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乐鹅城西关王氏家谱》序

国有国史，县有县志，家有家谱，自古皆然。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而家谱（或称族谱、宗谱）就是这一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之一。早在商代，我国就有谱牒档案，现存甲骨文字资料中，就有较为详细的家谱的记载。周代，谱牒十分发达，各侯国均设专门官员掌管谱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谱牒颇为重视，在选官、议婚时无不以谱牒为凭；而修谱之风日益盛行，“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引自《四库全书总目》）从唐代至民国，除五代时期谱牒不为人们所重视外，历朝历代纂修家谱之风盛而不衰。其间，有不少名儒大家热衷于谱牒之纂修，如宋代之欧阳修、苏洵、曾巩，元代之陶宗仪，明代之张云仪，清代之魏禧、钱大昕、黄宗羲，民国之罗振玉、王迪诹，等等。我国家谱虽多有毁失，但传世者依然数量巨大，颇为壮观。近年来，还时有重要家谱面世，如宋代民族主义英雄岳飞的家谱《岳氏家谱》，一代名臣包拯的家谱《包氏文谱》等。

对于这一文化遗产，世人无不珍视。一些国家十分重视收藏和研究我国的家谱，仅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就保存我国家谱数千部之多。出生于我省闻喜县的柴泽民任我国驻美大使期间，曾访问过该会，该会赠与他两件弥足珍贵的礼物：一为《闻喜县志》，一为《柴氏家谱》。外国人尚且如此，国人自然更加珍视这一文化遗产。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就规定，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并提倡写“名人列传”。建国后，我国国家及各地图书馆都十分重视家谱的搜集，并藏有大量家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地谱牒研究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谱牒刊物亦纷纷问世，这一切无疑为弘扬家谱这一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形势下，不少家谱重被翻印，我省闻喜的《裴氏家谱》即如是；而且不少家族或续修家谱，或新编家谱。纂修家谱热正在骤然升温。

王氏乃全国一大姓氏也，《百家姓》将其排序为八。旧有“张王李赵刘，遍满天下走”之说。从民国年间学者王迪诹编撰的《王氏家录》来看，书中所列王氏人即有400余支，支行派衍，遍布全国。据1984年1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姓名用字分析统计成果鉴定会公布，王姓在中国姓氏中占居首位，亦即人口最多。单就太原王氏而言，其家族之大、分布之广、影响之深就足以令人瞩目。仅流落于海外的后裔就有不少各界精英。对于太原王氏，太原市委、市政府颇为重视，不仅协助太原王氏在晋祠名胜区内修建了王氏祠堂“晋溪书院”，而且还成立了海外太原王氏后援会，并由市委副书记任该会名誉会长。此外，还先后在太原、泰国、新加坡等地举行了5届世界王氏恳亲联谊大会。静乐县城西关王氏家族，自立祖王正华起，下传数代，就繁殖后代子孙千余人之多，其中不乏贤达俊彦。可谓人丁兴旺，人才济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未能看到一部西关王氏家谱。

古人尝言，“盛世修志”。而家谱之纂修自然亦是如此。时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猛发展之际，政通人和，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修家谱自然被人们提到议事日程上。数年前，本家族中就有一些有识之士倡言此事，如金堂叔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与我多次商谈过此事。我历来认为，修谱之举意义大矣。它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大事，而且对整个社会亦是有益的。如果概括一下，其主要意义在于：修家谱可便于后人寻根问祖。洪洞县之大槐树缘何闻名海内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它是人们寻根问祖的象征所在。诚如民谣所云：“问我祖先在何处？就在洪洞大槐树。”近年来，全国各地尤其是海外华人中掀起一股寻根问祖热。不少海外华人不远万里来到大陆寻根问祖。作为本乡本土的我们难道不应更加如此吗？试想，一个连家族、连祖先都不爱的人，又何能谈爱家乡、爱祖国呢？这是其一。其次，修家谱可便于后代之鉴览，以古鉴今，进一步明了本家族兴衰、成败之理，以弘扬家族优良之传统，促进家族更加兴旺发达。其三，家谱是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文化教育的好教材，有利于家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清代著名方志学者章学诚有言，“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而家谱又何尝不是如此？一部好的家谱可以激发后代热爱家族、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其四，家谱可为后世编史修志提供翔实的资料。古代史志中的资料不少来自家谱，如《静乐县志略》即由李瑛纂修之《李氏春秋》而来。它可补史志之缺，参史志之错，详史志之略，续史志之无。此外，家谱对后世修谱还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继承之处、发扬之处，可为后世续修家谱起到继往、识今、开来的作用。

基于这一认识，我对修家谱之举自然格外热忱。无奈，我离乡居并多年，且从事之新闻工作极为紧张、繁琐，难以脱身致力于此事。但我表示，只要资料搜集齐全，我即可在工作之暇整理编纂。然搜集资料实为不易。于是，金堂叔在搜集资料的同时到处游说，恰遇赋闲在家的王氏之甥曹保玉兄，两人一说即合，随即开始四处奔波继续搜集资料。几经努力，他们整理出世系表初稿。2000年国庆期间，我回乡探母，金堂叔、保玉兄闻知，复与我商谈修谱之事。为了保证家谱编纂质量，经我提议，成立了家谱编纂委员会。10月3日，借用心田弟主管的县财政局会议室，举行了编委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就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了商讨，并作了分工安排。自此，修家谱之举开始步入正轨，加快了进程。我身在太原，但心系家谱，不仅修订篇目，采集资料，编写了一些篇章，而且还不时通过电话、信函提建议、谈想法，以尽绵薄之力。家谱初稿汇集一起之后，我旋即进行修订，删繁就简，去伪存真，数易其稿后，经家谱编委会审定，家谱终于定稿。在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整个运作过程中，心田弟精心组织全书编纂，功绩卓著；在搜集资料、考证史实和编写校对中，曹保玉、金堂叔、柱田叔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柱田叔搜集整理了“家族发展简史”。

值此家谱付梓之际，编委会委托我为之作序。我自知才疏学浅，难胜此任，但继而一想，编委中大多为我之前辈，如不应允，似有不恭之嫌。犹豫再三，只好从命。于是，写了以上拙劣文字，权且为“序”罢。

2001年9月18日写于太原日报“静乐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