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佛教发展的新时期

1946—1952年

在抗日战争时期，忻州市铁路沿线县镇均被日军侵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则在东西两面的广大山区开辟了晋察冀、晋绥两个红色边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救国战争中，边区政府努力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佛教徒保护文物古迹、开展对敌斗争。1945年，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撤退和投降，五台山佛教圣地完全回到了人民手中。从这时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五台山地区以至于全市其他各地先后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佛教发展也经历了大的变革。

在土地改革之前，五台山中心地区的24个行政村（106个自然村），共有平地43顷13亩、坡地293顷60亩、荒草地110顷31亩，房屋数千间，这些均属佛教寺庙所有。各寺庙大都出租土地、房屋，发放高利贷等，严重地剥削农民，台怀地区的农民绝大多数属于寺庙的佃户，农民与上层僧尼的矛盾十分突出。土地改革开始后，台怀地区的贫困农民联合组织了新农会，对全山寺庙依据庄产大小和剥削程度分类排队，划定阶级成分。菩萨顶、显通寺、镇海寺等10余处寺庙被定为清算对象，将这些寺庙的土地、浮产等予以清算，作为胜利果实，按政策分给了贫苦农民和一般僧尼。对于剥削程度轻微的其他寺庙，如十方堂等，则没有进行清算。土地改革运动，第一次比较彻底地打碎了一千多年来的封建寺庙剥削制度，使广大贫困佃农和一般僧尼摆脱了少数贵族僧首的压迫。此后又相继开展了宗教革新工作，废止了那些封建的陈规陋习和峻法酷刑。这样就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民族宗教的道路。

继战争时期的大规模僧众失散之后，在这次土地改革过程中，又有部分青壮年僧尼或参军，或还俗，或流落他乡，僧尼又一次大量流动、失散，一些寺庙一时竟无人管理，寺庙建筑和神像、文物、器具也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和破坏。特别是一些大小铜件丢失严重，经卷也大部散佚。在土改之后建国之前，五台山全山寺庙共保留土地440余亩，老弱僧尼90余人。他们自耕土地，自食其力，继续开展正常的佛事活动。

建国初期，还进行了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民国三年（1914），东北善人姜福忱作为九宫道的头目窜到五台山传道。他利用佛教的合法地位，勾结了普济和尚，以南山寺为基点，大力开辟九宫道的活动据点，先后侵占了南山寺、普化寺、灵峰寺、万佛洞、龙泉寺、九龙庵、金阁寺、古佛寺、明月池、法华寺、沐浴塘、尊胜寺等12处寺庙。他们在寺庙殿堂内，新塑神像，搞了许多九宫道的殿堂设置。他们还造谣惑众，纠集反动势力，扰乱社会治安，企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1952年，党和政府依法取缔了九宫道这一反动会道门组织，使五台山恢复了佛国原貌。

1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等在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途中，经过五台山，参观了部分寺庙，访问了汉藏僧众，对保护文物古迹，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政策作了重要指示，在五台山佛教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52—196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忻州市佛教事业逐步得到了恢复。到1958年时，五台山僧尼由建国前的90多人增加到了582人，连同各县僧尼达800余人。对于僧尼生活中的困难，党和政府给予热情的关怀照顾。1952至1954年三年中，即给予救济款4亿零990万元（旧币）。1952年全山359名僧尼中，享受救济款的就有330人。同年5月成立了“五台山蒙藏汉老残僧尼教养院”（后名安养院），收养僧尼46人，国家每月每人供给小米60斤。另有52名老残僧尼，每月每人救济小米20—30斤。同年10月，政府拨给寒衣救济款2000万元（旧币），制作棉衣125套，棉被20张，棉褥10张，棉鞋棉帽各70件。1953年1月5日，山西省民政厅慰问五台山僧尼，向每位和尚发放黑色棉大衣1件，共253件；每个喇嘛发给红色棉袍1件，共计106件。同年3月，政府又拨给全山小米36979斤。据统计，1946至1958年，国家共救济全山粮食20余万斤，衣被袈裟837件，人民币219406元。1953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后，对全山僧尼实行城镇口粮供应制，其粮油标准与国家干部相同。

建国后，忻州市共有寺庙261处，其中台内66处，台外195处，青庙233处，黄庙25处。从1952至1966年，国家对五台山的重点寺庙和文物古迹，先后拨款90余万元进行了维修、补建，重修了显通寺无量殿、佛光寺正殿、碧山寺大殿，补修了镇海寺金顶御葬、金阁寺大殿、南禅寺和延庆寺等34处重点寺庙的82座殿堂、500余间禅堂，重洗了塔院寺佛舍利塔以及其他附属工程96项。其次，国家还组织僧众新塑、补塑佛像1275尊，购置法器901件、其他用具500余件。同时，吉祥寺、碧山寺等寺庙还拿出自有资金10余万元，进行寺庙修缮。这个时期，全山主要寺庙保存完好，寺容寺貌也焕然一新。

在这十数年中，五台山佛事活动均照常进行，并呈现出一派兴盛景象。除原有各种佛事活动外，吉祥寺、碧山寺等坚持长年讲经，由能海、华山、雪现、镜铨等讲《华严经》（《禅定品》、《行愿品》）、《四分律》等。1959年和1961年，吉祥寺还两度传戒10余人。特别是高僧能海法师，常住碧山寺和吉祥寺，并在吉祥寺建立金刚院，从事佛经的讲解、翻译和著述，在佛教界享有较高威望，被选为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59年，全国佛教协会会长喜绕嘉措来五台山朝拜，参观了佛光寺、显通寺等主要寺庙。在宗教部门领导下，五台山僧众为保护寺庙文物古迹、植树造林绿化五台山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吉祥寺被评为五台县绿化台山植树造林的先进单位。明月池和尚郭能成，因保护森林树木有功，被评为全国林业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的群英会。

1966—1976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佛教被当作旧文化破除，僧尼被批斗，寺院遭破坏，佛事活动停顿，遭受了一场严重的浩劫。运动一开始，五台山即有46名僧尼被游街批斗。后有7人交生产队劳动，9人由红卫兵带领边劳动边交待问题，其余交本寺院僧人继续批斗。同时对24名僧尼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查抄没收了不少个人财物。在这段时间里，宗教领导部门的工作停顿，佛协会解体，僧尼中有的就近加入生产队为民，有239人被迁回原籍，有1人被斗身残，一代高僧能海等2人被斗身亡，5人自杀，山内只留下老弱残僧尼60余人。到1970年更减为30余人。其时林彪为修建“行宫”，又将这30余名僧尼一齐迁居到台山境外的南禅寺。到1972年3月重返五台山时，仅剩25人。“文革”开始后，万佛阁等寺庙被部分毁坏，除显通寺、佛光寺等26处寺庙为机关、学校、部队占用外，其余寺庙多无人看护，亦多有损失。特别是1970年冬为修建林彪“行宫”，历史悠久的太平兴国寺（五郎庙）、金刚窟被全部炸毁。其后，边远小庙被拆除的更多。1977年春节，清凉寺亦被抢拆一空。经过十年“文革”，除佛光寺、南禅寺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显通寺、塔院寺等4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其它寺庙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加之，除1973年国家拨款20万元翻修了南禅寺、广济寺外，其余寺庙一直未予维修，所以自然倒圮也十分严重，多达30余处。到1977年时，五台县境内寺庙只剩下了63处，五台山较完整的寺庙剩下10余处。

1977年之后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民族宗教政策和文物保护政策，坚决纠正了过去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并将五台山佛教寺庙作为对外开放和发展旅游事业的一个重点加以规划和开发，从而使佛教事业走上了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

首先是认真落实民族宗教政策。1979年7月，五台山佛教协会恢复活动，接着对建国以来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坚决予以平反昭雪，并妥善解决了一切遗留问题。1979年2月25日，在山西省佛教协会主持下，给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五台山佛教协会会长能海法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建了墓塔。对迁回原籍的239名僧尼进行了调查，凡愿意返庙者一律允许。到1984年底，陆续返庙的僧尼有94人。逐步退还了被部队、机关、学校占用的大部分寺庙，发放了寺庙林权证，以及衣袍、被褥等1000余件，僧尼生活补贴费由每月6元多增加到20—45元。

其次是大规模地进行寺庙修缮。1977年五台山成立了寺庙维修组，抢修了罗睺寺、万佛阁、南山寺等寺庙的部分危急工程。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寺庙修复形成了国家投资大修和寺庙僧人集资小修相结合的兴旺局面。1979至1988年，国家各级财政拨给五台山的寺庙修复款共计1400余万元，五台山各寺庙拿出门票布施收入和僧人集资款共计500余万元。用这些资金修复了碧山寺、黛螺顶、菩萨顶、广宗寺、圆照寺、显通寺、罗睺寺、广仁寺、塔院寺、万佛阁、殊像寺、南山寺、镇海寺、观音洞、普化寺、龙泉寺、金阁寺、明月池、善财洞、寿宁寺、集福寺、竹林寺、南禅寺、观海寺等34处寺庙，修缮殿堂80余处，楼阁221间，钟鼓楼34座，其他工程34处；补塑佛像2万余尊，整存安立石碑222通。其中普化寺住持藏明，1982年以来先后拿出7万余元，维修了万佛阁、黛螺顶、观音洞等部分殿堂，1984年被评为五台山自养寺庙劳动模范，出席省、地、县表彰大会。园照寺和尚清海，先后拿出50余万元维修了中台顶、南台顶、广宗寺、圆照寺。塔院寺住持寂度拿出20余万元，维修了大白塔。显通寺住持成佛投资24万元补铸铜塔一座。原平县五峰山寿宁寺住持崇厚法师师徒二人拿出多年积蓄3000余元、加上布施等共5万余元，维修了寿宁寺殿堂22间，补塑佛像，整修108级台阶、围墙等。

另外，还有美籍华人寿冶法师（1937年碧山寺方丈）投资十七万元维修碧山寺、北台顶、西台顶。香港智开、金山法师（原尊胜寺僧人）1984年以来投资130余万元，维修了尊胜寺。

广大僧尼在积极投资、出工修缮寺庙的同时，还坚持以庙养庙，以庙养僧。他们出售门票和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如购置供器、法器、防火器材，耕种土地，植树造林，发挥僧人医疗方面的专长。这些都使各大佛寺的物质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僧尼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其三是培养僧伽。1981至1988年，五台山各寺庙先后新收青壮年僧尼75人。为了提高这些人的佛学水平，先后选送20名比丘和比丘尼到南京佛学院、中国佛学院、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等处学习。这些僧尼年轻，又掌握了较多的佛学知识，有的已经成了寺庙的主要力量。在推荐外出学习的同时，近年来每年冬季都要举办一个月左右的僧尼学习培训班，每次90多人，学习政策法令、佛学知识等，以提高各寺庙僧尼政策、佛学水平和思想觉悟。这样既适应了对外开放，又对提高僧尼素质、发展佛教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四是恢复和发展了传统的佛事活动。从1980年起，凡住有5名僧人以上的寺庙，早晚课诵、斋供等皆坚持不懈。其它如供斋、传戒、放焰口、各寺法会和讲经说法等佛事活动，现在已全部得到了恢复。五台山每年6月传统的骡马大会和6月法会，规模日益扩大，盛况空前。1980年7月23日，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带领其父亲、母亲、弟弟等一行9人，来到五台山，视察工作并参观朝拜。班禅大师先后朝拜了菩萨顶、显通寺、塔院寺、罗睺寺、南禅寺、佛光寺、广济茅蓬等17座寺庙，逐一进行了敬香、点灯、磕头、念经、供献哈达和施舍活动。26日上午，在菩萨顶摆了千灯供，念了三个半小时经；中午向全山僧尼供茶，每人结缘人民币10元；下午进行了讲经、放头、摸顶、戴金刚带、喝法水等活动。在五台山期间，班禅大师还登上了南台、中台两个台顶，参观了毛主席路居馆、白求恩展览馆，听取了五台山佛教协会的汇报，并对五台山佛教发展作了重要指示。班禅大师的这次朝山讲经活动，在五台山佛教发展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其五是逐步开发了丰富而独特的旅游资源。1985年，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五台山正式对外开放，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佛教文化为主的旅游胜地。1982年，五台山被列为全国44处风景名胜区之一，开始接待海外游人。为了加快旅游事业的发展，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使五台山交通、商业、饮食服务和街市面貌均有了很大的改善。从1985年开始，五台山每年接待游客和朝山信徒40多万人次，其中外籍人士2500多人次。除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外，则以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和美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的友好人士为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李鹏、万里、乔石、薄一波以及赵朴初等也先后到五台山参观视察。五台山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忻州市其他各县市区佛教发展历史，深受五台山佛教发展的影响，但大多历史较短，寺庙不多，僧众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绝大多数寺庙的僧尼返乡还俗，寺庙土地被分配给农民耕种，不少寺庙改作他用。到1965年时，只有原平县寿宁寺、河曲县海潮庵、代县赵杲观、文殊寺和静乐西山寺、天柱山庙等少数寺庙还住有一定的僧尼。除去五台山寺庙的僧人，全市当时还有僧人289名，其中尼姑11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多数寺庙被拆除或自然毁坏，僧人只剩下了50名，正常的佛事活动完全停止。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各项政策的落实，以及改革开放的发展，各县市区又对部分重点寺庙进行了修复，部分僧尼重返寺庙，佛教活动又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佛教传入静乐县时间无考。从旧志及寺庙碑匾中看，千佛洞（县南苏坊）、观音堂（县南步六社），隋或唐初期建；净居寺（县南丰润），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建；寿圣寺唐碑经幢（县东赤泥洼乡下马城），唐元和十五年（820）建；文庙（县城儒林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建，明洪武二年（1369）迁建于岑山半腰；清居禅寺（县北马头山），金天会中（1123—1135）复建；圣母庙（县城天庆观西），元至元三年（1266）建；龙和山寺，元大德年间建等等，可见早在唐或唐以前静乐就有佛教活动。到宋、金、元、明、清时期寺院增多，僧人颇众，一般庙宇都住有和尚。寺院拥有不少土地，出租或雇人耕种，以及布施等收入作为经费。

静乐信奉佛教者多是和尚。民国7年（1918）本县有僧49人，分住在29个寺院。逢时过节、初一、十五做佛事。遇到民间丧事被请念经送忏。平时老和尚教徒弟吹（笙、笛、管）、打（卜鱼、云锣、手鼓）、念（念经）、写（写字）、作（制作纸幡）等。和尚天天打坐念经，拜佛礼忏。民间信佛的人在家中供奉菩萨，佛教节日上庙拜佛。有的忌口常年吃素，有的只在每月初一、十五吃斋。民国20年（1931）左右信佛达到最高峰。据民国23年（1934）统计，全县信佛教的人数达1734人之多。

抗日战争前，静乐县较大的庙宇都住有和尚。万华山清凉寺、永安镇九曜寺、黄华山太子寺、西山寺、丰润镇净居寺，城内财神庙、城隍庙、八蜡庙、关岳庙，天柱山庙，娄烦三教寺、南寺、三元村庙、静游庙所住和尚共39人。

抗日战争中，庙宇大部毁于兵燹。“文化大革命”中，余者也基本随破“四旧”拆除。寺庙被毁以后，僧人还俗，或归家种田，或改行行医，静乐佛教随之中断。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民俗活动重新返回庙堂，曹洞宗派传承人寂嬴（俗名金龙）师父牵头，在朝阳山吕祖庙重新组建了佛教活动。如今，由天柱山龙泉寺住持临济宗派传承人能慧（俗名成新）组织佛教法事活动。该寺所住僧侣3名、居士3名。

1980年后，静乐县同全市一样，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成立了静乐县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1992年天柱山在原址上逐步恢复重建了观音庙、龙王庙（天柱大将军庙）、关帝庙、玉帝庙，随后岑山书院及文峰塔、风神山封伯塔及风神庙、丰润净居寺及石窟、黄华山太子寺、西山寺、万华山清凉寺、巾字山显应侯庙、悬钟神韵、杨家崖洞窪石窟（普光洞）、涟涟沟演中寺、段家寨佛祖殿、龙池沟九龙圣母庙等10余处宗教活动场所相继复修。现全县共有僧人9名（其中尼姑2名）、道士2名重返庙堂，组织开展了正常而规范的佛道教活动，助推了旅游事业的快速发展。目前，全县佛教信徒已达1290余名，道教居士有百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