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东升
段涌泉,静乐县娄烦镇二区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他一生的革命经历当中,跟他交往过的有(按时间先后)康生、陈伯达、田家英、蒲安修(彭德怀夫人)、胡耀邦、王任重、赵紫阳等中国共产党重要人物。他同田家英的交往、情谊却弥足珍贵。
一、1947年,在山西静乐六区与田家英同志在工作组里相识、相交、相处,友谊渐深
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也就是《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依据中国革命战争形势的变化和解放区广大农民的要求,把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制度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制度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使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的斗争转为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的斗争,这是中国民主革命深入开展、保证革命战争胜利、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以支援解放战争的至关重要的一举,而在具体执行中,制定和掌握相应的正确政策也至关重要,指示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一般不是无偿没收,而是通过清算和购买实现有偿转移;同时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以及保护工商业 者,对富农和地主(分大、中、小和恶霸、非恶霸等)要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则应予以适当照顾等。此后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迅速展开。对一些地区土改的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却估计得过于严重,土改中划分阶级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文件,这样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使“左”倾错误继续得以发展。而1947年土改中的“左”倾风潮最严重的就是晋绥解放区了,它的始作俑者是康生的“经验”,进而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得到推广,甚至当时还印有一本《康生语录》。于是,土改运动被康生等的“晋绥经验”诱导而走入了歧途,“左”倾逆流从此猖行。虽然运动后期在毛泽东、任弼时等努力下有所纠正,却远远没有得到彻底的肃清。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它的遗毒之害是不可小觑的。
1947年1月,康生、陈伯达等带领中央土改考察团来到晋绥边区,考察并开展土改试点,随行还有康生的妻子曹轶欧以及李伯钊(杨尚昆夫人)、毛岸英、谷羽(胡乔木夫人)、杨之华(瞿秋白妻子)、田家英、蒲安修等,晋绥边区当地的干部有张稼夫、段晋炤、段涌泉等陪同参加。康生、 陈伯达率领的土改工作团在静乐县潘家庄、临县郝家坡等处试点,迅即否定了先前中共晋绥分局制定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等文件,不顾老解放区土地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的前提条件,从主观、教条出发,采取放任主义,指责党的基层组织对群众泼冷水,“只有地富立场没有贫雇农感情”,是压制群众运动的“大石头”,主张“搬石头”,“贫农团取代党支部”“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由群众自己来划分成份,放弃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1947年春,由陈伯达、田家英、蒲安修组成的中央土改工作组进驻山西静乐潘家庄一带搞土地改革试点。段涌泉是静乐二区人,时任第六区区长。因为土改试点工作需要地方组织配合,而潘家庄隶属于晋绥边区静乐中心县第六区,段涌泉同志自始至终参与了中央工作组的土改试点工作,为后来全国的土改积累了经验,为《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那时的段涌泉才22岁,阅历有限,尤其在家乡就接触到中央的领导人,既兴奋又好奇。他经常同中央土改工作组的同志同吃同住同工作,深入老乡家中搞调研,也就在这时,他结识了田家英同志。
有一天,段涌泉带领着区委书记和工作组的同志来到老乡家中。老乡家里基本处于无米下锅的状况,老乡就把日常吃的粥做给他们吃,还有当地特产“糠炒面”。说是“糠炒面”,却是小米混合糠麸炒熟后经晾晒在石磨上磨成的,吃饭时再用小米稀汤拌着吃,当地人都把这饭叫做“拌炒面”,是农村当地百姓最盛行的日常生活早餐。工作组的三位同志都是南方人,从没吃过,觉得难以下咽。田家英、蒲安修都拌了点面,喝粥,像当地人一样。陈伯达可能是饿了,拌了一大碗,一吃,噎住了,吃不下去了,端着一大碗粥,吃也不是,倒又不能,怔在那里。区委书记很心细,马上走到陈伯达跟前说:“给我吃吧。”陈伯达如释重负,伸手就把那碗 “糠炒面”递给了区委书记。这一幕给段涌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想,田家英那样的大知识分子,蒲安修作为彭大将军的夫人,都能够与贫苦农民端一样的饭碗吃一样的糠炒面,人格是何等的高尚,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是何等的让人敬佩。
土改试点期间,他们走乡串户,发动群众积极参加第一 次土地改革,陈伯达结合当时在静乐的土改工作实际情况, 写了一篇《有事同群众商量》的长文,整版刊登在当时的 《山西日报》。由头是一个村姑的一句话,男方欲定亲,村姑说:“我还没和家人商量呢。”对这篇文章,田家英没有发表看法。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很严重,静乐县是土改时期“左”倾风潮的重灾区。据有关资料记载,静乐县有一百多名地主富农、劣质干部和乡村豪绅在这次运动中被整死,还有许多县城富绅闻风而逃。如在静乐县的潘家庄、马家庄、盖家庄、杜家村、双路乡等乡镇的两千多户人家中有179户是地主、富农,超过了一般估计的8%;而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则不惜侵犯中农土地,不惜重新打乱平分。对已被分地的地主则要揪“化形地主”,认为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了土地,而地主把银元藏了起来,所以又要 “挖底财”“挖浮财”,同时还侵犯了县城许多正当的工商业者,全县30%多的地主、富农、小资产者都被逼供、用刑。15%的地主、小资产者、工商业富户隐匿、丢弃财产闻风而逃,如高登汉、李贵宝、尹有才、段富贵、高四怀、秦儒德等等。对地主、富农,甚至对他们这种做法稍有不满的干部、党员等进行捆绑吊打,群众批斗,并且又开展“整理党政民运动”,主张所谓“踢开干部绊脚石”“抛开支部闹革命”“搬石头”“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而党政机关开会,凡是地、富家庭成分的干部就只好坐在“王八蛋席” 上。当时的主要思潮是:群众说咋办就咋办。主要斗争目标是有贪占行为、搞男女关系的干部,顽劣富绅、顽劣地主和顽劣工商业户。于是,农民心中排号,众人上手提审,打死勿论。一个镶金牙的干部搞男女关系,被众村民用镢头击倒,用铲子铲下金牙。农村斗人、打人、死人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左”倾运动,潜在的影响就是来源于陈伯达与康生。康生在1947年夏,也来到静乐视察土改工作,同行的 有他的夫人曹轶欧、李伯钊、谷羽等,他们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并与陈伯达等人详细研究了当时静乐一带的土改情况。这种极“左”的做法又持续了近半年,后被纠正。 段涌泉后来回忆说:“田家英同志并没有介人“左”倾思潮,
在静乐县的整个土改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政治家审时度势的冷静。”段涌泉打心眼里愿意和田家英同志相处,并经常向田家英同志请教学习。段涌泉深深地被田家英同志的革命精神所鼓舞,如饥似渴地汲取革命知识和革命理论的养分。
22岁的年轻人,什么都好奇,对外部世界又知之甚少,田家英也喜欢解答段涌泉的问题,尽管都是很基础性的东西。段涌泉常怀敬佩之心对周围的同事说:“田家英是个大才子,古今中外,什么都知道。”又说:“田家英对中国古典文学造诣极深,《三国演义》倒背如流。当然,这“倒背如流”应该是指了如指掌了。尤其是,田家英平易近人,与平头百姓谈得来,为段涌泉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起到了示范作用。之后,他一直与田家英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田家英为自己一生中第一位革命导师。
1949年春,党中央进京后先落脚香山,陈伯达、田家英都在那里。恰逢全国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段涌泉作为山西省代表赴会来京。田家英得知消息后,告诉陈伯达,陈伯达委托田家英安排与段涌泉见面,想了解静乐县近来的土改情况。段涌泉从大会会务处接到田家英寄来的专用乘车证,于6月29日持证搭中央班车到了香山,见了陈伯达,仔细汇报了静乐一年来的第二次土地改革情况。与田家英相随在香山湖畔谈笑交流,仿佛数年未见的老友。也许是历史的安排,从那之后,段涌泉与陈伯达再无任何联系,却与田家英一直保持真诚的革命友谊,并常有书信往来,直至田家英文革之初含冤辞世,段涌泉又把这份友谊延续到其夫人及女儿,直至段涌泉去世。
二、1953年,全国第二次团代会期间,段涌泉同志被邀去中南海田家英办公室做客
1953年6月,段涌泉赴京参加全国第二次团代会,他那时已在重庆的西南铁路工程局工作。田家英得知他来京消息,就邀请他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做客。段涌泉进入中南海,经警卫人员一路联系、确认,到了田家英办公室。田家英亲切地与老朋友交谈,谈话中田家英曾流露出要退出政坛、 潜心修史的想法,并说自己已向毛主席汇报过了,主席最终没有同意。这样的谈话,看得出两人已属莫逆之交。
段涌泉临走时,田家英送他一部精装本《毛泽东选集》,布面,镌有毛泽东侧面木刻肖像,东北印刷厂印刷。扉页前有透明软纸,扉页上写有“赠段涌泉同志,田家英1953年某月某日”字样,笔迹娟秀流畅。田家英还送段涌泉一支圆珠笔给(当时叫“原子笔”,美国货,能用很长时间)。又送一个小飞机玩具,大概也是美国货,给段涌泉的孩子。他们的友谊,既有革命的真情,又是生活的情谊。说真话,说心里话,说家常话,两个人都需要,也都快乐。
三、与田家英夫人及女儿的往来
田家英的夫人董边,是1941年8月调入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1942年与同在研究室工作的田家英结婚。“文革”之初,田家英不幸被迫害致死,董边随即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关押、审查、超强度劳动长达11年之久。1980年4月,“田家英案件”得以彻底平反,两年后董边担任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1995年6月离休。在这些岁月里, 不论董边有什么情况发生,段涌泉都一如既往地关心着董边及其两个女儿的生活。我们从几封书信当中,就能深刻地感受到段涌泉与田家英的革命友谊延续到了他夫人和女儿身上。1998年6月30日,董边致信段涌泉时写道:
“你寄来的照片和信都收到了,看到照片,我很高兴, 反映了我们亲密的关系。希望你保重身体,送上长寿条幅,供你参考。”
那时期,董边身体不好,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病、糖尿病、哮喘病、背脊骨增生病,时常住院治疗。小女曾自1998年3月13日给段涌泉写信说:“我和姐姐在全力地照顾 妈妈一妈妈托我给您回信。段涌泉曾写一篇回忆田家英的文章,寄给董边及其女儿过目。曾自信中又说:
“从这篇文中也可以看出您和我父亲的感情,真挚、真 诚。我很感动,也帮我找到了一些史料。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寄上名片一张,电话、地址都有。望能有一日与您会面,您到京来,一定通知我。”
董边去世后,曾自于1999年1月12日写给段涌泉一封1500字的信,感情真挚地表达了对段涌泉与其父母挚诚革命友谊。摘录如下:
“收到您元月七日的来信,非常感谢您对我父母的真挚深厚的感情。
妈妈是十二月十五日中午去世的,直接去世的原因是内脏出血。她自九八年一月住院,患的是尿毒症,一直坚持了近十个月。这十个月,妈妈坚强地和疾病作斗争,和命运作斗争。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无尽的爱。我们的妈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文革苦难的岁月, 父亲被迫害致死,她顶住了双重压力,顽强地活下来。她告诉我们,那时她只有两个想法,一个是要看下去,她不相信事情就这样总不发生变化,不相信我父亲是坏人;一个是为了我们,孩子们还小,她要是真不在了,我们的今后可怎么办呢。所以,她在最苦最难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要死,造反派怕她自杀,把她的皮带取走,一年多关在牛棚里没有用皮带。妈妈说,‘当时我想,我不会死,你们要我死我也不会死的。’我们这个残破的家,就是靠妈妈坚强的毅力维持下来,我们母女三人相依为命,走过了那段苦难的岁月。我们的妈妈又是一位亲爱的妈妈,她在事业上、工作上、斗争上是坚强的,永远追求进取的。她在对人、对子女上,又是最温和慈祥,体贴关怀的。从文革后,我们都回到北京,曾经有几年我们姐妹两个小家庭和妈妈都同住在一起,和和睦睦的一个大家庭。妈妈疼爱我们的孩子,尤其是我的儿子从小哮喘,妈妈对他特别心疼和关心,使我感到母爱的极真的温暖,感到生活充满了感情。只要我们有为难的事,只要和妈妈讲,和妈妈谈,她一定会从精神到物质给你最真的帮助。
这次住院,我们明明知道妈妈时间不多了,每天心如刀绞。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陪伴她,妈妈对我们也特别的依恋,一天看不到我们,她便觉得失掉了什么。她在医院的时光,全仗我们成为她的精神寄托。我们对母亲的这一点点回报,及不上母亲给予我们的万一,我们觉得就是再伺候她老人家一百年,也报答不完她对我们的恩情,对我们的爱。
段叔叔,从您的信中我能体会到,您对我父亲和母亲的理解、热爱,这是人世间最真最可宝贵的感情。
我们的妈妈去找我父亲了,他们都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精神、风貌,却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曾自99年1月12日
段涌泉这位革命老人与田家英及其夫人、女儿的深厚友谊,也永远留给了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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