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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寨运动中的补贴制干部
李平厚
1975年到1976年间，中共静乐县委从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单位里选拔了53名（1975年28名，1976年25名）农村干部出来参加工作。后来，除二位同志留在了机关外，其余全部分配到了全县的重点大队，以进一步推动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向纵深开展。我和段家寨公社选拔出来的司环则同志被分配到了康家会公社康家会大队，编入了该大队学大寨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成了一名学大寨运动工作队的成员。
我们这批干部被定性为补贴制干部。也就是说，虽然出来参加了工作，也被安排了具体职务，但户口不转，农民的性质不变，仍在原藉记工分参加收入分配，县财政仅为每人每月补贴20元钱。直至1979年，省委发文全部转为正式国家干部。文件提到，全省补贴制干部为一万名，忻县地区七百名。
1975年的12月底的一天，第一批28名被召到县委大院的饭厅。下午二时许，县委书记刘振国、副书记常德温、组织部长姜拴堂及组织部其他人员（当时称政工组）来到饭厅。刘振国书记为我们作了重要讲话，阐述了选拔使用补贴制干部的政治意义以及对补贴干部的工作要求。随后姜拴堂部长宣布了分配的地点。这样，我们拿着干部介绍信，第二天就在所在单位里报了到。
农业学大寨，说到底就是要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而解决粮食问题就是要通过改变生产条件以实现增收的目的。1974年初，《山西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三年建成大寨县的目标，进一步指出“一年不行，二年行不行，三年总可以了吧”。三年建成大寨县成为当时全省上下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我县，学大寨运动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为了以点带面， 全县确定了一百个学大寨的重点大队作为样板。县委派出工作队驻村包队，县财政挤出有限的资金为每个点上购买一些平车、钢钎以及开山所需的炸药。而主要措施就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脱皮掉肉、拼命建成”。
我们在康家会公社报到后，随即就被编入康家会大队的工作队，也就投入到了学大寨运动的主战场。
康家会大队是县委确定的重点大队，工作队队长是朱贤英政委（朱贤英1971年至1974年为中共静乐县委书记），五名队员分别是康家会公社党委副书记王进昌，武装部政工科长苏效文，参谋张俊芳以及我和司环则同志。在1975年的整个冬季，康家会大队学大寨的主要战场是在村子北面一块河滩地取土垫地。全村人全部出动，一日一出勤，自带干粮不回家。我们6人工作队的生活是一户不落地吃派饭，在谁家吃派饭，就带谁家的炒面当午饭吃。在社员家吃派饭，统一为一日一斤三两粮票、三毛钱（早饭为五分钱，三两粮票，午饭是半斤粮票两毛钱，晚饭是半斤粮票一毛五分钱)。跟朱政委吃派饭，他从来不让我们为他代交。有一次，朱政委在一社员家吃派饭，早饭后要回县城开会，朱政委把早饭的钱和粮票放在了这家的坑上，向这一主户说明情况，该主户即说：“朱政委，我们可不要！朱政委当即笑着对这位主户说：“我们到你家吃饭，就已经给你们增添麻烦了，但我们吃饭是有规定的。况且我挣的一份还比你多，你不收我的饭钱，那我就成了剥削你家的人啦，你说应该不应该?”说的该主户红了脸，笑盈盈的收下了朱政委的早饭钱。
在康家会大队学大寨的工地上，我们同该大队200多人是一样的，坚持早出晚归，有时还要加夜班。在这支农建队伍里，中午吃炒面，谁也没有为此定过标准，也没有人带其它食品，但似乎已成了一道没有命令的又很统一的指令，统统的自带炒面。
炒面是我们静乐多年来形成的一种简单方便食品，家家必备，常年都吃。最好的炒面叫红莜麦炒面，用纯莜麦经筛选上锅炒红，再加一点胡麻加工而成。次一点要渗杂一点玉米和黄豆，但吃起来好吃爽口。干吃炒面不伤胃口还能助消化。过去，炒面曾是我们整个静乐农村谁家都要加工的一道重要的食物。不像现在，想吃炒面只能到卖莜面的门店或者超市里买一点，最多也就一斤到二斤。而想吃的往往是一些中老年人。年轻人已经逐渐地忘记了什么是炒面，更年轻一些的自然也就不知道怎样去吃炒面啦。
在工地上吃炒面带休息，共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先吃炒面后喝水，无论是社员还是工作队干部都一样。朱政委是南方人，吃炒面时往往是把炒面放到缸子中用壶里的水冲成糊糊喝下去。吃饭期间，有不少年轻人来到我们中间问长问短，都说着“我带的是好炒面，你们再吃一点吧”之类的话，有说有笑，谁都没有任何怨言，其乐融融。
康家会大队既是公社的红旗单位，也是全县的先进大队。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连年不断，而且成绩显著。我们参加大会战垫地的现场位于核桃沟口外面的一块开阔地段，地形里高外低，需里切外垫，将其连成一片，建成高标准的农田，大约有100多亩的面积。我们这6人工作队分为二组，配备平车二辆，我和司环则同志自然就是平车的推手，来来回回往返不停。经我统计每一天都是70余回。我是20多岁年轻人，一天下来倒不觉的什么，但朱政委年龄已高，自然也要装70余车的土，可想需要付出多大的体力。要算所走的里程，我一天走70个来回，折算起来就是十四五公里的路程。那些社员每一天垫地的工程量都有统一的定量，卖的力气更多。
康家会大队的核桃沟位于村子北面，中间隔着碾河流过。在我们进点的上一年，全村人大战核桃沟，整整一个冬天，共动土方达十万方以上，垫出了100亩好地，是全县农建检查的一个样板。当时学大寨产粮食的标准是“过黄河、跨长江”。“过黄河”粮食亩产量要达到800斤，“跨长江”是1000斤，而康家会大战核桃沟新增的100亩平地，实现过黄河的目标，就能为康家会大队每年新增8万斤的粮食，也确是一项鼓舞人心的学大寨工程。李俊秀同志就是当年康家会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她被推荐选拔出来后，于1976年9月 被任命为西坡崖公社主任。担任公社党委书记一职的是娑婆公社选出的胡宝年同志。县委还决定，全公社所有干部都由补贴干部组成。李俊秀作为一个女同志，工作一直积极肯干，在工作中又有一定的独特之处，一直是补贴干部中的 “佼佼者”。她一路走来，工作一直处于领先位置，被组织提拔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后又当选为静乐县第七届政协主席。2013年到龄退休，同李安庆同志一样。李安庆同志来自丰润公社黑土岩村，是第一批被推荐选拔的补贴制干部。先后任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政府副县长、县委副书记、正县级政府顾问。
康家会大队的学大寨运动，就是全县的一个缩影。70年代中期，在全县范围内，尤其是一百个点上，持久地进行着 “战天斗地，改造自然，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学大寨的运动。汾河川里的打坝、造地，丘陵地带的大修梯田，
实现每人一亩高标准的大寨田，确实收到了明显成效。如我的家乡，当年治汾打坝所增加的400余亩平地，40多年过去了，至现在仍然是亩产玉米超千斤的高产稳产田。那时我们提出的“干到腊月二十九，吃罢饺子就动手”的口号，也影响到了全县，成为全县人民的具体行动。而我们这批补贴制干部，在这场向大自然作斗争的运动中，坚持了艰苦奋斗、奋发向上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作风，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补贴制干部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催生出来的一个新型的干部群体。代表了当时选拔干部的一个方向。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补贴干部以一种坚韧不拔、不讲任何条件，力争为改变一个地方的生产条件为己任，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充实了干部队伍，无疑为当时的干部队伍注入了一定活力。就我县来说，这批补贴干部，一是很年轻，二是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是从静乐中学、杜家村和康家会中学毕业的高中生。毕业后又在农村一线担任村干部，熟悉农村工作，工作起来也很顺手。1976年7月，我们这批补贴干部集中到忻县地委党校进行专题学习培训，三个月后又分配到了22个公社担任具体职务，体现了党组织对补贴干部的关怀与厚爱。
我县的这批补贴制干部，多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与提高。53人中，担任过副科以上者占到总数的92%,其中，有16人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6人担任过乡镇长，8名走上县处级领导岗位。
八名担任过县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名字是：韩培英: 忻州市妇联主任；李俊秀：第七届静乐县政协主席；李安庆：静乐县人民政府正县级政府顾问；刘玉怀：忻州市纪律 检查委员会审理室主任（正处）；刘俊怀：中共忻州市委党校副校长（正处）；张俊伟：忻州市旅游局副局长（正处）；赵永勤：忻州市计生局副局长（正处）；李爱环：静乐县人大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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