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山景区导游词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岑山景区进行游览。我是景区讲解员XXX，在岑山旅游期间由我为大家进行讲解服务，如有需要帮忙的请及时和我联系，我的电话是XXXX，望大家密切配合。

岑山景区位于静乐县城东北角，东经111°56′31″——111°56′34″，北纬38°21′13″——38°21′16″之间。海拔1297米，自古为静乐教化之所，承载着静乐厚重的历史文化。古代宝峰寺、卫国寺、天庆观都曾建于此地，先后毁于兵燹。文庙始建于宋大观年间，先在县城儒林街，明洪武二年迁建于岑山，万历十五年重建，是元代风格的明代建筑，也是山西省保存最完整的明清时期县级书院之一。包括大成殿、东西配殿、影壁等建筑，这些建筑集儒、释、道三教之大成，钟造化之神奇，赋岑山以灵秀。现存的古建筑有大成殿和东西配殿，以及建于明代的明伦堂。

岑山书院为明清建筑风格，由文庙和书院两个院落组成。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省级党史教育基地和省级社科联普及宣传基地、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以及市、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静乐县人民检察院廉政教育基地、静乐县国防教育学校，还是每年各学校、机关单位举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和学生入团入党宣誓的场所。

随着静乐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静乐县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2006年，县委、县政府为了挖掘岑山深厚的历史文化，决定开发岑山景区，组建了岑山景区开发理事会。由于春秋战国，乃至西汉期间的羊肠山（今岑山），状如大小鹅池的古城墙遗址，至今轮廓犹存，依稀可辨。为了保护和修复在岑山山巅魁星阁旧址上建造了文峰塔，进一步修缮了文庙、明伦堂，增设了历史博物馆、革命纪念馆、当地特色文化展览室，建造了岑山山地公园、休闲广场，进行了大面积绿化、美化和亮化，使景区环境呈现出祥和优美的氛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尊庄严铜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共二大中央执行委员、山西党团组织创始人高君宇。（请大家合影留念，而后随我入院）

“岑山书院”四个大字，是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于2010年秋为景区亲笔题写的院名，增添了不少文化魅力。

我们先到敬业堂进行参观。

敬业堂是文庙的附属建筑，原在大成殿后面，现置于书院东南侧。匾名“敬业堂”三字由原《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张虎生先生所题，现设高君宇纪念馆。“高君宇纪念馆”馆名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佩云女士所题【彭佩云，湖南浏阳人，1945年11月经王汉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系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外文系、清华大学社会系毕业生】。

请大家随我前往，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高君宇亲密恋人石评梅女士在整理高君宇遗物时，偶然看到高君宇生前自题“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的言志诗。评梅说：“君宇，你的遗言我替你刻在碑上。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整个展馆分10部分（一、立志报国，主要描述的是少年时代高君宇在家乡静乐和山西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树立了远大的报国志向；二、五四健将，突出记述了高君宇在五四运动期间积极参与、领导学生开展革命斗争；三至八依次为上下求索、工运先锋、崇信马列、笔底惊雷、晋阳建党、矢志不渝。这几部分分别从不同侧面，展现了高君宇为民族独立和富强不竭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九、陶然化蝶，叙述了高君宇和石评梅之间纯洁而深厚的革命情谊；十、浩气长存，表达了高君宇去世后，与高君宇一起工作和战斗过的革命同志以及后人对他深深的悼念之情），简述高君宇辉煌而短暂的一生。

请观看立志报国展板：高君宇（1896—1925），原名高尚德，字锡三，“君宇”是“五•四”运动后起的号。于1896年10月22日，出生在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现属娄烦）。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卓越的政治活动家。中共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三大、四大代表；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山西党团组织创始人。

高君宇曾在岑山书院学习，静乐县是他在16岁以前生活和学习的故乡，于1912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即现在的太原五中）。他的父亲高佩天曾任静乐商会会长，早年以教书为生，后辞教回家，经常为村里办好事，是位开明绅士。于1901年参加过义和团，常给高君宇讲义和团英勇抵抗八国联军的故事。在父亲的影响下，高君宇萌发了对义和团的敬佩和对洋鬼子的仇恨，幻想自己将来也能成为杀敌报国的英雄。

再观看五四健将：1916年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不久著名教育学家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实行“兼容并包”，提倡学术自由。在这种治校方针的影响下，北大很快成为中国新思想波澜翻卷的中心。同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李大钊的影响下，高君宇很快成为进步青年的学生领袖。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高君宇是这一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北大及北京各校同学约3000余人汇集于天安门广场，然后游行至赵家楼胡同卖国贼曹汝霖住宅示威。发现曹宅铁门紧闭时，高君宇等热血青年带领爱国学生冲进曹家大院，火烧赵家楼，殴击章宗祥，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光辉而壮丽的一页。

再看上下求索：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邓中夏等19名北大学生秘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高君宇是最早的成员之一。11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劳动者》周刊，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再看工运先锋：高君宇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0年春，在陈独秀的委托下，高君宇与山西的几位好友一起，开始对山西省（太原等地）的劳动状况进行调查，写出了《山西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陈独秀审阅并听取李大钊关于“五一”运动史的报告后，刊载于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6号上。从此，五月一日（即五一）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纪念日（即劳动节）。1923年2月京汉铁路沿线工人总同盟罢工爆发，高君宇作为领导人之一，在长辛店领导工人同反动军阀进行顽强的战斗。

再看崇信马列：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高君宇为全国57名党员之一。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高君宇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与其会。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共产党和产业工人代表，并作了重要指示，使高君宇更加明确了革命斗争的方向。远东会议后，高君宇留苏访问，利用这段时间，一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再看晋阳建党：彭真同志回忆山西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时，讲到“讲山西党史，就要先讲太原；讲太原，又首先要讲北京，讲高君宇。”“高君宇同志是山西省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太原的共产党、共青团是在他的联系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他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19年8月，在高君宇的指导下，王振翼等进步青年在太原组织创办《平民周刊》，揭露阎锡山封建统治，宣传进步思想文化，后被阎锡山查封。高君宇毅然将该刊物移置北京，亲自主编出刊后，运送回太原。在他帮助下，太原团组织创办了“晋华书社”，销售马克思主义著作，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24年5月，高君宇受李大钊指派，由京返并开始筹建山西党组织。

再看笔底惊雷：1922年高君宇参加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会议决定创办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作为该刊的创办者、编辑和记者，高君宇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高君宇还担任《工人周刊》的编委，《先驱》、《政治生活》等党团刊物的编辑、记者，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宣传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反复阐明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明确指出进行国民革命，必须由共产党这个先锋军来领导；要反对强大的敌人，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他以思想为武器，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媒介，论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体验和思考，他的观念鼓励了广大青年、工人、学生和妇女。

再看矢志不渝：1923年党的“三大”结束后，高君宇受党的委派，奔走于上海、广州、北京之间，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为尽早实现革命统一战线日夜操劳。1925年1月抱病赴沪参加“四大”。他和周恩来“相谈甚欢，彼此互通个人的恋爱情报”，成为周邓的牵线红娘。

再看陶然化蝶：高君宇和石评梅相识于北京“山西同乡会”。那时，高君宇已是一位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职业革命家，石评梅正在北京女高师读书，是一位有才华的年轻诗人。高君宇的革命热情，与石评梅的清丽典雅以及对青年命运的关心，使他们互萌敬慕之心。从此他们频频聚会，陶然亭成为他们最理想的聚会之地，此时的高君宇认定石评梅就是自己爱情的归宿。然而石评梅受初恋的伤害，抱定了独身主义心志，而高君宇早在中学读书时，父亲就曾给他娶妻——李寒心（静乐县神峪沟村人）。高君宇前往太原和北大读书之后，多次给父亲去信，请求解除婚约（离婚），但遭其父拒绝。1924年5月，他回乡与李寒心长谈，征得对方同意取消婚约。于6月24日，他从太原给在静乐神峪沟村的岳父李存祥写了一封与其女儿退婚的信，解除了婚姻。

石评梅在高君宇的追求下，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心扉，但是在1925年3月1日高君宇参加国民促进会议时，突发盲肠炎，住进北京协和医院，3月6日治疗无效去世，时年29岁。时隔三年，石评梅也因思成疾抑郁而亡，与高君宇葬于陶然亭湖畔。

再看浩气长存：1925年高君宇去世之后，中共北京区委在北大旧址学院礼堂举行追悼大会，李大钊、邓中夏、王若飞、邓颖超和苏联驻华大使送了花圈，沉痛追悼高君宇同志。高君宇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及为信仰而奋斗终身的革命意志，为后世青年在世界观和实践论方面做出了榜样。

革命先驱高君宇：“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我党早期卓越的政治活动家高君宇同志生前自题照片上的一首言志之诗，虽寥寥数语，却将那熔铸于生动、形象、凝炼的语言之中的崇高思想、战斗激情，以及以身许国、献身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诗如其人，这首激情如火、大气磅礴的诗，正是高君宇同志短暂而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出身富门望族：1896年10月22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高君宇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的一地主家庭。名尚德，字锡三，“君宇”是他“五•四”运动后起的号。兄妹五人，他排行第二。

高家是闻名静乐的一大望族。高君宇的先祖是陕西省米脂县人，自十四世祖始迁居静乐县峰岭底村，屡世以经营土地为业，素有崇尚读书之风。其祖父九重，字羲良，“读书名达，为邑名儒”。其父佩天，字子明，“幼学庭训于文礼”，及长能文、工书善医，因体弱多病，中途缀学，曾捐一功名“监生”。先以教书为业，后经农兼商。因颇有创业之能和经济之才，很快就使家业大振，除了在本村经营土地140余亩，并开设药铺、油坊、酒坊、粉坊、瓷窑、煤窑等外，还在本县县城、娄烦镇及岚县东村等地设有货铺、面铺等。他还通晓医术，乐善好施，行医从不收礼金，加之为人正派，办事公道，素以“急公好义著于乡”，被人们誉为“开明绅士”。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具有爱国忧民的进步思想，不仅对义和团运动十分赞同，而且还在城乡广为宣传，毅然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后，静乐知县闻风而逃。他立即和本县其他同盟会会员一起成立八都公署，组织地方武装，以维持秩序，保卫民商。因此，后来成立的民国县府和民众先后赠予他“咸与维新”、“热忱国事”、“公正廉明”等匾，并推选他为县商会会长。高君宇之母赵氏，系一位普通农家妇女，温恭淑慎，勤劳善良，同情穷苦，乐于施舍，故“义名久著”，为人赞颂。

这样的家庭，自然对少年时代的高君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从小并未受到家庭的束缚，可以自由地和农家孩子交友玩耍。为了使这些穷伙伴们免遭饥饿之苦，他经常将家里的食物送给他们。再者他办事很有主见，穷伙伴们对他颇为敬慕。由于从小就生活在农家子弟中间，在他身上并没有那种富家“少爷”的威风、“公子哥儿”的习气，相反却有着农家子弟的善良纯朴、憨厚和“野性”。因此，他经常率领小伙伴做出一些与高家门第很不相符的事儿来，被村人视为“野孩子”。

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和清政府联合镇压后，深为义和团爱国斗争事迹所感动的高君宇，经常和穷伙伴们手持木制的大刀和长矛，玩义和团痛打洋鬼子的游戏。

高君宇七岁时，开始入私塾读书。他聪颖过人，但对“之乎者也”的圣贤之书并不感兴趣，尤其对老先生从不讲解课文、只让死记硬背的教授方法颇为反感。他这时感兴趣的只是在打谷场上或“长工屋”里，听人们讲梁山泊英雄聚义和太平天国、李自成起义等故事，每每听得入神。那些流传民间的故事，常触动着他幼小的心灵，引发了他一连串奇想：他多么希望自己长大以后，也能成为一个行侠仗义的英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当时正在静乐县高等学堂读书的高君宇，对这场革命充满向往。当剪辫子风气传到静乐县城时，他和长兄俊德在其父等同盟会员的影响下，毅然剪掉了辫子。这时“清朝复辟”的谣言传来，一时人心惶惶。有人惊恐地问高君宇：“要是清朝皇帝回来（指复辟），你们父子可怎么办？”高君宇反问道：“要是革命党来了，你们没有剪辫子的人又该怎么办？”接着，他给乡亲们讲述起辛亥革命来，并说明清王朝永远不会复辟了。他还告诉人们：脑后垂辫是清朝统治者强加给汉人们耻辱的象征。在他的鼓动下，不少人纷纷剪掉了辫子。

探求救国真理：高君宇坚信真理，追求进步，是一位具有深厚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1912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后，课业之余喜读康梁论著以及进步报刊，并经常与进步同学聚会议论国事，抨击时弊，深受师友之赏识。其时，“袁氏当国，任意横暴；列强觊觎，非分逼索。”高君宇“目击时艰，痛国沉沦”，愤然参加了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高君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省立一中。在《各述尔志》毕业国文试卷上，他挥洒笔墨，一气呵成“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愿望。

为了寻求救国之道，高君宇于同年考入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在学校，高君宇如饥似渴地阅读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反帝反封建思想日趋成熟。

1918年5月，我国留日学生因举行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集会，而遭日本军警的粗暴干涉和侮辱后，毅然罢课归国，以示抗议。当留日学生代表抵达北京时，高君宇、邓中夏等与之商讨了斗争方案，并组织发动了北大、高师等校2000余名学生于5月21日举行的总统府请愿。这次斗争由于缺乏政治经验而失败了，但迫使学生们深感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不久，高君宇等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初名“爱国会”），并派代表南下串连各地学生，很快使救国会成为一个近乎全国性的爱国学生团体。当这一团体遭到北洋军伐政府干涉时，为了便于开展活动，高君宇等随即成立了“国民社”，出版《国民》等进步杂志。据“五•四”老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德珩回忆说，在编辑《国民》杂志上，高君宇“起过很大作用”。同时，高君宇加入了以“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宗旨的“新潮社”，并为该社领导成员。这一时期，高君宇加入了蔡元培先生倡导的“进德会”、以《京报》主笔邵飘萍任导师的“新闻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在新闻学研究会，高君宇结识了毛泽东，两人同时获得新闻学研究会“听讲半年之证书”。

投身“五•四”运动：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而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的正当要求，竟然被拒绝。2月5日北大学生召开大会，筹议抵抗，高君宇被推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高君宇还和邓中夏、黄日葵、张国焘等经常聚集在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办公室，秘密商讨斗争策略。他们的认识统一到李大钊先生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时多次提出的“直接行动”上，直接采取反对军阀政府“法律”范围之外的行动，以达到革命斗争的目的。

5月1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人们震惊了！高君宇等“国民社”骨干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反帝爱国的具体行动部署。据罗章龙回忆说，“五•四”前夕，北大以及各院校学生骨干秘密组成一个“行动小组”，准备采取“直接行动”，高君宇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5月3日，高君宇等北大全体学生和10余校学生代表齐集北大法科礼堂，召开激战前夕的大会。与会学生无不悲愤交加，痛哭失声。不少学生纷纷登台讲演，高君宇声泪俱下，力主“直接行动”。会议最后作出翌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等项决定。

5月4日上午，北大学生队伍在高君宇、邓中夏等学生领袖的率领下，突破北洋政府教育部代表（次长）和军警的阻拦，终于与高师等10余校学生汇集于天安门前。大会通过《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后，由3000多名学生组成的队伍开始了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受到军警阻拦后，便转而奔赴位于赵家楼的卖国贼曹汝霖住宅。身为指挥之一的傅斯年，害怕游行学生行动“越轨”，极力阻止游行队伍向曹宅进发。但是，早已接受了“直接行动”思想的高君宇等人却置之不理，他们高呼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继续前进。当游行队伍来到军警严密守卫的曹宅时，匡互生等几名学生翻墙入内打开大门，高君宇便大呼一声，率领学生们冲入曹宅，殴击了卖国贼章宗祥，火烧了曹汝霖的豪宅。

“五•四”当天，军警逮捕了32人。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大学当晚召开了学生大会，决定从5月5日起实行总罢课。在这次会上，高君宇被推为北大学生干事会成员。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同时罢课。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京学联”）宣告成立，高君宇被推为北京大学驻北京学联代表，领导爱国学生继续斗争。迫于人民群众强大的斗争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5月7日，高君宇等雇了3辆汽车迎接北大被捕学生出狱。北京学联指派许德珩、黄日葵等人赴天津、上海、南京等地进行串连，争取全国声援。许德珩后来回忆说：“‘五•四’中我和黄日葵到各地串连，这是李大钊同志的点子，高君宇同志坚决支持。”不久，便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六•三”运动和全国罢课、罢市、罢工的斗争。“五•四”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这场斗争中，高君宇因劳苦过甚，曾两次吐血，但“宇之志益坚，宇之猛烈益甚”。我党早期青年革命家贺昌评价说，高君宇“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个强有力的健将”。

为唤醒民众呐喊：“五•四”运动后，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发出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最后通牒，企图获得在山东的权益。为了挫败日本的阴谋，高君宇当即撰文予以揭露和抨击。他号召人民“为了国权，为了人道”，一致起来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在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北洋政府通知日本“未便与贵国开议”，使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

经过“五•四”战斗洗礼的高君宇愈来愈认识到：要挽救中国于危亡，必须用真理唤醒民众。为此，他一方面与邓中夏、张国焘等同学秘密酝酿并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讲演活动。1920年3月，该团经过整顿选出了以邓中夏为总务干事、高君宇为文牍干事的新领导机构，并确定了“除城市讲演之外，注重了乡村讲演、工厂讲演”的活动方针，从而使讲演团发生了质的变化。不久，他们筹备组织了第一次农村、工厂讲演。与此同时，高君宇还和张国焘等一起负责组织北京西城、南城的讲演活动，并以《人的生活》、《什么叫“自治”——它的意义、形式和功能》、《私产制度与婚姻》等为题在讲演所向平民讲演。他们的讲演活动经常遭到军警的干涉和阻挠。一次，高君宇和邓中夏、杨钟键、张国焘4人在南城模范宣讲所讲演时，遭到该管区军警的阻拦。在他们义正词严的驳斥下，警察署理屈词穷，被迫同意。可是讲演刚刚开始，一大群军警便气势汹汹地闯入了讲演所。高君宇他们毫不退缩，反而正气凛然地对台下群众高声讲道：“列位呀！我们平民教育讲演团，无非是要平民受同等的教育。现在他们连教育都不准你们享受了……”这些充满情感的话语，立即激起台下群众的掌声。

此外，高君宇还通过不断撰写、发表文章来唤醒民众。1920年直、皖两系军阀爆发战争，由皖系控制的北京专制政权垮台。如何解决时局问题，高君宇主张召开国民大会来公决。为此，他在《晨报》上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解决时局的我见》、《时局的解决与学生》、《我的举行国民大会的理由和方法》。他竭力鼓吹民治精神，强烈要求“恢复人民三大自由”（即集会、言论、出版自由），号召全国人民“为德莫克拉西安全而战”！

崇信马列主义：1920年3月，高君宇等北大19名青年学生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秘密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当时，由于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封锁和严禁，马克思主义书籍是很难找到的。高君宇他们一面千方百计地搜集马克思主义著作，一面就仅能搜集到的有关书刊开展学习和研究活动。后来，他们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一批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才缓解了书籍不足的困难。高君宇等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汲取着精神营养，并逐渐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就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草创之初，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来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研究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高君宇跟随李大钊多次参加了为这位共产国际代表举办的欢迎会、座谈会、讨论会，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了解。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为了加强对青年革命运动的领导，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高君宇和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一起筹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君宇被推为首任书记，担任起领导北京地区青年革命运动的重任。这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因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退出小组，而高君宇和邓中夏等青年团骨干则毅然加入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高君宇的领导下，联络和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创办劳动补习校，组织工读互助团，还组织部分团员青年赴苏俄参观学习，因此引起北京当局的注意。为了监视青年团的活动，北洋军阀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派一密探打入团组织内部。据密探报告，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要北京大学交出李大钊、高君宇等马克思主义者。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则以种种措施暗中保护，使李大钊、高君宇等未被抓捕。尽管处境如此危险，但高君宇继续领导北京团组织开展活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宣传马克思主义仍是党的中心任务之一。为此，北京党组织决定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青年、培养党的积极分子的机构。根据这一指示，高君宇、邓中夏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载了启事，公布规约，招收会员。在马克思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他们还贴了一副鲜红的对联：“出实验室入牢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表达了他们团结战斗、献身革命的决心。

马克思学术研究会公开成立后，会员人数急骤增加。为适应需要，高君宇他们争相捐款，建立了一个附属该会的小型图书馆，取名“亢慕义斋”。同时，积极发展会员，举办讨论会、辩论会、讲演会，使该会影响愈来愈大。此外，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翻译室，以翻译和编印马克思主义著作，向会员和人民提供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3个组，高君宇任英文组组长。他们先后编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亢慕义斋丛书、列宁丛书、马克思主义丛书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为党培育了大批优秀革命人才。

领导工人运动：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高君宇就响应李大钊“打起精神来，朝着那悲惨的声音走”的号召，组织同学进行工人调查，并和邓中夏组织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到乡村讲演，向工人和农民宣传革命道理。

1920年5月1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高君宇等革命青年组织北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向大众讲演，并散发了传单。同时，他还在《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了《山西劳动状况》和《五月一日与今后世界》两篇重要文章。他在文章中不仅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而且以激昂的文字，有力地抨击了劳动问题上的改良主义。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北方工人运动逐渐蓬勃发展起来。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至北京后，高君宇和邓中夏一起领导了北方早期工人运动，创办了工人子弟学校，组织了工人俱乐部和职工联合会。同年8月，邓中夏领导的长辛店工人罢工拉开了北方工人运动的序幕，唐山、开滦等地的工人罢工相继爆发。高君宇不仅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其他会员发起募捐运动，而且经常参加《晨报》关于声援工人罢工的专栏会议，并和其他同志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许多富有鼓动性的文章。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爆发了，高君宇等参加、领导了这一斗争。从2月4日起，他和罗章龙等驻守前门车站，与郑州、汉口等各站保持联系，指导罢工斗争。这次罢工，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极端恐惧和仇恨。吴佩孚手举屠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惨案发生后，反动军阀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高君宇虽在“通缉”之列，但他毫不畏缩，常常为处理罢工善后工作而奔波不息。同时，通过他与蔡和森编辑的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揭露反动军阀的暴行，抨击“替军阀大保其镖”的总统，号召工人阶级以及全国人民奋起抗争。

为了揭露直系军阀残杀工人的罪行，高君宇和罗章龙编写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高君宇还为此书作了“后序”。在这篇文章中，向反动军阀宣战：“我们决不灰心！我们从事的是一个很长远的战争，这回失败不过是我们暂而且小的挫折罢了！我们决然要继续这个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同年5月1日，高君宇冒着被反动军阀逮捕的危险，参加了北京各团体联合发起的五一纪念国民大会，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演。同时，他还在《工人周刊》上发表《我们应当怎样纪念今年的五一》一文，鼓励工人阶级团结战斗，有力地促进了暂时处于低潮的工人运动的再次兴起。

1924年7月，高君宇参加领导了广东沙面工人大罢工，迫使英帝国主义取消了歧视中国人民的条例——“新警律”。罢工胜利后，他还参与帮助当地工人建立了工团军。

宣传革命理论：高君宇“不仅是一个革命的实行家，也是一个革命的议论家”。他曾担任过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北方区党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以及《工人周刊》等党团报刊的编辑、记者，一度时期还主编过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平民周刊》。我党早期青年革命家贺昌曾撰文说，高君宇“在《向导》与《政治生活》等刊物中，做了不少理论上的指导”，为我党早期的思想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创办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者》，该刊后因言论触及当政者而遭查禁。为了适应正在兴起的北方工人运动的需要，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工人周刊》，高君宇为编委会常委。罗章龙回忆说，高君宇在工作中废寝忘食，自强不息，为《工人周刊》做了大量工作。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作为第一届团中央五名执行委员之一的高君宇，除兼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委员会书记外，还一度参与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的编辑工作。为了纪念“国际少年纪念日”，高君宇亲自编辑了《先驱》“世界青年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专号，并在该刊发表了《少年工人与劳动立法》、《杂感》两篇闪烁着思想光辉的政论文章。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同年8月，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后，作为党的二届中央五名执行委员之一的高君宇，和蔡和森一起创办了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向导》从创刊之日起，就受到中外反动派的阻挠和破坏，编辑部由上海迁移到北洋政府严密控制下的北京后，刊物的印刷和发行更是艰险异常。但是，高君宇和蔡和森等人在群众的掩护下，以巧妙的方式，使《向导》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得以顺利进行。

1923年6月，高君宇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成立，高君宇和蔡和森、瞿秋白、彭述元、恽代英五人任该委员会委员。在他的努力下，《平民》复刊，他亲任该刊主编。1924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创刊，作为区委负责人之一的高君宇任编辑。

在编辑上述种种报刊的同时，高君宇撰写、发表了数十篇颇有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的文章，有的文章被其他报刊转载，有的被读者誉为“将醉生梦死的人们惊醒的警钟”，还有的对于我党制定革命的策略原则产生过较为深刻的影响。概括起来讲，这些文章体现的思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早在党的“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之前，高君宇就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流露出这一思想。“二大”之后，这一思想在他的文章中阐述得更为深刻和透彻。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在论述推翻军阀统治时，提出了要把“群众立刻武装起来”“把一切军阀官僚当一个整个，准着他们一起开火起来！”很显然，这里蕴含着无产阶级武装斗争的思想。二是在国民革命中，真正能担当领导重任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中国共产党。三是无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由于这一思想是高君宇较早在论著中提出的，因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和较高的理论价值。四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得到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五是“为了群众利益而革命，非为了革命来找群众”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无疑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创建山西党团组织：“高君宇同志是山西省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彭真语）。他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期间，多次由京返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创建了山西党、团组织，使山西革命斗争的烈火熊熊燃起。

早在“五•四”运动时，高君宇就以北京学联代表的身份，由京返并，指导了山西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后，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太原进步青年王振翼等创办了第一个反对阎锡山的刊物——《平民周刊》。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犹如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冲破阎锡山“闭门自守”愚民政策的封锁。在各种主义混杂的情况下，无政府主义者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大肆贩卖无政府主义的货色，使太原部分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误解。值此之际，高君宇由京返并，在他的母校省立一中召集10余名青年举行人生观座谈，使与会青年澄清了无政府主义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正确的认识。之后，在高君宇几经筹划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青年革命团体——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5月1日宣告成立。

在高君宇的指导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们将《平民周刊》改造成为团组织刊物；他们采取多种形式传播真理，在一次活动中，秘密散发了2000多份《共产党宣言》等传单；他们集资创办了“晋华书社”，以经销马列著作和革命书刊，使山西省有了第一个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此外，他们还先后创办了“青年学会”和“平民小学”，高君宇为之付出了大量心血。当晋华书社因经费困难濒临倒闭的时候，高君宇奔波于京津等地，千方百计筹集资金，使之得以生存；当《平民周刊》被阎锡山查封之后，高君宇毅然将之转移至北京，亲任主编。刊物印好后，他又通过铁路工人秘密运回山西……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在开展革命运动上成绩卓著，受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赞扬。

1924年，随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山西建立党组织就显得颇为迫切，这一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了高君宇身上。同年5月，就在高君宇接受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指派准备由京返并之际，高君宇等共产党人秘密工作的所在地——北京腊库胡同16号被大批军警包围。张国焘等人被捕，而高君宇急中生智，化装为厨师，智脱“虎口”。当天夜里，高君宇在铁路工人掩护下离京赴并。当北洋军阀政府下令缉捕时，高君宇已来到太原省立一中“青年学会”住了下来。

这时，在他影响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王振翼、贺昌，已奉党的命令到外地从事革命活动去了。留在太原的党员只有两人：李毓棠、傅懋恭（彭真）。高君宇便在这两个同志的协助下开展建立党组织的活动。经过严肃认真的考察，高君宇介绍团组织中的骨干分子侯士敏、潘恩溥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在省立一中召开了太原党小组成立会议，山西省第一个党组织就这样诞生了。从此，山西的革命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促进革命统一战线：为了把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我党从1922年起发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号召，而高君宇在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2年7月，党的“二大”根据高君宇等传达的共产国际和列宁的指示，作出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8月，高君宇又出席了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会后，他和蔡和森首先在他们编辑的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大力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其次从理论上阐述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0月，他在代答思顺君《读独秀君造国论的疑问》一文中，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现状出发，分析了当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处的政治地位和同受压迫的事实，论证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然性。同时，他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得出了“呼声同而心理不同”的结论。他还认为“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强壮，这不只是现在的现象，任何时候都是这样……所以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占主要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的”，“他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只不过是推翻共同仇人的政治链锁”。在这里，高君宇不仅明确提出党在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方针，而且强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占有主导地位，掌握领导权。这些思想，对于我党制定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方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高君宇用杰出的革命行动实践了他提出的上述思想。当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重新估定他的纲领”时，高君宇满怀联合的热望在《向导》上发表了《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将印度社会主义者的一篇纲领，介绍给“需要做国民革命的中国参考”，建议国民党参考这一纲领，建立一个“旗帜鲜明地为了群众利益奋斗的革命党”。与此同时，高君宇对国民党的错误言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善意的劝导。1922年11月，他针对国民党报纸对唐山工人罢工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宣传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论调，发表了《国民党报纸不应有这样的记载》的文章，告诫国民党“离开了劳动者的群众势力，中国国民革命将不可能。”同一时期，孙中山派出程潜、汪精卫与张作霖、段祺瑞联系企图联军阀倒军阀，程潜回归后，吹嘘张作霖“一不争地盘、二不亲日、三不复辟”。高君宇及时撰写了《国民党人应做胡帅的宣传员吗？》，以铁的事实揭露了张作霖所谓的“三不”骗局，他恳切地忠告国民党人要“不应当替极端敌对民众的军阀来宣传”。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发表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实现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会后不久，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成立，高君宇任总务股主任，和李大钊、于树德等一起领导了北方的国共合作。

1924年5月，高君宇受李大钊的委派，由京返晋，在太原建立了党组织后，立即筹划了山西地区的国共合作，经过与国民党在山西的右派人物苗培成等人多次斗争，终于达成国共双方共同派人组成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筹备委员会”的协议。

对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国民党右派极端仇视，大为恐惧。当他们的反共阴谋、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遭到孙中山先生的抵制后，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又打出排斥共产主义者、防止国民党共产主义化的破旗进行破坏，高君宇立即撰文给予痛击。他在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之后，义正词严地责问右派，你们能拿出“要将国民党共产化之证据”来吗？同时，他鼓动国民党左派起来同右派分子作斗争，以巩固革命统一战线。

“彗星”迅忽闪亮：高君宇自投身革命“数年以来，飘泊无定址”。他“为主义奋斗，奋斗成疾”。纵然这样，他无怨无悔，依然抱病“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2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委派高君宇前往广州协助孙中山工作，因此，他在国民党内知名度颇高，特别深受国民党左派的敬重和仰慕。到广州后，高君宇即任孙中山秘书。一些苏俄朋友拜见孙中山，都是经高君宇引见的。

这时，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广东商团乘孙中山兴师北伐之机，正在加紧实施推翻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的阴谋，反动气焰愈来愈嚣张。10月10日，当广州革命群众隆重举行纪念武昌起义13周年大会并游行时，商团军在其首领陈伯廉的指使下，竟开枪打死打伤游行群众数十人之多。出席这次纪念大会的高君宇立即组织疏散群众，不料流弹飞来，洞穿他所乘坐的汽车玻璃后，从他胸侧飞过，击伤他的手部。反动商团在制造了这一血案后，还构筑炮台，封锁市区，遍贴“驱逐孙文”、“打倒孙政府”等反动标语，到处捕人，发动了武装暴乱。

面对反动商团的进攻，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毅然下定平定反动商团的决心，很快成立了镇压商团叛乱的革命委员会。10月15日，一场平叛商团的战斗打响了。高君宇不顾伤痛，率领工团军参加了战斗。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平叛商团的战斗就取得了胜利。

平定商团叛乱后，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形势，促使军阀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化。10月下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为了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同时也为了“拿革命主义去宣传”，孙中山先生毅然于11月13日离粤北上。偕随孙中山北上的高君宇在处理公务之余，颇留意于国内外不同政治势力对孙中山北上的政治态度。当他读了英帝国主义的喉舌《南华晨报》以及国民党报纸《国风日报》等旨在反对孙中山联合共产党的报道后，深感有批驳之必要。于是撰写了《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右派》一文。文中说：“军阀和帝国主义仇视中国最革命的分子（共产主义者），并欲破坏其与国民党之结合，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此种结合的成立，正是国民革命势力很大的一步前进，当然使他们畏惧忌恨，且要用方法来破坏……在此国民奋争之中，国民党右派不思如何服从中山先生来革命，如何来破坏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尽一点党员应有的义务；而惟独是做一些和军阀、帝国主义同调的事情，好像是互相呼应”！

孙中山抵达天津后便因病住院了。高君宇急于参与筹备旨在反对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便先期回到北京。可是，因他身体虚弱，久患肺病，加之随孙中山一路劳苦过甚，终至旧病复发，住入德国医院。经过一段治疗，病情渐有好转。高君宇难耐病房寂寞，经与德国医生多次交涉，在1925年1月提前出院。出院时，医生一再嘱咐：“出院后一定要静养6个月，不然是很危险的”。

可是，高君宇一出院，就忘记了医生的衷告，不久抱病赴上海参加党的“四大”。会议期间，他与周恩来“欢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自的恋爱情报”。会后，高君宇受周恩来的委托，在返京途中天津站下车，特意看望了以教书为业的邓颖超，并将周恩来的一封情书交给了她，做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热诚的‘红娘’”。

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隆重开幕。高君宇作为北京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了大会开幕式。3月2日，突感腹痛，但他没在意，仍抱病参会。直至4日，腹痛难忍，病情更加恶化，方急住协和医院治疗。经抢救无效，于3月6日凌晨2时40分与世长辞，年仅29岁。

反抗礼教追求爱情：在高君宇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有过婚姻，也有过爱情。他与石评梅之间的爱情，冰清玉洁，凄艳绝伦，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生死之恋的佳话；而他与李寒心的婚姻则是一场人生悲剧。透过他的婚姻和爱情，人们可以看到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有血有肉的情感世界。

高君宇的婚姻是他小时候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决定的。女方名叫李寒心，是本县神峪沟村一位农民的女儿，比高君宇大两岁。他虽然对这门婚事多次作过抗争，但未挣脱“父母之命羁绊”。他在后来致石评梅的信中回忆说：“我泣而却礼衣，父怒极而昏，我此时忽怜谅瘦父，念我胡不可牺牲，此念一萌，此后一切事殆都在梦境，听任他们摆布矣。”婚后，高君宇突患咯血症，大病一场。病稍愈，即“托词移地静养”。之后，他数次致函其父，请求解除这一包办婚姻，但每次得到的都是严词拒绝。

高君宇因之而“数次甚病，常觉如有桎梏附身”。由此可见，这场婚姻在高君宇心灵上留下的创伤何等之深！这场婚姻悲剧，直到1924年才告结束。解除婚约后，高君宇还给原岳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所以有如是决定，自信为我自己设想者少，为令爱设想者实多；盖我自与令爱结缡至今，始终觉吾二人不能相合，且我久为在外奔驰之人，如是情境，实不啻坠我两人入愁城苦雨之中。然我乃四方远游之人，若果以异乡为家，随在何处不可得新妇以为终身之侣？所苦者惟清窗独守之令爱耳！若使常类吾家佣役，厮养以终天年，令爱亦人耳，于人道之谓何？”真是言词恳切，有情有理，令人感佩！对于那位无辜女子，高君宇始终予以同情和怜悯，认为这位女子与他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但他同时认为，抽掉爱情的灵魂，婚姻只是一个空壳。他说：“唯爱情胡可勉强者？——无爱情而勉强结合，是轻爱情而重伦道。” 因此，在伦道与爱情面前，高君宇作为一个反封建的勇士，毅然选择了后者。

高君宇早在这一婚姻桎梏附身之初，就开始抱定了独身主义，并对人表明“此生此心不与人矣”。殊料，1921年秋在山西同乡会上结识了三晋才女石评梅后，他的这一铁志竟然被粉碎了。

石评梅原名汝璧，1902年生于山西平定县一个书香世家。幼即颖慧，酷嗜读书。在省立女子师范读书期间，每次考试必名列前茅，而且喜音乐、擅歌舞，长于体育，精于诗文，因之，被师友视为“才女”。此外，她还很有组织才能，每次学校开会，她都是组织者、主持者。“五•四”运动爆发后，女师当局严禁女生出校，但她仍通过编印刊物参加了这一反帝爱国斗争。1920年毕业后，石评梅“慨国事之日非，悯女学之不振”，为寻求救国之道，毅然负笈抵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从此，她就满怀热忱地投入新文化运动，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文。读书期间，她聆听过在女高师兼教的李大钊先生讲授的《社会学》、《女权运动史》，结交了诸如后来在“三•一八”惨案中壮烈牺牲的刘和珍和当时在文坛上初露头角的黄庐隐等挚友。在和这些良师益友的交往中，她的思想境界愈来愈高，每与师友“言及邦国颠危，则慷慨泪下”。对于如此之女性，高君宇自然十分仰慕和倾心。但在结识伊始，由于高君宇为革命四处奔波，他们的来往并不多。但偶一相遇，就有谈不完的话题，谈人生、谈理想、谈社会改造。在高君宇的影响和推荐下，石评梅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第一位女会员。

然而，就是这位“女界杰出之秀”由于涉世不深，曾将一颗纯洁无瑕的少女心献给了一个视爱情为游戏的有妻之人，感情上受到极大伤害。而人世之险恶，社会之黑暗，又时时刺痛着她的心。她绝望了，“由烂漫黄金的天国中，沉入愁城恨海中”。于是，她给高君宇写信，希望他能给予“救济”。接读此信，高君宇的心受到强烈震撼。他当即复信说：“评梅，你是受制于命运之神吗？还是诉诸你自己的‘力’呢？”并鼓励道“愿你自信：你是很有力的，一切的不满意将由你自己的力量破碎了……祝你抢前去迎未来的文化罢”之后，高君宇以一腔赤诚，终于点燃了石评梅那冻结在感情冰雪下的人生信念，她又起而奋斗了。

随着两人情谊的不断加深，徘徊于高君宇心中的一个“愿望”愈来愈强烈了，这个“愿望”就是对石评梅的爱情。但他一想到自己的婚姻桎梏，就感到这是一种“罪恶”。因此他一直压抑着这一感情。然而感情是一个怪物，你愈想扑灭它，它反而燃烧得愈热烈，终于高君宇向石评梅揭开了“真心之幕的一角”。而石评梅自从初恋之梦破灭之后，她便决心过一种冰清玉洁的独身生活，尽管她是那样仰慕高君宇，但她一想到她独身的素志就“恐怖”而退缩了。

高君宇毕竟是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虽然痛苦万分，但表现得颇为坚强，他写信给石评梅说：“我是可移一切心与力专注于我企望的事业的！”1924年，高君宇在由沪赴粤的轮船上给石评梅写信说：“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对于这样一位有为的青年，坚强的战士，石评梅更加仰慕不已。当她接到高君宇从广州寄赠的象牙戒指时，她激情难抑，并表示“我已经决定戴着它和我的灵魂同世”。

正当评梅扑向君宇怀抱之时，高君宇却突患急性盲肠炎住入协和医院。石评梅匆匆赶去探望时，只见高君宇形销骨立，她禁不住泪如雨下，跪伏于病榻前说：“辛（即高君宇），你假如仅仅是承受我的心时，现在我将这颗心双手献在你面前，我愿它永久用你的鲜血滋养，用你的热泪灌溉。”殊料此次一别，竟成永诀。

高君宇逝世后，石评梅悲痛欲绝，再次坠入了悲痛的深渊。在高君宇追悼会上，石评梅献上一首令人不忍卒读的悼诗：“红花枯萎，宝剑葬埋……只剩了这颗血泪淹浸的心，交付给谁？只剩了这腔怨恨交织的琴，交付给谁？”在高君宇的墓碑上，她又含泪刊上几句哀婉凄楚的话：“……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其后，石评梅或孤身一人，或邀约女友，经常徘徊于墓畔碑前，凭吊、哀悼、寄托对高君宇的绵绵情思。她还将这一腔刻骨铭心的哀思，倾注于笔端，化作“缄情寄向黄泉”的诗文。1928年9月30日，石评梅抑郁成疾患脑病与世长辞，人们遵照她的遗嘱，葬于陶然亭湖畔高君宇墓旁。后人将这一对坟墓亲切地称为“高石之墓”。铮铮铁骨与勃勃诗心的结合，为后人铸就了一段千古佳话。

解放不久，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墓前凭吊，多次讲到对高石之墓的保护问题。并指出“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指高石之墓）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高君宇没有死，他如彗星永远闪烁在人们眼前；

高君宇没有死，他如宝剑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

简要概括如下：

生如闪电，千秋剑气弥天地；

逝若彗星，一簇火花耀古今。

 

携电挟雷，壮哉风云三尺剑；

栉风沐雨，陶然碑石一湖情。

 

传播火种，一片丹心昭日月；

收拾河山，千秋剑气壮乾坤。

 

泣血三年，一片珠心昭日月；

凝情百世，千秋梅韵醉春秋。

 

乾坤正气，凝成寰宇千秋剑；

日月精华，化作人间一剪梅。

 

传播真理，大智如光昭九域；

扭转乾坤，丹心似火焚三山。

祭献之辞：（石评梅，山西平定人，五四时期著名青年女作家，高君宇的恋人）

 

醒来醒来我们的爱情之梦，惠馨的春风悄悄把我唤醒！

时光在梦中滔滔逝去无踪，生命之星照临着你的坟茔。

 

溪水似丝带绕着你的玉颈，往日冰雪曾埋过多少温情？

你的墓草青了黄黄了又青，如我心化作春水又冻成冰。

 

啊坟墓你是我的生命深渊，恍惚的梦中如浓醴般甘甜，

我的泪珠滴在你僵冷胸前，丛丛青草植在我毋忘心田。

 

世界已捣碎毁灭不像从前，我依然戴青春不朽的花冠。

我们虽则幽明只隔了一线，爱的灵魂永远在心中睡眠。

 

天空轻轻顫荡着哀悼之曲，比晚祷钟声更幽怨更凄切，

为了你我卸去翱翔的双翼，不管天何年何月叫我归去。

 

我虔诚献给你这百合花圈，惨惨的素彩中灵魂在回环，

不要问他命运将来受摧残，只珍藏这颗心千古在人间。

 

接着前往岑山书院进行观赏：岑山书院始建于宋大观年间（1107—1110）岑山底儒林街，于明洪武二年（1369）迁建现址，明万历年间（1573—1620）在文庙的基础上扩建明伦堂等建筑，又于清代扩建相应配套设施。清朝乾隆辛酉年（1741）春，复名为岑山书院。历代均有修缮，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岑山书院为明清两代的县学，民国年间改为高等学堂，县教谕、训导设于内。明清时期石文绣、王希曾、李銮宣等在此读书，共培养出石文绣、王希曾、李锡书、姚士林、李銮宣等10名进士，成为当时的国家栋梁。中共早期创始人、政治活动家高君宇曾就读于此。也是抗大七分校校址，贺龙元帅曾在此指挥军民抗战。新中国建立后，原岑山书院旧址先后改建为静乐师范、静乐一中、静乐三中，培养出大批人才。

八十年代以来，岑山书院多次进行了保护性维修，逐步复建了儒门、棂星门、仪门等多处建筑，并邀请当代著名书法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欧阳中石先生亲笔题写了“岑山书院”院名。2010年11月通山公路竣工，在书院大门前塑高君宇铜像一尊。2007年至2010年景区内分期进行了全面绿化。

首先前往明伦堂观赏：“明伦堂”三字是明万历九年（1581）钦差巡抚（山西都御史）辛应乾岁次辛巳九月吉日书，他在来静乐考察时，赞静乐是个好地方，应县太爷邀请写下了“明伦堂”三个大字（原匾真迹暂存放于大成殿内）。辛应乾（1521—1593），原名子厚，字伯符，号顺庵，牛沐里人（今属大盛）,明中期大臣。明嘉靖41年壬戊（1562）以第三甲41名中进士，授长治县令，后升郎中、山西都御使、山西巡抚、兵部侍郎。年老辞职时皇上特赠为兵部尚书。明万历21年病故，葬在安丘西近戈庄。

明伦堂是古时讲学的地方，讲学的内容主要是孔子学说。明伦堂取“太学明人伦之所在”之意。“明伦”即明人伦：父子有亲、君子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叫“五伦”，明“仁、义、礼、智、信”，故叫明伦堂。与大成殿同在一个中轴线上，坐东朝西，属清代建筑风格。硬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一间，两梁五檩三椽，院内南为养性斋，北为存心斋。原来的明伦堂儒门外长有两颗挺拔的大松树，四季葱茏，曾是抗大七分校旧址，贺龙在这里召开静乐各界抗日动员大会；同盟会在这里召开过会议；高君宇曾在这里接受高等小学堂启蒙教育。

在明伦堂内，我们可以看到现今布置的场景：古时学生上课和革命家开会所用的桌椅板凳以及万卷书桌。墙壁上共分五部分内容：

（1）抗大七分校：1941年7月，以八路军120师教导团为基础，在兴县李家湾组建抗大第七分校。周士弟、徐文烈、喻楚杰、杨尚高担任分校领导工作。1943年1月，抗大第七分校西渡黄河，挺进陕西省绥德地区，并入抗大总校。3月，分校附设陆军中学南下陕西省合水县，编为抗大第七分校第一大队。不久，又组建第二、第三大队，恢复抗大第七分校领导机构。彭绍辉、张启龙、喻楚杰，杨尚高、康永和、方复生等担任分校领导工作。抗大第七分校共有教职员、干部800多人。校部设有管理科、供给部，下管辖三个大队，一个女生队。主要开设政治、军事、文化，包括通讯、测绘、文艺、医务等专业技术课程，按学员程度进行分类教学。学员还选修俄、英、日等国外语。1945年9月，彭绍辉率领抗大七分校校部和一大队到达晋绥，抗大第七分校迁入静乐县岑山书院，王长江任校长，杨尚高任政委。在静期间，抗大七分校师生在努力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发动群众，开展退租退息运动；召开斗争大会，清算没收地主土地、房屋、牲畜，并分配给贫困农户和抗属。1946年12月，抗大第七分校撤离静乐，扩编为晋绥军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抗大第七分校文工团与战斗剧社合并，参加晋绥及静乐的土地改革运动。为中国革命培养出5200名优秀干部和学员，也为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贺龙召开静乐各界抗日动员大会：1938年夏，八路军120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副师长肖克来到静乐，在岑山书院明伦堂召开各界抗日动员大会。贺龙在大会上讲述了当前形势和我党的抗日方针，号召各界人士团结一致，积极抗战。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一切为了抗战。贺龙赞扬静乐动委会大力组织游击队，一边训练一边做群众工作，维持社会治安，收编散兵游勇，为八路军收集武器弹药，动员输送兵员，是晋西北最早且工作最出色的县。同时说服赵承绶要以民族存亡为重，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加会议的有：晋绥军骑一军军长赵承绶，第二战区站总会组织部长南汉宸，中共静乐县委书记崔岩，静乐动委会主任李蔚然，动委会组织部长李克，动委会分配部长武泽霖，开明绅士高佩天，静乐牺盟会工农青妇各救会代表李秀山、李祥瑞，在寺坡上培训的牺盟游击队大队长苏桐凤、政委李春生，赵承绶的“干部四分校”代表以及阎锡山旧政府县长彭勤学等。会上武泽霖向120师民运工作团捐款五百元大洋、五石粮食；高佩天捐款五百元大洋、六石粮食，全县各阶层群众积极响应，纷纷捐款捐物，参加八路军，静乐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

晋绥军第一骑兵军司令部，位于静乐城东关南城墙外，人称“后壕楼院”。正楼为两层共10间，有东西配房，大小门楼三道。抗战期间曾遭日军飞机轰炸（传说被炸时有人用红被面在城墙上指示目标）。目前遗址尚存，但因年久失修，濒临倒塌。

1938年，赵承绶所部改为骑兵第一军，赵任军长，驻守岢岚、神池、宁武、静乐等县，司令部驻静乐东关。时八路军已先期进驻岢岚、五寨、岚县地区，因国共实行合作抗日，八路军第一二零师在晋西北的部队列归赵承绶统一指挥。师长贺龙多次与赵会晤，贺胸怀坦荡，赵亦天性豪爽，双方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遂共商晋西北地区对日作战的战略大计及有关协同配合等问题，甚为融洽。贺推赵为晋西北作战总指挥，赵一再谦辞（因贺曾是北伐名将，后任国民革命军20军军长，红军时期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比赵要资深的多）。经贺、肖（克）、南（汉宸）诚心推举，赵才担此任。通过与贺的接触，赵思想上受到了很大影响，他对八路军坚持抗战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严明整肃的纪律和军民鱼水关系都非常敬佩。

骑一军司令部与岚县一二零师相距三十华里，经常联系互通情报，关系堪称密切。120师“战斗篮球队”、“战斗剧社”常来静乐，和骑一军比赛、联欢演出。肖克副师长还在司令部给全体军官作了“团结御侮、共同抗战”的报告，赵也亲临听讲。有一次，贺师长率“战斗剧社”为骑一军作慰问演出，节目内容是赵承绶军长率部配合友军打败日伪军，收复了察北失地商都、化德、兴和等县的战绩。在演出前还由苏联顾问介绍了苏联政府对这一战绩的评价，苏联小学生在表演这一场戏时争当赵军长的骑兵，不愿扮演日伪军的情况。“战斗剧社”的演出，极大地鼓舞了骑一军的士气。赵承绶看到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于是先后邀请了共产党员宋震寰到骑一军任政治部主任，甄梦笔（现名甄华）任军部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一时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骑一军，对赵整训骑一军的工作起了一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这段时期骑兵军抗日政治气氛颇为浓厚，俨然是一支抗日的劲旅。

骑一军多次与120师配合，在宁武、轩岗、神池、五寨、岚县等战斗中，两军并肩作战，取得胜利。赵为感谢120师协助解救宁武之围，以晋钞二十万元馈赠贺师长，帮助120师解决了一段时期的军需困难。

1939年3月5日，日军占领静乐时，骑一军一枪未放，奉命撤离。从此，静乐传有“赵承绶不如偏梁上的老母猪”的民谣（一只母猪护崽，扑向日军，一名日军猝不及防，掉崖摔死）。

（3）同盟会在静乐：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总会，参加者有中国十七省的留学生及华侨数百人。随后，同盟会按十七省分别派人回国活动。按照同盟会“南方交通便利，距北京远，满清控制力较弱，革命应由南方发动，革命势力到达武汉后，北方山、陕等地适时响应，并以注意陆军各学校学生及参军运动为中心工作”的总方略。1906年，同盟会山西分会干事谷思慎由日本回国，来到山西静乐、宁武、五台等地发展会员，传播民主思想。其时，静乐最高学府岑山书院聚集了静乐社会各界的名人。

谷思慎在书院先后发展乡绅武泽霖、段馨兰、实业家高佩天等数十人加入同盟会，并组织同盟会员召开秘密会议，宣讲三民主义思想，策划武装推翻满清政府，倡导实行民主共和。武昌起义爆发后，武泽霖、高佩天和其他静乐同盟会员立即响应，组织领导静乐民团，维护地方治安，声援武昌起义。岑山书院，成为华夏大地推翻帝制实现共和浩瀚星空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星座。

（4）高君宇接受启蒙教育：高君宇（1896—1925），山西静乐人，名尚德，字锡三，号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

高君宇自幼酷爱读书、勤于思考、乐善好施、品德高尚。高君宇的父亲高佩天重视教育，倡导实业救国，为早期同盟会会员；母亲赵氏聪慧贤明，饱读诗书，高君宇从小接受了优秀文化和先进思想的熏陶。

1909年，高君宇来到县最高学府岑山书院求学。当时的岑山书院，是同盟会活动的场所之一。在书院，高君宇刻苦学习，遍览先进书籍，耳濡目染清政府统治日益腐败、政治上民族危机加深、各种救国方案先后失败。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静乐的进一步传播，高君宇接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先进思想的启蒙。

1912年，高君宇从岑山书院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从此，高君宇开始了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波澜壮阔的伟大人生。

（5）鹅城记忆：在墙壁上张贴的照片，都是以前静乐城的一些古老建筑，这些照片是抗战时期一名日本兵在静乐时所拍摄的。后来我县的一位记者在天津时偶然看到这些照片，经过协商之后，欲购买但未成功，于是翻拍收藏，大约140多张；图片有旧时的北门外、北城墙、北门瓮城、岑山寺坡上、县政府、大礼堂、文化馆、邮电局、市口、寺楼、鼓楼、东城墙、东城门、东牌坊、汾河大桥、静乐中学校门、南门等。其中鼓楼被日本人冬天烧火所拆。

然后前往一展厅（存心斋）：展厅内描述的是刘涌先生一生从事革命的事迹。

刘涌，男，1915年9月19日出生在山西省静乐县双村，是首都公安事业和中国公安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22至1930年，刘涌先后在西马坊镇、县城岑山书院上学。1930年考入太原平民中学。1933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院，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34年参加革命活动。1935年在同蒲铁路介休站任副站长兼《晋阳日报》访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奔赴延安。1948年底，率领一百单八将，先行入京，接管北平警察局。1949年刘涌执行党中央命令，坚决、彻底、干净地肃清潜伏下来的国民党残余以及国内外敌特，巩固了新生政权，确保了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他一直跟随毛泽东工作，干革命一辈子，剿匪、平叛、打击特务。历任北京市公安局机关党委书记、代理局长，北京市政法部部长、市委常委兼市高级法院院长等职。文革期间，下放农村。1977年11月至1986年5月任政协北京市第五、六届副主席。1991年公安部授予一级金盾荣誉章，1997年被聘为北京市警察学会名誉会长。2008年刘涌先生资助家乡教育，把毕生积蓄30万元捐赠家乡，并且每年抽取3万元作为刘涌奖助学金。墙壁上的画是他收藏的部分书画（于2013年9月19日，刘涌先生在期颐寿诞之际，在保利艺术博物馆以毕生所藏书画举办展览，期望筹集善款。拍卖所得款项，将作为“刘涌公共安全基金”的启动款，奉献给献身一生的公安安全战线，抚慰英勇献身的政法一线的战友们。其中有康生、邓拓等人的书画等，都是非常名贵的作品）在北京展览馆展览时所拍的照片。刘涌于2015年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

再到二展厅（养性斋）文史馆进行参观。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鲜活真实，有血有肉。走入历史的故事中，让历史成为亲切的叮咛。让我们重温静乐古邑历史文化的底蕴和当代精英的风采，感受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厅内展示了璀璨文明、疆域建制、历史人物、当代精英四部分内容。墙壁上所展示的是静乐的基本景观（千佛洞石窟、洞窪石窟、净居寺石窟、狮子崖石窟、悬钟石窟、下马城唐代经幢、万华山明代清凉寺遗址、南社明代栈道、岑山书院、明代烽火台、长城石堡遗址、1946年修建的四八烈士纪念塔等）。接下来逐一进行观赏：

最先看到璀璨文明

1.2001年，山西省地质调查院在静乐舍科村附近发现古脊椎动物恐龙化石。该化石为山西境内首例侏罗纪恐龙化石，是全球该时期恐龙动物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侏罗纪恐龙的系统演化、古地理分布与迁徙、哺乳动物的兴起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2.旧石器时代的丁村人几乎占据了整个汾河流域，所以丁村文化也称“汾河文化”。静乐风神山旧石器遗址是丁村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典型的“丁村文化”代表地。

3.公元前306年左右，赵武灵王在静乐筑赵王城，推行胡服骑射，极大地提高了赵国军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威服”林胡，“礼服”楼烦，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融合的基础。

4.隋炀帝杨广为晋王时取道天门关、乾烛谷（凌井沟）多次前来静乐避暑，因此这条道路也称“杨广道”，现存栈道等遗迹。

5.隋大业三年、四年、五年、十年、十一年，隋炀帝多次前来管涔山汾阳宫避暑。当时，管涔山一带为静乐所辖，汾阳宫规模宏大，属古静乐250华里汾河川汾阳宫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6.隋朝末年，李渊任楼烦郡（《山西通史》载，治所在今静乐）太守，其次子李世民曾在静乐一带秘密屯兵练武。史书记载：“马跑泉，在静乐县东六十里，唐太宗练兵于此”。

7.汉唐时代，静乐一带水草丰盛，为重要的皇家养马地，年产良马可达30万匹。所以“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史兼知楼烦监（今静乐一带），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

8.净居寺石窟，位于丰润村，现存9孔，建于唐仪凤二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千佛洞石窟，位于苏坊村，现存4孔，建于北魏时期；

10.洞窪石窟，位于杨家崖村，现存5孔，建于北魏；

11.狮子崖石窟，位于磨管峪村，现存2孔，建于唐代；

12.悬钟石窟，位于悬钟村，现存3孔，建于唐、明二代。

13.岑山书院（文庙）始建于宋代，明洪武二年（1369）迁建于现址，是元代风格的明代建筑，距今600多年历史，也是山西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县级书院，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4.明朝末年，静乐河家庄人李述孔积极响应李自成起义，一时声势赫然。清王朝建立后，其子李宗盛与傅山先生等反清志士在静乐一带继续坚持反清斗争，直至康熙九年兵败被俘。

15.静乐北齐土城，明代以前城墙为夯土建筑，清代对城墙进行大规模修缮，外砌砖石，重建门楼、角楼，设东南北三处城门，西为水道，后毁于文革期间。

16.抗日战争时期，静乐是晋绥边区的东大门，担负着拱卫圣地延安的重任。静乐儿女累计参军参战30000余人，牺牲10000余人，境内军民对敌作战2000余次，击毙和打伤日伪军5000余人。1940年8月20日20时，在康家会打响了百团大战第一枪，成为百团大战首战纪念地。

其次看到疆域建制

静乐历史上的领域位置，建制改革分别为：

1.据考证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为丁村文化遗址之一。唐尧、夏、商均为冀州领域。春秋属晋地。

2.战国为赵地。

3.秦属太原郡（晋阳）汾阳邑。

4.西汉高祖元年（前206）始置县，名汾阳，属并州太原郡。

5.东汉末废汾阳入九原县，立秀容护军于此，为秀容地。

6.三国属魏并州地太原郡。

7.西晋永嘉间置三堆县。

8.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三堆入平寇县，属肆州新兴郡。北齐置三堆戍，属肆州秀容郡。

9.隋初移治岢岚县于三堆旧城，开皇十八年（598）改岢岚为汾源，大业四年（608）改为静乐县，为楼烦郡治所。

10.唐初属河东道。武德四年（621）置管州，开元二十九年（741）废州，以县属河东道岚州。龙纪元年（889）李克用于原楼烦表置宪州（治所为今静乐），领楼烦、玄（元）池、天池三县。

11.宋属河东路，太平兴国六年（981）废静乐县为静乐军，后又废军复县。景德三年（1006），天池、玄（元）池二县并入静乐。熙宁三年（1070）宪州废，静乐隶岚州，十年（1077）又复置宪州，政和五年（1115）赐名为汾源郡。

12.金初置静乐郡。天德三年（1151）更名管州，为下刺史，统辖静乐县。光定三年（1219）升防御，隶河东北路。

13.元初置河北路都元帅府，境属管州，太祖十六年（1221）以管州改隶岚州，后又复为管州。三年又并入岚州。后为受州，隶冀宁路。

14.明洪武二年（1369）罢州复置静乐县，属太原府。

15.清雍正二年（1724）改隶雁门道忻州。

16.民国时期，属绥靖公署第二行政区。1937年10月底，组成中共静乐县委。1938年7月，静乐设中心县委，辖忻县（路西）、崞县（路西）、宁武、静乐。1939年1月，静乐中心县委改称静乐地委，辖区不变。1940年2月，成立静乐区办事处，辖静乐、宁武、忻县（路西）、崞县（路西）、阳曲（路西）等县，故又称“五县办事处”；6月，增辖岚县；9月分设静乐、静宁二县；10月，撤销静乐区办事处，成立第三专署；同时，静乐地委改称晋绥三地委。1941年8月属晋西北行政公署第三专署。1943年1月初，静乐又改称为静乐中心县委，领导忻县、崞县、阳曲三县同蒲铁路以西地区及静宁县和静乐（1943年冬，又将方山县城以北、赤坚岭以南、马坊以东的方一区划入静乐）五县党组织。1946年3月，隶属六专署，4月底静宁县撤销。1948年5月，属晋绥分局崞县中心县委。1949年到1958年，属忻县地委。

17.1971年5月划出县南10个人民公社，分设娄烦县，静乐属忻州行署。  

            

再者看到历史人物

静乐著名历史人物（台骀、赵武灵王、尔朱荣、单雄信、罗士信、李渊、石文绣、王希曾、李銮宣、李锡书、武泽霖、高君宇、吕调元等）以及李銮宣《坚白石斋诗集》石印版，李銮宣《登天柱山诗两首》石刻。下面逐一了解：

1.台骀，客籍静乐。上古时期水官，后人尊为“汾河之神”、“骀神”、“汾神”。曾辗转晋、陕、冀、陇一带治水，定居汾河上游静乐境内，死后葬于古静乐定河村。静乐有“台骀治水，金鹅泊水，打通六度、泽布六社、河土返其宅、汾水归其壑”的民谣世代相传。

2.赵武灵王（前340—前295），名雍，客籍静乐，战国时期赵国第六代国君。他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曾在静乐城南天柱山演武练兵，现存有赵王城、点将峁（台）、武灵王庙等遗址。

3.尔朱荣（493—530）字天宝，北魏时代静乐人，北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早年袭父爵为领民酋长，后因军功擢升至柱国大将军、太原王、天柱大将军等，封户二十万。公元530年，被孝庄帝在洛阳明光殿设伏诛杀。

4.单雄信（？—620），隋时静乐娄烦人（《静乐县志》载）。能马上运槊，军中号“飞将”，是隋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有万夫不挡之勇。

5.罗士信（594—622），隋时静乐人（《静乐县志》载）。父母早亡，少年时勇力过人，能力拢双牛。因不堪隋的统治与压迫，遂与王世充、单雄信等一起举起义旗。王世充兵败后，罗士信隐居娄烦罗家庄，现墓址犹存。

6.李渊（566—635），字叔德，陇西成纪人，祖籍邢州尧山，客籍静乐，唐朝开国皇帝。隋大业初，任楼烦郡（治所在今山西静乐）太守，在静乐一带屯兵练武，遗迹犹存。

7.白重赞（909—970），宋宪州（今静乐）人，其祖为沙陀部族，少即从军，作战勇猛，武艺高强。五代时，为汉朝端州刺史。后降周，任护圣左厢都指挥使，征讨太原、淮南等地战功显赫。宋初，加授检校太尉，后提升为大将军。

8.李元章，生于南宋嘉定年间，卒于大元延佑四年（1317），字子文，定之次子。其先管州温泉人，宋理宗时定居静乐龙泉里，后居水洞庄。嘉定年赐封中宪大夫，三迁受命，官至四品。

9.王廷佐，生卒年不详，字辅臣，元代管州（今静乐）人。垂髫读书，辄有四方之志，嗜书法，造诣颇高。出仕后由郡功曹，升擢江南浙西道监察御史，后转佥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事。任期严肃政纲，廉洁奉公，致使风纪振扬。不久卒于任所。皇帝为彰其迹，遂赐碑文，崇祀乡贤。

10.郭英，生卒年不详，明代静乐郭家庄人。洪武二十二年应诏选送兵部，随驾年深，准世袭实授百户。永乐十年调征云南，因屡立战功，升任锦衣卫中所副千户。十二年调征辽东，以功升正千户，至辽东全州守备。

11.石文绣，生卒年不详。明代静乐择善人。为静乐有记载的第一位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在任期间勤政廉洁，秉公办世，深为时人称道，死后葬于故里。

12.王希曾（1347—1403），字唯贤，号开一，明代静乐城北村人，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1403年，燕王夺位登基后，王希曾誓死不降，与方孝孺同时殉难，后奉旨归葬故里。史赞王希曾“不扶永乐，死节建文，经国有要，秉直不回”。

13.李暲（1686—1754），字东来，号闇成，别号鉴溪，静乐县五家庄人，岑城李氏十三世祖。幼即不俗，六岁随父辗转、读书官舍，曾与高邮州诸学子会课于尊经阁。历任福建汀州府同知、丙午乡试同考、厦门司马、扬州水利同知、南仪所监掣同知、扬州府知府、两淮监运使、江南太平府郡守、芜湖榷官、池州府知府、淮安府知府等职，诰赠“中宪大夫”。乾隆九年（1744）修成《李氏族谱》。

14.李䊔，字净芳。万历年间静邑明绅，博学多才，酷爱地方文献。考取监生后，周历县境，广征博采，并参阅本县旧志及四邻县志、山西通志等，考征校订，类辑成编，名为《李氏春秋》。后经呈上审定，拔为公典，遂易名《静乐县志略》。其后，出任四川成都府通判、重庆府同知等职。

15.李銮宣（1757—1817），字伯宣，一字凤书，号石农，乳名龙儿。静乐县五家庄人，清中叶著名诗人、书法家，历任云南按察使、直隶按察使、广东按察使、四川布政使署理巡抚事、云南巡抚等职。遗有《坚白石斋诗集》16卷，录诗1262首。

16.李锡书（1756—1830），字洪九，号见庵，静乐县西河沟村人。历任四川汶川县令、蒲江县令、蓬州知府、大邑县令等职。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地理学家。一生著述甚多，刊行于世的有《四书大成直讲》20卷、《周史集成》10卷、《锦官杂录》10卷等。

17.姚士林，生卒年不详，静乐县姚娄村人。乾隆元年丙辰科进士，授任江南新阳县知县。上任初，接有前任钱粮亏项，于是变卖家产，予以补偿。该邑士庶，尽感其诚，遂向他奉献万民衣伞，复馈赠千有余金。时人酬匾称颂。

18.高君宇（1896—1925），原名尚德，字锡三，号君宇，山西静乐峰岭底村人，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中共北方党团组织主要负责人和山西党团组织创始人。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葬于北京陶然亭湖畔。

19.吕调元（1908—1946），字乾初，静乐西坡崖村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历任牺盟会组织训练委员会委员、总部组织副部长、抗日军政干部总校三大队指导员、牺盟总会三名负责人之一。由于叛徒出卖，被宪兵逮捕，后被阎锡山杀害于狱中。

20.武泽霖（1876—1951），字润生，静乐县城西关人。早年考取廪生，民国初年毕业于山西大学。1905年参加了同盟会，秘密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为民国第一、二届山西省议会议员，并历任山西省统税局长、右玉县知事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支持八路军抗战，为120师民运部部长。1942年，作为16名晋西北民主人士之一赴延安参观访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接见。

21.明清时期静乐籍进士

类别   姓名	考取时间			官  职
	朝代	年号科别	公元（年）
石文绣	明	洪武乙丑进士	1358	监察御史
王希曾	明	洪武戊辰进士	1388	都察院副都御使
姚士林	清	乾隆丙辰进士	1736	江南新阳县知县
李英华	清	乾隆戊戌恩科进士	1778
韩晋裔	清	乾隆甲辰岁进士	1784
李銮宣	清	乾隆庚戌进士	1790	刑部主事， 官至云南巡抚
李锡书	清	乾隆庚戌进士	1790	四川汶川县知县， 蓬州、威州知州
郝见麟	清	同治丙寅进士	1866	直隶东鹿县知县
李  翮	清	祖籍静乐， 在山东中进士		浙江航嘉湖道
胡  玉	清	祖籍静乐， 在河南中进士		清和县知县

我们还会看到当代精英

当代精英刘涌（中国公安事业奠基人）、张虎生（《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李静海（中科院院士）、吕德功（山西省委常务副秘书长）、李玉清（忻州市政协主席）、吕卓（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刘永杰（少将）、苏旭光（少将）、李芝云（少将）、李广文（少将）、冯爱旺（少将）、李志天（徐悲鸿国画院院长）、宋培卿（山西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副主席）、王庆华（《情系高君宇》作者）、成凤英（北路梆子剧团团长）、辛芙英、高转英、吕慧（剪纸代表）、李生海（小麦专家）、李振拴（山西煤炭地质局副总工程师）、李季（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等。下面逐一进行介绍：

（一）军界

1.刘永杰，少将，生于1931年，静乐马家庄人，1943年参加八路军，曾任贺龙警卫员、南京陆军指挥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军事学教授等职，参加过保卫延安等多次战役，抗美援朝中任板门店停战谈判中方代表。

2.苏旭光，少将，生于1945年，静乐西果园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基地原副司令员，总装备部原副部长。

3.李芝云，少将，生于1948年，静乐长足上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基地原副政委。

4.李广文，少将，生于1953年，静乐程子坪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27集团军副军长、北京军区装备部原副部长，现任中国老促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5.冯爱旺，少将（正军职），生于1962年，静乐泊水村人，曾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副参谋长、后勤部部长。

6.刘拴奎，正军职，生于1959年，静乐五家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监控科主任，兰州军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高原病防治专业技术指导专家。

7.张月奎，大校（正师职），生于1948年，静乐驸马滩村人，北京军区政宣部原副部长、编研室主任，中央电视台《永远的丰碑》栏目主编。

（二）政界

8.刘涌，生于1915年，静乐双村人，2015年在北京逝世。中国首都公安事业的奠基人（详见共和国卫士馆）。

9.张虎生，生于1938年，博士生导师，静乐城关人。1956年以山西文科状元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人民日报》社国际部主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职务；是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2000—2011年在中宣部从事新媒体研究和网络舆情研判工作。现任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专家，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名誉会长等职。著有《太阳子孙的国度》、《稼穑集》等。

10.李静海，生于1956年，静乐丰润人。化学工程专家，博士生导师，中科院院士，曾任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家“863”计划能源领域专家委员会主任，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国颗粒学会理事长。2014年当选国际科学家理事会副主席。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三等奖各一项、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二项、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一项等多种奖项。

11.吕卓，生于1955年，静乐湾子村人。历任四川省甘孜州县委副书记、四川省公安厅副处长、处长、副厅长、厅长，四川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校长等职，现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省山西商会荣誉会长。1994年出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时为全国最年轻的公安厅长。

12.王海林，生于1955年，静乐城关人，经济学硕士。历任四川省阿坝州委常委、副州长、党组副书记、自贡市政府市长、市委书记等职。2016年任四川省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

13.吕德功，生于1948年，静乐下龙泉村人，研究生学历，农业经济师。历任忻州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忻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忻州市委书记，山西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14.李玉清，生于1945年，静乐李家沟人，曾任忻州地区行署副专员，忻州市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委员会党组书记、主席；曾在《人民政协》、《中国当代思想宝库》等国家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

（三）文化艺术界

15.程曼（1919.12—2001.07），静乐城关人，擅长中国画。1939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历任《太岳日报》美术编辑、山西省文联副秘书长等职。作品有《矿山敬老院》、《送水》、《澜沧江畔》等。

16.辛景月（1917—1991），静乐盆子水村人，鲁艺文学院研究生，历任一二零师《战斗报》、《晋绥大众报》记者编辑。建国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包头日报》总编，《内蒙古日报》编委、党组成员，新华社内蒙分社副社长，新华社宁夏分社社长等职。

17.张明旺，1955年3月出生，静乐张家庄人，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曾任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兼《黄河》杂志主编，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18.李志天，生于1959年，静乐丰润村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任中国徐悲鸿国画院院长，中国华人书画评审润格展览工作委员会专家评委。作品擅长表现边防部队生活和新疆风情人物、山水，被誉为“西域风情画的优秀代表之一”。

19.宋培卿，生于1955年，静乐城关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忻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忻州市青年书协主席，忻州市书法教育研究会会长，曾任忻州市文联副主席。

20.王庆华，山西静乐城关人，太原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高君宇传》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历任山西诗词学会理事、山西晋阳春诗社社长、山西图书行业商会副会长、山西石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龙城桃园艺术沙龙常务副主席、太原市环境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等职。

21.成凤英，出生于1963年，静乐城关人，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她11岁考入山西省戏曲学校，先学旦角，后改小生。现为忻州市北路梆子剧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1996年荣获第十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山西省第八次、第九次党代会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剧协理事，忻州市剧协副主席。

22.辛芙英，静乐剪纸传承人，代表作有《姥爷送外甥》、《八仙》、《回娘家》等。

23.高转英，静乐剪纸传承人，忻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传承人。

24.吕慧，又名吕翠花，1955年生于山西省静乐县西坡崖村。静乐文化馆馆员，山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剪纸研究会理事，中国剪纸研究会会员，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委员会委员，东西方艺术家协会（纽约）艺术委员会会员，山西省一级工艺美术师，剪纸艺术家。

她的剪纸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艺术展中获金银铜奖，并向海内外公开发表，大量剪纸创作被中国美术馆收藏，1999年8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静乐吕慧剪纸选》一书。其中《彩云八仙》、《情系山里娃》、《文化大繁荣》、《全家福》、《二十四孝》、《武术生肖》等，是她剪纸艺术创作代表作品。

（四）教育科技界

25.秦仁山（1915—2010）生于静乐城关，中央党校教务长，中国人口和城市专家，著作有《论研究城市产生与发展的方法》等。

26.袁国栋，静乐人，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电子工程系博士后，柏林洪堡大学物理系博士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百人计划项目，参与国家科技部973课题。 

 

27.李振拴，男，汉族，1956年10月生，山西省静乐人，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山西矿业学院，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王家岭矿难“生命通道”设计者。兼任国家煤矿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专家、山西省委联系的高级专家、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专家、山西省煤矿安全评审专家、山西省水资源论证评审专家、山西省煤炭技术委员会专家、山西省工程咨询协会理事、山西省地质灾害协会理事、山西省环境保护厅专家、山西省地质司法鉴定专家、全国煤炭学会科技专家、山西省水害事故鉴定专家、太原市生产力促进专家委员会专家。

28.李斗魁，生于1956年，静乐县丰润村人。曾任国家体委拳击中心主任、中国奥委会副秘书长等职。2009年获“新中国举重终生成就奖”。

29.李生海，男，汉族，生于1943年7月，山西省静乐县人。曾任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遗传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山西省第九、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著名小麦专家，中国农技推广协会理事，山西省作物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种子协会理事。

30.李季，山西静乐人，中国农业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系副主任、主任，博士生导师。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申报和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0余项。

31.李瑞卿，山西静乐人，汉族，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副院长、北二外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主持国家级、教育部、北京市教委多个项目。

相继三展厅观赏：展厅内主要展示了英雄的土地、120师在晋西北、静乐建党、抗战中的静乐、静乐武工队、发生在静乐的部分战斗、百团大战首战地康家会战斗、吕梁英雄传以及在静乐战斗工作过的部分人物事迹，共分九个展区。

第一 英雄的土地：抗日战争时期，静乐为革命老区，是晋绥边区的东大门，也是拱卫圣地延安的战略屏障。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八路军120师、我地方武装、晋绥军等各部武装生存发展，并与日军、伪军展开战斗，最终以日军投降而告终。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件、惨案和故事，成为静乐人民永久的伤痛和永恒的骄傲。正是这种长期用鲜血凝聚的艰苦卓绝的史实，为我们这块地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抗日文化，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伟大的抗日战争谱写了浓重的一笔。

第二 120师在晋西北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120师在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率领下东渡黄河，挺进敌后，转战晋西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友军发起忻口战役，取得了雁门关伏击战等胜利。此后，转入晋西北管涔山区，接连收复七座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第三 我们静乐建党历史：1937年9月底，120师挺进晋西北后，关向应同志率领120师政治部和教导团来到静乐，以搞民运工作的名义派马隆兴、朱辉照、李建良、彭德大、刘达仁等，和先期到达静乐搞牺盟会、动委会工作的龚允恭、李蔚然同志，组建静乐各级党组织。

中共静乐县第一届县委在岑山书院成立，马隆兴（独立三团政委）任县委书记、朱辉照（715团政委）任组织部长、李蔚然（静乐县动委会主任）任宣传部部长、龚允恭（静乐县牺盟会负责人）任统战部长。之后静乐县委在各区建立区委。一区孙占彪（独立四团政委）任区委书记，李秀山任动委会主任；二区刘达仁（715团民运股长）、彭德大（忻崞独立团政委）先后任区委书记，甘重斗任动委会主任；三区李建良（715团营教导员）任区委书记，方熊武任动委会主任；四区王怀远（红大一期学员）任区委书记，李国珍任动委会主任。

第四 我们抗战中的静乐：“最后一尺布，用它补军装；最后一个娃，送他上战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英雄的静乐儿女在党的领导下，保卫家园，做军鞋、捐军粮、参军参战，组织各级自卫队、妇救会、儿童团、支前队、参战队等，配合八路军驻军部队与敌人展开了惨烈的战斗。八年中万余人参加八路军，1937年成建制参加八路军3500人，1940年参加八路军1900人。牺牲烈士（有记载的）2000余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 我们静乐英雄的武工队：1942年夏，静乐县委遵照北方局“反蚕食”的指示，由县委副书记李阳和358旅7团锄奸股长王贤武组成了“反蚕食斗争委员会”。七月从部队和地方抽调50人，在7团团部培训十多天后，组建了“两个反蚕食斗争工作队”，十月后发展成5个队，改名为“敌后武装工作队”。1943年10月7日调离，二支队接防，“反蚕食斗争委员会”改为“静乐县武工大队”，直接领导各区武工队。

第六 日军占领静乐纪实：1939年3月5日，日军从忻县、太原(西凌井）、宁武三路向静乐推进，静乐驻军阎锡山骑军第一军赵承绶司令部万余人闻风而逃。午时日军占领静乐。静乐沦陷后，日军对静乐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血腥统治，实行“三光政策”到处烧杀淫掠，修建据点，制造了多个无人区和多起惨案。同时对静乐进行了疯狂的经济压榨和资源掠夺。

第七 百团大战首战地康家会战斗事实：1940年8月20日夜，八路军总部为了粉粹日寇的“囚笼政策”，进一步鼓舞全国军民抗战斗志，在华北地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120师358旅716团和4团的任务是：于大战当夜攻克忻（县）静（乐）公路上的日军据点——康家会。

8月19日，我参战部队在赤泥洼隐蔽集结。20日黄昏，分别进入砚湾、康家会攻击位置。因我方已成功策反草场梁炮台部分伪军，20时，我4团一部分战士随伪军“打粮队”顺利进入草场梁炮台，并相机夺取。之后，4团向尹家大院敌碉堡群发起猛攻。为扩大战果，诱歼援敌，待敌求救信号发出后，我军切断了敌碉堡群电话线，激战至次日凌晨，全歼康家会守敌。

21日拂晓，我716团在砚湾公路伏击静乐城方向援敌，炸毁汽车2辆，歼敌百余。4团2营在炭窑沟歼灭石神据点援敌30余人。

此次战斗，共歼敌200余名，俘获日军12名，伪军11名，炸毁汽车2辆，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23挺，步枪100余支，手枪10余支，以及粮油、布匹、燃料等军火无数。

康家会战斗，在正太路大破袭前2小时打响，是百团大战之首战。康家会战斗以“里应外合”、“围点打援”的经典战例载入军事史，是120师4年来第一次光荣的胜利。

2017年12月4日，静乐县百团大战首战纪念馆，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山西省国防教育基地”。

第八《吕梁英雄传》出静乐：1944年，马烽、西戎到《晋绥大众报》担任编辑，12月采访了参加“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的民兵英雄，出席此次大会的静乐民兵英雄有30多人。《吕梁英雄传》就是根据此次采访创作而成的。其主要人物原型、故事情节。大都取材于静乐郝圆脸、郝毛存、赵尚高、姚尚伟、常巨才、马刘宝、尤富美、赵成成等民兵英雄的事迹。

小说在“起头的话”和“后记”中所提到的“围困蒲阁寨”、“围困娄烦”、“围困三交 ”、“围困岔口”、“利润战斗”等全都是静乐的真实地名和真实战例，蒲阁寨、三交在1938至1946年期间属静乐管辖。

马烽、西戎在斟酌小说地名时恰逢胡正在场，胡正曾担任静乐二区抗联文化部长，对静乐地名十分熟悉，建议用“康家会”，并介绍了康家会在抗战中的一些情况。马烽、西戎觉得不错，只是把“会”改成了“寨”，“康家寨”以康家会为原型，设计了康锡雪、康明理、康顺风、康有富等众多鲜活的形象和场景。1983年，马烽在静乐创作《咱们的退伍兵》和文学爱好者座谈时，曾提及此事。

抗战时期在静乐战斗工作过的部分人物，为华国锋、刘少奇、贺龙、关向应、顿星云、贺彪、廖汉生、贺振新、毛少先等。 

第九发生在静乐的部分抗日战斗：1.二战康家会；2.米峪镇战斗；3.围攻娄烦镇；4.巧取利润敌炮楼；5.攻打天柱山敌据点；6.娘子神遭遇战；7.丰润纪巳峁战斗；8.丰润净居寺战斗；9.人峁战斗；10.夺取马坊“满安工厂”战斗；11.夺取杜家村煤矿战斗；12.夜袭玉石窑山敌炮台；13.连堡口战斗；14.曲峪战斗；15.智取三角山碉堡；16.夺取马鞍山碉堡；17.南沟口夺粮战；18.围困山石梁敌碉堡；19.石神联防战；20.梁纹沟诱敌战；21.山石梁联防战；22.杜家曲地雷战；23.西坡崖地雷战；24.剿灭赤泥洼“铁锹队”；25.闹林沟汾河川歼灭战等。

进入第四展厅：展示中共静乐组织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共静乐县党组织创建概述，以及朱贤英、王元林、王俊明事迹。

中共静乐县组织史·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静乐县全部解放。但静乐东邻忻县，仍被阎锡山的军队占据，静乐便成为解放忻县、太原的后方基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由民族矛盾转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为了适应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所担负的新历史任务，中共静乐县委遵照晋绥分局的指示，领导全县人民在努力医治战争创伤的同时，积极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恢复生产、支前参战、重建家园的群众运动。

1946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中共晋绥分局决定撤销静宁县，将静宁县所辖的静乐三、七区及静一区和静四区的部分地区归还静乐。同时将中共晋绥三地委、三专署划归中共晋绥六地委、六专署管辖。

为了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从1946到1948年，中共静乐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贫苦农民从地主手中分得了土地，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从根本上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开展生产与支前参战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在土地改革的同时，中共静乐县委领导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整风、整党三查（查阶级、查斗争、查工作）运动。通过整党三查，解决了各级党组织思想和成分不纯的问题，对土地改革和各项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一大批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力量。至1948年底，全县党的基层干部增加到81个，党员增加到2434人。在此期间，中共静乐县委积极响应上级党组织的号召，先后抽调三批约200余名干部南下、北上、西进，到新解放区开辟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431名先烈为国捐躯，烈士的鲜血洒满了静乐大地，换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949年9月，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成立，随之，党的组织也进行了全面的调整，成立了中共忻县地委，中共静乐县委划归忻县地委管辖。期间全县各级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1949年底，全县基层党组织发展为84个，党员发展到2672人。

中共静乐县党组织创建概述：1937年10月，静乐县党组织正式成立，第一任县委书记是马隆兴，120师派到静乐县的是358旅715团政委朱辉照，任工作团团长。朱辉照带来了715团营导员李建良、彭德大，供给部主任刘达仁等，这批干部都是久经考验的长征老革命。先期到达静乐搞牺盟会工作的龚允恭，加上刚到静乐不久组建动委会的李蔚然同志。这些同志都成为党组织的创始人。

第一届县委班子就五个人：县委书记马隆兴、组织部长朱辉照、宣传部长李蔚然、统战部长龚允恭、社会部长范炽华，从此静乐县的革命斗争有了党的正确领导，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由于当时晋西北地区党的地方组织均处于秘密活动状态，党的地方组织还不宜公开，所以党的县、区机关，一般都依托在县、区动委会之内。静乐县委班子的几个人都在动委会有公开职务。李蔚然同志任县动委会主任，马隆兴同志任动委会武装部长，朱辉照同志任动委会组织部长，龚允恭同志任动委会宣传部长。这样既便于建党，发展党的组织，又利于加强党对动委会各级组织的领导。

县委组建后随即开始发展组织，吸收党员。首先成立区委，为了便于工作，将原来三个区划分为四个区，把靠近岚县的汾河西部地区从一区划出，成立了一个西马坊区（即四区）。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合理安排人选到区上建党。一区开始在康家会建党，部队最早派去的是团级干部孙占彪，不久孙占彪调回部队，从二区娄烦抽调刘达仁到康家会帮助李秀山开展建党工作，李秀山是动委会主任，刘达仁任区委书记。刘达仁是715团的民运股长，长征前在苏区担任过苏维埃政府主席，党性强，很老练。派到二区娄烦建党的是彭德大、刘达仁和甘重斗，刘达仁任区委书记，甘重斗任动委会主任，刘达仁调一区后，彭德大任区委书记。三区在杜家村，刚开始去建党的是715团教导员李建良，任区委书记，动委会派去的是方熊武，任动委会主任。李建良是湖北荆门县人，1931年参加本地赤卫队，1932年入团，同年转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曾任过工农红军连指导员，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团政委，参加过长征，55年授予少将军衔，李建良打开局面后调回部队，县委又派段慎斋接任三区区委书记。四区西马坊派去建党的是王怀远，任区委书记，他是陕西醴泉县人，抗大一期学员，是程子华同志点名派到静乐抓民运工作的，工作很有魄力，去后没多久就打开了局面，组建起游击队，亲任游击大队长。1937年底至1938年初，晋西北区党委由罗贵波同志主持，召开了五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会议在寺坡上学校后门一个老乡院子里李蔚然的办公室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忻县县委书记张雪轩（辽宁安东市人，曾任静乐三地委宣传部长、静乐中心县委书记、1942年在静乐水峪事件中被俘逃出，解放后曾任辽宁省副省长）、崞县县委书记胡全、神池县委书记刘英、宁武县委书记李建平（哈尔滨市人，1936年入党，1937年底任宁武县委书记，时年19岁，1939年任静乐县委书记，1940年领导了静乐县的夺权建政工作。抗战胜利后奉调东北，先后任松花江省二地委书记、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建国后先后任抚顺矿务局局长、辽宁省煤管局局长，国务院煤炭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国务院燃化部副部长，地震局局长，轻工部、地质部、煤炭部副部长），静乐县委书记马隆兴，李蔚然同志也列席了会议。会上介绍了静乐县的工作经验，受到晋西北区党委的肯定，部署了武装分配以及如何处理与友军关系等统一战线的问题。

1937年静乐县委成立，到1938年，这是静乐地方党组织初创时期。这期间由于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为了服从战争的需要，根据地的行政区划时有变动，军、地干部经常纵横调动，所以初创时期静乐县委主要领导成员的调动较为频繁。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9月，贺龙、关向应等率领120师进入晋西北后，依托管涔山脉，在各级动委会和牺盟会的配合下，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派马隆兴来到静乐创建党组织。9月中旬，马隆兴来到静乐后，协同120师派来静乐的地方工作团，在县动委会和牺盟会的协助下，到10月底，采取由上而下的办法，组建了中共静乐县委。

建党初期，各级党组织均处于秘密活动状态，县、区委党的领导成员均在县、区动委会担任领导职务，通过各级动委会开展党的工作。到1939年2月，在县、区、村（行政村）各级动委会被阎锡山强令解散后，县、区、村党的各级领导转至各级牺盟会，通过牺盟会这个合法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

1938年初，鉴于党组织的普遍发展壮大，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为了加强对东部几个县的领导，冬季增设了中共静乐中心县委，以管辖忻县（西）、崞县（西）、宁武，原县委宣传部长李蔚然同志调任动委会总部组织科长，兼神、五、宁、崞、朔巡视员，原组织部长李克调任岚县县委书记。胡全由崞县县委书记调任静乐中心县委书记，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是慕纯农，宣传部长由原静乐县委书记崔岩担任。静乐没有另设县委，由中心县委统领。

静乐党组织的创建，使静乐人民的革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级抗日群众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到1938年春，以共产党为核心领导的各级动委会，已经发展成为带有半政权性质的抗日组织。全县各界抗日人民紧紧团结在动委会周围，齐心协力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1月初，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将中共静乐中心县委改称中共静乐地委，辖区依旧。同年冬，阎锡山积极配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静乐军民在党的领导下，配合新军决死四纵队的一部分，于1940年1月初，一举摧毁了阎锡山在静乐的旧政权，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新政权，自此，结束了两种军队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静乐全境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8月，百团大战开始，中共静乐县委和一区党委，充分动员全区军民，积极主动地给358旅筹集粮草，组织担架队，侦查敌情，于20日夜，顺利地攻占了忻（县）静（乐）公路上日军的重要据点——康家会，切断了忻静公路，胜利地完成了破袭敌交通要道的预先任务。

1940年秋，日军以两千余名兵力侵占了静乐的西邻——岚县，企图进一步向兴县地区推进。日军以岚县为立足点，打通了忻岚（忻县—静乐—岚县）公路，沿线设立了许多据点，形成了一条从东到西的封锁线。这条封锁线将静乐县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南面为一、二、五、六、八区，北面为三、四、七区。由于当时静乐党、政、军等领导机关驻于南面娄烦一带，与北面进行联系必须通过这条封锁线，领导极不方便。为了加强党对北部地区的领导，时年10月，中共晋西北党委将汾河以东，忻静公路以北地区的静乐三、七区及一、四区部分，宁武的四、五区和崞县的五区新成立了静宁县。忻静公路以南地区仍称为静乐县。

1941至1942年是驻静乐日伪军最猖獗的时期，驻静乐的日伪军大量增加。侵华日军实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战”，在其占领区连续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游击区实行了“蚕食”政策，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轮番“扫荡”，施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到1942年8月，驻静乐的日军及其侵略势力扩到静乐全境，其驻扎地点多达24处，根据地遭到了敌人的分割。静乐党、政、军等领导机关失去了较固定的驻地，根据敌情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方法，随时流动转移指挥军民抗击日军。再加上1942年和1943年，静乐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晋绥根据地的东大门——静乐抗日根据地步入了极端的困难时期。

在极其艰苦的困境中，中共静乐县委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在各级党、政、军、统、群系统中，实行了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各级党委为当地最高领导机关。同时，加强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执行了中央制定的“三三制”政策，逐步健全了适合抗战需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从1942年起，党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在根据地进行了“精兵简政”，开展了整风和大生产等运动。于1943年1月初，静乐又改称中共静乐中心县委，辖静乐县、静宁县、岚县、阳曲县（路西）、忻县（路西）、崞县（路西）。在军事上，针对敌人对根据地“蚕食”和“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队形”等新战术，根据地军民采取了化整为零、各个击破，机动灵活地逐步消灭敌人的战术。同时，还成立了“挤”敌人最有效的组织——敌后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武工队深入敌后，插入敌占区的“囚笼格子”内，组织发动敌后人民群众把敌人“挤”走。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顽强斗争，逐步克服了重重困难，扭转了根据地军民抗日的艰难局面。

1944年初，静乐武工队在当地军民的配合下，率先拔除了一些日军力量较弱的据点，抗日局势逐步好转。是年秋在党的领导下，抗日力量迅猛发展壮大，静乐军民开始局部性的反攻，一些深入根据地内地的日伪据点不断被军民拔除，驻静乐日伪军大部被军民“挤”向汾河川和忻静公路沿线。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后，驻静乐日军仍负隅顽抗，直到9月12日，才被静乐军民赶走，静乐全境获得解放。

百团大战首战之康家会战斗：1940年8月20日，一二零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和四团奉师部命令夺取康家会敌据点，切断忻静公路这条日军重要的运输线。该据点东西南三面均有敌据点，可通往忻州、静乐、阳曲、古交等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日军重要的军火运转站和粮秣站，储存有大量军火弹药和粮食。1939年3月4日，日军侵占康家会后，在尹财主家四合院内外都修筑了碉堡，周围设置了层层铁丝网，又在草场梁修建了三个碉堡，与尹家大院相互呼应。由日军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三十九大队某中队60余名日军和30余名日伪军驻守。

20时，我军战士随伪军“打粮队”，进入了草场梁敌据点。战斗随之打响，随后4团5连和6连迅速向尹财主家的敌碉堡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我军很快攻占了敌人外围的两个小碉堡，将大碉堡团团包围。碉堡里的日军吓破了胆，慌忙向附近据点的日军求援。凌晨时分，县城内日军闻讯后，急忙组织了千余人，乘20辆汽车向东急驰而来。在我716团的狙击下，战斗40分钟就结束了，我军击毙打伤日伪军90余人，俘获日军10人，并缴获了许多武器，其余日伪军狼狈逃回县城。与此同时，石神据点30余名日伪军行至炭窑沟以东被我军四团封锁。康家会碉堡里的残敌，还在焦急地等待着石神、城内两处的援军。我军四团的攻势越来越猛，最后战士们冒着战火和硝烟，冲入据点，与残敌展开了肉搏战，日军小队长在挣扎中被我军战士击毙，除俘虏两名日军、11名伪军外，全歼了康家会据点守敌，回歼了炭窑沟援军30余人。

此役共杀敌200余名，俘虏日兵12名，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23挺，手枪10余支，步枪100余支以及大批军火弹药、粮食布匹、军服被褥等，毁敌汽车两辆。此外，还在忻县方向的狙击战中击毙敌人100余名。

康家会战斗，由于策反伪军引路，我军提前进入敌据点，所以战斗在8月20日20时打响，比正太路主要战场发起攻击的时间早了两个小时，打响了百团大战的第一枪。此战由于代价最小，缴获最多，闻名于晋西北且誉满整个华北地区，是百团大战中里应外合、围点打援的典范战例之一。贺龙称之为“120师抗战四年来第一次光荣的胜利”。

先行先试——土地改革的贡献与牺牲：1947年11月，静乐县委贯彻分区土地改革会议精神后，静乐县的土改与整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左”倾倾向。工作中基本上撇开了原有的各级党员干部，采取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政策。对全县八十二个农村基层党支部重新排队，认为静乐县的二十几个支部由坏人把控，十六个支部由地痞流氓掌权，个别支部由特务掌控，只有一部分支部真正掌握在贫雇农手中。基于这种不切实际的认识，县贫民团认为静乐县长期被右倾思想统治着，农民群众受到了长期的压迫，静乐党组织内部严重不纯。听任群众运动自由发展，甩开干部踢开支部搞土改，开错杀乱杀之先例，挖底财、搞清算、扫地出门等一系列极“左”做法，给静乐土改造成了恶劣影响，致使静乐不少党员干部在运动中受尽非人的待遇和折磨，甚至有不少优秀党员干部丧命。1948年初，党中央发出新的指示，对极“左”错误做出了纠正。在土改试点中，静乐人民用鲜血与牺牲为全国土改顺利进行提供了宝贵经验，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7年4月11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率领中央工委路经静乐，在西坡崖村接见了中共静乐县委书记李国珍、县人民政府县长段晋炤、县武委会主任曹建芝等领导同志，详细了解静乐土改情况，并进行了细致指导。

一位人人赞誉的县委书记：“朱政委”名字叫朱贤英，是安徽宿县（今宿州市）人。1971年由省城太原调任静乐县武装部为第一政委，同时兼任县委书记。在短短三年中，他带头实干的精神，艰苦朴素、廉洁自律的作风，严格要求党委一班人，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和自己家属的感人事迹，实在让人们难以忘怀。他到任后，就一心扑在工作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合理规划汾河两岸拦河打坝造地，修通东西干渠，灌溉两岸农田。为这事还亲自编写歌词，回太原找作曲家为歌词谱曲。《静乐是个好地方》、《汾水乖乖锁坝间》这两首歌曲，在当时的静乐从小学生到一般农民都会唱，更甭提干部职工了。如今汾水乖乖锁坝间正在变成现实。

《汾水乖乖锁坝间》

汾水乖乖锁坝间，公路林带镶坝边；

个个水池美如画，梨香鱼跃黄花艳；

条条大渠灌园田，电站提水上高山；

块块稻谷金光闪，高寒山区变江南。

在建设县城护城坝时，他组织县城干部职工亲自开山炸石，分段修筑。经过两个月劳动，从马家沟到赵王城的一条五里长的大坝就绵延伫立起来。

在植树造林方面，更是功不可没。他亲自带领县委一班人，和广大干部群众上山植树，吃在工地上，住在附近的农村里。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在康家会镇砚湾至圪台坪村的公路两旁栽树时，他参与划线把杆，把树栽得整齐笔直。当时，静乐县是全省植树造林、育苗培种的先进县，全省县委书记还在静乐县开过现场会哪。如今这些树已经成片成林，加上后来陆续种植的树木，静乐绿化实现了乔灌铺底，果树缠腰，油松盖顶。

十八大代表王元林：王元林为全乡15个村的孩子接种疫苗20万人次，实现了规范接种、安全接种，100%完成国家强制免疫。期间，没发生一起基础免疫传染病或接种纠纷。王元林先后获得省级“计划免疫先进个人”、“法定传染病报告先进个人”、“免疫规划优秀个人”等荣誉称号。2010年，山西省卫生厅授予他“卫生防疫楷模”荣誉称号。如今年过花甲的王元林，依然步履蹒跚身背药箱，在他熟悉的沟沟岔岔用双脚诠释着他的人生价值。2010年以来，事迹见诸各大媒体，党和政府给予他许多的荣誉。先后荣获山西省劳动模范、感动山西十大人物、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中华医学会授予他“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发展贡献奖”。2012年5月，他光荣地当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面对诸多的褒奖，王元林很受感动，他说：“我做的都是些平常小事，比起党和人民给的荣誉，我的付出又算个甚哩”。

王元林也有不少开心事。“我管的辖区，我管的事，娃娃们没一个耽误，都健健康康的”。还有许多事，也让王元林感到欣慰。前年，在外打工的女儿女婿回村盖房。动工那天，前村后邻的乡亲们都来帮忙，大工小工全都不要工钱。地里的农活老伴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有乡亲过来搭把手。走在山间，谁开车或骑车碰上了，都会毫不犹豫地停下车载他一程……

想想这些温馨事，王元林觉得自己就是最幸福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乡亲们待见咱，比啥都强”！

优秀共产党员、静乐好人王俊明：王俊明，1973年7月入党，忻州市优秀共产党员。1977到1979年，他负责全县农村图书发行工作，3年下乡900多天，跑了全县17个乡镇317个山村，就连离城100多里的偏僻小山村南林滩他都去过。三年的时间，共发行图书22670多册。这些图书，都是他靠身背、自行车带送到读者手中。

1989年春节到来之际，我国云南澜沧地区发生地震。王俊明听到这一消息后，借口在书店卖书亏下了公家的书款，向妻子要了300元钱，跑到邮局给云南地震灾区寄去。事后，灾区政府给王俊明寄回感谢信，人们才知道在静乐还有这么个“大傻帽”。

之后的许多年里，王俊明只要听到有需要捐款的地方，总要尽其所能捐些财物。1995年夏天，捐给发生雹灾的运城地区临猗县500元、捐给发生严重水灾的昔阳县大寨500元……

王俊明做的好事太多了，在平常人的眼里，他无疑是个大傻瓜。听到有人说他傻，王俊明理直气壮地说：“损国家害同志，那才叫傻呢！”

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蕴藏着博大的无私仁爱精神，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情，把一生奉献给了静乐这片他深深挚爱的土地。

这位老人至今还出现在天柱山路上，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

到达第五展厅：展示黄埔军校静乐人、挺进大西南（静乐干部南下，开辟川康新区）、国共静乐籍将军等感人内容。

黄埔军校静乐人：

1924年6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长洲岛上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军事学校。它与美国的西点军校、英国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和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并称为世界著名的四大军校。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一至六期，原址设于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此后多次搬迁。黄埔军校于1927年改制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先后设立潮州、武汉、洛阳、长沙、广州、南宁等九所分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高雄市凤山县设立了第十分校。1946年军校再改制为陆军军官学校，并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时一并迁至台湾高雄市凤山县。在世界军事史上，没有一个军事院校像黄埔军校一样，在短时间内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我党早期革命家高君宇的直接影响，20世纪初期，静乐许多有志青年外出求学，寻求救国真理。其中，考入黄埔军校者，人数之多在北方县份是不多见的。静乐的黄埔生大多参加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在大浪淘沙的革命洪流中，虽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们投身国民革命、勇做国民先锋的初衷和抵御外族侵略的精神，值得我们钦佩！

此次，我们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走访了太原、静乐、娄烦多位知情人士，收集到了静乐13位黄埔师生的图文资料。另有几位因时间久远、史实不详，无法考证，故未收入其中。敬请知情者加以补充、指正。

1.高君宇（1896—1925）：原名尚德，字锡山，静乐县峰岭底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活动家、理论家，中共北方党组织重要负责人，山西党团组织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第二、三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曾组织领导“五•四”运动和京汉铁路大罢工。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协助孙中山平定商团叛乱，同年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5年3月1日猝发急性盲肠炎，3月6日因治疗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不幸去世。

2.武绳祖（1905—1969）：字伯昌，静乐县城关镇西关人，本县知名绅士武泽霖长子。1924年在高君宇帮助下入住北平国民大学俄文专修班。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4期政治科大队第1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武汉北伐军总部学兵团连指导员、营指导员，党直属小组长，与徐向前（时为预备党员）一起工作。1927年被选为军校特别党部常委。1929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在山西被省党部诱捕后加入国民党，后任孙殿英部119师参谋、河北正定团管区少将司令、伪国防部部员、国民党中央粮食部专员。解放后被我军收容，1955年分配回山西省政府参事室任参事。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文革中受到冲击，于1969年2月在太原去世。

3.王子璜（1901—1974）：字德佩，静乐县城关镇人。1915年考入太原省立一中，毕业后追随高君宇，成为北京学联的骨干成员。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4期经理科大队第2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叶挺独立团第11连任指导员。亲自参加了汀泗桥、贺胜桥战斗，后调北伐军第2军任营党代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太原被捕，饱受严刑拷打，始终宁死不屈，致使精神错乱，1930年保外就医。病愈后为寻找党组织，参加冯玉祥抗日同盟军，被任命为少将参议。1937年回静乐参加动委会工作。1939年奔赴延安，经审查重新入党，担任晋绥边区贸易公司经理。解放后曾被选为山西省政协委员，1974年病故。

4.秦大镇（1899—1966）：字静山，静乐县城关镇人。191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本县任教。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步科1团8连。1926年加入工农党。毕业后参加北伐，任21师61团排长、连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入武汉工农运动讲习所，在参加南昌起义途中被张发奎部逮捕，11月逃回静乐。1935年赴南京入黄埔毕业生调查处，1937年在庐山年轻军官培训班学习，1938年至1945年任19补训处第一团营长、汉中师管区团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在陕西、湖南、江西等地从事农垦生产，1949年在上海被收容。1957年被安排在上海新艺厂做收发，后随迁往甘肃白银市。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自愿报名获准回静乐参加农业生产，1966年被轮番批斗，遂于当年投县城东游坊沟水电站自缢身亡。

5.郭炳（1905—1932）：字子文，静乐县郭家庄人。1923年考入太原省立一中，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工兵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随学员队参加北伐，到达武汉归属武汉分校工兵大队。黄埔毕业后被党派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赴河南国民党军岳维俊部开展秘密工作。1929年被派往陕西榆林在军阀井岳秀部担任教官，后率队投奔刘志丹陕北红军。1930年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任红12师参谋长。曾参加鄂豫皖苏区一、二次反围剿战斗，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不幸牺牲。

6.弓杰（1904—1946）：字铭鼎，静乐县怀道村人。1923年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步科2团5连，毕业后参加北伐，编入国民革命军21师61团任排长、连长等职。1929年1月参加奉安大典。

7.宋维新（1900—1951）：字眷祖，静乐县城关镇北门人。1919年在山西从军，1922年考入山西省汽车驾驶训练所。1925年考入国民革命军第3军任教官，同年赴黄埔军校当入伍生，1926年转入黄埔武汉分校第五期政治科。1927年参加北伐，同年武汉分校毕业，调入国民革命军第20军（贺龙任军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1师特务营连长，起义部队在广东汕头被打散后，流浪豫、赣、鄂，与组织失去联系。1928年春在36军2师部当副官，因共产党员身份被告发，被北平军警逮捕，关押陆军部，1930年因无证据被释放。1937年在本县动委会游击第1大队任副大队长，1938年拨归晋绥骑兵军任连长、步6团营长、7集团总部副官、参谋等职。1940年在本县被敌寇捕获，被迫服务伪政府。1944年以通共嫌疑被伪政府逮捕，后逃脱在太原务农。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在本县被处决。

8.苏尚忠（1906—1948）：静乐县西果园村人。1923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1925年经同乡王子璜介绍入黄埔军校第4期入伍生第1团当兵。入伍期满后考入步科第1团第8连，1926年2月集体加入国民党（属左翼），同年10月于黄埔军校毕业，随即参加北伐。1927年任武汉北伐军总部学兵团连长，曾策应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四处流浪躲避搜捕。1929返回家乡，在天池店、罗家曲等地教书。1941年在汾阳县抗日民主政府16区担任区长，抗战胜利后回到西果园村，1947年土改后跟“响工班”以吹大号为生，1948年因“复行社”成员和“阎特”嫌疑被县公安局逮捕，同年死于狱中。

9.王芝荣（1905—1968）：静乐县米峪镇人。1924年考入太原第一师范，次年师范肄业后赴广东黄埔军校当入伍生，不久因病返籍。病愈后，于1929年8月赴榆林投奔故人郭炳，因郭炳南下而返回故里任教。1952年被推选为教育界代表参加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4年出席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1956年后连续两届当选县人民委员会委员。文革中受到冲击，被打成“三特”分子，1968年6月17日晚被批斗后旧病复发，翌日凌晨去世。1979年予以平反昭雪。

10.秦润泽（1911—1938）：字民生，静乐县城关镇儒林街人。1928年考入北方军校，1931年考入国民中央军校（黄埔南京本校）第9期，毕业后历任国民党商震部723团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七七事变”后，先后参加在长城界岭口、正定、石家庄等地的对日作战，1938年9月参加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1938年9月在万家岭麒麟峰与日军展开血战，秦润泽身先士卒，壮烈牺牲。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了其英雄事迹。

11.陈四箴（1914—1953）：字石铭，静乐县西河沟村人。1933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南京本校）第10期1总队步兵大队第3队。1936年毕业后，历任国民党2军164师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少将副师长等职。曾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第二三次长沙会战、远征印缅抗战诸役。1949年随陈克非将军成都起义，起义后在中南军政大学学习，后任解放军第50军167师副师长、第21步兵学校主任教员。1953年8月因病去世，被中南军区政治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12.曹迪（1918—2005）：字亮拴，静乐县河岔村人（祖籍本县张贵村）。1936年考入太原辎重教训所学习军事。1937年5月毕业后分配到晋军73师434团2连任排长。1940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7期（西安7分校）步兵科，1942年9月毕业。先后在晋绥军73师、101师、新101师、210师、320师任排长、连指导员、连长、团政治部主任、团副、团参谋长等职。亲身参加了忻口、绥南、包头和五原等战役。1949年9月在绥远跟随傅作义、董其武将军和平起义，参加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华北军政学习团，后到内蒙古组织区武东县与河北省徐水县从事土地改革、兴修水利和爱国卫生工作。1953年部队转业回到家乡从事小学教师工作。1983年离休，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娄烦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二届特邀代表。

13.刘立功（1920—？）：原名刘月厚，静乐县黑汉沟村人。1934年到石家庄铁道部扶轮小学读书，1937年随难民流亡至武汉，被国民革命军第2师工兵营第3连招收，后担任2师师长郑洞国警卫排长，曾参加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1941年被保送黄埔军校第18期（湖南武冈分校）13总队2大队7中队步科学习，1944年毕业后分配到102师任中尉副连长。1947年回家探亲，至临汾被解放军围困，遂被阎军安排在补训2团3营任副营长、代营长。1948年被俘后安置在临汾市政府工作，同年回静乐在土改工作团担任文书，后在西会、静游、康家会等地任教。文革中收到冲击，写信求助全国政协常委郑洞国将军，郑致函静乐县革委会后再未被批斗。1984年后享受离休待遇。

挺进大西南（静乐干部南下，开辟川康新区）：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迅速扩大。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和中央给晋绥分局抽调晋绥地方干部随军入川，配备川西（含成都市）、川北及西康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指示，晋绥分局于1949年4月作出决定：晋西北每个地委、县委都要配备二至三名地、县级干部，听候命令，随军入川，进新解放区工作。

遵照晋绥分局的指示，静乐县委立即组织300余名干部，分别由县委书记李国珍、县委书记王敖、宣传部长禇培任率队，于1949年7月5日到临汾晋绥分局党校报道集训。11月上旬，晋绥革命老区的优秀儿女分期分批随贺龙、王维舟、李井泉、周士第率领解放四川的北线人民解放军，按军事编制分五个梯队，分发枪支弹药，冒着敌机轰炸燃烧的战火，日夜兼程，徒步翻越秦岭、剑门，挺进川康。

1949年12月人民解放军席卷大西南，南下干部随即投身于大西南的建设。静乐籍干部主要集中向四川西北的绵阳、遂宁等地。他们接管政权，剿匪反霸，稳定金融秩序，保障物资供给，实施民族政策，领导土地改革，恢复发展生产，许多同志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

南下干部这一特殊称谓，记述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他们是中华民族追求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静乐南下干部是这一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前赴后继，百折不回，每个人都是一部曲折回环、生动深刻的历史教材。他们有功德于中华名族，是静乐革命老区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卓越贡献，也是静乐历史上一座永远的丰碑。

刘继武：康家会镇人，入川后为四川省青神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青神县首任人民政府县长，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吕启明：湾子村人，1944年参加八路军，1949年任晋绥军区司令部参谋，入川后任成都市公安局监察站站长，政治处组织科副科长，成都市人民法院西城区分院院长，成都市公安局一处政治委员，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委书记，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敖：山西临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静乐县委书记，率队南下后任中共西南局组织干部处副处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中共万县地委书记、中国四川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四川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陈雅琴，城关镇儒林街人，1940年1月生于静乐县城。1949年，入西北军政大学文工团当演员。与父亲、哥哥一起参加革命，1949年11月在西北军大分别南下（有一图片显示陈雅琴当时9岁，和其父陈轩谟、14岁哥哥陈冰在一起）。

1952年调四川军区文工团，1954年到西南军区舞蹈班学习，1956年调成都军区任演员兼教练。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重新组建战旗歌舞团，任舞队副队长兼教练。1977年成立学员队，任队长兼教导员。1982年3月转业到成都市体委组织人事处，任正处级调研员，1995年8月离休。

从艺30多年中，参加过许多次重大演出，曾荣幸地为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演出，从1954年到1965年，多次被评为成都军区直属队“先进分子”、“五好文工团员”，荣立三等功3次。1979年被评选为四川省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1988年被评为成都知识分子工作“先进个人”，1994年被授予成都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先进工作者”、“先进个人”称号。

贺龙曾说陈雅琴是最小的兵。1949年11月，西北军从临汾向西安进军，行军途中碰到了贺龙，贺龙看到这个小兵时，贺龙将军用有力的双手把她举起来，亲切地说：“奶味还没干就出来干革命，你是我带过最小的兵”。

毛主席称陈雅琴是陈部长。1959年陈雅琴在北京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一天晚上她正在政治学院联欢，忽然，毛主席穿着白色衬衫、灰色的背带裤，出现在人群中。当她还没从激动中缓过神来时，一起去的同志就提醒她，你个子矮，不要去请毛主席跳舞，她边答应边朝毛主席的方向走去，心想能看看就行。主席看节目，她盯着主席看，看到有趣时，主席就笑得前仰后合，她也就跟着主席笑。主席请她跳舞，她非常紧张，主席问她姓什么？她说陈，主席称她陈部长，又问她多大了，什么时候参加的工作，父亲叫什么？她一一回答。

周总理喊陈雅琴山药蛋。1946年，周总理到成都，金牛坝为总理和陈毅元帅组织了舞会，她也幸运的参加了，并和周总理、陈毅元帅跳了舞。和总理跳舞时，总理问她是哪里人，听说是山西人时，总理亲切地叫她山药蛋，还唱起了山西民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

陈雅琴兄妹重逢天安门广场。1949年11月，陈雅琴和父亲、哥哥分别南下后，因每天行军，且战事不断，驻地不定，部队番号和人员变动频繁，一家人失去了联系。几年后，父亲在成都找到了她，哥哥却杳无音讯，只听说他们的部队在川短暂停留后开赴新疆了。

1964年，在康区慰问演出，坐橡皮舟过江时，不幸掉入江里，被战友救起。回到驻地后，组织上为了照顾陈雅琴，让她去北京疗养。她和同室的几个姐妹去看天安门，想找人为她们拍照，此时正好过来一个上尉，便邀请他拍了照片。交谈中，听出这个上尉是山西人，上尉问她，是哪个军区的，哪里人？陈雅琴说成都军区，山西静乐人。上尉说我妹妹也在成都军区。陈雅琴问你妹妹叫什么名字？上尉说妹妹叫陈雅琴。陈雅琴愣住了，这不就是她寻找了15年的哥哥么，兄妹喜极而泣，相拥而哭。是啊，分别时战火纷飞，哥哥14岁，她9岁，她们踏上征程，奔赴大解放的战场，如今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兄妹相逢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天安门广场，多么令人感慨啊！他们的举动使广场上的人聚拢了过来，大家似乎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好多人用湿润的眼睛向她们表达了祝福。

静乐人杰地灵，是汾河流域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兴盛和崛起，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必将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闪耀出自己夺目的光芒。                               

国共静乐籍将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

李广文（程子坪村人） 解放军第27集团军副军长                 少将

李芝云（长足上村人） 解放军63710部队副政委                  少将

苏旭光（西果园村人） 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                   少将

冯爱旺（泊水村人）   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            少将

刘永杰（马家庄村人） 解放军南京陆军学校训练部副部长         少将

刘拴奎（五家庄人）   解放军新疆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军待遇

                     民国时期和台湾地区国民党将军

宁超武（磨盘沟村人） 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第一办公室主任中将

宋宪文（风沟村人）  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交际处长          少将

武绳祖（城关镇人）  国民党中央粮食部专员                     少将

李有檀（腰庄村人）  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运输大队长             少将

辛景星（盆子水村人）国民党晋军迫击炮师政治部主任             少将

王子璜（城关镇人）  冯玉祥抗日同盟军参议                    少将

王首浩（童子崖村人）国民党山西驻北平办事处秘书主任           少将

陈四箴（西河沟村人）国民党164师副师长                       少将

秦炳烩（城关镇人）  国民党台湾空军机械师（台湾）            中将

武成祖（城关镇人）  国民党国大代表 国策顾问（台湾）          少将

随后前往文庙游览：首先看到的是棂星门，于2010年10月竣工，它与大成门、大成殿、文峰塔、天池楼阁同一中轴线，它们分别为石材、木制和砖石雕刻建筑。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多次对文庙大成殿东西配殿进行维修。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大成殿（大成：一曲为一小成，九曲为一大成）：大成殿为岑山古建筑群的主体，曾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创建于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儒林街，明洪武二年（1369）迁建于现址，历代均有修缮。其风格独特，设计奇巧，结构坚固，造型优美，有着600余年的历史，至今完好。大成殿依山坐东向西布局在岑山古建筑群中轴线上。砖砌台基，覆盆柱础，面阔3间，进深3间，殿高4米，长23米，宽16米，面积368平米。单檐歇山筒瓦顶，正脊筒前方用黄、绿、蓝琉璃瓦横铺一方块图案，正脊筒两边各有一米多高的两只吻兽，顶部四面分别有四只大兽和十二只小兽。七檩前后廊式构架，周檐斗拱七踩三昂，前檐明次间出45度斜昂，明次间均施四扇六抹隔扉门，梢间为隔扇窗。

墙壁上所描绘的有孔子像，及与孔子有关的“尼山致祷”、“大庙问礼”、“四子侍坐”、“在川观水”、“宋人伐木”等故事。1993年将县博物馆设于院内。2001年又在大成殿内新塑曾子（左）、子思（左）、孔子（中）及孟子（右）、颜子（右）五尊圣贤像，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和庆典活动。 

 

再下来前往左殿观赏：主要展示石棺、宋代官人像及挖掘出土的古代石具等，可逐一观赏。

下面，我们瞻仰四八烈士纪念碑群：据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一日，王敖谨撰、李慕乔眷录的碑又记载：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的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秦邦宪和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等，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八日在黑茶山遇难。噩耗传来，如晴天霹雳，震惊全国，所到之处，万众垂泪！全国人民为何遭此不幸，你们为何而死？使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激起了无限的痛恨！

抗战胜利结束后，英明领袖毛主席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而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其一贯反民主、反人民的法西斯暴政，企图消灭抗战功卓、人民爱戴的共产党、八路军，不顾人民反对内战、严惩战犯的要求，反而调动大军对准解放区开火。解放区人民被迫进行了五个月的军事斗争，邯郸、上党的自卫战役，高树勋将军等反对内战起义，人民显现出伟大的力量，促成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在停战命令、政协决议、整军方案等三大协定签订后，反动分子更是用尽种种卑鄙手段，破坏、阻碍协定的实现，以致中共代表团反复飞奔于延渝天空。王若飞、秦邦宪等同志为和平民主献身，不避天雨迷雾，由渝返延，竟遇难于黑茶山。全国人民遭此不幸，反动派的罪行招来我们切齿愤怒。领袖们在哀痛中号召化悲愤为力量，加强我们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决心。和平不能让破坏，民主一定要实现，要用一切力量制止反动派扩大内战、荼毒人民的阴谋罪行。我们要坚持斗争到底！

伟大的死者，光荣的烈士们，四月八日这一天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你们的血不会白流。静乐党政军民各界追悼会万人公决，永垂芳名于金石，使你们的功绩和英名与日月同光，与黑茶山并存，永垂青史，万古不休。后代们紧跟你们的革命道路，继承你们的遗志，继续奋斗直到胜利，绝不懈怠、绝不退缩。愿你们含笑九泉，永远安息！

1946年“四八”烈士遇难后，县委在县城修建“四八”烈士纪念塔。塔上铭刻着静乐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200余名，树立了永远的丰碑。在抗战中全县为革命捐躯的烈士有1000余名。2009年，在静乐汾河西岸的树林内修建了静乐县烈士陵园纪念碑。每年清明时节，机关、团体和各界人士前来扫墓祭奠，人们怀着无比敬仰和无限沉痛的心情，为烈士献上鲜花，来缅怀先烈。如今，烈士陵园纪念碑已经成为静乐革命纪念基地。

附碑文一

新建静乐抗战殉难烈士纪念序：民国廿八年春，日寇铁蹄踏进静城。同年占我康家会、利润、石河、娘子神、同崇山、里弯。从此敌人施行碉堡政策，又先后占据南沟口、石神、界桥、西马坊、丰润、土地堂、上双井、柳科府、下静游、东六度、马家岩、娄烦等十九处据点，深入我腹地，密布于忻静线和汾河川等村落。并以残酷的“三光”政策，疯狂扫荡，蚕食我根据地，企图奴役静乐十二万人民于万劫不复之地。

八年来，我县全体党政军民在伟大的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泛展开群众性的对敌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罄竹难书。三五八旅在米峪镇一战，歼敌八百，威名远扬。

接着康家会、木瓜山、悬钟山、大白石、卯儿上、下石、偏梁上等历次战斗，打得敌寇落花流水。我军之英勇无比，实令鬼子胆颤心惊。光辉战果，不胜描述。二支队奇袭利润，一弹未发，全部日寇就擒。我军之机智妙算，传为神话。石河、娄烦等地夺粮斗争，数千军民与民兵战斗队进敌据点如入无人之境。闭守碉堡之敌寇，无可奈何，唯有仰天长叹末日来临。三天三夜胜利的强攻战，娄烦敌人碉堡翻了筋斗，将万恶的法西斯匪徒葬身于熊熊烈火中，大快民心。由于我军正确执行毛主席挤敌人的方针，广大群众、民兵与正规军齐心协力，将土地堂、双井、娄烦、马家岩、静游、东六度、南沟口、石神等据点先后收复。一九四五年八月敌寇宣布投降后，仍盘据静城等地，以作垂死挣扎。我县数千民兵和正规军直迫城下，忻静路上与城关周围地雷布满，致使敌人寸步难行，行则必炸，出则痛击。铜墙铁壁的围困，使敌人陷于绝境，直至将日寇驱逐出境。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二日获得全部解放。从此全县人民得以再见天日，重回祖国怀抱，过着自由民主幸福的新生活。

静乐之解放，源于人民救星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我军民全体努力用先烈热血头颅换来的。八年战斗中，杀敌英雄李三子，模范连长曲应怀，在中崇山战斗的民兵队长赵尚高，于舍科突围殉难。宋宝玉，被敌包围，虽负重伤，仍毙敌数名，终因寡不敌众，自杀殉国。凡此种种都高度表现了革命志士的高尚品质，中华儿女的伟大气魄。我三地委组织部长崔一生同志、县武委会主任牛恒心、工会组织部长王治和、六团一营魏广之、七团连长张健、区长张启文等人，他们为祖国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绽放出自由之花。这种光荣壮烈的牺牲，将永垂青史，与日月同光。为继承先烈遗志，为彻底实现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谨将烈士芳名，勒石永垂，以光国家民族于万世。祈望忠贞之气，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为祖国解放事业殉难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活着的人们，将继续踏着先烈血迹向前迈进！

                                         曾监修谨撰  李慕桥谨书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一日

附碑文二

为了永久的记忆：伟大的死者们，你们是静乐的子弟兵，是出色的英雄。你们的血，唤醒了群众的觉悟，坚定了我们的意志。你们虽死，但在反扫荡、反维持、反抢粮，开展爆炸、劳武结合、围困据点、驱走敌人的各种斗争中的表现机智勇敢，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使人不能忘记。我静乐十二万人民能够安心生产，重建家园，是伟大死者们用鲜血换来的。

在对敌斗争中，干部、战士、群众，都表现了勇敢坚定、不屈不挠的精神。如米峪镇中队长李玉儿，在敌人屡次扫荡中，坚守阵地，掩护群众，单身只枪，杀敌二十，肉搏被俘。敌虽诱不降，大骂鬼子“快杀爷爷”！常家坡十九岁的青救会员常巨孩，为保卫群众而不顾自己，虽酷刑迫供，仍不认不从，乃慷慨激昂，声称“只会打日本，不怕鬼子凶”。枪雷能手郝安有，围困娄烦炮台，昼夜守着敌人路口。敌人三次下山吃水，死于其枪雷之下者五人。他使敌人放哨不敢抬头，拉屎送尿不敢挺身而走。又追敌丰润，满布雷区雷网，终为解放群众而战死。城北老百姓王富存，经常在敌人之严密封锁下，给我军送情报，当向导杀敌，掩护干部开展据点内工作。敌人逼迫送柴，不从而死。

像如此牺牲的烈士，不知有多少，每个死者都有其光辉动人的事迹。指战员的机敏果敢；民兵干部的艰苦，智谋策划；群众的运输，带路送信，都表现出我军民伟大的创造力量。你们死得光荣，你们应感骄傲而安息吧！我们誓为完成你们未尽之志而奋斗到底！

李国珍谨撰 张泽民谨书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一日

让我们最后登山，参拜文峰凌霄：前面就是岑山书院•文庙与岑山公园文峰塔相连接的台阶踏步，共计240步，高42米，水平投影长度为81.72米，宽4米。它是由顶部、中部和底部三部分组成，其顶部和底部分别为双向两起步踏步建筑，单向15步，中部分为四段，五个转换平台，每段45步，共计180步。（全程坡陡路长，请大家相互关照，确保安全）

文峰塔在岑山巅鹅城之冠魁星阁旧址，于2006年3月23日上午11时破土动工，开始恢复重建，2007年7月15日竣工。它既是岑山古建筑魁星阁、天赐楼的恢复重建，又是儒、释、道三家文化的载体。

文峰塔也称“文风塔”、“文笔塔”，是14世纪以来道教风水学说与封建科举制度双重作用下的产物，也是一种标志性与观赏性相结合的建筑。

巍峨挺拔，雄伟壮观，直指苍穹，造型别致，巧夺天工，给古老的鹅城增添了不少神韵和文化魅力。文峰塔底座八边形边长7.8米，上为塔体；底层边长5.4米，顶层边长2.4米；高39.60米。塔体高9层36米，占地面积900平方米；塔形为八角形密檐式造型，自下而上，逐层递缩收顶，呈锥体状，九层塔体组成壶筒式结构。塔层内1—7层有143级旋转式阶梯。塔层间外围镶有砖雕飞檐，图案为形象生动的文房四宝、琴棋书画、十二生肖，别有一番景致。文峰塔底座为须弥座八面体平台，青石铺面；外墙是青石八宝浮雕，线条流畅，自然逼真，八面角上镶着威严龙头20个，平台四周设草白玉护栏，其6个面上还间隔饰有二十四孝图以及如意花木。

从塔座进入文峰塔第一层，十分宽敞，可容纳百余人。一层外壁6个八角平面上嵌有小八角草白玉浮雕，四周为精美的福禄寿喜。从第二层至第九层，每层外壁饰有4个八角草白浮雕和4个圆洞形的红色窗户。其中第九层浮雕更高洁雅致，为历代文人所追崇的梅兰竹菊，上面是雪花玉莲花座，装有5米高的钛金不锈钢宝顶。每当夜暮降临之时，文峰塔上灯光闪耀，变幻多姿，好似琼楼仙阁，矗立人间仙境，美不胜收。登塔临高极目眺望，挺拔芦芽，依稀可见；百里汾川，尽收眼底。南望天柱胜境，如诗如画；西看风神烟雨，神游千载，颇有超尘脱俗之感。登临岑山，品味厚重书院文化，穿越时空隧道，畅想历史和未来，顿觉气贯长虹，心旷神怡。塔建岑山，直刺苍天，高山仰止；山有宝塔，彰显灵秀，因以为名。塔有书院，深沉厚重，拔尘向空；书院有塔，光彩四射，意韵深长。宝塔、岑山、书院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相映成趣。

相传文峰塔上宝顶那一天，天阴一片黑，下着蒙蒙细雨，工匠们准备上顶有关事宜，还议论着这天气如何上顶。可是到上午10点56分时，雨突然停了，上宝顶的时辰也到了，工匠们抓紧时间上顶，到宝顶合拢就位时，工匠们上香跪拜，响炮庆祝。就在这一时间内，从阴蒙蒙的天空中，突然开了约长30—50米、宽20—30米的蓝天，阳光穿透云层射到文峰宝塔，宝顶在太阳的照射下金光闪耀，在场的工匠们亲睹这一幕，不由自主地说，这不是文曲星显圣吗？于是急忙跪地叩拜，之后天开眼也不见了，又恢复了阴蒙蒙、雨纷纷的样子。工匠们感到万分神奇！

文峰塔在岑山顶上凌霄突起，气势宏伟，与天柱山、风神山遥相呼应，同半山的文庙古建融为一体，自成一景，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赋诗作文，以表心志：“绿影婆娑景色妍，文峰塔立白云边；风铃伴读吟佳句，雨韵弹琴诵好篇；雁塔题名惊四海，蟾宫折桂裕千年；人人都说岑山美，美在繁星灿烂天。”登凌霄文峰、观天池楼阁、览汾碾河川、游古代书院、拜圣贤孔子、令人解惑受益、心旷神怡。

请大家前往公园天池楼阁游览，天池楼阁内部是用现代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第一层边长20米，第二层边长19.44米，第三层边长14.4米，第四层边长8.4米）和外部仿古建木结构（第一层边长20米，第二层边长11.4米，第三层边长8.4米）装饰构件两部分组成，正方形，高22.8米。从而形成阁楼美观大方、优雅别致的完整造型。

传说，早先寺坡曾是背靠岑山的一座寺庙，需斜坡登临，所以叫寺坡。拾阶而上，寺坡上松柏参天，琉璃辉映，晨钟暮鼓，栖鸟飞绕。僧人居士诵经念咒，善男信女三跪九叩，香火缭绕。然而，这一派景象被一场大火毁灭了。

明末清初，一些有识之士在寺坡上开办了学堂，美其名曰：“岑山书院”。从此，寺坡上英才辈出，桃李争芳。约两百年后于朗朗书声中，才子们不经意间总会看到天赐楼上有一粉黛佳人，伫立其中，绫罗素裹，轻旋漫舞，定神细看却身影全无。书生们对这梦幻般的感觉都没有在意，自以为是《聊斋》读多了，或是看书眼花了，要不真是谁家闺秀曲径通幽呢。摇摇头继续背书“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民国二十八年初春，日本鬼子来了，寺坡上没有了读书声。代之以狼狗狂吠，还有比狼狗更可怕的狞笑，以及皮鞭声，镣拷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侵华日军小松中队将“红部”设在了寺坡上。膏药旗下，小松思量着烧杀抢掠的“大东亚共荣”。

有一天，鬼子兵在寺坡上操练累了，原地休息。忽然发现山上绿荫中，一个美丽姑娘采摘山杏。鬼子兵个个都是淫魔，狂喊着向姑娘包抄过去，无奈越追越远。小松眼看煮熟的鸭子要飞了，气急败坏，拔出“王八盒子”一通乱射，过去查看，除了地上点点血迹，姑娘早已无影无踪了。

寺坡的东面叫朝阳山，朝阳山上有一座吕祖庙，住有十几户人家。日军占领寺坡后朝阳山的住户都逃走了，只剩下一位瞎眼婆婆。瞎婆婆无儿无女，靠好心人施舍在庙里取一些供果为生。这天夜里，小雨淅沥，秋风阵阵，瞎婆婆听见窗台下几声哀鸣，起身下地开了半扇门。瞎婆婆眼虽看不见，但耳朵好使，只觉得毛茸茸的好像小猫小狗一样的精灵进了屋，便把门关好。找了一些食物和水，放在锅台上，听到了吃食的声响，瞎婆婆才去睡了。

夜里，瞎婆婆做了一个梦，梦见她跟着一个天仙一样的姑娘，进了吕祖庙。吕洞宾手持佛尘，给了她一包药……瞎婆婆醒来，屋里还留有一股中药的清香。日复一日，瞎婆婆好像每天都能梦见同样的梦。渐渐地，瞎婆婆的眼睛好了起来。一天早上，瞎婆婆睁开眼，看见了梦里的那个姑娘，端着一碗药汤，舀一勺放在嘴边吹吹，然后喂她。婆婆喝完药，坐起来问了姑娘的身世，原来姑娘是世代在寺坡上居住的一只白狐。那天鬼子开枪打伤了她的腿，幸好寺坡东炮台下有一个藏兵洞，直通朝阳山下，洞口坍塌了一大半，鬼子看不出来。白狐来到婆婆院里，又饿又冷，奄奄一息，舔舐伤口时被婆婆救了。

没过多久，每天晚上小松中队的哨兵都会看到一个姑娘在山上忽隐忽现，忽而一只白狐向他们咆哮，被吓得屁滚尿流，不敢吭气。更要命的是，每天晚上睡觉总感觉笤帚棒往屁眼里拧，疼得无法入睡，个个被折磨的疲惫不堪，叫苦不迭。小松莫名其妙，又不敢向上司汇报，叫医官检查，医官也有同样遭遇，整个中队惶惶不可终日。

小松急了，抓来一个算卦先生。先生进了“红部”，可谓凶多吉少，生死难卜。由于语言不通，沟通很难。小松只好选择了测字，小松在纸上写了“山”、“人”二字。意思是山上的人。屁眼不会写，就是写了算卦先生也不懂，就画了一个圈，又画了一横道，本意是山上的人屁眼里有棒子往进插。先生认得前两字，也明白后面的画符，这大概就是日语里“日本”的“日”。算卦先生也纳闷了，自言自语道：“你们烧杀抢掠，伤天害理，什么坏事不干！狗日的，装什么斯文。做那种事还要测字？”小松没听懂，问了一句：“纳尼？”（日语：什么？）算卦先生赶紧回答：“难逮了，自从皇军来了，花姑娘都跑光了。”一听花姑娘都跑了，小松气不打一处来：“八嘎！”（日语：混蛋！）“啊呀，太君，一个还不好逮，你要八个啊？”驴头不对马嘴。小松一看遭到了戏弄，拔出洋刀横在了算卦先生的脖子上。算命先生哆哆嗦嗦，察言观色。一看不合鬼子心思，赶紧改口：“太君，大大地好！饶命，饶命，容小人再细细算来。”算命先生想了想：山和人合起来是个“仙”字，那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一个洞？难逮！八个？哦，太君说的可能是“八洞神仙”的事？那仙正好八个，难逮的很呐。算卦先生向东指了指：“太君！寺坡东面朝阳山有一座仙人庙，供着道教创始人吕洞宾。”这下好像提醒了小松：那姑娘——白狐每晚是从东面出来的，一出现就要屁股疼了。小松对算命先生指的方向很满意，觉得自己的行为惹怒了仙人，仙人在惩罚他们，便对算卦先生竖起大拇指：“少嘎!” (日语：原来如此！）算命先生眼珠一转：“对，烧，烧香，还要跪拜，送些供品。”算命先生总算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捡了一条性命。

从此，日军每天早晚全体立队，90余号人全要撅起屁股，向朝阳山方向磕头跪拜。还要往庙里送食物，不敢动山上一草一木。见了白狐就趴下不动，否则夜不能寐。

岑山是县城难得的天然氧吧，景区气候凉爽温润，山中生长着营养价值极高的野山蘑、野生甜苣、地皮菜、毛尖茶等，为健康养生和馈赠亲朋的佳品。说到岑山的野生山珍，不得不说说我们静乐小吃。静乐素有“小杂粮王国”之称，红遍三晋的土豆宴、莜面栲栳栳、抿豆面、麻油拌凉菜、金灿灿的炸油糕等民间美味，都是静乐人千百年传承的家常便饭。凭借独特的地域生态和良好的种植环境，静乐又引进了市场看好的藜麦、玛卡、黑枸杞等营养保健植物，大规模种植并进行现代化加工生产。目前，静乐是晋西北小杂粮王国，中国藜麦之乡。

请大家赏静乐风光，观晋北古城，品土豆宴，尝静乐特色，购静乐特产，享人间福气。祝您游得开心，玩得高兴，吃得舒心，住得顺心，购得放心，走得安心。

各位朋友，我的解说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配合！非常感谢大家对革命教育基地岑山景区的厚爱，欢迎您们再来。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