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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乐文史（第十六辑）之三 —— 吕调元烈士传略

作者：来源：静乐文史（第十六辑）发布日期：2018-12-13查看次数：1825

吕调元烈士传略

刘展

吕调元（1908—1946 年），字乾初，山西省静乐县西坡崖村人，曾任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常委，是牺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吕调元八岁入本村小学，十三岁从本县高小毕业，后就读于太原成成中学。据其父吕鸣鸾的遗墨所示，吕调元曾受本县共产党人高君宇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成成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9 年，他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政治系，一年后转入北平大学俄文法学院，学习俄语，并从事革命活动。1932 年因叛徒告密，他与同学张学曾一起被捕。吕在北平监狱被囚禁两年多。1935年，吕调元由父亲通过南桂馨的关系，转请傅作义作保出狱。出狱后，吕调元仍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一

1936年，牺盟会在太原成立，吕调元任牺盟总部组织部副部长，曾担任过雁北牺盟中心区秘书，后被选为牺盟总部常委。

1937年1月8日太原失守，牺盟总部撤退到临汾，吕兼任随营抗日军政干部总校三大队教导员。1938年2月，民族革命青年团（简称民青）成立，牛荫冠和吕调元负责该团的实际工作。

1938 年7月，第二战区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简称青军团）在乡宁县成立，吕调元任政治部主任。青军团是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成立的。吕调元带领牺盟会和民青的一些骨干（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到青军团工作。

青军团在乡宁县时，党的负责人为第一大队指导员和顺。当时党没有建立支部和小组，党员都是单线联系，因而彼此之间有的了解，有的不了解。为了便于工作，和顺告诉政工干部一律填表参加“民青”。他说：“民青”是牺盟会的核心组织，在阎锡山那里是得到承认的，是合法的。我们要把民青作为党的外围组织，用它来进行工作。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在各中队的队副、分队长以及学员中发展“民青”成员，进行活动。当时，“民青”的活动还是半公开的，每逢星期日，去野外召开小组会。全团各中队都有“民青”小组，共计约六七十人，如工兵二中队民小组负责人是指导员袁民淳、队副吉耀文，民青团员有刘展（刘天德）、于贵勤、任朝逢、王源肇、张英等，任务着重于宣传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支持政治工作，形成一支掌握全团政治思想工作的进步力量。吕调元以“民青”负责人的身份，通过这个合法的组织领导和开展党的工作。在乡宁时，他还亲自办过牺盟干部训练班。第一、二两期每期百余人，轮训学员中的进步青年，建立和健全各连队学员中的“民青”组织。我参加了第二期训练班。吕调元在训练班深入浅出地给学员分析抗日形势，讲授革命理论，教育学员坚决反对汉奸、托派和顽固分子，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念，看到革命的光明前途。这些引起了反动军官和顽固分子的反对和仇视。

当时青军团的教育长刘墉之是顽固分子代表，表现的最顽固的打手是总队长杨家藩、一大队大队长刘永昌、三大队大队长白映蟾、一中队中队长张琨等。新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从以下几件事可以看出来。

一、第一大队以共产党员和顺为首的政工干部与大队长刘永昌在每天早操时的讲话针锋相对。政工干部教育学员只有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而刘永昌则在学员面前作反共宣传，他吹嘘自己读过《资本论》，说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学说是错误的，只有阎锡山的“物劳学说”是“革命的真理”。刘宣传这些反动理论时，学员们便在下边乱动、跺脚以示反对。

二、杨家藩无理毒打二中队工作员，二中队指导员邹信荣（共产党员）带领学员到团部示威问罪。在诸如此类的事件中，吕调元利用自己在阎锡山那里的合法身份，站在进步势力方面，支持政工干部。

吕调元为了把青军团学员培养成为革命的、进步的抗日军事干部，在教育环境、教学方针和邀请教员上，都十分视利用合法条件，依靠进步力量。例如：

（一） 1938 年 12 月，日军进犯乡宁，青军团奉命转移到吉县。吕邀请续范亭来作报告，批判“资产阶级吃吃喝喝的人生观”。还请人给我们讲八路军 129 师在武乡常乐村战斗中，诱敌深入，一举歼灭日军千余人的光辉战例。

（二）青军团要转移到兴县时，学员们议论纷纷说：“为什么去晋西北吃莜面？”事后我们才懂得是为了和兴县的八路军 120 师 358 旅的教导队靠近，以便于接受他们的进步影响。果然，青军团在兴县城和 358 旅教导队经常一起参加群众大会，教导队邀请青军团看他们演出的戏剧，抗日、民主、进步的气氛使青军团学员受到熏陶。此外从军政训练上观摩学习。358 旅旅长彭绍辉给我们讲过话，炮兵营做过山炮教练和演习；青军团工兵二队也进行过爆破和地雷演习。新华书店在兴县城内销售进步书籍，这对青军团的文化生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 1939 年 5 月，李公朴率领的“抗战建国教学团”一行三四十人，从延安到兴县住了 40 多天。他们传播抗日和民主思想，影响很大。这个教学团的成员多数是从“抗大”调去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都很高。在纪念“七七”抗战二周年大会上，李公朴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博得当地各界人民群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兴县地区的抗日民主势力当时沸腾起来，顽固派完全被压制下去了。

吕调元就是这样对青军团千余名学员从多方面启发和诱导，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

然而顽固分子并不甘心，教育长刘墉之、总队长杨家藩等一再向阎锡山报告，说青军团“赤化”了，政工人员进行共产党的活动。1939 年，吕调元参加“秋林会议”后，终于被调离青军团，许多进步的政工人员亦先后离开。顽固分子赵六生接任政治主任。赵到任后，把进步教官和政工人员全部撤换，于是黑暗和反动的气氛笼罩了青军团。

吕调元离开青军团后，任第二战区军政民训练委员会三处副处长（处长胡西安），该会办公室主任杜任之也是地下党员。他们继续进行反对顽固派的斗争。吕调元同时和在秋林参加集训的青军团的民青同志取得联系，筹划应变之策。

二

1939 年 11 月，阎锡山命令陈长捷的 61军配合日军，分三路围攻新军决死二纵队。12 月 7日，韩钧发出“61 军欺我太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誓师讨逆通电，阎在秋林称其为“叛军”，下令讨伐。牺盟会领导人牛荫冠、刘岱峰、吕调元等联名发表《关于晋西事变》的小册子，揭穿顽固派蓄意进攻新军，破坏团结抗战的罪恶阴谋。接着阎妄图谋害牺盟领导人的活动，变本加厉。牛、刘等不久相继离开秋林。吕调元受组织安排，积极处理青军团牺盟和民青学员的转移问题。此时，集训团的负责人王靖国唆使部下，早晚点名都辱骂牺盟和民青，使革命同志忍无可忍。一天晚上，青军团前炮工大队指导员叶笃成叫出去几个同学（包括我在内），传达了吕调元的意图，要我们星夜逃出秋林的虎啸沟，到上葫芦村牺盟总部的途中等待，那里有骑兵接应，让我们乘马奔出封锁线，奔赴延安。我们对这个计划作了反复考虑，觉得这样行动仅有少数人可以脱险，留下来的四五十人，必遭逮捕和杀害，并非上策；不如暂作潜伏，待集训完毕，分配工作后，各自行动，比较安全。不料这个行动计划，被民青叛变分子任朝逢、张英、王源肇等向王靖国告了密。王觉得还没有得到吕调元策动青年团学生出逃的确凿证据，于是唆使任朝逢和张英二人到上葫芦村找到吕调元，假装进步，佯言受不了同志会的打击迫害，要去革命圣地延安。他们欺骗吕调元，并骗取吕给我和陈永济的亲笔信一件。信的内容只有简单的数语，谈的是一般学习问题，并未涉及去延安的安排，但此信却成了扣捕吕调元的导火线。任、张将此信骗得后，第二天吃过早饭，把我们叫到虎啸沟南边的防空洞里，出示吕的信件，读过以后说：“咱们应该怎样行动？”我说“现在环境十分恶劣，也危险，不利于行动。”但我不懂得将此信收起销毁，他们遂将此信送王靖国转阎锡山。阎立即批示杨爱源，命令秋林保安委员会主任王正平派宪兵扣捕吕调元。“十二月事变”后，吕在从上葫芦村乘马去秋林的途中，被迎头前来的三四个宪兵扣捕，押送保安委员会的拘留所（地址在秋林东兴集的两孔土窑洞里）。他们给吕带上一副 9 斤重的脚镣。吕调元被捕消息传出，贾洁水、陈毅等同学先后逃跑。1940 年 3 月 4 日夜，王靖国把刘天德、荆世英、郭立志、赵慕涉、马凤杰等 5 人亦扣捕起来，分别押在 19 军 412 团和 413 团。没过几天，马凤杰乘机越狱逃跑。

三

吕调元在狱中 6 年多，从未向敌人妥协投降。他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气节，表示“坐监也要革命”，“哪里有人哪里就能做革命工作”。被关押在一孔既潮湿又黑暗的土窑洞里的吕调元，带着沉重的脚镣，睡觉脱不下裤子，虱子长了满身，但他依然怀着对革命的一颗赤胆忠心，神志泰然。他每天坚持阅读报纸，随时向难友们宣传抗日战争的形势，宣传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消息，启发难友识别顽固分子的反动面目，鼓舞人们坚持抗日救国的斗志。后来，吕调元被折磨得身染重病，高烧昏厥十多天，水米不下，在难友们的强烈要求下，敌人才将其脚镣卸去。1940 年 5 月间，第二战区司令部移驻吉县克难坡，秋林保安委员会结束。吕调元和由民族革命大学被梁化之扣捕的曹一伟等，被关押在白家塬宪兵司令部侦缉队。在此前一个多月，我和荆世英等 4 人早被王靖国 19 军解送在那里“长期关押”了。吕去了以后，我们师生 5 人共囚一监，他领导我们开始了新的监狱里的战斗生活。此时，胡西安每半月左右时间去看吕调元一次。除送饭菜及日用品外，更主要的是送些报纸，传达外边反顽固斗争的发展变化，以及应采取的斗争策略。任朝逢自从把我们出卖以后，就飞黄腾达了，一跃而为同志会的“干委”，专干密报牺盟会和民青活动的罪恶勾当。一天，他乘马去探望我们，实际是侦察我们的活动，发现吕调元和我等 4 人同在一院散步，遂又密报阎锡山，说吕仍在活动。阎当即手令申斥宪兵司令李润发“关押不严”。从此我们被分押数处，不许见面。吕调元觉察到我们这些青年人没有经过严峻的革命考验，有时表现动摇，就设法给我们传递消息，在报纸中夹上“踏语”，给我们灌输“坐监也是革命”的思想。同时，经常传诵革命先烈的诗句：“监狱是我家，镣铐作玩耍，拼我头颅血，浇开革命花。”用以鼓舞我们的斗志。后来，狱吏的看管放松了，我们乘吃饭和送菜的机会，又偶尔可以和调元接触了。当时，我们经常能看到外面送来的《大公报》《扫荡报》和《阵中日报》。吕根据报纸上公布的消息，给我们讲述抗战形势。他说：“为抗日而坐监，我们并不孤立，千千万万的革命人民是同情我们的。”“试看今日华北战场和华东战场，竟是谁家的天下！山西的太行、太岳、吕梁、五台区，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是抗日犯，难道抗日犯罪？顽固派诬陷我们，正是他们死亡前的挣扎。” 在吕调元的教导和指引下，我们的思想情绪扭转过来了，认识提高了，坐监也是革命的信念逐渐树立起来了。1940 年夏天，任朝逢等又假惺惺地来看我们，说要帮助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们认为荆世英、郭立志和赵慕涉的思想问题不太“严重”，可以转送到秋林南十余里的“真理辩证学院”教育感化，吕调元和我的问题严重，仍留宪兵司令部继续关押。1940 年秋，宪兵司令部东迁吉县小圪塔村。吕调元、曹一伟和我同监分押，不久又进来李路（李定远）。那时，18集团军驻二战区办事处驻扎在这个村，表面上是受宪兵队保护，实质上是受监视。有个侦缉员受到吕调元革命正气的感召，曾从办事处把《新华日报》偷偷地拿出来，让我们传阅。我们看到党的报纸，精神上极大鼓舞，可惜时间不长就中断了。1941 年，我们被关押在南村坡的候讯室时，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对政治犯残酷迫害，曾在深夜将陕北来的一个盲人及领路者活埋。对此，吕调元不惟不担心个人安危，而且以“革命就不能怕坐监，坐监就不要怕被杀头”的豪言壮语激励我们。他说德田球一坐监几十年，列宁被流放和监禁多少次，残杀只能更加激发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暴露反动派在政治上的无能。1941 年秋，反共妥协投降之风甚嚣尘上。阎锡山积极准备回太原当汉奸。杨贞吉对关押在宋家坡集训大队的政治犯戒备森严，取消了日常的放风，更不许任何人接见。事后得悉，杨贞吉当时曾把处死吕调元和我们三人的“签呈”送交阎锡山画了“可”，只待时机一到，立即执行。吕调元在狱中经常教导说，政治犯坐牢，就是学习文化的时间。政治犯要读书学文化，就得利用坐牢的时间。他说他在北平坐监时就组织学习。出狱后学习的机会就不多了。吕调元在狱中，除了在政治思想上教育我们外，还特别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他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铁窗生活中，他经常锻炼瘦弱多病的身体，并带动我们在放风时，抓紧时间快速散步。刮风下雨，不能出来，他就在牢房的地上，来回走动，踢腿蹬脚，加强锻炼。吕调元对我们的关怀情同手足，亲如父兄。有一次，我患了痢疾，他千方百计托人给我买药医治。还有一次，曹一伟午睡醒来，口歪眼斜，他也多次求看守从监外请医针灸，并亲自熬药。他经常安慰我们：“不要倒下去，要站起来向前走。”在狱中吃的是霉烂的东西，霉小米，霉蒸馍，苦的咽不下去。副食靠个人自备，因为没钱，连咸盐和萝卜菜也吃不上。狱中饮水，非常困难，要自己买柴、买水。下雨下雪，驮不回水来，只得用罐头桶烧上一点，三四个人分着喝，你一口我一口，润润喉咙就算了。穿的是难友出狱时替换下来的破烂衣服，洗洗补补，过冬过夏。吕调元的处境虽然十分恶劣，但他仍然一刻也不忘联系群众，争取群众。用他的话说：“共产党人像一盆火，放在哪里就要照亮哪里。”在狱中，他首先利用报纸上登载的抗战新闻，有机会就向宪兵、哨兵和看管人员反复讲说，滔滔不绝。有时他还讲些近代革命史。宪兵上了班，坐在那里，没事干，就来听他的抗日故事。也有朋友劝他不要在这里乱说，怕惹下麻烦。后来我们才懂得他是有意识地这样做，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他们大都是从太原逃出来的，家在沦陷区，流浪在外，谁都痛恨日本人，反对投降当汉奸。吕调元就是以日本人的奸淫烧杀教育这些人。久而久之，他们的思想有了变化，有的还帮助我们与外界通信争取了一个姓张的侦缉员。有一段时间，每天下午这位张姓侦缉员带领吕调元到村边的广场上散步。还争取一个侦缉中士侯永昇，他经常给我们送水送饭，还帮我们去买菜，有时带领我们下河洗衣服，到野外挑苦菜。他不仅在生活上给我们方便，后来竟成了吕调元和胡西安之间秘密往来的交通员。吕调元把给胡西安的信件，团成小球，密封起来，让他带出去，胡有什么材料，也让他带回来。这样，交流过很多重大消息。我们在宋家坡集训大队被押时，吕调元也使用这种办法，如利用我表哥王明智在那里当工作员之便，随时和胡西安与赵宗复联系。有一次，赵给吕调元寄语：“你的事和我的事一样，不能着急。”在阎锡山的监狱中，许多人是被诬陷坐牢的。洪洞人常庆五激于民族仇恨，变卖家产，组织起一支四五百人的抗日游击队，奋起抗战，却被人陷害入狱。法官史笔直因不愿把姑娘嫁给一个反动军官，也遭诬告入狱。后来被诬陷的还有刘治平、杨向喜、翟存四等。吕调元爱憎分明，对他们给予同情和支持，也换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出狱后，帮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对同监的汉奸和变节分子，吕调元则深恶痛绝，把他们斥之为民族败类。

四

吕调元在狱中长达 6 年之久，忠贞不屈，坚持执行党的决定，从未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而且在表面上仍执行牺盟会和民青的主张，拥阎抗日。据吕调元说，党对他的工作是作了安排的。晋西事变后，牛荫冠和刘岱峰先后走了，牺盟会的工作还需要有人领导。在解决青军团学生的问题时，接到北方局的电报指示，牺盟会领导不得全部撤出。吕调元是遵照党的指示，留下来坚持牺盟会的领导工作的。吕遭扣押后，党曾多方设法营救他出狱。开始是地下党员赵宗复和胡西安活动徐士珙和梁武綖等，以内亲关系，让梁化之出面，保外监护就医，梁不敢承担。后来薄一波也曾写信，或托人传话给梁化之，要梁一定要保护吕调元的生命安全，并尽早释放。薄说晋西事变决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山西的抗日、进步的前途问题。扣住一个吕调元也负不了这个责任，要看到未来的发展变化。梁化之总是假惺惺地说他“主不了阎锡山的事”。1941年夏天，国民党晋察冀边区的督察专员、地下党员胡仁魁（字梅亭，定襄人）和刘奠基去重庆述职，路经克难坡，以个人身份，从上层多方活动，通过梁化之等人，向阎锡山“请示”，保释吕调元。不料梁化之却说：乾初的问题和晋西事变有关，晋西事变的内幕，他是知道的，他应交代清楚，立功赎罪。杨贞吉也说：乾初的自由，应先让他交代清楚共产党是怎样策动晋西事变的，弄清这些问题，恢复他的自由就好说了。吕调元知道这些情况后，曾多次向我们表示，不能以原则换取自由。他说：“如果卑躬屈膝换取自由，出了狱在政治上也成了个死人。”他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壮语，至今犹铿锵在耳。胡的此次活动未成，事后只在半夜通过宪兵司令樊明渊，秘密会见过吕调元一次。1945 年上党战役后，据吉耀文说，我方曾以阎军被俘的所有高级将领作筹码，和阎协商交换吕调元，遭阎拒绝。1945 年冬天，吕调元被关押在太原东华门省监。我方代表，根据双十协定，多次要求视察监狱，释放政治犯，阎死硬拒绝，每日早饭后，把政治犯押解杏花岭，或山西大学的教室，躲避检查。中共代表李达和韩钧多次要求释放吕调元，而阎一口回绝，不予承认。吕调元在狱中，曾有过脱逃的机会。1940 年夏天，我们被押在宜川县白家原村，住在民房里，有五六个宪兵轮流看守。其中有个宪兵樊升秀（孝义人）同情和支持我们。他除给我们向外传递信件外，曾说白家原离洛川苏区不过三十多里，如果要走的话，可乘晚上他值班的机会，带上几支手枪，两三个小时就跑到苏区了。对于这个计划，吕调元认为自己并未完全暴露，应该根据组织上的决定，只要还能坚持下去，就不应轻易离开。他说：少奇曾经讲过，延安是我们的家，什么时候回去都可以，但是只要还能在外边存在，就不要走开。他从党的利益出发，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坚持斗争，希望有一天仍能在原来的岗位上为党工作。后来的事态演变，使他的设想成为泡影，但他这种精神却是值得我们敬仰的。

五

1946年，吕调元被关在杨贞吉特务组织——政卫组下属的“劳动先锋队”（太原市东华门省监狱西侧）里。当时，军事调处正在进行，同志们的希望之一是能够释放政治犯，但由于蒋介石和阎锡山决心发动内战，军事调处并没有取得进展。5月中旬，关在“劳动先锋队”内的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詹维绪在劳动时组织暴动，打伤警卫，跑回根据地。敌人怀疑是吕调元策动的，对他百般拷打，使他重病在身。吕调元发现敌人要谋害他，给赵宗复和胡西安捎话说：“我这次病得很厉害，恐怕好不了。”（暗语，解放后胡告诉我的）6月初，敌人下了毒手，借治感冒给吕调元打了毒针，又在他脸上贴了7层湿麻纸，最后又惨无人道地用细绳子将吕的生殖器捆住。吕调元就这样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时年38岁。吕被处死后，敌人扬言他得急病死了，装上棺材，通知他表弟李麟书到场，共同把他掩埋在小东门外城壕里。解放后，70多岁的吕鸣鸾老人，来太原找儿子的尸骨，没有找到。1956年肃反后，人民政府判处任朝逢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吕调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敦厚朴实，平易近人，忠心耿耿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个人安危毫不计较。他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摘自《山西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