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全村总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多下放到户，这在当时的形势环境下，是冒着极大风险的，换句话说就是跟大形势唱对台戏。笔者1983年调任张贵村公社担任主任期间 (1984年改乡，任乡长），曾跟袁乃则谈起这一事件，袁乃则深有感触地说，1970年，自己30岁，很年轻就担任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任职期间，也曾带领队员打坝、造田，改变生产条件，新增了一定数量的河滩地，上级是肯定的。但是张贵村的坡梁地，有的离村子很远，有的不具备修大寨田耕种的条件，再加上那时社员的温饱根本上没有得到解决。想办法让社员吃饱肚子，实际上也就成了当干部的一项责任。那时除过国家明文规定自留地面积的比例是百分之二， 这样全村自留地面积总共也就是40亩，每户平均少的可怜， 所以把一些边远零散的耕地分到社员个人头上，由他们自主去经营，肯定是能够多打些粮食的，也就能够有效弥补口粮不足，此外就没有其它想法了。但是从当时的形势看，这种做法显然是跟学大寨唱反调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大寨在山西，陈永贵就是山西省委书记。学大寨改天换地，改造自然的精神与经验当然要贯彻到底，乃至于成为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标志，是全省、全国农业战线最大的政治。下放土地时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是在下放之后，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一直心惊肉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