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发展历史

传入时间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印度，相当于我国春秋时期，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佛教创始人悉达多，姓乔答摩，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即释迦族的圣人，又被尊称为“佛”，意译为“觉者”或“觉悟了真理的智者”。他是释迦族净饭王的太子，出生于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生卒年月一般认为是公元前565至486年，相当于我国孔子时代。他29岁出家，学习禅定的方法，静思“四谛”、“十二因缘”的道理。35岁开始宣传自己的学说，历时40余年。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分化为大乘、小乘两派，大乘佛教尊释迦牟尼为佛，主张普度众生，弘扬大慈大悲，实现了完全的宗教化。佛教的根本特色为般若，基本教义是“四谛”、“十二因缘”，阐发缘起思想，认为世界一切皆有，而又一切皆空，人生苦海无边，要求人们自我净化，解脱人生的一切现实痛苦。

佛教所供奉的神祇，包括佛、菩萨和罗汉等。菩萨意译为“觉有情”，即觉悟空性进而具菩提心者，修行成果还不达佛陀果位者。在佛教经典中的大菩萨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等。佛陀的说教最初是口传的，为便于记忆，便采取偈颂的形式。后来由其弟子回忆记录下来，并加以编辑，便成为由经、律、论组成的佛教“三藏”。不过，据现代学者研究，真正属于佛陀说教的经典是《经集》，包括《如是语经》和《无问自说经》，以及一些最早的戒律条文。

佛教于西汉末、东汉初年（公元元年前后）传入中国。至于何时传入忻州市，正史并无记载，其他各代著述又说法不一，学术界至今没有定论。明镇澄撰《清凉山志》曰：“后汉明帝永平十年，迦叶摩腾、竺法兰二尊者西至，以慧眼观清凉山乃文殊化宇，中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奏帝建寺，额曰大孚灵鹫寺。大孚，弘信也，帝以始信佛化，故以名焉。”如依此说，迦叶摩腾、竺法兰是佛教传入五台山最早的僧人，佛教传入五台山的最早时间是东汉永平十年（67）。但是，梁代慧皎《高僧传》所载迦叶摩腾、竺法兰并没有到过五台山。至于阿育王，乃古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其所处时代，相当于我国秦朝时期，可是佛教之传入中国，到西汉末年才有记载。所谓阿育王在五台山所置佛舍利塔事，有待进一步考证。

记述五台山佛教史迹最古老的著作是唐代沙门慧祥所撰的《古清凉传》。其中《立名标化》中载：“五台山，其中五山高耸，顶上并不生林木，事同积土，故谓之台也。郦道元《水经注》云：‘其山五峦巍然，回出群山之上，故谓五峰。’晋永嘉三年，雁门郡䈗人县百余家避乱入此山，见山人为之步驱而不返，遂宁居岩野。往还之士，时有望其居者，至诣寻访，莫知所在，故人以为是山为仙者之都矣”。

晋永嘉三年（309），䈗人县即今繁峙县。上述记载说明当时五台山还非常荒凉，并不能说明当时已有佛寺建筑。能够确切说明五台山最早佛寺建筑的是《古清凉传•古今胜迹》篇。其中说：“中台上有旧石精舍一所，魏棣州刺史崔震所造”，“……大孚图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帝曾游止，具奉圣仪，爰发圣心，创兹寺宇。……今见有东西二堂，像犹存焉。”大孚图寺即大孚灵鹫寺，慧祥作为久居五台山的高僧，并未说该寺最早建于东汉明帝时，却可以证明一条，五台山佛教最迟在北魏时已经传入。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于清康熙二年（1663）游览五台山后，曾作《五台山记》一篇，文中云：“余考之，五台在汉为虑虒县，而山之名始见于齐。其佛寺之建，当在后魏之时，而彼教之人以为迦叶摩腾自天竺来，即居是山，不知汉孝明图像之清凉台在洛阳而不在此也。”现在多数学者同意顾炎武的观点，佛教传入五台山当在北魏时代，较为可信，且有实物证据。

忻州市其他各县市区，佛教传入时间先后不同。佛教传入最早的是原平、代县。东晋时期，代郡楼烦人慧远出家于今原平楼烦寺，说明东晋时原平县已传入佛教。据清乾隆《代州志》载：“白仁岩，晋释慧远于此建寺。”慧远是原平县最早的僧人。可见，佛教传入代县，也当在东晋。

繁峙县居五台山北台顶之阴，属五台山范围内，所以佛教传入五台山之时，便是佛教传入繁峙县之始。北魏孝文帝第四女诚信公主出家于五台山，在繁峙县杏园乡建立了公主寺。所以佛教传入繁峙也当在北魏孝文帝时。

据《神池县志》载，太平庄乡大磨沟村西摇铃山现存砂石僧墓塔一座，文物工作者考证为北魏时遗物。以此推断，神池县佛教传入也在北魏。

隋唐时期，五台山佛教发展到极盛时期。距五台山不远的忻府区、定襄、静乐、宁武、五寨、岢岚等县的佛教，大都在隋唐时传入。在唐代建筑的寺庙，忻府区有崇明寺、兴国寺、伞盖寺等；静乐有步六社观音堂、苏坊千佛洞、丰润净居寺、下马城寿圣寺（唐碑经幢）等；五寨县有芦芽山佛祖庙；岢岚县有瑞云寺等。保德、河曲等县则佛教传入时间无考，河曲县海潮庵建于明代，保德县神峰寺有部分宋、金遗物。但这些均不能说明佛教传入的确切时间。

历史概况

忻州市佛教，主要是五台山佛教。自佛教传入之后，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历史发展时期：即魏晋以前的初创发展时期，隋唐的极盛时期和宋元之后的继续发展时期。

在南北朝时期，五台山佛教开始进入中国化佛教的发展阶段，有了自己独立的佛教宗派，并拥有了一定的寺院经济，从而形成了第一个发展高潮。北朝诸帝，大多崇信佛教。五台山地处北朝，又临近魏都平城（今大同），更受青睐。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便在五台山五级大寺给太祖以下五帝各铸释迦像一尊。像高5.3米，均用铜和金铸成。北魏孝文帝“曾至五台山避暑，往复宿此”，并射猎于西台，在中台顶置千许小石孚图，在清凉谷及台怀建清凉寺、大孚图寺，还环绕鹫峰建立12座寺院。孝文帝第四女诚信公主出家于五台山，遂建公主寺。《古清凉传》载：“北齐高氏，深弘象教，宇内塔寺，将四十千。”北齐文宣帝第三子信奉佛教，自识宿命，来五台山后燃身于此。内侍刘谦之回奏，帝悼之，即诏修王子焚身寺（即今寿宁寺前身）。其时，五台山寺庙“数过二百”，并“曾割恒、定等八州之税，以供五台山各寺香火之需”。

北魏时，在孝文帝倡议下，义学僧人辈出。熙平元年（516）悬瓮山沙门灵辨入清凉寺行道一年，并注《华严经》，成为五台山最早传习《华严经》的高僧。昙鸾、法聪、法秘等，亦为当时的高僧。至北魏后期，五台山已成为中国佛教的圣地，学习《华严经》的僧侣纷纷来五台山瞻礼灵山，研究经典，五台山佛教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隋唐时期，五台山佛教已逐步传播到忻州市各县市区，开始进入了发展的极盛时期。其明显标志：一是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二是寺庙经济规模扩大；三是宗派涌现，佛教教义普遍为当时人士所研究。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采取复兴佛教的政策，几次下诏广建寺塔，广度僧尼，大作佛事，大力扶持佛教的发展，以维护王朝统治。隋炀帝杨广自称菩萨戒弟子，在位十余年间，所度僧尼16300人，铸刻佛像3850尊，可想而知，在五台山度僧造像也不在少数。隋代复兴五台山佛教的中坚人物是解脱法师。他是五台县人，曾到各地遍访名师，后定居于五台县佛光寺，是华严宗的先驱之一。他在佛光寺弘扬佛法近五十年，因德行高洁，慕名前来听讲经者，日达万人。其时五台山著名高僧，还有令休、嘉福、神赞等。

唐代二十多个皇帝中，除武宗外大都崇佛，或舍钱奉佛，或敕建寺庙，或设道场等。据《清凉山志》载，贞观九年（635）唐太宗李世民即下诏在五台山建寺十所，度僧数百。显庆元年（656）唐高宗李治又颁诏书，免收五台山佛事道场赋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代宗命北印度人不空和尚来五台山建造金阁寺，五台山僧侣分赴全国各地募捐。建成的金阁寺富丽堂皇，按印度那烂陀寺式样，由那烂陀寺僧人纯陀督工兴建。《资治通鉴•唐纪代宗二年》载：“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可见规模之大，耗费之巨。不过建成金阁寺后，又造玉华寺，并奏请于金阁寺等五寺各置定额僧21人，作为国家的道场。从唐太宗到唐德宗，“凡九帝，莫不倾仰灵山，留神圣境，御扎天衣，每光五顶。中使香药，不断岁时”（《清凉山志》）。五台山佛教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五台山佛寺的规模越来越大。据《全唐文》卷621载，当时全山有佛寺360所，其中规模宏硕者70余所，全山僧尼达万人之众。

唐代五台山著名僧人为澄观。他于大历十一年（776）至五台山大华严寺，从事佛学译注，其《华严疏钞》共约400余卷。贞元十五年（799），被诏受镇国大师，进天下大僧录；后宪宗又赐金印，封为清凉国师，让其主持全国佛教，在当时影响很大。唐时，五台山已成为全国华严派的中心，除澄观外，著名僧人还很多，如隐峰、法兴、志遗、法照、慕名、牛云、金光照、无染、法爱等，声誉卓著者亦有数十名之多。

随着五台山佛教的兴盛，一些外国僧侣也慕名来五台山求法巡礼。乾封二年（667）摩揭陀国（今印度哈尔那南部）僧人释迦密多罗登台巡礼。高宗仪凤元年（676）罽宾国（今克什米尔一带）僧人佛陀波利来五台山。后返国取得《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梵本，于永淳二年（683）再至长安，奉旨译为汉文，然后又上五台山，隐居于金刚窟内。在巡台外国僧人中，最著名的为日本的灵仙三藏和圆仁大师。灵仙于贞元年间朝礼五台山，后返长安主持译事。长庆二年（822）他再到五台山，住金阁寺、灵境寺等。圆仁于开成五年（840）到五台山，遍礼五个台顶及竹林寺、法华寺、灵境寺等，凡50天，曾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详细记述了五台山风光及所见寺庙的盛况。

在唐代，寺庙经济已发展到一定规模，既拥有僧人分得的“口分田”，又有大量田庄“常住田”，并发放高利贷等，寺庙迅速发展为自有许多特权的经济实体。由于寺庙经济的不断膨胀，与王朝及世俗地主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故五代之前，曾发生过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灭佛。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北周武帝与唐武宗灭佛。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七次聚众讨论儒、道、释三教优劣，最后于五月颁诏，令将佛、道二教一并废除。全国寺观四万余所尽赐于王公，改作宅第，僧徒360万人悉数充军，经像火化，财产入官。五台山佛教从而受到沉重打击。《古清凉传》载：“周武灭法，释典凌迟，芳徽盛轨，湮沦殆尽。”逃匿下来的僧人见于《高僧传》的只有解脱、明曜、普明等数人，幸存下来的寺庙遗迹，只有佛光寺祖师塔和几尊石雕小佛像。唐武宗即位后，兴道灭佛，会昌五年（845）下令大规模拆毁寺院，没收寺产，遣散僧尼，五台山寺院几乎被焚毁尽净，佛光寺只留下一座砖砌祖师塔，金阁寺只留下几个莲形柱基。幸免于难的只有边远小庙李家庄南禅寺。

由于武宗灭佛，五台山佛教严重衰落。唐玄宗继位后力图复兴佛教，大中二年（848）诏令五台山新建五座寺庙，每寺度僧50名，多数名僧又被召回。如善住院住持智頵被任命为五台山僧首，愿诚和尚重返佛光寺，于大中十一年（857）重建佛光寺东大殿，宣宗亲赐紫衣，封其为圆相兼山门都检校。唐昭宗时，敕令重修寿宁寺，并拨给州田百顷。这样，五台山及忻州市的佛教又逐步恢复发展起来。

五代时，佛教在忻州市继续流传，并有一定发展。北汉睿宗时，五台山真容院僧人继颙，广纳布施，兴建了真容院四面廊庑及华严寺楼阁，还塑造了山龛罗汉32堂，每逢三八普施温汤，设四众无遮粥会700余人。天会五年（961）诏授继颙为“五台山十寺都监，赐师号广演匡圣大师、鸿胪卿，参与国政”（《十国春秋》卷一百五《北汉二•睿宗本纪》）。继颙善商财利，他购买契丹马数百匹，献与睿宗。他还利用五台山矿藏资源，“于团柏谷置银冶，募民凿山，取矿煎银，官收十四，国用多于此取给，即其地建宝兴军”（《十国春秋》卷一百六《北汉三•定王继颙》）。英武帝即位后，以功授继颙为“大汉国都僧统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开了政教合一的先河，时人称为“山中宰相”。

从宋代开始，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下坡路，五台山及忻州各地佛教也走向衰微。但在北宋年间，为了利用佛教加强封建统治，在对佛教限制的同时也适当利用和保护。宋太宗曾诏曰：“五台深林大谷，禅侣幽栖，尽免税赋。”太平兴国二年（977）又令中使送五台山菩萨院金泥经书一藏，并要求每岁度僧50人。太平兴国五年（980）太宗又令内侍张廷训往代州五台山造金铜文殊万菩萨像，奉安于真容院。“诏修五台十寺，以沙门芳润为十寺僧正。”七年，十寺修建完毕，五台山寺庙焕然一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淳化二年（991）太宗又令五台山诸寺院，每年度行者50人，于是五台山僧人急剧增加，真容院成了五台山寺庙之首。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曾敕五台山真容院建重阁，设文殊像，又赐额“奉天阁”，绮焕珠丽，映耀林谷，盛极一时。据宋代妙济大师所撰《广清凉传》载，宋时五台山寺庙有73座，仅次于唐。

宋仁宗赵祯则非常注重传法译经。天圣八年（1030）由五台山沙门崇庆撰写的《大藏经名》、《礼忏经》各十卷，进呈仁宗，后由夏竦、王晓等译定颁行于世。这是五台山僧人继澄观后又一部重要撰述，对中国佛教文化作出了一大贡献。

宋代，对五台山佛教有重大影响的是张商英。元佑二年，张任河东提点刑狱时，两次游台，踏遍五顶，历尽寺庙。据说他梦游五台金刚窟，来到五台山实地游览，与梦中相符，还目睹了一系列文殊感应现象，在金阁寺看到南台“金桥银光”，在真容院看到“圣灯”，在中台目睹了“祥云”及祥云中显现的琉璃世界。后来他亲自撰著《续清凉传》大肆渲染，使五台山更加神化，声名远播，朝台者更众。

北宋末年，金兵灭辽伐宋，于宣和七年（1125）腊月，金兵占领了五台山。五台山僧正真宝组织僧兵，拼死抵抗，兵败被俘，怡然受戮。金代诸帝与女真贵族接受了汉人崇佛的影响，也都倾仰五台山文殊圣迹，所以五台山佛教在金元时代亦有发展。金完颜亮正隆三年（1158）于五台山北麓繁峙县天延村建造灵岩寺，并由御前承应画匠王逵与画人王道于正殿中绘制了水陆图壁画。金世宗完颜雍以儒治国，对佛教利用与限制并重。因其母贞懿皇后李氏出家为尼，大定三年（1163）敕建五台山万岁寺、平章寺，重修了净名寺。为加强对佛教僧侣的统治，金时专门设置了僧官，负责大寺名刹的管理。

北宋至金，忻州市著名僧尼有成觉、惠梁、道演、法照、法冲、通愿等。此外日本、北印度僧人亦来台山巡礼，对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作用。

元代九帝一主，就有七帝崇佛。元世祖令“十二佛刹，皆为葺新”；成宗元贞二年（1296）敕建万圣佑国寺，大德元年（1297）发军1500人修建佛寺；武宗至大二年（1309）皇太后幸台，创建普宁寺（今圆照寺）；泰定帝泰定三年（1326）建殊像寺并赐田三百顷。除兴建佛寺外，元仁宗注重发展五台山寺院经济，延祐三年（1316）“敕五台灵鹫寺置铁冶提举司”，专门经营开采铁矿，使五台山寺庙经济除农业外，工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元英宗“禁五台樵采”，采取了保护森林植被、维护五台山自然景观的政策。这些都对元代佛教在忻州市的发展起到了作用。

元代，忻州市著名僧人有真觉、了性、寂照、弘教等。真觉讳文才，号仲华，原为洛阳白马寺住持，成宗元贞二年（1296）奉诏为五台山万圣佑国寺第一代住持，著有《慧灯集》《盂兰疏》等十卷，赐号兴国大师，授僧正之职，死后被封为国公，在海内佛学界影响甚大。

元朝五台山佛教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藏传佛教的传入。元初世祖忽必烈尊西藏名僧八思巴为上师，并为忽必烈夫妇授喜金刚灌顶。宪宗七年（1257），八思巴至五台山，朝礼文殊圣容，并用“千金铸为佛像，奉祀于五台山”（《清朝全史》第三十六章）。八思巴在五台山写出了《文殊菩萨坚固法轮赞》。八思巴在五台山住了将近一年，他是第一个到五台山朝礼文殊的西藏喇嘛。从此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使五台山成为全国四大佛教名山中唯一的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并存的名山。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在大都继位后，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圆寂后，在五台山普恩寺为其修建了衣冠塔。在元中统年间（1260—1263）藏族高僧胆巴经八思巴推荐谒见了忽必烈，应对称旨，深合忽必烈心意，遂诏居五台山寿宁寺（《佛祖历代通载》卷第二十二）。胆巴国师是元代驻锡五台山的第二任喇嘛。随着胆巴的驻锡，陆续来了不少藏族喇嘛居于五台山，五台山的藏传佛教从此兴盛起来。胆巴国师住台近十年，积极倡导修建寺庙，对元代佛教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到了明永乐十二年（1414）西藏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弟子绛钦却杰•释迦益西，受诏来五台山圆照寺弘扬藏传佛法，使藏传佛教得到进一步传播。

明王朝建立初年，统治者对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寺刹规模、僧侣人数等都有所减少。但自朱元璋之后各帝，皆对五台山优礼有加，成祖、宣宗、英宗、神宗等先后致书于五台山，或敕送大藏经文、佛像、财帛、香金等，或迎请著名法师进京见驾，或发布供给粮米、免除税赋、保护寺庙的诏书。明神宗还在五台山重修塔院寺佛舍利塔，设龙会，赐全山僧人锡杖、衣钵1200副。其母李太后亦舍钱于五台山修建寺庙。由于统治者的推崇，五台山及附近各县的佛教日益兴盛。自明代宗、宪宗实行收费发牒制度后，发展更为迅速。最昌盛时全山寺庙100多所，已超过了元代的规模。《清凉山志》载，当时“台内佛刹凡64所，台外佛刹凡36所”。万历十年（1582）华严高僧憨山大师在显通寺开讲《华严经》，“百日之内，常住上牌一千众”，“缁衣每日不下万众”。据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立土地钱粮碑记载，当时显通、塔院等十二寺拥有土地250余顷，平均每寺达2000余亩。

明代名僧著述很多，也富于史料价值。如紫柏大师著有《紫柏老人集》30卷，憨山大师著有《楞严通议》、《法华通议》、《楞严经纲要》80卷，镇澄法师著有《楞严正规》等，金壁峰制《华严字母佛事四十二奏》。妙峰祖师一生修筑道场十余处，如阜平城大桥和龙泉关惠济院、太原双塔寺和省会桥等，并于荆州铸铜殿3座，分送峨眉、普陀（实送南京玉华寺）、五台，成为千古绝建。

清朝统治者注重鼓励蒙藏教徒朝拜五台山，融洽民族关系。其时，藏传佛教十分兴盛，汉传佛教则走向衰微。顺治登基后，特命阿旺老藏喇嘛住持五台山真容寺，督理番汉僧众。康熙曾先后五次朝山，遍礼台顶、寺庙，赐题碑文匾额，仅现存御制碑就有16通。康熙封菩萨顶札萨克大喇嘛罗桑丹巴为禅师，赐予提督印、斩杀剑，令山西全省进贡钱粮。同时将罗睺寺、寿宁寺、三泉寺、玉华寺、七佛寺、金刚窟、善财洞、普庵寺、台麓寺、涌泉寺等十青庙改为黄庙，原青衣僧改为黄衣僧，五台山汉喇嘛由此产生。康熙还请达赖喇嘛的堪布来五台山诵经传戒，并拜为皇子师，由此又形成了达赖从西藏向五台山等地委任大喇嘛的制度。康熙二十三年（I684）敕命“于菩萨顶前后山门，设兵永镇，把总一员，马兵十名，步兵三十名，守护香火供器”。之后，六世达赖喇嘛朝台，住在菩萨顶，还在观音洞坐静7天。乾隆为巡游方便，先后在益寿寺、台麓寺、白云寺、海会庵和台怀杨林街修筑行宫五处。当时藏传佛教权倾一时，受到特别优礼，住五台山镇海寺的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统辖内蒙、青海佛教事务。乾隆还敕命于白水池建寺一所，归三世章嘉益西丹贝准美桑布私有，赐名为普乐院。由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五台山所有被毁坏的寺庙均予修复，不少喇嘛入山修行。光绪三十四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朝台，结夏安居8个月。1925年，九世班禅大师结夏安居住菩萨顶做法会。当时全山规模宏大的寺庙就有26所，喇嘛千余人。嘉庆时，仅菩萨顶一寺住有喇嘛561人。清末五台山共有青庙78所，僧尼2000人以上。受五台山佛教兴盛的影响，忻州市其他各县市区的佛教也有较大发展。特别是繁峙、代县、原平、宁武、静乐、河曲等县，尤为突出！仅繁峙县就有寺庙50多所，在县城设有僧会司，与五台山分别管辖部分寺庙。

由于五台山佛教历史悠久，全国各族僧尼和游人来山朝圣者络绎不绝，特别是藏传佛教传入后，少数民族朝山或定居者更众，五台山地区随之成了多民族聚居之地。清末至民国年间，就有蒙族60余户、300余人定居于五台山各村庄。所居民族中，除汉族外，以蒙族居多，藏、满、土族次之。清代名僧有阿旺老藏等十数人，但与明代相比，卓有成就者寥寥无几。

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五台山佛教保留了一定规模。据民国二十八年（1939）统计，五台山共有寺院130所，僧尼2200人，其中喇嘛800来人。民国年间，一些僧人曾募捐修复扩建了南山寺、普化寺、龙泉寺、慈福寺等。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对七世章嘉活佛大加利用，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国大代表和蒙旗宣化使，在北京、南京、太原、宣化等地设办事处，并由中央拨给一团卫队，分驻各办事处，五台山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兴盛一时。但从总体来看，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和国内革命运动的兴起，加上新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潮的广泛传播，佛教日益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和思想基础，急剧地衰落下去。特别是1938年日军入侵忻州市后，烧杀抢掠，破坏惨重。日军将一些寺庙改作据点，四处抢劫珍贵文物，抓捕同情革命的僧众，五台山上僧人每月要服役20天，仅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每年要向日军缴纳银元21970元。许多僧尼不甘被其奴役，纷纷逃匿或还俗。各县寺庙破坏也很严重，僧人失散过半，只有五台山的一些寺庙可以勉强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指引下，忻州市的佛教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目前，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加速了佛教文化的快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