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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乐文史(第十七辑)之二十四 —— 三特”由来及静乐“新民会”真相
作者:来源:静乐文史(第十七辑)发布日期:2019-01-16查看次数:1571

三特由来及静乐“新民会”真相


知青


(一)“三特”由来


所谓“三特”,即“国民党、新民会、复兴会”三位一体的特务组织。要想清楚“三特”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认识“国民党、复兴社、新民会”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


静乐县的国民党组织,建立于民国15年(1926年)春,由山西省党部负责人苗培成、韩克温指令杨笑天、李肇基二人来静发展,因李肇基是本县五家庄人,故首先在五家庄创办静汾中学临时县党部,主要任务是向师生宣传灌输国民党的政策和主张,发展党员,创建国民党组织。由于他们积极的工作,不足三个月,就在社会上和学校发展国民党员40余人。同年六月底,按区域划编出三个区党部,六个区分部,在此基础上,静乐县国民党于七月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以杨笑天为首的七人县执委和以李肇基为首的3人县监委,正式成立了国民党静乐县党部。


民国16年(1927年)春季,国民党组织已遍布全县,县城、娄烦、康家会等地均设立国民党区分部,同时将县党部改称委员会。同年夏季,根据国民党中央党部命令,进行清党整顿组织,八月份县党部由五家庄静汾中学转移到城关寺坡底。民国17年(1928年)7月,省党部派人组成指导委员会来静乐,继续扩充和完善国民党组织。具体任务是:对原来的党员重新进行登记清理,对下属各区党部进行整顿和划编。民国18年(1929年)1月,召开了全县国民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执委和监委。以王选奎、王佩章等7人组成执委,以李肇基等3人组成监委。民国20年(1931年)由于省党部关闭,静乐县党部亦停止党务活动,党部人员自行解散。


民国34年(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投降,静乐解放。10月间,省党部指派王佩章为静乐国民县党部书记,此时,党部设在忻县。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发展国民党组织,设法与静乐县内取得联系,搜集情况。由于县党部机关设在忻县,因而静乐内的党务活动从民国20年(1931年)以后就已经名存实亡。民国37年(1948年)7月,忻县解放,静乐党部人员全部被俘,静乐县国民党组织至此结束。期间,根据有关资料介绍,国民党并没有破坏活动,内部也没有对抗共产党组织。


新民会起源于抗日战争时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沦陷区建立的一个反动政治组织。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拼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同时,又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思想团体“新民会”。其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收买汉奸,搜集情报, 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等奴化思想,推行日本的治安强化运动,镇压沦陷区人民的反抗;同时,控制沦陷区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和社会团体,举办各种训练班、讲演会等,推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直接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


日军是以军事侵入中国的,它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对付中国军民的武力抵抗;二是维持对占领区的统治。兵力有限的日军,不可能单靠军队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对占领区的统治问题。在占领区日军遇到的不仅是中国军民的武力反抗,而且还有来自中国民众思想意识上的抗拒,而这不是靠枪炮能解决的。因而,就提出了日本在占领区进行思想意识方面的奴化宣传、教育、安抚问题。


最初,日本用于担负此项工作的是宣抚班,宣抚班是隶属于日军军级特务部执行宣传、安抚任务的随军组织。当日军占领一个地方之后,由一种穿军装的人出面,以演说、唱歌、演剧以及散传单、办报纸等手段,宣传“日军提携”“共同防共”,来论证日本侵华的合理性,帮助组织当地维持会等伪组织。但是,这种“宣传安抚”总是给中国人民一种被异族侵略的“屈辱感”,在民族感情上格格不入。于是,日军便改变统治措施和办法,推行“以华制华”政策,一方面大力扶持、组织汉奸组织,一方面仿照伪满协和会的办法建立主要由汉奸组成的、易于为中国人接受的宣传组织。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37年12月24日,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喜多成一的导演下,成立了日军操纵的所谓“民众团体”一新民会。


新民会主要由华人组成,汉奸汇集,在组织系统上,它与华北伪政权结为一体,社会长为最高领导人,聘日本人为顾问,下设中央指导部作为日常事务的具体组织、指导机构、地方机构。省设指导部,一般由伪省长兼任部长,省以下设道办事处及县市指导部。它与伪政权相结合,组成一个从华北伪政权到省、县以至乡村的庞大网络,主要依附于军队进行组织建立及开展活动。


新民会名义上是所谓的“民众团体”,信奉新民主义, 即:“实现东亚文化同种族之中、日、满三国共存共荣”,实际上它是日军控制的“上意下达、下情上报”的政府专用机关,更因合作的关系最终变成进行经济工作的机关。最初的新民会纲领是:“拥护新政策,以图畅达民意;开发产业,以安民生;发扬东方之文化道德,于剿共灭党旗帜下,参加反共战线;促进友邦联盟之实现,以贡献人类和平”。


新民会在北平建立“中央”一级机构,下面各道、县、区、乡也都设立新民会的总会、分会和办事处。甚至各行各业、学校、团体等也都建立了新民会的基层组织。在各级新民会中, 均有日本人担任“顾问”或“参议”,指导新民会工作。由于新 民会无孔不人,分布面广、成员多,加之它集民众团体与行政机构于一身,在控制民众思想和行动上确能收到一时之效。


“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是三民主义革命同志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强调“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推行对领袖蒋中正的个人崇拜,加强蒋中正嫡系对军队军官的思想控制。是以黄埔系精英军人为核心所组成的一个带有情报性质的军事性质团体。由于复兴社干部模仿意大利黑衫军和纳粹德国褐衫军,均穿蓝衣黄裤,故又称“蓝衣社”。


复兴社主要进行如下工作:抗日备战;对地方军阀割据势力的削藩情报工作;对各军事集团进行团结或瓦解工作;反共反苏宣传。


复兴社的活动归并为三个系统:贺衷寒的政训系统,康泽的别动队,以及戴笠的特务处(后发展为军统)。

复兴社没有波及到静乐,主要集中于蒋介石领导集团内部,是标准化的特务组织,后来演变成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组织。


(二)静乐“新民会”真相1968年秋,静乐县革命委员会按照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在别有用心的个别人操纵下,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推行了极左路线,所谓“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前头”,搞出了所谓“从四十年代隐藏下来的特务案”(新民会)。后来以 “一特”为线索,又搞出个“二特”“三特”,这部分当权执 政者为了在静乐的历史上创造奇迹,放一颗特大卫星,生拉硬扯地塞进了“复兴社”和“国民党”,这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三特”案。一、一封信惹的祸1942年日寇占领娄烦镇时,正赶上秋收,所以粮食就成为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一个焦点。敌人四处抢粮,我方则积极开展护粮。秋收前,县委书记杨新通知武工队指导员回机关汇报工作和布置保卫秋收。当时任武工队指导员褚培文接 到通知后,就去了县委驻地一天池店田堡村接受了任务,返往武工队驻地大夫庄村时,在团堡村小学校门口,被小学教员尹岑泉叫住,问他到哪里去?他说到大夫庄、娄家庄一带,尹岑泉让褚培文进屋坐一会儿,给他捎一封信。进屋后,尹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一封短信,并折成三角形,让褚捎给娄家庄他妹夫李五斤半(李五斤半是个农民,当时帮助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在敌区买办军需物资)。褚拿上这封信走到兑子沟河滩后,好奇地把信展开看了看,信上写着:“妹夫五斤半:最近环境恶劣情况紧急,你的买卖做得怎么样?应当多多小心为上……”当时褚对这封信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不是普通的信件,好像是些黑话,但又想,要是有问题尹岑泉还敢让我捎信?褚带着信到了大夫庄又住在刘流沟。把队长许柏林、副队长吴金波叫来,传达了县委的指示,并对如何粉碎敌人的抢粮计划进行了具体的分工部署, 决定由褚带一部分同志到西街村一带活动,徐柏林带一部分同志到尹家窑一带活动,吴金波带一部分同志在西果园对面 的梁上策应分工后,立即开展行动。临走时许柏林说他要去娄家庄去一下,顺便办一件事。褚便将尹岑泉给五斤半捎的信让他带去,许柏林接信后顺手拆开一看,说这是一封有意 思的信,因为信是用铅笔写成的,加上装在身上几天摩擦,有些字迹也模糊不清了。许柏林要往真描,褚没有同意,许笑了笑,把信装好后,就出门上路,从此后褚再未问此事。后来,许柏林并没把那封信交给五斤半,而是认为他发现了特务的联络信,把信送到了三五八旅七团政治处,后转到静 乐县抗日民族政府。静乐县政府把此信作为重点反特内容的证据之一。不久,许柏林提为营教导员。当年冬天,李五斤半和他人合伙开一座油坊,经常到外边卖菜籽,许柏林多次找都找不到。好容易打听到了,有一天五斤半回来送菜籽,许柏林就急忙到十里外的边家庄去堵截。由于有人告知,说武工队等着他,五斤半得知后,牲口也不管了,东西也不管了,吓得掉头就跑,一直跑到周家沟去。1943年初,春节前,在大圪垛村工作的许柏林说服该村李五斤半的表兄曹某,让其转告表弟回家。当五斤半回家过年时,就被扣捕让他交代问题,李根本不知道交代什么,就 给他加了刑法,上了背铐,拷问了40多天,李五斤半还是没法交待。这时静乐县的反特工作已普遍展开,先后枪毙娄家庄的李满云和罗家曲的冯满则。他们明白告诉五斤半不坦白,下场将和他们一样。可五斤半不知道交待什么,负责禁闭他的人就给他透风,于是在审案人员的逐步诱供下,李不得已佯装承认,他在一二〇师后勤部供给处在太原办货时,住在柴市巷苏恒轩开的德丰栈,由苏介绍他参加了 “新民会”。这样,他才能在太原随意进出,同时还给日本人送情报。他还虚假供认,静乐县的新民会会长是李隽(苏恒轩的妹夫),副会长是他自己。并把他的许多亲戚(包括尹岑泉在内)、他所认识的附近村庄的头面人物都说成是新民会会员。李供出的人,除一般老百姓外,参加工作的人都被县政府陆续扣押交待问题,但大家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该交代什么。在所有被扣的“特务”中,有一个是兴旺庄有文化的王青云,当审问人员问他是不是“新民会”会员时,王青云满口承认,连说:“是!是!是!又问他什么时候参加的“新民会”,为什么参加呢?他说:因为他是国民党老党员,日本人侵略中国后,蒋介石搬到大后方,老国民党(指蒋介石 留下的)都转化为汪精卫的新国民党,也成了 “新民会”会员,所以王青云供认:他不仅是“新民会”会员,而且是国、日、阎“三位一体”的特务。王青云的交待就使静乐的“新民会”会员,统统彻底转化为“三位一体”的特务了。王青云还交待了这个特务组织的历任书记长、部长等人,总计人数300多人。这样,静乐的“新民会”组织,就从无到有,从群众到干部,从假到真记录留存下来了。二、静乐的整风静乐的整风是从1943年开始的,当时的一些领导不加分析,不重证据,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大搞逼供训,引诱李五斤半昧着良心,捏造了和苏恒轩有亲戚关系的李隽,本村在县财政科任职的李占富及县里的一些民主人士、旧军 人员和知识分子,均被诬为“三特分子”。诸如三地委司法科长郝宣英,县司法科长李荫厚,教育科长褚志圣,开明人士郭顺道、刘肇金等人。先后押往晋绥公安总局受审,其余一般诬陷人员由县审查。县委在罗家曲召开会议,县区各单位 共集中五六十人参加整风学习,学习中央规定的整党文件(也称整风文献),到1944年农历正月。原在整风队的干部,全部从天池店的大树村出发,到八地委(驻交城关头)整风队去。三、关头整风关头整风参加人员达300多人,分5个分队,静乐和阳曲两县的干部属四分队。学习内容:第一阶段是学习整风文件;第二阶段是形势教育和大讨论;第三阶段是抢救失足者。当时社会上散发了康生写的小册子,叫《抢救失足者》,主要内容是:有错误的思想,必有错误的行动,必有错误的组织,要求凡是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都必须坦白交待。在交待过程中,由于领导有“左”的指导思想,采取了逼、供、训的方法,加之当时的干部,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政治上不够成熟,不能坚持原则,所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交待了自己是特务。有一个名叫李汉立的青年,是成都艺专的学生,后来到延安住在鲁艺,而有人硬说他是重庆派来的特务,叫他坦白。李汉立没有坦白,他们不允许,而后提出退党,以示抗议,结果领导让批准他的退党申请。第二天下午召开大会批斗他,李看到势头不对,只得承认自己是重庆派来的特务,并在大会上坦白交待,于是会议也就开成坦白大会,“主动”坦白的就站起来,由领导伸出手来, 把他拉上台,进行登记,表示从泥坑中跳了出来。个别不肯交待的则另眼看待,直到坦白交待为止。所以四分队的县干部凡是原先承认了“新民会”的都成了三特了。四、甄别关头整风,是晋绥边区整风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林枫同志在晋绥边区的甄别报告发表后,关头整风开始走上了正路,开始了实事求是的甄别工作。但四分队的甄别并没有给同志们平反,一没有把个别人的逼供材料交给本人或焚毁, 二没有作出地区一级的正式结论,只是领导上承认错了,小组里做出结论就算了事。加之日寇投降急需大批同志奔赴前线工作,也没有考虑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谁知这样的结 果给以后的工作留下了很大祸根。


静乐的清队——抓“三特”


何为“清队”,就是清理革命队伍内部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其重心是大抓“三特”,这个群众性的运动在静乐县是1968年9月份开始的。全县从机关到农村,从厂矿到学校开展了声势浩大揪斗“三特”的群众性运动,采取逼供训等非正常手段,揪出三特分子1362人。10名职工干部遭受处罚,开除的开除,坐牢的坐牢,全县非正常死亡112人,有的跳井、跳河、跳茅坑、上吊、跳泔水瓮、鼻子插筷子…… 致伤致残60余人。此运动波及到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并涉及到党政军领导干部164人。“三特”的起因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静乐县革命委员会有一批靠造反起家的人,他们好大喜功,唯恐天下不乱。当时的口号是:越乱越好,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在档案馆搜寻历史资料,看哪些人历史上有污点,哪些人因为什么受过处分,逐一排查,列出名单,重点事件、重点人重点对待,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前面提到的1943年关头整风时,由于搞逼供,揪 出了一批“三特”分子,后来上级领导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 重性,对所出现的问题和人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甄别。当时只是领导上说了一句话承认错了,小组里做出结论,但是就是没有把个别人的逼供材料交给本人或焚毁,没有作出地区一级的结论。这就给以后的工作留下了很大的遗憾,也给“文革”中别有用心的人留下可乘之机,他们把已经甄别平反的新民会特务案重新翻出来,竟然诡称他们去过日本,找到什么“长谷川清三郎”作证,静乐的“新民会”确系日本特务。他们在原案的基础上进一步编造,促进了“新民会”“国民党”“复兴社”“三位一体”的所谓“三特案”。他们把当年曾胡说八道、害人不浅的娄家庄农民李五斤半叫回县城,好吃好喝好款待,让他养足精神揭发“三特”。李五斤半根据过去的经验说的越多越好,不到几天功夫就说出几百人的“特务”名单。三元村曾是抗日民主政府的所在地,当时全村仅有100多户人家,可是就在这个村,李五斤半就说下80多个“新民会”特务,几乎是户户有特务,这可能吗?当时有人问他“这么多特务你是怎么发展的?”他回答:“我到处宣传参加了‘新民会'日本人来了不杀不抢,人们就参加了。”想不到李五斤半发展特务如此简单,鬼才相信这是真的。当有人问起“你发展特务有何证件?”这下可问住了。他不识字,没办法编造半天回答不上来,憋出了一头汗。这家伙一下子就想到了手絹,顺口就说:“证件就是手,上面有‘新民会’三字。”这家伙越说越没来由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特务证件,有人问他:“你有多少手絹?发 出去多少,还有多少?你到上司那里领过几次手絹?去的时候走的哪条路?回来时又走的哪条路?你是如何过的封锁线?”这一连串的问题他事先毫无准备,回答不上来,他感到问的话茬头不对,不是县上那种问法,他有点紧张了,害怕惹怒了本地人吃眼前亏,就说:“县上那些人叫我这么说,我不得不说,我怎能害乡里乡亲的。”“三特”的群众运动由县革委直接领导,三名县革委常委坐镇指挥,军管组负责参加。这次运动的规模是空前的,手段残忍恶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静乐县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严格地说,比白公馆、渣滓洞残害共产党人的刑罚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卫系统清队学习班1968年9月、10月进行的,时间共43天。集中了全县30个学区的教师和30个公社卫生院的 部分医务人员,地点在静乐中学。划分为20个兵团,大公社一个团,两个小公社合并为一个团体。学习班一开始,先是学习有关文件,在学文件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员自觉交待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在汪伪政权做过事的,是重点对象。此时,有一位在部门工作的干部在高温的折磨下,在“宽严”大会上交待了自己是“三特”分子的罪行,并揭发了100多名自己认识的干部和亲属。这样,死气沉沉的学习班顿时炸开了锅。凡是牵涉到的人员成了重点对象,只要走到静乐中学门口,就听到里 面一片惨叫声,气氛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当时笔者在 一个部门工作,参加了这个学习班,耳闻目睹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清队”运动,现举几个片段。片段一:每天上班号一吹,各兵团的全体人员都涌向了各自所在的教室,人贝到齐,主持人先带领大家起立,首先先齐声高喊:“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大家坐下之后主持人又针对这天批斗会的内容,重点学习最高指示,诸如“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而后,主持人带头高呼:“把xxx揪上来!”随即中学院内各甬道就响起“咚!咚!咚! ”的跑步声,一人绑一只胳膊的两个人把批斗对象推到教室中间,为站稳脚跟,主持人高喊:“向毛主席请罪,向人民低头认罪。”两个人把批斗对象按住头在主席像前90度的大弯腰三次鞠躬。“xxx,交待你的问题”,“我不知道该交待什么问题”。“自己的问题还用我们告你吗?”“我确实不知道该交待什么。”“咱们帮助帮助,让他清醒清醒恢复一下记忆”,马上疾风暴雨似的拳打脚踢把他打倒在地,被斗对象,疼痛难忍, 呻吟不止。“这家伙还会耍死皮。”“谁也没有动你一指头,怎能这样?”“是我自己跌倒的,与同志们无关。”“谁和你是同志?咱们是两条道上跑的车,人家往东走,你偏偏往西走,你交待不交待?”“好我的爷爷大人们,我不知道该交待什么?”“我们给你提个醒,你有没有老丈人?他叫什么?”“我有老丈人,他叫XXX”“他已经交待了,他是三特,难道你不是吗?”“我卯不知窍的事,他是三特,我能是三特吗?”“这家伙,给你提示了,也不交待,让咱们在帮助帮助!”马上有两个人拿着一条绳子搬肩上扣把他五花大绑起来,疼得“爹呀!妈呀!”喊叫不止。“说不说?”“说,我也是三特,是我老丈人介绍加入的!”“这就对了,何不早说呢?真是皮祆穿了,还受了冷冻!”“你有什么破坏活动,向日本人送了些什么情报?”“这我就说不成了,我不知道该咋说。”“不说了,咱们再帮助帮助,变个花样,看他说不说。” 接着,有个人把绳子的另一头摔到大梁上,两个人把绳子一拉,把他哧溜溜地拉上去,吊在大梁上来了个燕儿飞天,疼得又喊爹来又叫妈。“说不说,这下可舒服了吧!”“说,说,你们快把我放下来,疼得我就快不行了!”“放下来,让他说。”从大梁上放下来后,动也不动,没气了。“快,快,快!打一桶水往过浇!”马上有两个人跑到伙房打来一桶冷水,这才醒过来。“今天咱们的斗争会就到这儿,明天再继续审。”下午,这个批斗的对象梢话让家里人梢上一件皮祆,他的意思是皮祆穿在身上,打上来也可疼,捆绑起来也减疼。第二天,继续交待批斗。他把皮祆翻穿过,毛朝外。打的羊毛落下一地。中午吃了饭,他借上厕所的功夫,乘两位看守人员也去上厕所的机会,朝厕所旁边的泔水瓮栽去,从厕所出来的人们迅速把他拉出来。只见他的羊毛朝外的皮祆上沾满豆面的圪节子,活脱脱的毛蛆。


片段二:有一个姓刘的老师,别人揭发他是三特分子, 他是个老实本分的教师,胆小怕事,三特和他根本不沾边。在他身上使用过打、吊、捆、绑 ,就是没有结果。有一天,他乘看守所人员不注意,从静乐中学办公室后的水井栽下去,正好跳到井痕上。“救命呀,救命呀!”惊动了一群人,马上拿绳子把他吊上来。这下可没有他的好受了,自杀是对革命的反抗,是对人民的示威。马上又调来几个骨干打手,变着花样,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精疲力竭。晚上熄灯后,乘挨他的同志睡着的机会,他跳下地去捡了一只筷子, 插进鼻孔里,朝炕沿上墩下去,疼得他吼天叫地,惊动了满号子的人,人们拉开电灯一看,血流下半地,筷子头也插入鼻梁。领导们知道后,连夜把他押进了看守所。


片段三:B学区有个姓石的老师让其交代历史问题,教了半辈子书,就是和学生们打交道,没有参加过什么组织。反正你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多少总有问题。他们想到的刑罚都用过,就是没有效果。这位石老师禁不住如此毒打,乘上厕所的机会,栽进了茅坑里,坑里粪尿不深。人们在坑沿边 站着看他平躺在茅坑里,粪水从口鼻里流进去,也没有人搭救。有个同志于心不忍叫来几个人,七手八脚的把人抬上来,已经无济于事,鸣呼哀哉了。


片段四:C学区有位姓郑的外籍老师。在一天晚上批斗会上,造反派头头让其交待历史问题,郑老师认为就是教了二十几年书,和社会、和政治就没有瓜葛。打手们火了,把他五花大绑吊到了大梁上就不管了。他们先是喝酒,后是打扑克,一直打到凌晨。“不好,姓郑的还在大梁上吊着呢! ”人们这才慌了神,跑到殿堂上,把人放下来,一摸鼻息,完了。


片段五:有位十六级的副县长,在交城关头参加过整风,已经得到甄别。这次又被提起来次次交待,说是有了结论,我是正儿八经的布尔什维克,任何反动组织都没有参加过。他的“三特”问题被他的同乡揭发出来,于是就和他“拼刺刀”,居高临下,势如破竹,手到之处,必有重伤。先是在有名的某厂“高温车间”。捆、绑、吊、打,手腕上拧八号铁丝,上背铐,造反派发明的刑罚都用尽了,“三特”问题还没着落。该厂造反派向领导汇报他们已经无计可施了。县领导又把他交给了另一个“高温车间”,结果是什么刑罚都使用过了,仍然无济于事。这个厂的头头又向领导交了差。怎么办?这得动用革命性最强,火力最猛,方法最多的“高温车间”。于是把他送到了某单位,这个单位的头头接管后,单门召开了献计献策会,专门讨论如何攻破这个堡垒,啃下这块硬骨头。大家群策群力,拿出几个方案。第一场较量,使用第一套方案失败。第二套方案效果不佳。于是他们又商量说,咱们何不发挥自己的优势来进攻呢。心有灵犀一点通,于是,你拿手术钳子,他拿大号针头,几个人上阵,钳子夹、针头扎,弄得老汉遮前顾不了后,大腿胳 膊上钳子肉,肩膀上屁股上是针头乱扎。“啊呀,好我的大哥大姐们,不要扎了也不用了,你们叫我说啥,我说啥 就行了。”事后在所谓的经验交流会上,该单位的头头说“牛蹄子不烂多费的些柴碳,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只是我们方法不对头,今天这块硬骨头轻而易举地就把他啃下来了。”


这就是静乐的“清队”运动的真实写照。上面几个片段不过些凤毛麟角,斗争的花样,使用的刑罚远远不止这些。这里还要提出的是,在清队的这段时间里,根据斗争的需要,坦白从宽的程度,每隔几天都要召开一次“宽严”大会,坦白好的予以过关,不坦白不交待负隅顽抗的,先是在台上批斗,最后五花大绑游街示众送到了看守所。当时静乐抓“三特”抓得人人自危、不寒而栗,生怕有人把自己咬出来就遭了秧。有一位老师在抗日战争时期才10岁,就被人揭发出“三特”分子,造反派头头说:“三特分子不分年龄大小,有的在娘肚里就加了三特。凡是静乐城周 围和县城以南有文化的人基本上都成了“三特”分子,娄烦地区更是重灾区。领导这场运动的一个头头,贪天之功为己功,跑到西藏向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索取材料,结果吃了闭门羹。回来后,把气撒到了这位高干的老丈人名下,打了个半死。静乐的清队抓“三特”就是这样残酷,诬陷人数之多,涉及面之广实属少见。有正义感的静乐人只能会意不能言传,敢怒不敢言。否则,给你戴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是轻而易举。正在这时有位感冒天下大不韪的人勇敢地站出来,把静乐的抓“三特”整理策划的那个材料逐级向上反映。通过熟人,将他上告材料专题刊登在山西日报《内部情况》1970年第15期上,发到省革命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的各位领导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红旗杂志社等新闻单位。当即省军区司令员谢振华(省党政一把手)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派出十多名军队干部,前往静乐调查核实,通过逐一取证,静乐问题真相大白,“三特”问题彻底平反。领导这场运动的头头也得到应有的下场。至此,骇人听闻的静乐“三特”的冤案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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