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毛泽东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全中国的大中学生被分配到祖国的边远和贫困乡村，参加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时在那里参加文化大革命，做了地道的农民。

同年11月我作为国子监中学去山西省静乐县考察的一名学生代表，与河北北京中学的一名邵姓男同学，由我们学校的马行骏老师带队，到静乐县考察。当时这项工作由县知青办老梁接待安排。在短短的三天考察时间里，我们听了县委领导的介绍并走访了当时县里的先进村——静游公社新庄。回北京后, 我带着对山西静乐县人民的崇敬之情和强烈的接受再教育的要求，在学校给全校师生作了考察汇报。从而我们学校及河北北京中学二百余名学生注销了北京户口，打起行装告别亲人，于 1968年12月9日乘火车奔赴山西省静乐县，随即所有北京知青都被安插到了各农村生产大队插队落户。

我和我们中学同班六个女同学及同校的六个男同学被安排在新庄大队生活和劳动。与其说是安排我来的，真不如说是我自己选择来这个大队的，因为在考察期间我曾表示我要到这个先进村来的愿望，结果如愿以偿。新庄大队党支部对我们大家的到来很重视，到村里的当天村民们还在村头欢迎我们，随着那不怎么响亮且有些凌乱的锣鼓声，看着乡亲们朴实并欢欣的面孔， 我们被迎接安排到生产队里最好的在平地上的石头垒的窑洞和平房住下来。但是，初来乍到黄土高坡上夜晚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远处那个老水井的辘轳嘎嘎作响，井台上那厚厚的冰凌令人望而生畏，凄凉和无助感油然而生。晚上各家看门狗狂乱吼叫，院子外边那个只用土述围起来不超过我们身高的茅坑让我们提心吊胆，晚上出门上厕所必定集体行动才能相互壮胆抚平我们的惶恐。环境的恶劣和生活条件的艰苦给我们的初来乍到笼罩上了些许畏惧。但是，因为听毛主席的话我们来了，因此心中还有那份自我安慰和壮胆的意识，大家相互壮着胆，鼓励着。大队党支部最终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困惑，为了消除我们对城乡差距的悬殊陌生感，大队党支部安排村里最会做饭的一位老农 给我们做饭，做最好吃的黄粘米面炸糕给我们接风，带我们到 村周边参观熟悉环境，使我们这些初次远离家门的中学生感到 十分亲切，迅速消除了畏惧陌生感，村党支部让我们能从城市 生活顺利过渡到农村生活，安排的精心适度。三天后我们就参加了生产劳动，铁锹锄头等生产工具是大队给我们新做的，一个月后春节就到了，这一年我们都没有回北京过春节，大家在村里和村民们一起过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春节，我们又吃到了很好吃的黄粘米面炸糕，其实当时并不是村里所有家庭都能吃上这样的好吃的，但我们是村里迎来的从没有见过的外乡人。春节期间我们走访了贫下中农家庭，还和村里的年轻人相互了解走访，经过大概两个月的熟悉，我们开始自己起灶做饭，轮流做， 每人一天。那位老农教会了我们如何吃杂粮炒面，如何熬小米粥，如何作各种莜面杂粮。不久我们很快适应了那里的生活，那口距我们住处200米的老水井，也不觉得遥远了，起初我们两个人 轮换着把水挑回来，不久我们能一个人挑得起那两个比我们体重轻不了多少的两桶水了，渐渐地我们熟悉了这个环境。

生产劳动是我们在那里生活的主要内容，从春天播种锄草，到秋天收割扬场，早上天一亮就下地干活，晚上天将黑才收工回住处，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农活，没有休息日，只有雨天才能休息，休息时会安排一些室内的活，比如磨面等等。夏天, 我们会花费大概一个小时走到很远的山坡去给谷子地锄草，因为这些产量低的谷类和豆类作物被种在山地上（而产量相对高 的作物才种在平地上，如高粱、玉米等），中午回不来就在山上烧土豆吃。冬天这里没有很多农活，但是正是积肥整修河坝的好时机，所以冬天我们并不闲，常常干的最多的是到半山腰老乡家里的牛羊圈里起粪，挑到山下的平地上，和着切断的干高粱秆和麦秸一起堆起来，培上土发酵沤肥。村边的土地紧邻汾河，一到夏天河水上涨的时候总免不了被河水吞没掉一些粮田，所以村里每年冬天农闲时都要开山抬石筑坝，男劳力开山放炮取石；女劳力就在河面的冰上拉运石头，我们不管参加任何劳动都尽力拼命干，挑粪时我们都挑着担子一路小跑，快于同乡姑娘们，她们挑两趟我们跑三躺。那时由于挑着担子下山，我的两个大脚拇指的指甲盖都发黑坏死脱落了，生产劳动真是让我们脱胎换骨了。开山筑坝时，我们还和男劳力赛着扛石头。如果说不累那是不真实的，只不过我们一直咬牙坚持，希望尽快拉近我们和贫下中农的距离，顺利通过贫下中农的检验。起初红肿的肩膀麻木不觉了，手上的水泡叠成了硬硬的老茧，阳光毫不留情地在我们白嫩的脸庞上轻轻地抹上了黑里透红的粉脂，劳动锻炼使我们的躯体强壮了。

超负荷的劳动强度和超时间的劳作、紧张的生活内容和枯燥的文革大批判虽然某种意义上提振着我们的精神，但难免不让我们暗地里涌动着留恋北京和想家的念头。幸运的是这里可亲可爱的老乡，他们对我们产生了怜悯和同情，不少老奶奶和老爷爷经常给我们送来当地的新鲜吃的，野菜焰饺子，端午节的粽子，还有山柿子酿的醋，成脸盆的端送给我们。年轻的村友们和我们一起下地劳动，教我们做布鞋纳鞋垫，玩耍说笑。我们还随他们一起到山里爬山洞，真像是去探险，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有时我们还在山沟里那清澈的一汪十几平米的山水中游泳，根本不顾山洪爆发的可能和水情如何。显然村姑们没有见过我们穿游泳衣，但是我们给她们开了眼界，鼓励年轻女孩抹去羞涩参与进来。只要村里有结婚办喜事的我们十分乐意去闹洞房，办丧事时我们也会尾随着哭丧的村民送殡。常常在雨后，村边那片小树林下我们一起采集野生蘑菇和野菜，回家立即做着吃，惬意新鲜的感觉美极了。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是我们过去所没有过的，生活的清新和浓厚的乡土气息深深地 平复着我们那些冥冥之中欠安全感的心。没有多久我们就亲切地把那些一起生活劳动的老年人叫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年轻人之间也敢开始用外号称呼了，甚至还和那些青年团干部开起 娶亲嫁女之事的玩笑，大家和老百姓融合在一起了。我们觉得新庄山村可爱了，这里的人们可亲了。

1969年年终，新庄大队的粮食产量是文革以来最好的一 年，秋后进行劳动分配的时候，男同学被评每天挣九个工分，女同学评为每天七个工分。劳动工分一部分兑换成现金分给我们，一部分就是发给粮食。我记得我1969年最终分得人民币70元，还有200斤粮食。这算是我们女知青里最高的，也是那几年村里姑娘们少见的收入水平。

这一年冬天我们都回北京探亲了，1970年春节后又义无反顾地回到村里，继续参加农业生产。在这里生活已经不再陌生，干起农活得心应手了，安排生活也井井有条。大队书记李保太带领村支部合理安排发挥我们这些知青的作用，和村里团支部青年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是生产劳动中急先锋，重活大活，还 有那时的文革批判会都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写稿子、带头发言，村支部真是知人善用，分配我组织村里年轻人编排节目、唱歌、 跳舞、宣传毛泽东思想，由于活跃了农村生活，我们的小小宣传队还被拉到静游公社去演出，当村小老师缺席时，还会让我代课。冯宝姗同学心灵，她做的农活细腻有加，安排她和村里的模范老农手开试验田，还派她去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农业学大寨参观学习。王胜芳稳重会工作有方法，分配她带领村里妇女一起劳动做妇女工作。李耘梅、宝珍帮助管理村里账务和仓库工作，韩志男干起了赤脚医生。劳力强的同学还被派去学习耕地、播种等农业技术性强的农活，真是人尽其才。总之，村支部这一系列的用人安排，不仅仅发挥了我们的光和热，也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了农村需要人才，农业需要知识，农民需要文化。也进一步证明我们村的党支部确实是先进党支部。

1970年年底，我去报考了忻州专区文工团，经过朗诵、表演和声乐的测试，我和河北北京中学的杨天德被文工团录取了。后来因为父母在江西干校，我要去干校看望他们，没有如期去文工团报道。在以后的时间里，我在北京被征兵入伍。1983年，我转业回北京到国家卫生部工作。1999年当我满三十年工龄后， 申请退休。2004年随爱人去美国生活，今后可能回国养老。

不管在城市里还是在农村，不管在军队还是在国家机关，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山西插队参加劳动的那段知青生活早已转化为一种永恒的灵魂，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了解农村，感恩农民， 热爱国家，这些不可多得的人生体验和财富，注定归属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