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插队生活

李影

那是1968年的隆冬，天气格外寒冷。然而在我们这些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中，却是心潮逐浪高。因为我们即将奔向一个广阔天地，到农村插队落户。

说起插队，这在当时完全是形势所需，政治使然。只有在我们那一代中学生才有可能。去边疆、去山区、去兵团、去农村……真的是义无返顾，又何止万千！我和同学们积极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报名插队。

记得我们是乘火车，一连十几个钟头，朦朦胧胧的哪儿是哪儿都不知道，第二天早上火车停了，才知道是到了山西忻县 (现在的忻州市)。接着又改乘敞篷大卡车，前面朔风吹，后边尘土扬，经过十八盘山路，七拐八拐，跟摇煤球似的，行程五六个小时。终于到了目的地——山西省静乐县。

县里把我们安排在县招待所住下，第二天晚上在礼堂开了欢迎会，我们在县城住了两天。第三天下午五点多，我们分配到的扶头会村的队长来接我们。那天下着大雪，随身的行李让毛驴车驮着，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扶头会大队。至此，开始了我两年半的插队生涯。

同行插队被分配到此的同学有14人，5名男生（分别是：卓小冬、金克林、张乐允、张建忠、赵永库），9名女生（分别是：李影、张全、张秀青、王晓蒙、孙金凤、郝荣、冯美丽、杨秋燕、杨素菊）。虽说是一个学校来的，可我们这些女生对男生们并不熟悉（因为我校是男女合校不合班）。队里为我们准备了白面做的面条汤，真好吃，可碍于男生在场，又是初次到陌生的地方，我们谁也没有好意思再要第二碗。后来才知道，老乡们一年才分十斤麦子，听后心里酸酸的。

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知青们看着什么都新鲜，住的是土坯房，点的是煤油灯，烧的是柴火，吃的是豆面、荞麦面、高粱面等，喝的是从井里用辘轳打上来的水。

水井周围结满了厚厚的冰，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我们从来没使用过辘轳，男同学看到了，就帮我们打水，我们一直和男同学在一个锅里吃饭，大家都很团结互助。

老乡们没拿我们当外人，村里张支书、村干部为我们安排了住处，我们9名女生住在村队部的两间房子里，方便大家互相照应。随带的箱箱包包、吃的、用的，谁都不少，这是父母的一片心，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可我们当时只顾接受再教育炼红心了，对父母的关爱并不在意。现在回想起来感慨万千。当时我爹妈给了我一只黑色木箱，我还嫌大、嫌沉不愿意拿呢,后来慢慢与它相伴却视为宝贝，至今留存。

既然是来插队的，我们也做了长期留村的准备。在往后的日子里，逐渐熟悉了这个村子，熟悉了这片土地。

扶头会村有五六十户人家，面积也不大，很贫穷，但村里的干部和社员们克服种种困难，在第二年给我们女生盖了两间新房。得知我们睡不惯土炕，又给每人做了个木板床，他们疼爱我们、呵护我们、关心我们，至今回忆起来依旧很感动。

要说下地干活儿，是我们的一大难题。那时全国学大寨，这里又属黄土高坡的半山区，也是七沟八梁的，我们光知道绿油油的庄稼好看又好玩儿，可要使它长出好粮食却要花费一番 功夫和心血。给庄稼地里除草时，队长把我们每个人分在他们中间，一人三垄，他们每人帮我们多锄一垄，就这样我们还赶 不上他们。禾苗荒草分不清，稍不小心有时一锄头下去，竟伤了禾苗留了荒草。村里的干部和媳妇大婶们总是耐心地帮助和指导，从来不指责我们。渐渐地我们也学会了间苗、收玉米、 拔豆子等农活。后来我下地干活一点儿都不犯愁了。收工回家拿起瓢从缸里舀水咕噜咕噜地连喝几口，很是痛快。不久，我就是女生里工分最高的了，连续两年被评为先进。

那年春节之前，县里派人下来到各村慰问知青，我们村是县知青办老梁来的，他给我们开了会，还照了集体相。大家表示，安心插队，与贫下中农共度革命化春节。但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第一次远离亲人的我们，大过年的，怎么也是想家呀！

那时连个电话都没有，我和张全、张秀青等同学都给家里写了信，给远在京城的父母报了平安。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去老乡家串门，他们包饺子不习惯擀皮，我们边擀边教他们。初一， 我们吃上了水饺，还是羊肉馅的，年过得挺有意思。

春节过后，天气渐暖，队里安排我和张秀青同学去了菜地种菜，菜地虽然不用走太远，但菜地里有个大粪池，我们得从粪池里舀上獎汤去浇菜园，熏得我呀，回屋后不想吃饭了。我每天就是和水、粪打交道，时间长了，习惯了，也不讲究了，有时拔个萝卜，随手洗洗就吃了。

与村民朝夕相处的二年多，我们熟悉了村里的父老乡亲。 他们那淳朴辛劳的身影，不由让我想起了作家杨朔在《白杨礼赞》中对白杨的赞述，那笔直的干，挺直向上的品格，正是黄土高坡农民的真实写照。当时的扶头会，在村里、在路边、在山坡到处可见挺直向上的白杨树。它，美丽着这片土地，礼赞着这里的人民。

1971年的7月，在全体贫下中农的推荐下，我被调到县革 委会办公室任打字员，自此告别了和我朝夕相处的几位校友和村里的父老乡亲。几分幸运之余，更多的是依恋。后来老乡还经常到县里来看我，给我带来我爱吃的大蚕豆和紫皮土豆。当时一起到县里打字的还有在东大树村插队的我班同学张淑萍。我们在县里一起工作了一年多。后来她调到太原新华日报社，我调到电建企业，从事了山西的电力建设工作。76年冬季的某天，公司经理对我说，派你去你的第二故乡送咱们民工返乡，你想去吗？时隔6年，我确实很想念他们，我髙兴地领了任务。回到村子里，村子变化不算大，但我看着十分亲切。由于时间关系，我仅跟他们待了一天就匆匆返回了。

1978年12月18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自此我党拨乱反正、兴利除弊，开始了新的里程，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万众一心奔小康，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路。

在中学同学王胜芳帮助下，作为知青返城的我，1990年底调回北京。结束了我在山西22年插队生活。回京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可以说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了。

曾与朋友说过，相比之下，我在农村的日子是短暂的，感受也是浮浅的。但那段经历使我了解了农民。那时的农村艰苦、贫困，农民们早起晚睡，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劳作，顶烈日冒严寒，风吹雨淋确实不易。他们那种勤劳友善、乐观向上的精神, 日复一日代代流传。

那样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性格，使我学会了理解和包容。邻里之间、亲友之间、同学之间难免闹些意见、矛盾，但彼此能互谅互让，相处是融洽的。我们这一代虽然阅历有不同，贫富也有别，但养成包容相处的品德，就能心态顺畅，身康体健，这是根本的所在。

知青插队，发生在一个特殊年代，是个特殊的历史过程。 插队的经历也使我感受到，在那样贫困的农村，真正需要的是科学、是先进的农业技术。虽然有40年没回去了，但我相信如今的扶头会村，改村换貌，村民早已搬出了陈旧的土窑洞，住进了新房屋，生活有了极大改善，国家的富民政策，已为现实所见证。

时光如梭，俯仰之间四十五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们已由原来激情幼稚的少年变为须发斑白的老人。追忆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或可昭示后代，造福未来。

2013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