移驻临县开展反蚕食斗争时，又领受了新的接护任务。临县往西五六十里是黄河，河对岸是陕北的葭县；往西南有公路通黄河边的重要渡口碛口；东南方向的文水、交城那边的大川里，是三分区，但中间隔着一条敌人的封锁线，就是从离石经圪洞、方山到岚县的公路。这条公路是日军的重要补给线，两侧据点密布，每隔十几里就设一个；特别是方山地区，日寇占领后，敌伪统治很严，汉奸伪军多，老百姓被迫替他们站岗放哨，我军在这一带活动，常常有人向敌人报告。敌人根据汉奸提供的情报，经常派出兵力，到我军必经的路口伏击，给我们带来很大困难。我团受领的接护任务，就是要在临县、方山一带，接护从华北敌后和晋东南根据地过来的人员和物资，使其安全到达延安。具体说，就是在距离公路30里的地方接护干部和物资，然后在敌人鼻子底下通过封锁区。显然，这是非常危险的。要顺利完成接护任务，就必须打开一条通道。经过反复研究，我们拟定了几条措施，并付诸实施。

一是主动出击，打几个胜仗，迫使敌人不敢随便出来活动。1943年2月中旬的一天，30多个日军和60多个伪军，从据点出来抢粮，当进入我三营的伏击阵地时，我军立即给予迎头痛击，一举消灭日伪军40多人。一营也打得很漂亮，在板家清的战斗中，全歼日军一个小队，还抓了两个俘虏。以后又在务云塔、杨弯、温家庄等地伏击了敌人，打得敌人胆战心惊，再也不敢随意出动了。

二是配合地方政府，深入发动群众，摧毁敌伪维持会，建立抗日政权。军事上的胜利，不仅打怕了敌人，也震慑了汉奸和参加敌维持会的一些人员，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派出武工队深入占领区，宣传抗日主张，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摧毁了圪洞、方山、马房、胡堡四条沟的敌伪维持会，建立了抗日政权和民兵组织，并在敌人据点周围设立了十几个侦察站和通讯站，监视敌人行动，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在距离敌人据点 5里地以外的地方，都成了我们的天下。我方人员来往通过封锁区，再没有人给敌军送情报了。

三是认真侦察敌情，慎重选择通过地段，确保人员、物资安全通过封锁区。每次受领任务后，首先派人到侦察站了解敌情变化情况。根据敌情，有时把通过地段选在方山与胡堡之间，有时选在胡堡与津良庄之间，使敌人摸不到我们的规律。在通过封锁区以前，再派便衣到敌据点附近观察敌情变化，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保护着人员或物资从离岚公路东南30里的地方向西北方向进发。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团受领任务后，一般都是派一个营接护，以两个连从通过地段向东北、西南两个方向推进500米以上距离，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防止敌人乘汽车或派骑兵前来袭击；以一个连的兵力和接护干部混合编组负责带队，保护着人员或物资从这1000米的安全地段尽快通过。两面警戒的部队，等到接护队伍通过封锁区以后才收拢跟进。

我们还多次教育参加接护任务的指战员，务必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照顾好被接护的人员。被接护的同志大部分是营、团以上的干部。他们有的是到延安进党校、抗大学习，有的是去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不少同志还带着家属、小孩、行李、书籍等等。他们携带的东西，都由战士背着；走不动路的小孩，由战士用箩筐挑着；老弱病残人员，由战士搀扶着走。有的战士鞋子破了，脚上打起了血泡，仍然争着背行李、挑孩子。接护部队还准备了粮食、猪肉、食油和盐，进入安全地带以后，做上一顿好饭，请被接护的同志饱餐一顿，使他们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有一次，我们派九连一班4位同志去静乐接护5名干部去交城。其中有两位女同志，另外，还带着3个小孩。参加接护的4名战士，在路上精心照顾，背小孩、扛行李，顶风冒雪，穿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安全顺利到达了目的地。那两位女同志看到战士如此精心、周到，几次感动地流下了热泪。事后，他们还专门给八团来信，表扬了接护的同志。

从1943年2月到5月，在3个月的时间里，我团共接护干部14批2767人。在整个接护工作中，没有损失一位干部，没有丢失损坏一件物资，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把敌人挤出去

1942 年，日寇对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失败以后，又采取新的措施，对各根据地推行“蚕食政策”，即实行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所谓“总力战”。这种“总力战”，是以军事上的反复“清剿”，政治上的欺骗宣传，行政上的建立伪政权，经济上的封锁破坏，文化上的奴化教育以及特务活动相辅而行的。敌人要“蚕食”一个地区，一般是先派特务进入该地区，建立秘密组织，发展到一定基础之后，就排挤我军，建立据点或伪政权、维持会。采取这种方法如果达不到目的，就进行军事“扫荡”，建立据点，再以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力量来巩固这块占领区。然后，又以此为基地，向其他地区进行“蚕食”。

敌人采取“蚕食”政策的初期，由于根据地军民认识不足，未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与敌展开斗争，使敌人的据点和控制的公路有所增加，扩大了占领区，而我根据地及活动范围日益缩小。

为了制止敌人的扩张活动，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1942年6月，晋西北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开展反“蚕食”斗争，指示各主力部队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开展斗争，打击敌人，瓦解和摧毁伪政权和维持会，建立抗日政权。

我团根据军区的指示，决定组建5个武装工作队，1个随八团主力活动，在宁武地区对宁化堡、石家庄、细腰村的敌人据点展开斗争，另外4个武装工作队，则到与根据地接壤的敌占区边缘展开反“蚕食”斗争。

武工队人员少，任务重，到敌占区后能不能打开局面，完成任务，关键在于干部的素质。但是，在选调武工队干部时，却碰到了问题。有些营、连干部从本位主义出发，一是想尽量少调一些人出去；二是想把一些职务低、能力差的同志调出去。我认为，这种本位主义的思想不克服，就很难组成坚强有力的武工队，就很难完成反“蚕食”斗争的任务。在一次连以上干部会议上，我严肃批评了一些同志的本位主义思想。我说：“我们共产党员、八路军的干部，要胸有全局。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从全局出发，从党的利益出发。什么是全局？在当前，反‘蚕食’斗争就是全局。你党性强不强，是不是有全局观念？就看你能不能选派政治上坚强、作战经验丰富、政策水平高的同志到武工队去。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考验，我希望大家都能经得起这个考验。”这次会议以后，“挑选好的干部到武工队去”的口号响遍了全团。各营、连纷纷推荐比较好的同志参加武工队。这样，很快就组成了5个精干、机警、灵活、有独立活动能力的武工队。

武工队出发前，我们开了几天会，对反“蚕食”斗争的步骤和方法作了具体部署。会议确定：

武工队进入敌占区以后，首先要发动政治攻势。要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反对投降、反对维持会、反对汉奸、抗战到底的宣传活动。同时，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把参加伪政权、维持会的人员搞清楚，分清哪些是争取的对象，哪些是打击的对象。继而瓦解、摧毁伪政权和各种伪组织，建立起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

在发动政治攻势的同时，要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袭击敌人据点，伏击敌人外出的小分队，打击与捕捉三五成群出来活动的汉奸、特务。主力部队则以广泛的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向外扩张的行动，保障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工作。在已经开辟工作的村庄，要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和民兵，协助武工队开展工作，保卫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在给敌伪以严重打击的基础上，要抓紧时机，利用各种关系打入伪军内部，争取与瓦解伪军，把反“蚕食”的斗争进一步推向深入。

武工队进入宁武地区以后，分成小组深入到汾河两岸的敌人据点附近活动。部队也以连排为单位，配合武工队同敌人展开斗争。如有大股敌人出动，部队立即收拢，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武工队在敌人据点周围，有时埋地雷，打伏击；有时摸哨兵，搞夜袭；有时撒传单，捉汉奸；有时割电线，破坏公路。部队则不断伏击、袭击出来“扫荡”的敌人，如：7月29日，八团八连袭击宁武县葱沟据点，毙伤敌6人；8月7日，八团一营袭击宁武石家庄据点，毙伤敌38人；8月9日，三营九连在宁武颗河沟抗击敌人，毙伤敌4人，俘敌 6人；8月12日，一、三营在宁武县新屯堡、红土沟、芦草沟伏击敌人，毙伤敌33人，打得敌人胆战心惊，群众深受鼓舞，增强了反“蚕食”斗争的信心。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的配合下，我团经过3个月的斗争，瓦解和摧毁了一些村庄的维持会，镇压了极少数死心踏地的汉奸，恢复和建立了抗日政权，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但是，从晋西北全局来看，形势并未得到根本改善。1942年秋和1940年上半年相比，晋西北根据地及游击区缩小了三分之一，人口从300万减少到100万。这种局势，引起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1942年10月，毛主席在延安接见了中共晋绥分局的负责同志（1942年8月，晋西北区党委改组为中共晋绥分局，晋西北军区改组为晋绥军区），作出了“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

1942年10月，晋绥军区对各军分区所辖地域作了重新划分，部队活动区域也重新作了调整。八团奉命从宁武地区转移到临县地区，执行“把敌人挤出去”的任务。

我团刚到临县不久，11月初，中共晋绥分局在兴县北坡村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毛主席接见晋绥分局负责同志的谈话。毛主席指出：“晋绥情况有变化，全国的情况也有变化。我们的敌后根据地，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像茶壶底，后来发展得很大，像茶壶的肚子了。现在又在缩小，到了茶壶盖子了。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都是这种形势，晋绥根据地就更严重。现在你们的党委就住在黄河边上，地区人口缩小到不足100万人了，黄河这边是陕甘宁边区，黄河以东才是你们晋西北的地盘嘛！”毛主席还说：“现在敌人把你们的地盘挤得很小，据说连临县的三交镇也有了敌人的维持会。那么，你们为什么就不可以把敌人挤出去呢？敌人的社会基础无非是地主、资产阶级，你们就应当针锋相对，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农民群众！”

我们听了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顿觉思想豁然开朗，精神振奋。我体会到“把敌人挤出去”是根据当时晋绥边区敌我斗争形势的实际，提出的对敌斗争的正确方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把敌人赶出去，打出去，都不符合实际。我还体会到一个“挤”字点明了晋西北根据地对敌斗争的任务和方针，就是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决制止敌人的扩张，粉碎敌人“蚕食”我根据地的企图，逐步将敌人从占领区挤出去，把敌占区变成我们的根据地和游击区。

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晋绥分局和军区作了具体部署，决定组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力量，对付敌人的“总力战”。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由党政军负责人统一组成反“蚕食”斗争委员会，充分发动群众，展开对敌斗争，先把敌人挤到交通线上，再挤到据点里，最后再把敌人从据点里挤出去。会议决定，除去原有的武工队以外，还要组织一些新的武工队。军区决定，由八团组织武工队，担负围困三交镇的任务。

高级干部会议以后，我团召开了有各营和武工队干部参加的会议，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研究了下一步斗争的部署。当时我团活动的范围有500多平方公里，敌人的据点有8个。我考虑比较多的问题是由谁担任围困三交镇的武工队长。一天，政治处的同志向我报告，派往宁、静、崞地区的谢允中率工作团回来了。我一听非常高兴，心中说：“好！就是他。”谢允中在开辟宁武、静乐、崞县之间的根据地时，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派他去围困三交镇是最合适的了。我当即对政治处的同志说，马上让谢允中来见我。一会儿，谢允中同志来了，他刚刚换上了一身新军装，显得很精神。我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刚回来，很辛苦，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息几天。但是，现在有新的任务，看来是休息不成了。”谢允中听说有了新的任务，显得很兴奋，急着问：“政委，什么任务？”我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然后把他领到地图前。我指着三交镇的位置对他说：“三交镇，在临县以南20公里，南北一条大川，是交通要冲和逼进我根据地的敌占区，是日伪重兵统治的一个据点。这里驻有日军一个中队100多人，还有伪军60多人。临县的伪县政府也驻在三交镇。伪县长叫刘忠厚，这个人可不忠厚，是敌人的忠实走狗。他是临县五区的一个大地主，日本人一来，他就投靠了敌人。敌人开展‘蚕食’活动以来，气焰十分嚣张，扬言‘哪个村庄不设维持会就要烧光、杀绝’。现在，三交镇周围的村庄已有大部分被敌伪所控制。以临县五区为例，123个自然村，被敌人公开或秘密控制的就有119个，并步步向我临县县城进逼。”停了一会儿，我又说：“你们武工队共 40人，其中军队干部 20人，地方干部 20人。你们的任务，就是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三交镇周围开展反‘蚕食’斗争，积极改变敌我斗争形势，围困敌人，挤走敌人，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最后我说：“毛主席在讲话中，专门讲了三交镇，可见它的重要。小谢，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啊！”谢允中这位同志比较内向，最大的特点是做得多，说得少。在我谈话时，他一直静静地听。直到最后，他只说了一句：“政委，你放心，我们坚决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为了支援武工队，我们抽出一个连，随谢允中活动，并受他的指挥。武工队以我根据地为依托，组成若干小组，深入到敌占区的村庄，隐蔽地开展工作。他们进入自然村以后，向广大群众和村长、闾长反复宣传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政治主张，发现基本群众和积极分子，培养骨干，逐步在各村建立起内线关系，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准备以后，就召开村民大会，选举村长。通过民主选举，把坏分子从村政权中清除出去，把抗日的，受到群众拥护的人吸收到村政权中来，建立起抗日的基层政权。敌人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村政权、维持会被成片地瓦解和摧毁。

日军看到他们的“蚕食”活动不断失败，焦急万分，经常出来清乡，进行报复。日军出来“讨伐”时每人携带一条绳子，把抓住的老百姓成串地拴起来，用刺刀逼着走，带回据点。把一些老人和小孩就地屠杀或丢在火里烧死。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为了打击敌人，保卫乡土，在建立抗日政权的基础上，各村都组织了民兵，利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武装自己，并制造地雷、手榴弹，与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有一次，日军到岐道村清乡，该村民兵吕保务埋设的地雷，炸死了8个日本鬼子和1条军犬。吕保务被三分区授予民兵英雄的光荣称号。为了监视敌人的活动，民兵在距三交镇十里路的岐道村和大埯一线，建立了联防哨。在高山顶上设立哨位，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严密监视之下。哨位旁边竖起一棵“消息树”，敌人一出动，就把“消息树”放倒。敌人走后，又把它竖起来。另外，各村也设立了瞭望哨，用“鸡毛信”沿村传递情报，通报敌情，大大减少了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为了切断三交镇同周围敌伪据点的联系，我团在三交镇周围十几里的范围以内，连续对敌展开了袭击、伏击和破坏交通线的斗争。11月3日，三连夜袭寺圪塔，俘敌7名；11月19日，九连在岐道村反袭击，毙伤敌10名；12月10日在东社伏击，毙伤敌6名。短短两个月，我军共参加战斗16次。当地群众亲眼看到我军英勇顽强，打得日军死的死，伤的伤，狼狈逃窜，纷纷前来慰问。在一次战斗中，为了追击敌人，我军指战员跳入冰凉的水中，从河里游了过去。群众说：“水那么凉，那么深，一口气就游过去，八路军真是不怕苦不怕死的队伍。有这样的好军队，赶走日本鬼子就有希望了。”

武工队和在前沿的连队，也积极展开了歼敌运动。一天，内线送来情报：次日拂晓，三交镇日军一个小队要护送银元经过石门墕去离石。武工队和六连连夜直插钟底以东、大路北侧的两个山头上设伏。天刚亮，一小队荷枪实弹的日军赶着十几头骡子，由西顺公路而来。一进入伏击圈，六连和武工队一阵猛烈射击，日军死的死、伤的伤，十几分钟就解决了战斗。12个日本兵被打死，3个受伤的当了俘虏，剩下的十几个逃向了石门墕据点。几千块银元全部被缴获。

3个受伤的俘虏中，有一个伤势比较重，按照我根据地的条件，难以治愈。武工队用一副担架，带上一捆争取敌军的宣传品，把受重伤的日军俘虏送回了三交镇。以后听说，这个俘虏被转送到离石，被日军处死了。

我军的主力部队、武工队、民兵互相配合，协调一致，积极对敌展开斗争，使得三交镇的敌人惊恐万状。敌人在三交镇的周围筑起了高高的围墙，拦起一层又一层的铁丝网，并在镇里的山坡上修筑了三座碉堡，妄图负隅顽抗。

1943年1月，我团召集各营及武工队的负责人会议，总结前一段的斗争，部署下一步的工作。

谢允中在会上汇报了武工队的工作。经过3个月的反“蚕食”斗争，临县五区被敌人控制的119个村庄，有88个村庄的伪政权和维持会已被瓦解、摧毁，并正以积极的工作和坚决的斗争，一步步把根据地和游击区的边缘向敌人的据点推进。各营也汇报了战斗和工作的情况。

我听了谢允中和各营的汇报以后，充分肯定了各营和武工队在前段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对下一步的斗争作了部署。我提出：

八团各营和武工队要在民兵、游击队的配合下，从四面八方向敌人的据点逼近，紧缩包围圈。对于敌人的据点，要采取不同的方法：能包围的就包围，把它变成孤岛，让它活不下去，逼着敌人滚蛋；不能包围的，就寻找机会进行袭击，搞得它昼夜不得安宁；要加强对伪军的政治攻势，策动伪军反正，条件具备时，里应外合把敌人的据点搞掉；对于敌人重兵据守的三交镇，可以通过围困，把敌人挤走，也可以在有条件时，集中兵力把它端掉。

我还提出，主力部队要和地方武装配合，开展破击活动，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要切断敌人生活用品的来源，使其得不到粮食、煤炭、油和盐。在围困敌人据点时，要进一步开展群众性的爆炸活动，把地雷埋在敌据点附近和敌人经常经过的路上，炸得敌人寸步难行。

在这次会议以后，八团的部队连续对日军展开了伏击、袭击、抗击和阻击，给敌人以严重打击。2月23日，一营三连袭击佛堂峪的敌人，毙伤敌10人；3月11日，一营一连伏击三交镇张家岭的敌人，毙伤敌14人，同一天，一营二、三连袭击钟底村据点，毙伤敌12人；4月15日，一营营长储汉元率两个连，伏击日军一个小分队，经过30分钟战斗，将敌全歼；4月21日，三营两个连进入武家湾伏击一股日伪军，将敌人团团围住，乘势向敌人发起勇猛冲击，一举毙伤敌人41人，俘敌9名，其中伪军小队长1名，分队长2名；6月22日，一营二、三连在神峪塔伏击敌人，毙伤敌21名。

经过我军的不断打击，敌人被迫撤出了钟店、店坪等据点，三交镇经大武到离石的交通运输线被我切断。在主力部队的支援下，武工队乘胜开展工作，向三交镇步步进逼。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摧毁了三交镇周围各村庄的维持会。最后只剩下了三交镇东边2里远的斗泉村，保持着两面政权的形式，这里的群众不断去三交镇送武工队允许的情报，借机了解镇内敌人的情况，回来向武工队汇报。三交镇据点确确实实成了一座孤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武工队经常带领民兵，逼近三交镇，积极开展活动。

三交镇据点朝东有一个寨门，门外是一条小河，敌人经常到河边挑水。一天夜晚，武工队组织佛堂峪的民兵，在寨门外的小河岸边用两根杆子竖起一个横幅，号召伪军反正。横幅上写的八个字是：“回头抗日，不算旧账。”第二天早晨，一个日本鬼子带两名伪军到河边取水，看到了横幅就去拔。刚一动手，“轰隆”一声，地雷爆炸了，三个敌人全部丧命。

又一天晚上，武工队组织大埯民兵到三交镇附近的大路上埋上硫酸地雷，故意留下痕迹。这种地雷只能平放，不竖立。一竖起来，地雷里面瓶子里的硫酸就会洒在炸药上起爆。第二天，据点里出来10个敌人，一见地雷的痕迹立即卧倒。两个日本兵挖出地雷平放在地上。卧倒的敌人见地雷已被挖出，便围了上来。日本兵让伪军把地雷抱起，轰隆一声，10个敌人6死3伤，剩了一个跑回据点去了。三交镇的敌人吃尽了苦头，便整日龟缩在据点里，再也不轻易出来了。

在围困三交镇的最后阶段，我和武工队的同志研究了下一步的斗争部署。在谢允中同志汇报了三交镇周围的形势以后，我提出：“我们已切断了三交镇通往离石的交通运输线，断绝了敌人的补给。但是，三交镇原有200多户人家，现在只剩下了十几户，估计镇内的存粮还可维持一些日子。为了尽快把敌人挤出去，现在要断绝敌人的水源，要用火力封锁东寨门，不准敌人到寨外小河边取水。”谢允中回去以后，立即进行了部署，布置几名神枪手，封锁了东寨门，敌人出来取水，来一个，打死一个，敌人再也喝不到水了。

日军中队长中村被激怒了，妄图作困兽之斗。一天，他带着100多名日伪军，抬着九二重机枪、八二迫击炮、九步兵炮，杀气腾腾地出了据点沿河北上，准备对佛堂峪进行报复扫荡。两侧山头上的武工队和民兵，同行进中的敌人展开了麻雀战。上边排子枪不断射击，地上的地雷不断爆炸，敌人没走多远，就倒下了四五个，拉着九二步兵炮的马被地雷炸死，炮也炸飞了。中村骑的马也踏在了地雷上，正当中村从马上摔下来，惊魂未定的时候，谢允中用一支三八式步枪击中他的胸膛，当即毙命。敌人赶紧抬着中村的尸体，缩回三交镇据点里去了。

第三天黎明，三交镇周围响起了一阵阵的地雷爆炸声。这是逃跑的敌人在慌乱中踩响的。三交镇据点的敌人终于被我们挤出去了。反“蚕食”的斗争取得了重要胜利。

在反“蚕食”的斗争中，我八团各营、连和武工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他们锤炼了各自为战、灵活机动、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这种作风以后发展成为八团的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