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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乐文史(第十五辑)之十七 ——“四大动员”为抗日筹粮筹款
作者:来源:静乐文史(第十五辑)发布日期:2018-11-27查看次数:485

四大动员为抗日筹粮筹款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和血腥屠杀,给晋西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们决心将鬼子赶走。那些被屠杀了亲人的群众,有的在路边哭泣自己的丈夫,有的怀着沉痛之心悼念自己的战友,有的在痛思自己的妻儿……痛苦之余,人们心中燃起仇恨的怒火,汹涌澎湃地燃烧起来了。


抗战初期,阎锡山政权以各种借口巧立名目,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东湖战役后,赵承绶又率领其骑兵军像丧家之犬一样,狼狈地逃来静乐,不仅刮光静乐人民的血汗,而且把静乐的草根都刮光了。八路军体恤民情,力求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干部和群众休戚与共,全军上下同甘共苦,他们忍受着实际上比一般老百姓更加困苦的生活,拿着枪杆吃黑豆,在险峻崎岖、荆棘丛生的山间小道上,光着脚板穿着草鞋行军打仗。环境恶劣,而士气很高,和日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拼搏。


为有力地支援抗日战争,解决驻扎在晋西北的八路军和各抗日部队的粮草供应和物资紧缺问题,晋西北行政公署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及时开展“四大动员” 工作。就是动员群众出粮、出物资,动员青年参军,妇女做军鞋,以解决当前迫切需要的军粮、经费、兵力和军鞋问题。


静乐县是晋西北根据地的东部大门。全县人民有着强烈的抗日愿望,他们积极筹粮筹款,支援八路军和各抗日武装部队。“四大动员” 一开始,杜家村有个牧羊工就把通过“减租减息”得到的二斗粮食拿出来,支援了八路军。有个65岁的老大爷把自己刚刚拿到的25元工资捐献给新政权。他说:“八路军帮助我们打日寇,不能叫八路军战士受冷受冻!这些钱看起来少,可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大家都出力,就可以积少成多,帮助八路军解决大问题!”


沟口有个妇女把自己结婚时陪嫁的一对银耳环和一对银手镯捐献给八路军。李家湾有个老太太,喂着几只母鸡,卖鸡蛋的钱,原来准备给儿媳妇买头巾,听到“四大动员”的号召,把卖鸡蛋所得的2元4角钱拿出来,交给当地政府。


当时,在农村中存粮较多者主要是一部分地主富农,存钱较多者主要是城镇中的工商业者。如何能把这些人的钱、粮动员出来,支援抗日战争,这就给各级干部提出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县委书记崔岩等领导同志分头深入到全县各大村镇,召开地主、富农中思想比较进步的开明人士座谈会,向大家讲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要大家为国操心,为抗日出力。同时,大力表彰武泽霖、高佩天、吕鸣銮等先生为国献金的高尚品德。


抗战初期,武泽霖向358旅一次就捐献3000元。在“四大动员”中他又走在了前面,给全县人民带了头。他不仅把自己多年积存的20石粮食拿出来,支援八路军和抗日部队,而且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和首饰器皿,折合白洋 8000元支援抗日战争。特别是,他将在县城关开设的“复庆永”商店中所有的布匹都拿出来,装备决死四纵队203旅18团。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武泽霖的带头和影响下,全县掀起了献粮、献款热潮。杜家村的开明地主杜作相主动把自己积蓄多年的一小缸白洋,计1780元拿出来,支援前线。同时把他的两支枪也献给八路军。城关大地主兼商人刘训仁(外地人)把自己开设的“豫丰栈”商店所有财产捐献给八路军。杨家沟一带的中小开明地主一次拿出50多石粮食。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小县,在“四大动员”中,捐献粮食28000石,折合840多万斤;“元宝” 170多个,计5300多两;白洋57000元;各种首饰器皿1200多件;黄金27两,法币150000元;各种布匹300多捆,约960多丈。还有黄油、陈醋、白酒上万斤。


县政府把这些财物及时支援了八路军120师和驻晋西北的各抗日部队。


在深入发动群众,积极筹粮筹款的基础上,参军参战热潮高涨。广大青年说“日本侵略军如此欺侮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兵力不足,只有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才能抵御日军,保卫国土!在参军热潮中,穷苦农民应征的人数较多。他们说:“咱穷人生活困难,经济上没有更多的力量支援抗日战争,但是可以出人出力,参军参战。”五区有160多个青年报了名,仅任家村一个行政村,就有38个青年争相入伍。


在这次动员中,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夫、母亲送儿子、兄弟争先报名上前线的动人情景。白家沟有个50多岁的农民叫孙奴则,他看见青年人争相入伍,自己也剃了胡须要求参军。别人劝他在村里搞生产,他说:“你们别看我年岁大, 其实我浑身的力气还没用完哩!过去黄忠73岁当大将,我虽然不能上前线杀敌人,但还可以担水、做饭、当马夫……”


王明滩有个68岁的老太太,拉着她16岁的小孙孙,送给了贺师长。她说:“日本侵略军杀我家的人,我老婆子是没有力量替亲人报仇了,就让我这个小孙孙替他爹去雪恨吧 ……”李家湾有位青年妇女叫王巧翠,她和爱人赵候小商定自愿送丈夫参军。她说:“日本侵略军图谋破坏咱根据地,要赶走八路军,叫咱老百姓作牛变马,咱可是千万不能答应啊!”她鼓励爱人勇敢上前线杀敌寇。她为了表明自己的一片诚意,把食指咬破,在一块小手绢上写了个“心”字,送给赵候小,以表示她对爱人的忠贞,安慰赵候小放大胆子杀敌人。


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敌人接受的是法西斯教育,手中拿的是现代武器,而八路军是小米加步枪。刚接收的新战士,没有来得及很好地整训,单凭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就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从1940年夏季开始,到1941年底的几次反“扫荡”,晋西北军民和敌人进行了大小一百多次战斗,毙伤伪军2400多人,而我军也有重大伤亡。加上医药条件差,战士营养不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少指战员光荣地献出了生命。


战争的残酷,给扩兵带来不少困难。有些思想狭隘、胆小怕死的人,不愿意参军。为此,各地做民运工作的同志曾多次给他们作思想动员,耐心地教育各级干部,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强迫命令。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扩军备战中,对各阶层、各党派人士一视同仁,不分阶级成分,不分宗教信仰,只要不是顽固分子,人人有参军参战的义务。通过深入发动,全县有1200余名青年报了名。经过“武委会” 的筛选、集训,最后选拔了一批身强力壮,精明强悍的小伙子参加地方游击队。在游击队整训一段时期,然后择优输送给八路军和各抗日部队。在这次运动中,全县给八路军和其它抗日部队输送了850名优秀健儿。这些同志出去以后,敢打敢拼,为抗日救亡建立了不朽的业绩。


“四大动员”中,县委要求全县每1个妇女,要给八路军抗日战士做2双军鞋。为了按期完成任务,基层干部和妇救会的同志深入到群众中,挨门挨户分配任务,检查完成情况。对于经济不好的家庭妇女,政府补助一些原材料,从各方面支持他们完成任务。


任务下达以后,全县妇女积极行动。他们亲帮亲、邻帮邻,夜以继日,赶做军鞋。官庄行政村一共分配400双军鞋,只用15天的时间,就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段家梁有5个穷苦妇女,她们嫌白布不好看,自己卖了鸡蛋,买上染料染成蓝布,4天赶做10双军鞋,送到村公所被评为一等鞋。


杨家沟行政村模范妇女杨雨儿、刘地旦、白桃俊等,除了提前完成自己的任务,又主动挨门逐户帮助其他妇女做军鞋。有些妇女因为自己的手艺不高,做的军鞋质量不太好,她们就不厌其烦地帮助修理,有的干脆拆了重做。


王光塔妇女高枣枝,分配她做两双军鞋,实际完成4双,在全行政村被评为一等。


胡家沟有66个妇女,除完成做军鞋任务以外,在数日内又给八路军战士拆洗缝补350套被褥,洗100多件衣服,补50多双袜子。有些任务是妇救会分配的,有的则是她们自己主动承揽的。妇女王改转收到一套炊事员穿过的棉衣,这套棉衣白里子穿成了黑的,灰面子穿成了油皮。王改转把它拆洗得干干净净,破了的地方用自己的新布缝起来。


妇女伍革芝,在农忙季节硬把自己的农活放下,加班加点给战士们拆洗衣服,她说“自己的营生可以推后一步,八路军的衣服必须按期缝补好。


妇女们给八路军战士缝补了衣服,拆洗了被褥,政府要给她们付工钱,可她们说啥也不要。她们说:“八路军战士平时帮助老百姓收秋、担水、做营生;日军来了,又不顾死活地和敌人拼杀,俺们给八路军战士缝补两件衣服还能挣工钱?”


全县在“四大动员”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根据当时的统计,全县人民捐献出黄金570两,白洋18万元;筹粮10万石;扩军15000名;妇女做军鞋12万双。在晋西北人民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下,原来计划进行60天的“四大动员”,静乐县实际上只用42天,就基本上完成了任务。这对晋西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静乐县在“四大动员”中,也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有些地方采取打土豪、分田地、挖地窖、分商号的错误作法,伤害了一些人的利益。有的地方对一些思想不开化的地主、富农,不是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动员他们献粮献款,而是采用高压政策,给他们乱戴帽子,有的封门抄家。这样就把一些中间势力以及暂时还没有跟我方走的人给吓跑了。比如县商会会长冯成明,过去曾经对我军有过帮助,在“晋西事变”中,跟随赵承绶逃跑了,中途又转回来了。这反映了中间势力的动摇。当旧势力占优势的时候,许多中间势力向右摆,而当形势有利于我们的时候,他们又向进步势力靠拢。本来应当积极争取这些中间势力,而当时有些同志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在“四大动员”中,把一些顽固分子扣押起来,没收其财产,侮损其人格。这个问题一直到5月扩大的干部会议以后才得以纠正。会议批判了在“四大动员”中的左倾错误,随后组织军政民联合考察团,分赴各地贯彻扩大干部会议精神,传达中共中央在抗战3周年时颁布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对“四大动员”中发生的错误进行纠编。从而进一步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保证了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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