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玉

1957年，我是一名在校学生。有幸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记得那是春季的一天，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传达上级指示，宣布“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为 “四害”，要求全民动员，大打一场“除四害、讲卫生”的人民战争。老鼠这个可恶的小东西，不光偷吃，还到处乱咬啃，钻进衣橱里咬烂衣裳还连柜子咬了一个大洞。该死的苍蝇、蚊子呢？他们搅得人睡不着觉，不用说传染病，光咬就咬得人好几天痒痒难受，人们也恨不得让它们死光呢！可麻雀呢？这些多嘴的小生灵，除了大清早就叽叽喳喳地在大杨树上吵架，让多睡一会懒觉的人讨厌外，说实在的，也数不出多少罪状来。至于吃粮食，就是糜谷将熟未熟那几天，多几个“吓雀老汉”也能顶一阵子。况且，天生万物总得留个吃口吧，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呢？校长传达上级的精神说：“麻雀上万，起落过石，有一万只麻雀落下再飞起，就有三百斤粮食被吃掉了。啊呀！三百斤，一个人能吃一年呢，着实可恶，打就打吧。反正这对于我们半大小子来说，掏麻雀逮鸽子是最有兴趣的事，乐得可以名正言顺地爬墙上房，搬砖揭瓦，再也不怕被大人责骂甚至打屁股了。音乐家还创作出打麻雀的歌：

瞧，连打麻雀的办法也在歌词里教了。对于我们这些“半头砖”来说，最感兴趣莫过于“先掏麻雀后泥窝了”。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叠罗汉似地爬上住人的、不住人的，人家或自己的墙头上、屋顶上，手拿一根圪叉子棍子在麻雀窝里乱搅一气，就可以拉出一团乱竿，里面钻着几只还没有长出羽毛，眼睛也没有睁开的红不溜溜的小麻雀，或者是已被搅破的蛋糊糊。甚至揭开屋顶上的瓦，把小麻雀和蛋拿走，弄得人家房子漏雨也不顾。这种破坏行为不是被邻家抱怨，就是 被大人们责骂。

那时，人们打麻雀除掏麻雀窝外，还有用弹弓打，用筛子扣，踢毽子扣等方法。“大兵团作战”更为壮观，大人、小 孩、老人手拿棍棒、毛巾、布衣、扫帚，在房顶上、山头上、树上大声吆喝着、扇打着，声音此起彼伏，互相呼应，搅得 麻雀们不敢落地，直到气喘吁吁，飞着飞着掉下来，人们争先恐后地围过去，把“敌人”拾起来，交回“除四害”办公室。

XX乡上报到县里，称实现无四害乡目标，县里责成文教部长检查验收。在乡办公室，党委书记滔滔不绝汇报四害战果时，正好院里树上站着一只麻雀，文教部长就质问该乡党委书记：“xx，你看树上的那个雀。”乡书记反应很快：“那只雀是从xx乡飞出来的。”参加会议的人哄堂大笑。

到六七十年代有生物学家把情况通报到号召人那里，用科学的道理，说明了麻雀的利弊，给麻雀彻底平了反。这下子“麻雀不用打了”，不过既然“四害”叫出来了，就不好再改成“三害”了，把麻雀换成臭虫了。

大跃进

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5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并进入高潮。1958年正是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之时，党中央提出了“一个粮食、一个钢铁”两手抓的大方针。这一年，在这面红旗指引下，各项工作突飞猛进，广大干部群众干劲十足，许多地方不避风雨，挑灯夜战，在“抓晴天抢阴天，小风大雪是好天；汽灯之下是白天，争取一天当两天”的豪言壮语中，静乐县发出总产1亿粮食的大跃进号角，提出“大风吹不走高潮，天冷冻不了决心，山高没有干劲高，顽石没有决心硬”，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各行各业都在大放卫星。到了秋后，全国实现了山河一片红的人民公社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声势令人触目惊心。据记载，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了小麦亩产“卫星”，亩产达到2105斤，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早稻“卫星”放出了3.6万斤，花生“卫星”1万多斤，广西水稻放出了1.3万多斤，棉花亩产2000斤，这些令人咋舌的新闻比比皆是。我的家乡是个贫瘠的山老区，在“放卫星”中也不甘落后，山药盖起二层楼，每亩可达15000斤。玉米亩产6000斤，高粱亩产8000斤。有一个乡两天造林2万亩，有个村一头猪一天长肉13斤。这些可观的数字都在当地小报的擂台榜上予以登载，你放出了几千斤的卫星，我们不甘示弱，力争上游放出了比你更大的卫星。那时候，谁也都想争上游，不甘居中游，更不想当下游，单位和农村的办公室墙上都贴有红旗榜，上游插的是红旗，中游插的是粉旗，下游插的是白旗，谁家要是插上白旗，都要受到大家的耻笑，单位的人员都抬不起头来。你放的卫星是亩产5000斤，人家是8000到1万斤，不给你插白旗才怪呢，要想拔掉这个白旗，你可以报12000斤，这下就可拔掉白旗，插上红旗，就这样你追我赶，把粮食产量捧上了天，成了天文数字，实际上在我们这个贫困山区，由于广种薄收，亩产都不过百斤关，虚报那么大的数字，真成了天大的笑话。

人民公社成立后，各地都在学习某地的经验。为了统一管理，统一出工，村村、社社、队队都办起了公共食堂。全国农村建立食堂26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占农村总人口的 89%以上，就我们来说全村12个生产队，办起了12所食堂。每所食堂就餐人数大约100-150人。早晨稀饭、炒面、和子饭，午饭是变着花样吃，一大锅大烩菜，主食是莜面、油糕、花卷、馒头，晚饭是稀饭、馒头，这样的生活，即使在家里也比不上。敲钟打饭时，只见男男女女手提饭桶轰轰烈烈到食堂轮流打饭，一家人打回的饭吃都吃不了。可好景不长，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一月不如一月。由过去的油糕、花卷变成能照见祖宗的稀米汤，有时中午稀饭锅里煮些山药、蔓菁等，早被大师傅和队里掌权的捞上稠的了，剩下的清汤淡水就是自己的了。有一户人家下地还没回来，12岁的姐姐和8岁的弟弟去送饭，提着一桶的稀饭上坡时，被小石子绊倒，把一桶饭洒在半坡上，姐弟俩气得直哭，下地归来的大人看到此种情况，又气又牺惶，这天中午的饭就成了猪八戒烤火一炙嘴。怨声载道的食堂，由于管理等方面的原因，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自动流产了。

1958年北戴河会议确定该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的指标，党中央提出“大办粮食，大办钢铁，钢铁升帐”的号召，开展了全民炼钢大跃进，掀起了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上级要求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开展全民性的土法炼钢铁的运动，具体分配到各地区各部门钢铁生产的任务强令按时完成。村里的青壮男劳力，一部分参加修建水库，其余的全部参加大炼钢铁。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农业是个丰收年，剩下的老弱病残，眼看大片庄稼都已成熟，却无力收割，“山药、红薯尿了尿（冻在地里），高梁、玉米上了吊”。好端端的一个丰收年，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送到嘴边的粮食被冻在地里，烂在地里，人们痛在心里。

某村的一位家庭比较殷实的老农，在公社干部的动员下，将祖传的一个五十两银元宝献了出来，这位干部为了独吞，竟说成是假的，是铅圪蛋，此事在八十年代落实政策时才得到赔偿。更有甚者，村里派上基干民兵和小学生挨家挨户搜寻，各种铁器如锁子、柜子上的配件、香炉、水壶等，现成的器皿统统扔到炼炉里，某寺庙有一口直径一米，唐代传下来的三米高的大铁钟也被砸烂成了一堆废铁投进炼炉里，像这种事举不胜举，真是荒唐至极。

大炼钢铁运动，也竞相放出高产卫星，贵州省五月份生产生铁1.4万吨，河南宣布一天就生产1.83万吨，工业基础薄弱的广西环江县生产生铁6300吨，鹿寨县生产生铁6300吨，静乐大炼钢铁办起了27座土高炉，已完成炼铁5278吨的任务，有一个铁厂两月产钢铁70吨，全县日产钢铁10.5吨。

小的矿块，再加上碎的石灰石和炭块，统统堆到所谓的炼铁炉里，一切就绪，将柴在炉上点燃，人拉着风箱从风洞里鼓风，只听得呼呼的响，炉里一片火光，十几个钟头之后，人们认为矿石已溶化了，可以出铁了，掌铁钩的人将炉开一个口子，铁糊糊一条线似的流到沙模型里，待冷却后，人们拉出来一看，可能是由于温度不够，竞成一堆废渣，那个时代的口号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老年赛黄忠，少年赛罗成，青年赛赵云，妇女赛穆桂英，干部谋划赛孔明。

经过几个月的盲目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虚报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比北戴河会议确定的钢产量翻番的指标从数量上说是算完成了，但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首先是极大地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在1958年炼出的钢铁，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只有900万吨，相当一部分钢和铁质量很差，很难加工使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据统计，1958年仅炼铁补助一项国家财政支出就高达40亿元， 超过当年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此外为土法炼铁的需要，还滥开滥采煤炭和矿石，砍伐大量树木，毁坏了不少铁器，这也是巨大的损失，河南省大别山区的有些县，林木砍伐殆尽，四川省境内长江上游的林区被毁坏林木几十万亩，加剧了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带来了长期后患。

大炼钢铁严重冲击和挤占农业、轻工业生产，由于大炼钢铁和其它各种“大办”，农村劳力被大量抽走，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致使丰产的秋季作物因无人收获而大量烂在地里。又如：北京王麻子刀剪子厂，有300名职工被抽去炼钢铁，只留下20多人生产刀剪，刀剪产量从每月3.5万把锐减到3000把，剪子的品种由200多种减为11种，刀子的品种由360种减为7种。工业产品产量和品种大幅度减少，直接导致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的严重不足。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运动最初是由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小社并大社引起的，这本来是由于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但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却演变成不顾客观条件，争相推动农业集体生产组织向更高级的形式过渡的一场普遍的群众运动。当时，部分领导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和公有化程度，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由规模较小的合作社并成的大社，是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有效组织形式。

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 “大”，就是规模大，全县原有7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每社约有一二百户农民，基本是一村一社，而人民公社则平均每社由原来的28个合作社组成，有农户四五千到一两万个， 基本上是一乡一社，甚至数乡一社，如静乐县共有自然村 701个，成立15个人民公社，丰润火箭人民公社是由原来的丰润、择善、步六社等三个乡组成，辖52个村。所谓“公” 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将原来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经济条件不同、收人水平特殊的合作社并到一起，其土地、牲 畜、农具、生产资料及其它公共财产全部划归公社，由公社统一核算和分配，将社员的自留地、自养牲畜、林木、生产工具等收归集体所有，将国营商业、粮食、银行等部门在基层的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经营。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它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既要负责全社的农林牧副渔生产，也要管理工农商学兵等各方面的工 作，人民公社分为若干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划分为若干生 产小队，实行分级管理，公社统管全社的生产安排收支调配，物资调拨、产品分配和经济核算，生产大队负责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生产队则是具体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

以上几种扩大和提高农村集体的做法，一时间迅猛发展起来，形成了一股共产风，即由集体共了个人的产，穷社共了富社的产，公社共了国家的产。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伙食供给制的分配制度。根据人民公社的不同经济条件，供给制主要有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生产基本资料供给制三种形式，有些地方宣布对社员生活实行“七包”“十包”，甚至“十五包”“十六包”，如 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育、学、乐、理 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下来，人民公社因此负担太重。

人民公社还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即将所有劳动力按军队建制组 织起来，实行统一指挥，动用参加战斗的办法部署，同时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缝纫机组等公共福 利事业，以便解放妇女，节省劳动力，并培养社员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

从以上几种情况看，人民公社制度初创时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的色彩。大办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成为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造成对农民的剥夺，而且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的破坏。

综上所述，结合当前公开的一些主流言论，1957年开展的除四害、讲卫生，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运动，是党在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一次不成功的实践。在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经济落 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愿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是一致的。客观条件上，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这就为我国加快建设提供了机遇，我国已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关系的变革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党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能够保证大跃进的顺利开展。

开展大跃进，全国人民破除迷信，除四害、讲卫生，艰苦奋斗，在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方面有所作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广大干部群众以空前的热情和干劲，战天斗地，昼夜苦干，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还有那些修建的合乎需要的农田水利工程，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继续发挥效益。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问题在于实际工作中背离了党的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经过深人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便从主观愿望出发，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提出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目标和方针政策，造成了实 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在当时的党员干部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是在当时的那个阶段，由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的心情萌发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

大跃进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人民公社的最大失误是在所有制关系上盲目求纯。两者共同失误，归根到底，是限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跃进运动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一定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损失。这其中，可供借鉴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值得后人汲取。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是这样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建设总路线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同志在胜利面前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 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示、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目标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