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春季，在上级允许下，大队根据本村匠人多的优势成立了木业组，加工制作销售木器工具，为大小队增加一点副业收入。这一年农业依然没有起色，粮食总产量仍徘徊在12万斤，群众的基本生活仍没有保障。袁乃则清楚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用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农业学大寨”的指示教育人，武装人们的头脑，把“大锅饭”“出勤不出力”的现象变为“革命加拼 命' 苦干实干的自觉行为，是一个长时期思想转换的过程。除此外，关键是改变生产管理模式，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以质记分的方式，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而最核心的是土地管理上放一点自留地，开一点小块地，让农民有一点土地自主经营权，达到弥补社员口粮不足的目的。然而这些都是“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模式，是违背正确路线的资本主义行径。在这严酷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现实面 前，袁乃则竟做出了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抉择。1971年底召开了几次队干部会议，提出了社员可以在房前屋后及村周围闲散小块地上以种猪伺料为由种植一些粮食蔬菜，同时每人多留一点自留地。队干部们认为他说出了长久憋在心底的话，当看到这是和路线政策对着干的事时，大家表示有事一起担当，就这样1972年春耕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每人二分自留地、各家小块地落实到社员户头，群众个个欢天喜地，看到了希望，增加了信心。这一年全体社员在抓好集体生产的同时，下功夫经营好自家的土地。尽管遭受了重灾但集体产量比上年有大幅度提升，社员口粮（包括自留地）达到260斤，是近年来最高的水平。小块地上的瓜菜又解决了青黄不接时的饥饿困境，群众心里乐开了花，土地就是命根子，就是希望，这年秋收后社员找到了袁乃则，找到队干部，“袁书记，自留地解决了大困难，明年再多留点就能收更多的粮食，大家就能吃饱饭……”收获的情景，群众的心里话，让袁乃则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地还是那些地，为什么产量就相差这么大，为什么人们在集体地里想方设法偷懒耍奸，而在个人地里却那样卖力气。这里不仅有群众落后，干部觉悟低的原因，而且在体制上也存在很大的缺陷。而眼下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解决群众饥饿的问题，事实证明最有效的还是多给群众一点土地经营权，这样就能实现粮食增产，口粮增加，既解决了群众吃饭问题，也能增加集体实力。这样袁乃则进一步认识了解决土地问题才是眼前最迫切的核心问题。1972年冬季，袁乃则和赵宣怀、吕三海、李福田、董拴奎等几个大小队干部就扩大自留地私下开了几次秘密会议。就当年自留地实际状况和社员群众的呼声进行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只有解决好土地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使群众吃饱饭不饿肚皮，只要把一部分产量低的坡梁地（亩产30-50斤）分给社员，社员就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下功夫种好庄稼。多打粮食，归自己，这是最有效的、最好的出路。大家在异口同声赞成的同时也明确看到了下放土地是违背政策路线的，然而为了群众的生活，袁乃则和赵宣怀、李福田、董拴奎、吕三海、李天才等人下决心冒这个险，去趟这池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