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映天

一

斗转星移，难忘的1968年距今已40余年了。当年我县的清队运动从六、七、八月份就在乡村和城镇全面展开。许多活生生的往事至今还清晰地留在记忆里。

一、弥天大谎下的血雨腥风

1968年下半年，全县各单位都已完成了夺权“任务”，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简称“清队”。由于领导这场运动的各极领导，对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做了错误的分析，致使这场运动走上了邪路。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最高指示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比如，今天要开斗争会，学的语录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不能那样雅致和文质彬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保皇有罪，罪该万死。从不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更不念重证据不听信口供，严禁逼供。有个县革委常委，在一次会上公开说：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你们说，钉子是怎么来的？是打出来的。在这样误导下，各单位打人成风。把那些早已在肃反审干中，向组织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并经肃反审干领导小组做了书面结论的老干部老教师，作为斗争对象。在这些人中，他们的结论大都是一般历史问题。但这些也成了批斗的借口，使他们无一幸免。

在这年秋天，县革命领导核心小组又将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回静乐中学，办了43天清队学习班。动员大会上，大礼堂坐满了全县教师，还有部分干部。讲台下面并排有十几个带手铐的人站着。这些人中，有所谓的三特分子、叛徒、 走资派、地富反，以及年纪轻轻的颠覆红色政权的坏头头。这些人就像标本一样，低着头，弯着腰。开始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接着是两个嗓门洪亮的男女青年分站在讲台两边，粗一声细一声地带领全场喊着“反动派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口号。讲台上坐着县革委主任和常委们。“县专案组”组长走到讲台前面，他先讲了我县阶级斗争的情况，又接着眉飞色舞地讲他曾去过日本，见过战犯长谷川信严、土肥原、板垣征四郎，这些战犯供认静乐县的特务有三股根两条线。国民党的总统特务和军统特务集于一身的是双料特务；而我县的特务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复兴社特务集于一身的三特分子。这些人隐藏在革命队伍里几十年，干尽了坏事。教育战线让资产阶级走了我们无产阶级的路。这次我们一定要穷追猛打，稳、准、狠地挖出这些大大小小的害人虫，使我们党不变质，国不变色。我们一定要发动革命群众，通过外查内调，让这些牛鬼蛇神统统现出原形……。就在这位专案组长唾沫横飞以弥天大谎吓唬人的时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讲台下面带手铐的人中就有一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他是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员。他精通英语，平时阅读的毛选四卷也是英文版。他曾多次审视过日本战犯。这次被误为三特分子揪回我县， 此人叫郝宝英。最近读到郝亚克教授缅怀父亲郝宝英的文章，文中也提到过这些事情。他父亲冤狱四年之久。后来虽然发工资恢复了工作，但因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不久就去世 了。郝宝英在听了报告的当天晚上，跟同牢房的人小声议论过板垣征四郎、土肥原等日本战犯。他们在二战结束后，就被国际法庭处以绞刑。我们的这位专案组长怎么能见到这些死鬼呢？这不是在说鬼话吗？而且去日本也不是那么非常容易的事情。另一个难友说：“真是班门弄斧。”郝宝英说：“班门弄斧还有一把斧子。我们的这位专案组长是无凭无据瞎吹牛，真是弥天大谎。而对于当时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这些专案组长的动员是有很大的煽动性，对后来的静乐中学和县医院成为“高温车间”，做了充分的舆论工作和有力的支持。

在清队学习班的43天里，全县教师集中在静乐中学， 按学区分成十八、九个教室，作为批斗会场。每天早上，先“早请示”，学语录。上下午，在十多个教室里，口号声，批斗人的惨叫声，不时地从各个教室传出。
有一次，城关学区正在批斗一位姓武的老教师。这位教师一生性情耿直。1950年我县招考小学教师，他名列榜首。

平时工作极度认真。这会儿，有人指控他是特务。他在斗争会上说：“我一辈子不会说假话，假的咱说不来。我从没听说过什么是三特，真的我说不出个什么情由来。”造反派听 了十分恼火，叫你交代，你倒推了个干净。这个推一把，那个打个耳光。武老师还是那句话，我真的说不出三特的情由来。这时，脸像黄皮蝎子的批斗组长慢条斯理地说：“你这老家伙，平时看上去慈眉善眼，想不到你的脑袋还是花岗岩的呢。我今天就要看你到底会说不会说。”说着就亲自动手，用8号铁丝在武老师头上缠了两圈，用铁火柱使劲往紧拧，这叫上脑箍。此刑法人们听都没听过，更别说见了。直拧武老师哭爹喊娘，像马戏团的猴子一样在地上打滚。武老师央求着说：“好我的爷爷们哩，别说三特，你们把我定成十特也行，可千万别拧脑箍了。”下午，武老师怕再拧脑箍，就去投井自杀。幸好被附近的老百姓发现，及时救了上来。晚上，武老师又被揪上批斗会场，衣服还是湿淋淋的。造反派又说：“你的问题还没有交待，你就想带上这颗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上帝不要你这个老特务。”说着就又是一阵毒打。后来，武老师被平反，让他重新上讲台，遗憾的是，武老师整天头痛不止，叫苦连天。再也没有从事教育工作，就抛妻别子离开了人间。

除了十几个教室每天批斗外，在小组会上拿不下来的顽固分子就被提到另一个更可怕的地方，去接受审讯。这个地方，门上挂着“非请莫人”的牌子。进入这个地方的人，出来之后，十有九残。这个地方名曰：“县专案组”。城西关有个德高望重的老中医，被请人“县专案组”，由一位县委部长级的人物和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用木棒轮番把老中医抽打了一下午，直打得死去活来。待他晚上爬回家里，唾血不止，疼痛得吼叫了半夜，天刚拂晓，他就悲惨地撒手人寰。这位老中医，一生不知从死神手里抢救回多少垂危的生命。在他行医中，遇上贫困人家，分文不收医药费，对病人格外关爱。他万万没有想到，一辈子救死扶伤，乐善好施，自己却落了个这样的下场。

正值农历七、八月间，农业局正在批斗一位姓郝的老干部。在那燥热的秋天，造反派多给他穿了两个皮袄，又把洋炉子生上火。让郝的脸正对熊熊烈火，直烤得郝浑身汗淋淋的，如同从热水锅里拉出来一样。郝央求着说：“同志们，主席要咱们节约闹革命哩，这两件皮袄就暖和的了，快别往火里上炭了。一个凶神恶煞的人说：“谁跟你是同志哩。边说边一脚踢到郝的屁股上，郝站不住，连洋炉子一起摔倒在地，他的脸上，手上，刹那间烧起好多燎泡。

广播站李站长生性刚烈。也被请进“县专案组”。那些人把桌子的抽屉拉掉，把李的头塞进去，反剪着他的双手。另一个在李的两腿间拽着李的两颗蛋直往后拉。李先是像被杀的山羊似地直吼吼，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李大声骂道：“你们这就叫革命行动吗，太低级下流了。听了李的这番话，那人大概意识到，拽蛋真的不算革命行动，才住了手。

难怪，连县委书记都要跳茅坑自杀未遂。许多被批斗者，有的跳井身亡，有的用筷子往鼻子里扎，以求一死，免受皮肉之苦。有的甚至寻不上个死法，就一头栽进大饭厅门前的泔水瓮里。

我县三元村曾是抗日民主政府的所在地。人民政府在那里，为抗日筹粮筹款，发动青年走上抗日第一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就在这个村里，在六十年代末的清队中，竟搞成家家有特务，户户育叛徒的贼窝子。人们怎么也说不清，原来的抗日老根据地怎么一下子就跳出这么多的特务来？人们又不禁要问，当年的红色政权怎么能在三元村立足并快速开展抗日工作呢？

由于严刑拷打，逼供出来的材料牛头不对马嘴，甚至有一字不差的相同材料。清队领导者们深怕被上级发现这些逼供性的“产物”，为了使这些材料更能欺骗上级，他们又把全县“黑人”于1969年4月份集中到县党校，举办了第二个清队学习班（43天）。这次学习班除“黑人”外，就是专案组的打手们和各学区的校长。学习班刚开始，清队斗争的领导者，煞费苦心地先将党校院墙插满了红眼眼圪针，又将 “黑人”们身上的指甲刀等小物件也全部没收，以防逃跑和发生意外。戒备森严，活像一个监狱。头十天，仍然是惯用的严刑逼供。后来正值“九大”召开，严刑逼供才有所收敛。然后采用引供、诱供、逼供三供齐用的手段，使“黑人”们所交待的材料才算“有鼻子”“有眼”使人相信。

后来，全县两千多“三特”分子全部给予平反。历史与这几个清队领导者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一场弥天大谎，一场血雨腥风。全县共揪出“三特”分子二千多人，自杀、被打死一百多人，伤残者更多。这就是当年我县清队运动的苦果。历史虽然必然地让制造者们自食其果，但更苦了的是那些无辜的受害者。

二、各种不同角色的人，无奈地进行令人啼笑皆非的表演

在文革中，人们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在台上和台下进行这令人啼笑皆非的表演，有的自觉，有的无奈，有的滑稽。

就拿打人者来说，狠狠地往死里打的人，各单位和各学区只有两三个。那些打人卖力的就被提拨，调回县专案组充当最得力的打手。他们有的是各单位的临时工，有的是代教和民办教师。他们都希望把这些老家伙都打下去，由他们取而代之。因此，对于整人，他们十分积极。而绝大部分是随大流，应付场合。还有的人由于出身不好，或家庭成员的株连，他们觉得在那个群体里受压抑，受孤立，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以表示他们跟坏人划清了界限。

有个学区，母女二人都是教师。在一次斗争会上，女儿颤抖着双手，眼里噙着泪花，高喊着革命口号，上去把妈妈打了一个耳光。另有一位年轻教师，有一次批斗小学的老师，众人都七手八脚地动手打，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纹丝不动，显得十分落后。这时他突然跳起，高喊：打倒陈某某，把拳头紧握，高高举起，犹如力过千钧，当拳头落到陈老师身上时，却轻得像弹灰尘一样，引的众人哄堂大笑。他却神情庄重地继续批判着。

在自杀的人当中，也有不同的作法。有的是只图免受皮肉之苦，一死了之。有的是用自己的生命对当时的现实表示抗争。有个老干部，前两天县里进行篮球比赛，他还担任主裁判，十分活跃地驰骋在球场上，人们称他老当益壮，宝刀不老。一夜之间，他被打成日本特务。原来，他年轻时被鬼子掳到日本，做了一段时间的劳工，由于不堪忍受鬼子的奴役，九死一生返回祖国，参加了人民军队。1950年他又跨过鸭绿江，一把炒面一把雪，拼杀美国鬼子，五十年代又转业回我县工作。这次清队被打为日特，他心里实在想不通。回到家里，他跟老伴说起这事，老伴说：“盐从哪里咸，醋从哪里酸，你根根由由，向群众讲清楚，人家不就不打你了吗? ”“你才说的轻松呢，我说实话人家不信，人家说你去了日本，不当特务干甚？说假话我又编造不出来。只有以死表示抗议。”下午，他趁老伴不注意，便跑出去投井身亡。这位没有死在日本鬼子和美国鬼子刺刀下的人，却死在我县的清队中，他无奈地选择了死，作了人生最后的选择。也有的被斗着，巧妙地跟“县专案组”的打手们周旋着，反抗着。有位姓冯的教师，被“专案组” 一个姓刘的人多次毒打，从那人手里躲不过去。他就向同志们了解了这个人的村名及其父母姓名，记在心里。又一次批斗会上，刘又继续对他毒打。他就在会上交待：“43年，我在某村任教，就跟刘家惯熟，并跟那女人有了那种关系，”当场说出了夫妇的名字。“我还介绍他夫妇一同入了‘复兴社’特务组织。”到批斗会结束，众人高喊：“冯某某滚出去”，姓刘的那个打手也紧跟其后走出教室，对冯说：“我日你娘的，你刚才说的那两个人是我爹妈……”“啊呀，好我的孩哩，我本来不想说，是你打的我没办法，是你爹妈也得说。”第二天，这个姓刘的打手，在南河滩的“宽严”大会上，因为认罪态度不好，被当作“严”的对象，五花大绑扭送看守所。在台上捆他的时候，有位县革委常委，亲自动手捆绑，实在疼得不行了，刘咬住了那人的手指，兔子急了也咬人。事后经过落实，冯老师从来没在那个村任过教。可在那时，那个村里将那刘家夫妇当三特斗了个不亦乐乎。刘也被调出“专案组”。冯老师后来被平反。
还有个姓尹的老师，在一次学区批斗会结束的晚上，偷偷溜出汾河畔，将棉袄棉裤脱下来扔到河里，只留下棉腰子和裤衩穿在身上，就头朝上脚朝下滑进水里。这时他不由自主地说：“啊呀呀，凉得棘骨骨哩，快上吧，等明天阳婆高了再跳吧。说着他就爬到半坡一个石眼里。在那里，他冷得上牙直打下牙，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正当他想回时，学区上的人们打着明晃晃的手电棒追出来发现了他：“你的衣裳哪里去了？”“扔进河里去了。“那你出来干什么来了？”他说：“本来我想跳河，可一进水里，冷得棘骨骨哩，等明天阳婆高了再跳吧。众人听了，哭笑不得。

三、一意孤行制造的冤假错案终于平反

“四人帮”在文革中散布的种种谬论，挑起了这场大乱。我县的清队运动无疑受到了影响。当时的一些提法，实在不能自圆其说。但人们明知不对，也不敢抵制。比如：当时人们常说的刘少奇搞资本主义复辟，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哪个朝代曾经实行过资本主义？又是在什么时候中断的？而到刘少奇手上又要复辟？又如在批斗会上，人们常说要把你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却忘记了我们要使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要有化无用为有用，变腐朽为神奇的威力，而且对敌人还有给出路的政策。对于那些毫无证据的所谓三特分子，你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在我县的清队中，某些领导人心术不正，企图用麻绳开道，棍棒鸣锣，踩着无辜者的血脖子向上邀功求赏。他们心里明白：这些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老同志，根本不可能是三特分子。可在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驱使下，他们绞尽脑汁，千方百计，不把好人印证成坏人，是不甘心的。于是他们就使用各种刑法，人为地制造出许多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退化变质分子，再加上出身不好的人，即所谓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这些人并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他们觉得这类人多多益善， 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他们的功劳就越大。因此就不择手段地将那些老同志逮逋人狱，严刑拷打。我县的文卫副县长等一批老同志，日夜戴着手铐和脚镣，以三特主犯的罪名冤狱四年之久，他们用同样的手段，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又打出了两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有十多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最长有坐满10年之后，才得到平反昭雪的，还有两人被执行死刑。

在给李副县长等人的平反座谈会上，朱政委对他们进行了安慰，并代表县委和县革委向他们赔情道歉。这些老同志们从跨出监狱的铁门到召开座谈会，每天都在激动着。另外，那些打成三特的2000多人都全部平反。

他们见到了久别的战友和同志，听到了朱政委对他们的热情勉励和殷切希望。朱政委说：“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捐弃前嫌，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在革命斗争中，走一段弯路是不可避免的，各位要振奋精神，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为祖国的四化大业贡献余热。”这番情真意切语重心长的话，使大家热泪盈眶，在场的人无不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