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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乐文史(第十四辑)之二十一 —— 尹公行述研考
作者:来源:静乐文史(第十四辑)发布日期:2018-10-25查看次数:565
尹公行述研考

杨秀川


《尹公行述》是我翻阅祖辈手迹时发现的一篇当时被静乐学子传阅、传抄为范文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廪生(古时科举考试,成绩名列一等的秀才称为廪生,廪生可获官府廪米津贴。)尹邦宪是静乐娄烦镇耕读世家子弟。文章写于民国八年(1919年),是作者讲述他父亲尹沛然(1858—1919年),字雨亭。贡生,清封儒林郎,晋封奉政大夫,特授布政司理问。) 一生德行、善举、言论……的文章。仔细品读好像又回到了一百年前。


文中充盈着忠孝仁爱、家庭伦理、长幼尊卑、辈分排序、待人处事、勤俭创业、诚信经商、积储赈灾、民间纳税、读书明理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比如:对已故长辈,文字表述不可直呼其名,前面应加“讳”字,以示尊敬。子孙应很谦卑地自称“不孝”。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忠孝”。“忠者,敬也。敬事国家天下,发于心而赋予行。大忠无私,‘文死谏,武死战’,皆因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孝者,善事父母也。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孝无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只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2015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讲道:“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文中叙说尹家的家庭、家教、家风如:长辈对晚辈执手耿耿谕嘱,晚辈聆听长辈教诲时稽首出血、泣不能言,家庭中兄弟、妯娌、亲友的充满真挚的爱的表述和道德教育等言论情景。现在读来也很感人,也觉得这正是习总书记倡导的一种值得传承和弘扬的美德。


文中讲道“义仓”。这是封建时代我国从隋开皇五年创立到民国结束的一种由国家组织,以赈灾自助为目的民间储备,“义仓”又有“社仓”之说,由于仓库设在“闾巷”由社司管理,所以也叫“社仓”。“社仓”也是农村粮食管理体系的一部分,而“义仓”或“社仓”无疑是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封建时代每个集镇,甚至每个村都设立“义仓”。“义仓”相当于现在的粮库,为官督民办粮仓。民办粮仓分为义仓和社仓,“义仓”是县一级政府所在地设置仓廪而“社仓”则普 及范围较大,一般在村镇设仓。


“积贮者,生民之大命也”,正所谓“守天下者,守谷而已矣!”。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仓储建设,并在实践中形成一套较完备的仓储制度。我县历史上粮食多储于民间,集中储粮户为地主、富农和粮商。储粮方法主要是木仓、砖仓、席屯、木箱柜、磁瓮、毛布袋、地窖等。据《静乐县志》考证:1924年,全县尚有四大安集仓,即娄烦镇三教寺安集仓,储粮3000石;县城内县府院安集仓、马家圆圃安集仓、城隍庙安集仓储粮均在万石以上。饥民每吃1石年利为一斗。又考证 1934年全县有“县仓”两座,贮谷752石,村仓73座,贮谷 11003石。清朝义赈,当时办义赈的士绅对此深有体会:“官赈必假手吏胥,不无浮冒;义赈则直接灾户,不肯虚糜。其实官赈之弊,远不仅仅是‘浮冒’。”


不论“义仓”还是“社仓”,均由地方上德高望重和传统文化深厚的耆宾、乡约、士绅、村长、族长等管理。丰年时把粮食储藏起来,灾年时赈济断炊的灾民。酌立章程,出陈易新。春耕时借贷子种,秋收后交还新粮。是青黄不接时穷民的告贷之门。历史记载旧社会的村、镇、县的管理者即为一方老百姓的父母官,遇到灾年那个县里出现“饿死人” 的事件,县官就要被追责惩处的,有的清廉正直县官在他管理期间若出现“饿死人”严重时,甚至有全家引咎自杀的现象发生。因此,地方上的豪绅、富户在灾年时就要用“义仓”或“社仓”里的粮食赈济灾民,做一些善事。也就是“穷者不能生存,富人也无法安享富贵”。传说村里过去多由村官即所谓的“乡绅”掌权。每到天亮以后“更夫”就会向村官汇报“谁家烟囱不冒烟”,说明村里这家没有吃的了。然后派人去送点“社仓”里的粮食。以免背负“饿死人”的罪责,也有积德行善之意。“更夫”在没有“钟表”的时代是每个村里都有的一种职业。即传说中的“打更(jin)的”。 过去庙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僧人,凭借燃一炉香半个时辰(一小时) 掌握时间来完成他的按时撞钟的任务。“更 夫”循着钟声沿街“击柝”。并且还要喊出“平安无事、小心火烛”的声音。“更夫”一方面负责执时,一方面还负责防火、防盗、防匪患的任务。“义仓”或“社仓”在封建时代曾起到过“公益”作用。抗战时期静乐县是晋绥边区的东大门,是拱卫圣地延安的战略屏障,同时也是八路军的军粮筹措地。因此“义仓”或“社仓”对抗日战争甚至对中国革命也是有一定贡献的。


在说到办学,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到民国注重学校教育,静乐娄烦镇在尹公(沛然)的倡导和其育人思想的感召下,首先捐资200大洋用于修建学校。为当时静乐南乡培养人才真是功不可没。胡梁主编的《汾水激流》里对此曾详细介绍。


写到“乡约”“赋税”“官牛”等鲜为人知的近百年之前静乐县、镇、村的地方民间纳税、行政管理方面的事情和尹公劝种树株、严禁赌博、倡办天足、劝戒鸦片等,还有“官牛”。试问我们国家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是农业国,一个地方土地的多寡决定这个地域的贫富,而“土地”是可以世代相袭的。人们不管为官、经商还是以力货财,都是沿着“攒钱置地”为最终目的。因种地富裕然后读书,这就是“耕读之家”。“官牛”是国家以地征税的一种办法。在表述尹公德行、善举以及处理地方公益大事的思想方法、所采取的措施。“排难解纷,使乡党少事;抑强扶弱,使地方安宁”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现出当时百姓生活的一幅历史画卷。


俗语说“百年树人”,在尹公及几代先辈的良好家庭、家教、家风的影响下,尹家后代家业兴旺,人才辈出。据静乐南乡《尹氏家谱》记载:“1936年3月26日,徐海东、陈子华率领的红军十五军团路经静乐娄烦镇,驻扎三天,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砸了阎锡山的官盐店,分给当地群众。期间尹氏族人最先捐献银元三千元资助革命。”尹氏族人的这些进步思想和行动不正是《尹公行述》思想的延续?


今天翻阅祖辈手迹,并给《尹公行述》加注标点,以便阅读。感悟家族文化,传承中华美德。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方面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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