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生

一

李锡书世家从其高祖李圿（字唯长，太学生）始迁西河沟以来，凭借西河沟川广、地阔、水足的自然条件，勤于农耕，精于学业，不多年便发展成为富甲一方的名门望族。据《静乐县志》记载，康熙十三年（1674）静乐遭受特大天灾，春旱秋涝，粮食生产严重受挫，许多贫雇农日子维艰，甚至到了外出逃荒的地步。李锡书曾祖李之锟（字生璧，太学生，侯选州同）恻隐之心难却，以七百担米周济贫民，并将债券契约当众焚毁，免除当年全部租税，使灾民得以全活。其曾祖乐善好施，救民于水火之举感动了诸多贫民，纷纷上门致谢，时人口口相传，称颂之声不绝于耳。

李锡书之父李珥（1708—1760），字君笔，号西河。自幼岐嶷颅异，推窗刻苦，废寝忘食，用心专一，学识渊博。14岁补弟子员，15岁食饩，屡试冠军。时值兴县合河孙石桥先生讲学四方，李珥毅然拜孙先生为师，从其游学，亲耳聆听孙先生教诲。数年如一日，得其要津，受益匪浅。雍正七年（1729）己酉科乡试，李珥以优异的成绩得中，时年21 岁。中举后，由于家父体弱多病，不胜家政，李珥不再出游，一方面专事奉养不离左右，一方面以一本《性理大全》为玩，修身养性，专攻学业。乾隆十四年（1749），遵拣发例，李珥被朝廷试用为江西南安府上犹县县令。于是李珥轻车简出走马上任，开始了其仕途生涯。试用期间，李珥体察民情，兴学育人，力除弊政，牧民下士，极尽抚绥，治事得法，政绩突出，被上司察为一等。期满后，改授建昌府新城县令。试用上犹为李珥积累了许多治事经验，在新城三年，李珥在充分了解县情的情况下，以敦本善俗、息讼平争为务，整纲饬纪，澄清吏治，革除陋习，禁绝火耗，使新城社会秩序井井有条。遇荒年，民嗷嗷艰于食，李珥矜恤民苦，痌瘝在躬，搭粥棚救人性命，减赋税释民负担，理荒政机动灵活。以诚劝有力之家出粟貯公，平价买进，济贫济困，百姓得无其惫，异口同声称赞李珥“侯寔生我，侯寔生我。”李珥不但理政务实，兴学育人力求公正公平。他两阅童子试，禁绝苞苴请托，拔俊不分贫富，一视同仁。名列榜首的孔生、邓生都是单寒之士，博得士林一片赞誉之声。由于李珥严谨治士，重修德修能，新城学风大振。

新城有一豪强凭亲纵势，横行霸道，骗人金钱，殴击商贾，欺侮弱者，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乡人深恶痛绝，怨声载道，又不敢告之于官。李珥到任后，实施的一系列治县策略深得民心，清正廉洁蜚声新城。百姓不堪荏弱，将忍无可忍的豪强告知于县。李珥毅然不苟，不顾其熏灼势焰，鹰犬戚属，察其言观其行，结合诉状记录在案，有理有据予以严惩，豪强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伏法。乡间黎庶得知恶霸被除，无不欢欣鼓舞。语于交衢，述于私室，拍手称赞李知县公明廉直，众口一词，颂之以“李青天”。新城人士怀思李珥德政，勒石以铭，称其恩泽为厚，视之为父母。

由于李珥一身正气，不名一钱，不畏强暴，体恤民情，与长官往往相忤，触动了长官利益，常遭长官妒忌，故以他事被长官诬劾，解职。一年后平反复官。李珥深感官场险恶，遂以父老终养为由请辞。得请后旋即归里，深居简出，侍亲起居饮食。父亡，丧葬事宜全由其经纪。待服阕，不再有复出之想。由于年末及艾，便自己开设学馆，教授生徒。受教学子座无虚席，称其为“西河夫子”。乾隆三十五年（1760）因病卒于家，享年63岁。

二

李锡书（1756—1830），字洪九，号见庵。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聪颖好学，勤劳弥深。青年时即已学识渊博、才气横溢，尤其对国学的深专细研达到了精深的地步，成为士林中颇负盛名的饱学之士。其与同族兄弟李銮宣互勉互励，同举于乡，同肄书院业，同登进士榜，时人誉为静乐岑城 “李氏二杰”。 乾隆庚戌年（1790)高中进士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李锡书未被签封，闲居乡里长达八年之久。其间坐吃山空，家道中落，贫且窭甚，家徒壁立，衣食多不给。为谋觅食计，李锡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寻得绵山主讲之职，俸禄三百，始解家事之急。五年后，即嘉庆戊午年（1798）入都就选。己未年（1799）四月二十六日擎签东长安门内，堂上呼：“李锡书擎得江西雩都县知县。”听到签封，李锡书高兴不已。心想该县地处江南贡水旁，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是有名的富庶之乡。此次受封于该地，总算有了出头之日。学古入官，虽原不徒为利禄，但身衣口食亦不可缺。枵腹从事，饔飧不继，人情之难堪将不再复返！五月初二日，吏科票签引见，李锡书竟想不到已被改迁！改迁令如是述：“奉旨新擎江西雩都知县李锡书，着调补四川汶川县知县。所贻之缺以某人补授，钦此。”始料未及的变故，李锡书陷入了沉思：考学难，十年寒窗，饥躯奔走，方博一第；入仕难，苦等十年，铁鞋踏破，始授七品。朝令夕改，原因若何，高深莫测。五日的兴奋顿时烟消云散，南放莅任的憧憬如若肥皂泡顷刻破灭。圣意难却，李锡书只好奉旨束装入川上任。

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李锡书以汶川令移任蒲江县事。稍得闲，学为吏事。蒲江县东门外有江水泛滥，夏天水涨阻塞交通，给民众带来诸多不便。时正值筹办军需事件，李锡书于放款项中得羡余八百金，召集邑中士庶商议建桥通衢之事，并号召士庶出力以助。自古以来修桥补路乃公益事业，凡士庶众擎易举，皆赞同李锡书之意，一日而得捐银五千有余。遂以工是兴，历经三年，一座横跨蒲江的大桥建成，取名“驭虹”。受众人之邀，李锡书为修驭虹桥写了碑记以纪 事，其中说：“斯桥之成能济亿万生灵，为蒲邑永久之利。” 嘉庆七年（1802）夏，李锡书以同知候补。八年（1803）春，奉檄治蓬州事，蓬州地处孔道要津，是三路赴达州之门户。制府建节又在达州，往来差使如组织，宵夜无停。又守江陵江上下二百里江西，公私舟楫昼夜稽察。而云、贵、川西三处兵俱由蓬州归伍，李锡书不遗余力迎来送往应酬自如。蓬州自邪教滋扰之余，兵火伤残，空室四五，人民愁苦，夫妇垫隘，魑魅昼行，棘林夜哭。大兵大役给民众乃至社会带来的创伤一时难以修复，乡民惶恐不安，非有宁居。为涵养民人，调和时序，李锡书顺应民意，亲赴城隍庙设案焚香，代民书写祝文。希图“宁謐一方，佑民命于无疆”，伏念上帝以好生为心，圣朝以安民为治，使万民休养生息。

嘉庆九年（1804）夏，李锡书知蓬州期满受代，遂归汶川。期间正遇甲子科乡试，李锡书受聘充同考。事毕，于十月回任接事。因仓粮霉烂事件被告发于上，举国非议。李锡书在写给自己的好友彭甘亭孝廉的信中自言：“书也迂腐不识时务，又不能俯仰随人，齮龁龃龉固不免耳。”幸得布政使董观桥公正明达，委员勘视，据实上奏，事得雪，才使李锡书免于祸事。十年（1805）在汶养猪种菜以自给。李锡书曾戏谑为诗：“卜式善调西苑豕，公仪不拔后园葵。”聊以自慰。纂修《汶川县志》，课考生童，振兴农桑，又在大禹出生地石纽山建“圣母祠”并写碑记：“祈报圣母神人必有以佑我汶人而延受多福。”深得县内人士的称赞。

嘉庆十一年（1806），洋盗谢牵侵掠台湾，朝廷命陕右将军德某前往查办。于是兵事又起，飞札调遣瓦寺、杂谷、松潘等处兵马三千余名赶往湖北集结。在李锡书的全力协助下， 三路兵马只用五日时间便集结到位。观察使阿某深受感动， 并大言于制府某：“李知县大有才气，非渠兵不能骤集也！” 董观桥方伯亦有同感，建议制府某重用李锡书，于是复使治 蓬州。是年五月接事，七月又遇宁陕兵变之事。李锡书奉命 筹集军粮三千石运往广元，以供给夫马宿站。九月事息。腊 月又遇绥定兵变，城中火起。李锡书正心动筹量防江策，忽 报总兵桂涵已平息叛乱凯旋。否极泰来，李锡书喜而为诗一 首，以表达其喜悦心情。诗云：“忽闻飞骑报红旗，正是灯花结彩时。常侍雪天传蔡堞，将军元夜缚侬夷。三更爆竹驰星檄，百里清烟衬马蹄。此后方能成一寐，天颜有喜近臣知。” 嘉庆十二年（1807），李锡书以期满受代，檄还汶任。时边疆多夷务，琐事缠身不得脱。差役奔驰日夜如梭，李锡书宵衣旰食，应接无暇。十三年（1808），凉山猓夷反叛，总督丰某，按察使方某前往围剿，李锡书鞍前马后供给往来不遗余力。直到匪事平息，总督丰某惋惜地说：“君有治剧才，惜未用也！”十四年（1809）五月，在丰某的竭力推荐下，复有知蓬州之命。至是三任彭州刺史，故友人张星纬改其堂曰“三至堂”。莅事五月，布政使方某改命其为重庆府同知，嘉庆十五年（1810）二月履任。重庆乃古巴郡地，水复山重，秀杰之气葱葱郁郁。城在山上，一眷中横，如开阳摇光之势。江外远山三峰耸峙，遥映三台，山上云雾缭绕，紫气蒸腾，人称雾都，气象诚可观也。时盐贩充斥，市场秩序混乱，商人、民众愤愤不平，屡以搆讼，或当面斥责。李锡书力图整治，严格按照盐税法清理市场，稳定物价，惩处不法商贩，一时盐政得以治理，全渝士民无不称奇。时值重庆府修桂香阁，请他为文以记，李锡书在其《重庆府修桂香阁记》里写道：“文昌星在紫薇垣外，魁杓七星之上。六宿列两行，与三台星相映，星家谓为文教昌明之象……近人有文昌化书之说……此阁之建，上以广圣主敷文之教，下以毓吾儒特达之光。”可见其热爱文教，又致力于文教的热情。十一月解任复归汶川。十余年来，李锡书治汶三进三出，驰驱戎马之间，困顿军需之际，凡事求之于心，皦皦一身，两袖风雨，公事裁答，忙碌辛苦，衣食拮据，无怨无悔，“借债变产以济一官之用，分崩离析竟不忍言！”（《与彭甘亭孝廉书》）嘉庆十九年（1814）在布政使陈望坡，按察使黄枫庭的举荐下，李锡书改署大邑县事。大邑旧多命盗案，一年中就有三四十件发生，“狱囚几满”。李锡书到任后，认真梳理案牍，细致查访案情，逐一处理历史积案，分别情节轻重“剖决如流”，以极高的办案效率赢得大邑人士的一致称赞。接着一改过去“刑治”为“德化”，大力鼓励人民兴学校明伦理，劝农桑勤农事。又“仝合邑士民筹议”移城隍庙于城内，使“守土之官不离城廓”，以中和之气而柔民性。至此，大邑县境便风平浪静，不再有命盗案件发生。离任时，“士民屡千百，拖延四五十里，有流涕者”。可见李锡书在大邑深得民心。

嘉庆二十年（1815）春，闻听同族兄弟李銮宣将由广东按察使调迁四川布政使，遵迴避例请代卸事。四月便交卸大邑县事，移居成都养病。待李銮宣到任，请于朝，奉命调往云南补职。二十一年（1816）三月启行，四月抵滇，五月奉檄署宣威州事。滇地多风苦寒，水土坚硬，加之李锡书体弱 多病，属感疾不能治事，只得请辞。居一月，得请，遂返成都。买民宅，购田亩，寄家于蜀，用他的话说是“筑室长子 孙”。“既返，以行资缺乏不得归（故乡），因暂作流寓在锦官也。”1817年9月，李銮宣搆疾卒于锦官，李锡书作为家人帮助料理后事，抚慰家属，清理诗稿为《坚白石斋诗集》作制义序。从此李锡书再无出山之意。

自流寓锦官赋闲，李锡书仍手不释卷，讲学不断，笔耕不辍，专事经史的讲解、研究、辩误、辨异。并着手整理书稿，将其居川二十余年期间的所作分类分卷集于一册，取名曰《锦官录》，由当时的蕊石山房刻印出版。内容包括《制义一卷》，《臆说》十二卷，《杂著》一卷，《河洛图说》四卷，《周官图说》六卷，《释地图考》二卷，《释星图考》一卷，《寰海图考》四卷。其内容广泛，涉及面广，上自天文，下自地理，周官河洛，易经八卦，境内山川，境外风情，四书五经，辩误辨异，无所不考，无所不精。李锡书的门人刘厚滋曾评价其“居蜀二十四年，子一人，孙三人，家才十四口。淡泊安居，萧然无与，杜门谢客，唯以讲学为事。”李锡书宦途不得志，疲命奔波与时奋争一生，但其学术成就却是鲜有人能与之相比，其论述详尽、思想深刻亦为独到，令时人望尘莫及。1830年病卒于锦官，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