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君宇光辉的革命生涯中，他不仅曾赴苏联莫斯科参加过在列宁指导下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大会”，而且为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回击中外反动派对苏俄的诬蔑、诽谤，捍卫苏维埃红色政权，促进中苏建交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中诞生后，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同志立即为之而欢呼、而助威、而大唱赞歌，他在天安门前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著名演说后，接着又撰写文章，热情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帮助下，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坚信真理、追求进步精神的高君宇，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对列宁及其领导下的苏维埃红色政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920年3月，正当高君宇等北京大学19名学生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秘密创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际，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威金斯基等一行来到北京，并通过北大一名俄籍教授与李大钊取得了联系。在李大钊为这位共产国际代表而组织的欢迎会、讲演会、讨论会上，高君宇从威金斯基的讲演中进一步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情况，对苏联这个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取得政权的国家的向往就更加强烈了。

1922年1月，为了组织一个远东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华盛顿会议及其决议案的运动，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高君宇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与其会，多所建白”。会议期间，列宁带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和产业工人代表。列宁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勉励中国工人团结其他革命人民，以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前进。列宁的指示，使高君宇更加明确了革命斗争方向。同时，高君宇还和其他代表参观了列宁的办公室。当时，苏联由于经历了4年之久的反侵略战争和3年国内战争，生活条件十分困难，尤其是粮食供应更是紧张，全国上下都吃粗劣的黑面包，就连列宁也不例外。当人们发现列宁办公桌抽屉里还剩有这种面包的小蒂巴时，陪同参观的苏联同志介绍说，列宁因工作紧张无暇就餐时，就拿上这种黑面包，边吃边工作。有时吃到剩下一点小蒂巴时，恰逢有事外出，还珍惜地把这小蒂巴放入抽屉里，预备回来时再吃。高君宇闻之，深为列宁这种伟大精神和高尚品质所感动。回到住地后，他和其他同志便将为他们准备的丰美的饭菜转赠给当地的幼儿园。

“远东会议”结束后，高君宇等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进行了考察，亲眼看到苏联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革命景象，并从中感受到新生的革命力量是那样蓬勃兴盛，不可战胜。通过这次考察，高君宇不仅对苏维埃政权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且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丰富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感性认识。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团结战斗的声势，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惊恐万状，战栗不已。为了阻挡这股革命洪流，他们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对红色苏维埃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而对红色苏俄抱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的高君宇，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奋起进行反击。1922年6月，自诩为“社会主义大家”、天津南开大学校长江亢虎在上海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反革命讲演《俄国现状》，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大肆进行恶毒的攻击。高君宇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立即奋笔撰写了《听了江亢虎君讲演之后》一文，予以回击。针对江亢虎把俄国困苦的现状归罪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认为是共产主义失败的明证等反动论调，高君宇指出：“我们知道俄国的目前是当着一个困苦的机关，但同时却记得是经过了四年屠残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而又经过了四年资本主义的围攻和内乱的，俄国的现状困苦完全是世界的资本主义加给他的祸害，实说不到革命是他的原因，更说不到这样就证明共产主义失败了。”高君宇批驳的另一点是江亢虎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无耻诬蔑。江亢虎毒计四溅地说：“俄国现在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五十万共产党人对一万万人的专政。”其证据就是“主席团提议事件，有时竟一句不易通过”。对此，高君宇批驳道：“这可见苏维埃全体信任主席团，又可证明主席团所提提案合于全体公意。若以提案不易一字通过，便是工人不能实行参政的证据；那么，江君所认为工人参政当然是：不论提案的内容如何，总要每件都修改一道了……何等滑稽的逻辑！”高君宇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江亢虎的反动论调，不过“是他捡了罗素（即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百分之五人口的专政’的余唾”。

1922年9月，由苏俄代表越飞和日本代表松平参加的俄日长春会议决裂后，为了帮助中国人民认识这次会议“决裂缘由的实质”，高君宇立即撰文指出，这次会议决裂的缘由是“有侵占领土的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以武力为胁迫交涉的普鲁士帝国主义强盗方式，和奸诈巧取的英国帝国主义商人手段”兼采并用的“外交策略”，以达到“讹诈一笔巨大权利”的目的；而“以不损主权的不割让做与资本主义国家交涉原则的俄罗斯，当然再不能与日本周旋下去”。在分析了会议决裂的原因后，高君宇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指出，“这次会议很显然的一点，是两个阶级利益的对立，日本当然是代表日本资产阶级利益的，俄国却不止是代表俄国劳动阶级的利益的”，还“是全世界劳动者的祖国”。就在俄日长春会议决裂的时候，北京政府和苏俄代表已约定在北京召开中俄会议。为了鼓动人民群众“催促政府从速开议”，并“急起纠正北京政府媚帝国主义的外交”，使这次会议符合人民的愿望，高君宇撰文指出，“中俄接壤万里，地理已限定这两民族要建立一种和平友好的关系”；“土耳其国民军胜利给我们证明，世上唯有苏俄是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中国要脱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和他（指苏俄）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这样亲切于中华民族利益的关系绝不是可希外交系当权的北京政府来成就的”。因为“他们‘努力’的只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需要”。为了使外交关系“向中华民族的这个需要上走”，高君宇呼吁国民立即行动起来，建立“中俄同情大同盟”，“凡是表同情于苏俄的，凡是承认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压迫与苏俄建立亲密关系的，凡是要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奋斗的，都要加入这个同盟”。

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北洋军阀政府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中苏会谈设置障碍。而革命志士以及一切进步的有识之士则采取相反的态度。北京大学热情招待苏俄代表越飞，蔡元培先生还在会上作了“愿以中国居于俄国革命的弟子之列”的演说。对此，帝国主义既怕又恨，于是通过新闻媒介，谣传北京大学过激化了。高君宇立即在《向导》上发表了《北京大学过激化了吗》一文，予以驳斥。他义正词严地说，外国帝国主义“所以大惊小怪，并不在这种两国人民普通的短时间的交际，而在可号召起广大群众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了。中国要脱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独立，那自然是要使帝国主义生危惧的；所以法国资产阶级，便诬北京大学为过激化，给东交民巷太上政府般的公使团以一个好题目，好籍［借］着来命令外交系，要他们压迫这个运动了。这和英国帝国主义诬孙中山之联德俄政策为过激化，是一样的用意”。最后，高君宇说：“北京大学真是这样的‘过激化’了吗？那是我们被压迫的人民要欢迎的呀！”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高君宇和罗章龙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合编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高君宇在为该书所作的后序《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一文中，针对中外反动派对俄国共产党的造谣宣传批驳道：“资本家为何要造俄国的谣言呢？就是因为俄国是工人革命，国家由工人管理了，如果各国工人都要学起俄国的榜样来，全世界资本阶级马上就得要倒。”

同年9月2日，苏俄政府代表加拉罕抵达北京。全国人民对这位苏俄使者热忱欢迎。北京学生联合会还“声明国民对于苏联之承认”。而帝国主义则开动宣传机器，予以抵制。美国《密勒氏评论报》匆匆忙忙将美国国务卿许士的一封题为《美国缘何不承认俄国》的信重新发表，并在文前加了一段“编者按”：“这里将许士国务卿全信重提，全因俄国现下提议与中国交涉，有取得终结承认之意。”其用心何其恶毒、露骨！对此，高君宇秉笔直书，撰写了《中俄会议——为了谁的利益？》。他指出，帝国主义“最显露的一点，就是不让中国承认苏联俄国”。因为，如果承认了，“这种情谊必然要促成了两民族亲密的同盟”，而这“必成为列强很大的一个危险，是要使帝国主义的全世界震骇而战栗的”。接着，高君宇痛斥了北洋军阀政府在中俄外交上“甘心做帝国主义走狗，违［危］害国家人民最大的利益”的卑劣行径，并明确指出：“这次中俄外交重要使我们认清军阀官僚、帝国主义和我们势不两立了。”最后大声疾呼：“国人起来，起来自动的与苏俄联结成为反帝国主义的同盟。”

然而，苏俄代表加拉罕抵京两月有余，“中国人民热忱所希望的亲善关系，不但至今毫无言兆，而所谓中俄会议亦有不知开在何年之势”。为了“迅速的使中俄亲善的关系早行成立”，高君宇又于1923年11月9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赤色帝国主义”吗？》。在这篇文章中，高君宇分析了中俄外交搁置的原因：一、“北京政府外交不敢独立，事事听命于东交民巷”；二、国民对苏俄之认识不足，甚至“有一部分对苏俄态度仍抱疑念”。而这种“疑念”则是中外反动派的宣传所造成的，他们诬蔑俄国是“赤色帝国主义”，并时时散布“红军将侵入我境”等谣言。对此，高君宇一一予以有理有据的驳斥，并指出，“俄国自革命以来，其对外的政策所采取，不但一反帝政时代之旧，放弃侵略政策，而且是积极的帮助弱小民族，树立了反帝国主义的中心”。他还指出：“对外脱离帝国主义之羁绊而独立，对内消灭军阀之宰制而自由，为了此种使命去联络苏俄，不但理论上是应当的，而且事实上是可能的，以此种需要之迫切的程度而言，确定中俄两民族的关系——而且必须是亲密互助的关系，是刻不容缓了！”

1924年1月24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这一不幸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学界一片悲痛，指出这位全世界平民领袖的逝世，“不独为苏俄之不幸，也是全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之不幸”。在高君宇等的串联下，北京学联、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团体于26日举行了遥祭大会。高君宇含泪报告了列宁的生平事迹，高度赞扬了这位导师的丰功伟绩及其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贡献。人们听了无不异常感动。大会最后一致决议，要求政府承认苏联，并在中央公园建立列宁纪念碑。在北京学生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与苏联代表于同年5月底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至此，中苏正式建交。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高君宇陪同孙中山离粤北上，因一路劳顿，咯血病复发，住德国医院治疗。出院后，高君宇即住进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在这里，他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等频频接触，关系密切。1925年3月初，高君宇因突患急性盲肠炎而与世长辞。苏联友人闻之，无不悲痛。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参加了高君宇追悼会，并为这位为促进中苏友好而做出重大贡献的共产主义战士献上了花圈。

高君宇长眠于地下已60多个春秋了，但他的名字，他的业绩，他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中苏人民友好的丰碑上。

（原载《山西党史资料》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