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坊矿工的斗争

阻止日寇掠夺煤炭

西马坊煤矿位于西马坊村张家峁，为日伪相互勾结合伙经营。日方代表叫义盖拦山，伪方代表叫陈计检，两人蜗营狗苟，臭气相投。生产的煤炭主要供给静乐城里的日本人和警备队。他们在西马坊周围村镇强征民夫、苦力不分昼夜为他们生产煤炭，并用枪和棍棒逼着民夫往城里背炭运煤。西马坊离静乐城有50余里，民夫、苦力每人身背五六十斤煤，一天跑一个来回，脚疼腿肿，饥渴难忍。走的不快，还时常挨鬼子的棍棒枪托，他们像牛马一样忍受着敌人的折磨。初出茅庐的姚尚维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决心解救这批受苦受难的民工。他招集当地民兵摸清日伪窑头的活动规律，经过精心组织安排，乘日伪不在窑场的时候，带领民兵小分队突袭张家峁煤矿，将12丈窑绳拉掉，扯了风筒布，把矿上的民夫、苦力全部解救出来，封了窑口，切断了城里敌人的燃煤供应。当日伪得知情况后，早已是人去窑空。这一反抗的成功，大大地震慑了日伪的嚣张气焰，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四区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姚尚维随之名声大振，当即被老百姓推选为行政村民兵中队长。

某日，姚尚维和李家沟民兵中队长李奴仁带领民兵10余人，在西马坊村前公路上埋设地雷，准备炸毁敌人运送锰矿的汽车。谁知天公不作美，一夜大风使埋设的地雷露了馅。鬼子车队发现后，改道绕行，径直从河滩里耀武扬威地开走了。看到汽车一辆一辆地从河滩开走，埋伏在附近的姚尚维和李奴仁射击敌人最后一辆汽车，一排排子弹出膛，汽车瘫在了路上。车上跳下两个押车的警备队人员，东瞅瞅西看看，没了招数，只好垂头丧气地返回西马坊据点。

“ 满安工厂 ”与劳工的生活

“满安工厂”是静乐县西马坊敌据点，美其名曰“满安工厂”，其实是一座人间地狱。日军抓住我抗日军民后，经审讯，把敌人认为没有什么重大嫌疑的人员，集中到这里来，在日本鬼子的严密看管下进行繁重的劳动。一是下井为鬼子掏锰矿；二是到磨房昼夜不停地为鬼子磨面。不知有多少抗日军民惨死在鬼子的皮鞭下，也不知有多少抗日军民在“满安工厂”致残。

劳工们居住的是又长又黑的筒房，靠墙两边搭两溜木板，算通铺，中间是过道，一间房子，大概可容纳 20 多人。屋内潮湿阴暗，除厚厚的木板门顶上有一狭长的窗户可通风透光外，再无什么通风透气处了。每到晚上，敌人一吹哨就寝后，便把墩厚结实的木板门朝外锁起来，以防劳工深夜逃走。屋里放着两个马桶，一个用来大便，一个用来小便。由于天气炎热，再加上繁重的苦役，劳工们满身是汗，衣服、 鞋袜散发着熏人的汗臭，整个屋里空气浑浊，臭气熏天，令人窒息。蚊虫满屋皆是，屋里飞的是蚊子；铺底下、铺板上是臭虫、跳骚、虱子乱窜。劳工们的身上被这蚊虫叮咬的到处都是疙瘩，疼痒难耐。有位教师出身的劳工，还风趣地步唐朝诗人孟浩然 《春晓》 之诗韵，作了“捉虱子”诗：“春眠 不觉晓，处处虱子咬。伸手抓一把，不知有多少。” 

这就是劳工们当时的生活写照。由于苦役太繁重，一天下来，劳工们疲惫的像撒了骨架子似的，也就顾不上蚊虫的叮咬了，一躺下，就睡得什么也不知了。

劳工们的生活是非常恶劣的，每天除喝小米稀饭外，吃的是麸皮和高粱面掺和起来做下的圪蛋，不仅吃不饱，而且连水也喝不足。六月的天气很热，关得人又多，只有一口水井，一天很难喝到一口水。伙夫挑水做饭，往往因人们抢水喝而挑不到伙房，因此，一个伙夫挑水，还要另派一名伙夫拿着木棒护送。除一日两餐半饥不饱外，劳工们只有在中 休息时，才给一点干粮，在工地上边歇边吃。

鬼子非常狡猾，为了诱哄劳工们为其拼命卖力，每天把水和吃食 （大都是白面和玉米面各半掺和起来蒸下的馒头，人们叫二大王） 挑到坑口上，号召人们卖力干活，如果你背的锰矿多，跑得次数也多。就会奖赏你一个馍头，一碗水喝。每到此刻，鬼子就会手持话筒 （用铁皮卷起来的长圆筒） 站在高处放声大喊：“张三背上 100 斤矿石来，奖大馍头一个，糖水一大碗，劳工们，快向张三学习。李四 20 分钟背上两次矿石来，受到嘉奖，也是一个馍头，一碗水。他们忠于皇军，协助皇军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做出了贡献……”

由于天气炎热，苦役繁重，人们渴得话都说不成。有一 次一个叫二牛的瘦高个，实在渴得不行了，趁敌人不注意， 喝了一碗水，恰巧被站在高处的另外一名鬼子看到，下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为了喝一口水，险些丧了命。一队劳工在距西马坊 15 里之外的大里沟一坑掏锰矿， 二队在大里沟二坑挖锰矿，三队在距西马坊十六七里之外的温家沟掏锰矿。劳工们每天早早起来，吃过饭后，看管人员就吹哨集合，排队叫号点名，所有劳工拿着麻袋、绳索上工地劳动。敌人为了防止劳工逃跑，或集体反抗，除一个日军小队 （大约十几个，时多时少，人数不固定） 荷枪实弹看押外，还有一个皇协军 （即伪军，也就是警备队） 小队约 15人左右，同样荷枪实弹。

到了坑口后，皇军还要站在高处大声训话，美其名曰入坑前“安抚劳工”。所谓“安抚”，一是鼓动劳工要遵守矿井 下的纪律，比如，不准消极怠工，不准浪费雷管炸药，不准破坏工具，不准辱骂看管人员等等。接着，皇军随意叫号码 抽出一两人来，让你回答问题，背矿井下纪律规定之类的条文。记得有一次叫出 15 号背诵井下纪律，15 号背不出其中的两条来，鬼子“咣咣”使劲打了 15 号两记耳光，以示惩罚，也警告其他劳工。

二是动员劳工要拼命干活，争做劳动模范，协助皇军为 建立东亚新秩序和东亚共荣圈争做贡献，建功立业。并再三告诉劳工，说皇军对于每个劳工，都有详细记载，凡好好劳动者，听从皇军指挥者，皇军决不会亏待这些人等等。

三是肆意辱骂共产党、八路军、游击队、民兵等抗日军民。口口声声将共产党诬蔑为“共匪”，说什么共产党、八 路军是扰乱社会的祸患，是无根沙蓬等等。意在告诫劳工们不要接近共产党、八路军，一旦发现劳工中有与共产党、八 路军牵连的人，就要报告皇军，皇军一定要重奖这些人等等。

皇军“安抚”完毕后，劳工便开始下井劳动。矿井下分为掘进组、爆破组、搬矿组、出坑组等劳作小组。

掘进组是井下生产的第一线，劳工们手持铁锤、铁棍、 铁錾打炮眼往起掏矿石。锰矿很深，而且是随着外部山势的变化，内部结构也发生变化。外部山势高耸处，井下矿层 构就坚硬，上下层岩石夹得矿层很紧，需打眼放炮才能炸松岩层，然后，由掘进劳工用铁棍从岩石缝中撬起来。外部山势低凹处，井下矿层也就不高（有的地方仅有一尺多高，最 高层是一米多），而且多疏散，用铁棍撬不动处，仍需打眼 放炮，但炸药装得不多，以免塌方。

放炮组，也就是爆破组，只管装炸药、安雷管，往起装炮、点炮。此组人员较少，一般还带有点技术性的，也不么劳累，但有危险。

搬运组，负责把掏起来的矿石倒在巷内，让出坑组的劳工往外运。

出坑组的人员很多，就是把巷内的矿石运到坑口地面上来。大块的矿石，由两名劳工抬起来，放在一名劳工的背上，垫上麻袋背出地面；小一点的矿石，由劳工用麻袋背或 用萝筐担到地面。由于劳动强度大，背的久了，背上被压破 疼的要命，只好改用萝筐担。但是，担的久了，肩头被压破，再改用麻袋背，来回调着干，这点自由，敌人还是允许的。

从地面坑口到井下，是一道斜坡，劳工们用锤錾凿有台阶，劳工们背着、挑着七八十斤，甚至上百斤的锰矿艰难而吃力地、小心翼翼地蹬着石阶往坑口攀登。皇军一般规定十五分钟左右往出背一回。但随着井下巷道的伸延，路程也在增远，劳工们出坑的时间也在不断延长。

敌人很少到井下看管，有时下去检查察看时，前面有皇协军带路，敌人则慎之又慎，怕遭塌方。井下的生产，主要是由技术人员 （大都是东北人、朝鲜人） 管理、指导。严密 看管劳工的则是皇协军，以防拖工怠工、破坏工具。
从早上上工到下午收工，敌人只准劳工在中午休息一个来小时。其余时间，均得苦苦干活。

下午收工时，人人均得用麻袋背 50 来斤矿石，一直背到“满安工厂”院内，之后，由汽车运走。因为，汽车进不了那狭窄而满沟乱石的深沟里。

后来，在三丹沟也开辟锰矿矿井。三丹沟位于寺庄山与岚县交界处，从西马坊到三丹沟矿井，大约有 25 华里，掏出来的锰矿也得由人背到西马坊才能运走。敌人外出“扫 荡”抢到老百姓的毛驴后，也用毛驴往出驮矿，但长期的主要的是靠劳工往出背。三丹沟矿产量不怎么高，日本人掠夺的矿石主要是大里沟和温家沟。

日军为供大批劳工和日伪军、伪人员生活所需之面粉，门在据点里开设磨房。磨房内安装几盘硕大的石磨，由皇协军驱赶劳工们昼夜不停地磨面。劳工们磨出的白面、莜面之头二遍细面归敌人吃，之后磨下的面归伪军、伪人员吃，最后磨下的麸皮和高粱、玉米面掺和起来归劳工食用。磨面劳工为三班制，即每班磨 8 个小时，昼夜不停地换班磨面。有毛驴时，也用毛驴和劳工交替拉磨，但大都是由劳工来推磨。

由于石磨大，劳工非常劳累，但可偷吃面，尤其是磨炒面时，可遇上凶狠的皇协军看管时，也不让吃。有一次磨炒面（高粱、玉米、莜麦掺和起来磨，供劳工食用） 时，大个二楞子偷吃炒面，嘴角上没抹净，留下面的痕迹，被伪军看到， 劈头盖脸一顿打。1942 年秋季，各据点的鬼子在大“扫荡”中抓捕了许多抗日军民，娄烦、丰润、康家会、岚县东村、宁化城等据点陆续将抗日人员押送来。由于劳工增多，日军便将劳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劳工上午下井劳动，下午进敌人举办的“宣抚班”接受教化，美其名曰“学习，矫正思想”。

劳工们的抗争

听说到“宣抚班”接受教化，劳工们的思想大都产生了波动，有的劳工心里感到高兴，不管怎么样，减少了繁重的劳动，下午不用再服劳役了，总能边接受教化，边歇息身子，好让压伤的身子尽快好转；也有的劳工觉得是不是教化几天后，就要释放了，充满了幻想；也有的劳工，对敌人举办的 “宣抚班” 不了解，教化什么，全然不知；还有些劳工说：“‘宣抚班’，什么‘宣抚班’! 什么‘教化’，敌人无非就是要对我们进行奴化教育，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游击队，美化鬼子，嘿，谁听他们那一套！他说他的，咱闭目歇的，不就行了。劳工们都在心里猜想着“宣抚班”的教化。

一天晚上，宋满孩和温建跃悄悄地说：“‘宣抚班’里那个挑高大个子皇协军，你知道他是谁？”

“咳！他是咱游击二大队（静宁县的）的侦察员李炳元同志。” 

“你怎么知道的？”温建跃吃惊地问道。

“他认识我，我也看他面熟，好像哪见过。我们已接上头了，我估计他是打进敌人内部的我方人员，我想，他很可能是这里我党的地下负责人，他叫我约上几位绝对可靠的党员和他碰碰头!”

按宋满孩的话，温建跃约了赵喜悦、孙富昌、李新宽、张海付等，宋满孩也约了其他几位，他们利用上厕所之机，在厕所里碰了头。李炳元安排宋满孩在厕所门口装作撒尿的样子放哨。李炳元低声说：“前一段，同志们都表现很好，熬过来了，今后，大家要用交朋友、拜把子的方式联合同志，团结起来和敌人进行斗争，比如在矿井下，单个是不好和敌人斗争的，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斗争。敌人规定15分钟往出背一回矿石，把背矿石的劳工都联合起来磨洋工，不就能拖到20分、25分往出背一回了，都这样做，敌人惩治谁去？挥铁锤的可以损坏锤把，放炮的可以瞎捻，不就消极怠工了？再就是要设法争取教育看管人员，皇协军也是中国人，争取他们同情劳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

“另外，要大家对‘宣抚班’不要抱有什么幻想，敌人可能要想方设法瓦解我们，软化我们，利用劳工中的一些人为其服务，叫劳工们预先就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好对付敌人。一是在‘宣抚班’上，大家不要多说话，尽量少说话，少说话、少麻烦、少挨打；二是在‘宣抚班上不要有特殊的反常的表现，以免引起敌人的怀疑，深追细究，带来灾祸；三是要劳工们在敌人面前随机应变，镇定自若，继续隐蔽自己的身份，无论敌人采用什么花招引诱、威胁，也不要惊恐失色，千万不要改变自己的口供，一直坚持到底，胜利在我们这边；四是对劳工们要进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教育，使劳工们进一步感到我们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和全世界人民共同反法西斯的侵略，我们和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斗争，是立足于全世界人民之中的，全世界人民，就是我们的坚强后盾，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以克服劳工中的悲观情绪，鼓足大家的勇气……”

他们几个便按照李炳元的指示，分头秘密采取交朋友、拜把兄弟的做法联络一些可靠的同志。两天后，联络了赵四则、王大旺等四五人。一天晚饭后，他们到一偏僻处，共同谈论和敌人的斗争办法，大家谈得很起劲，趁此机会，宋满孩便提出要结拜为异姓兄弟进行盟誓！大家都赞成，于是几个人跪在地上，由宋满孩领念誓言，大意是我们都是中国人，绝不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绝不给日本人做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等等。

过了几天，他们几个又和李炳元接头，李炳元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表示很满意，并再三告诫他们，一定要小心行事，要慎之又慎，以免引起敌人的怀疑。赵喜悦气愤地说：“鬼子每天当着我们的面，肆意辱骂共产党、八路军，实在令人难以忍受，真想趁敌人集合点名之机，痛斥一顿鬼子的罪恶。

李炳元说：“慷慨牺牲倒是容易，忍受折磨难，做埋头英雄更难啊！不能这样做，不能凭意气办事，悲观情绪和急躁情绪，都要不得，不能做无价值的牺牲，现在是要把同志们组织起来，有步骤地针锋相对地同敌人进行斗争。一定要互相鼓励，鼓励大家坚持下去，耐心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坚持，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李炳元的指导下，人们注意到了斗争策略，利用各种机会，比如在井下劳动时，休息吃干粮时，饭前饭后和上厕所时，睡觉时，教育劳工、争取劳工，做劳工的思想工作，很快联络了绝大多数劳工，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斗争。在矿井下，还争取较进步的看管人员，劳工们都轮流着对皇协军说：老哥，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的父母兄弟也和我们一样，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实在是累得够受，请老兄高抬贵手……等等。管押的皇协军听了，也不发脾气，不打骂，他们的努力收到了初步的效果，心里很高兴。

他们组织劳工消极怠工，往井外背矿石的劳工们都拖延时间慢慢往出背，专管出口的鬼子嫌慢，劳工们一致说：巷道远了，这也是喘着气拼上命往出背呢！因为所有劳工都是这样消极怠工，鬼子也没办法。

挥锤的劳工，专心把锤把损坏，慢慢地换锤把；掌铁棍的劳工说是铁棍不尖了，还得烧红往尖打；放炮的劳工专心放瞎炮，磨磨蹭蹭地再重放。这一切，井下管押劳工的皇协军也看在眼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见技术人员下来时，看管人员才大声喊：“劳工的加油干，劳工的加油干!”应付鬼子。

有一天中午下班时，温建跃感到身体不舒服，可能是感冒了。他拿着麻袋装矿石时，大约装了30来斤，便对身边的一位皇协军说：“老兄，今天生病了，少背点吧!”这位皇协军一挥手，就让他走了。

这些斗争的胜利，使劳工们心里充满了喜悦，也充满了希望，感到并不孤立，那些平时在鬼子面前气势汹汹的皇协军、伪人员，有些人也是心向他们的，心向百姓群众的。大家感到，真正孤立的是日本侵略者，他们必然失败。从而进一步鼓起了劳工们的斗争勇气，因为斗争已取得了初步胜利！

“宣抚班”设有指导部，由日军官和一名曹长负责，并由东北大连人张元在担任翻译官。

“宣抚班”指导部下，分设为两个小队，一小队长由李茂田担任，二小队长由李煜光担任，都是由日本翻译官指定的。

进“宣抚班”接受教化的一天下午，西马坊据点的日本少尉亲自到场讲话，他说“你们都是皇军的大大的良民，你们中有些人，虽然受了共产党、八路军的骗，参加了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队。但你们是红萝卜，红皮白心，良心还是大大的好的。你们过去受了共产党的欺骗，中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毒，但是要在这里和皇军交心，把自己过去所干的一切都讲出来，把自己的真实身份交待出来，从思想上矫正，重新做人，皇军还是大大地欢迎你们的。

“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皇军对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一概不作处理，因为你们是中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毒，但必须交待清楚，皇军才能帮助你们有效地消毒，引导你们好好做人。只要你们说实话，讲实事，听皇军话的，表现好的，很快就可以随皇军当官做事，我们的官是大大的有的，各据点上都需要人。如果你不想当官，想回家的，也准许大家回家，但必须讲清你的真实身份，这是起码的前提……”

日本侵略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进行的这些拉拢诱骗，其用心是非常险恶的。开始一段时间，进“宣抚班”的劳工，生活稍有点改善，可以吃饱饭，有时还能吃上白面和肉， 有时还发几根香烟，上课学习时，也不随意打骂，好像真是学生，而不是俘虏了。一时间，有些劳工又产生了幻想，思想发生混乱。根据这些情况，李炳元、宋满孩等同志组织大家进行认真讨论，并确定指导思想和斗争方法：每个劳工都要坚持隐蔽自己，坚定信心，决不暴露自己和党的秘密，用交朋友的方式团结、教育群众，力争不让一名劳工被敌人诱骗拉走，党员们要在劳工中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劳工中彻底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揭露敌人的各种诱骗软化手段，打破一切幻想。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同志们随时掌握分析敌情的变化，警惕劳工们上敌人的当，钻入敌人所设的圈套。把公开的与秘密的、做上层工作与做地下工作、合法斗争与隐蔽斗争结合起来，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开展活动。同时，把争取伪军伪人员也作为一项主要工作。并安排党员用各种形式与群众接触，了解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当时，主要任务就是提醒劳工们不要丧失警惕性，不能对敌人抱有任何幻想，不要在敌人面前表现自己，以免引起敌人的穷追猛究，带来意外的麻烦。

一开始，敌人很重视上课教化，由日本少尉亲自讲课，主要内容是宣扬日本如何如何先进，工业如何如何发达，科技在全世界领先，日本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日本人来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尽快摆脱落后状态，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因为中国与日本，是同种同文，都是黄种人，又同处东亚地区，日本有责任帮助中国人民走上富裕之道。所以中日要共同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走上共同富强之路。诬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为了赚取俄国卢布，甘心充当苏联的走狗，扰乱社会秩序，共产共妻等等。敌人还讲孔孟之道，二十四孝，王道乐土，企图用这些陈词滥调麻痹劳工，以达到奴役劳工的罪恶目的。

敌人见劳工们静静地听着，认为奴化教育起了作用，很得意。其实这些东西，劳工们都能识别，根本不值一驳。对敌人肆意辱骂共产党、八路军之言词，劳工们早已恨透敌人，只是在当时那种特定的环境下，不敢顶撞罢了，以免引来不必要的牺牲。

他们担心敌人讲了后会提出要劳工们逐个回答问题，从中发现可以利用的人。因此，互相传话，要劳工们都装傻，敌人提问时，根据自己所报身份尽量应付，装不知道，做出一概不解的样子，宁愿挨打，也决不表现自己。

这样，每当敌人在课堂上提出问题要人回答时，问题虽很简单，总是问一个，答不上来，再问第二个，也答不上来，敌人气得哭笑不得，便破口大骂：“落后，落后，愚蠢，愚蠢，什么都不懂，蠢猪，蠢猪……”

也有个别劳工想表现自己，人们则利用关系进行争取教育，或冷眼相待，这样，表现自己的也就减少了。经过一段时间，敌人没弄出什么名堂来，日本少尉也不来讲课了。后来，还弄来县城的新民会（特务组织)、伪县政府的官员来讲课，可这些家伙们也想不出什么新高招来，胡乱讲一阵就都 先后走了，也没起到什么作用，达不到敌人的目的。

过了一段时间，敌人又想出新花样，把识字的劳工组成识字班，专门上课，上午也不用下井劳动了。大家觉得敌人还是为了发现可以利用的人而缩小了范围，需要认真对待。要识破敌人的阴谋，还是用装傻来对付。这次由日本翻译官来讲课，内容大致还是老一套。讲完后，翻译官提问，大家还是答不上来，翻译官气急败坏，挥起木棒就打劳工，边打边骂“共产的头脑简单，都是些糊涂蛋，没出息的一群乌合之众”等半通不通的话。当时，劳工中暗暗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装傻换来打，挨打换来傻”，弄得敌人毫无办法。

有一天，翻译官突然找了几个有文化的劳工，要大家谈感想，并要这些人写文章。人们认为，这是敌人的又一个阴谋，妄图以此诱降，瓦解我们，并扩大日军的政治影响。因此认为，为敌人写文章，这是革命立场所不允许的。但有些同志口供是高小毕业、小学教师一类职务的，倘若都说不会写，马上就会暴露，怎么办？李炳元说：“报识字的，毕业多少年啦，从来也不写不画，早就忘光了，平时连封信也写不了，怎会写文章呢！报小学教师的，或文化程度较高的，只能应付性地写写，绝不能辱骂共产党、八路军、游击队。写好文章后要经李炳元、宋满孩、孙富昌等同志审查后，再交给敌人，将来出去后由支部（此时，已建立以李炳元为书记的秘密党支部），向我方党组织交待。

劳工中几位同志决定按上述原则去写，写好后，都交党支部审查。劳工们都是写了些应付性的文章，尽管敌人说不像东西，语言上颠三倒四，没有中心，但总算“过关了”。敌人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也没有引起多大注意。

当然，也有个别人为了讨好鬼子，写了迎合敌人心事的文章。有个叫刘存维的公开叛变，写了篇大骂我党我军的文章，被敌人登在据点内的墙报上，敌人妄图鼓动人们，像刘存维一样，写这样的文章。

具体管教化的翻译官，经常窜到劳工中间，摆出没有架子的样子，主动找人谈话。我们告诉劳工们“少说话，少麻烦，少挨打。”有一人说了自己是我方区干部，敌人追问得很凶，最后被狠狠地毒打了一顿，我们以此事例教育大家。对于少数在敌人面前出风头或表现卑劣的人，在劳工中造成大家都鄙视他，不理他的气氛，使这种人感到孤立。对个别表现不好的人，则通过合法关系教育之，使之不投向敌人，以减少对我方的破坏。

我们的党员，个个都是侦察员，人人密切监视翻译官的行动。观察他接触谁，同谁谈话，设法弄清谈话的内容，并时刻注意一些特殊人员的表现，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通过这些工作，翻译官在劳工中无法找到对象和线索。后来，他还偷听劳工动静，有时在夜间，脱了皮鞋，光着脚板，悄悄躲在门外偷听，但他所获都是一些无聊的闲话。当了解到敌人急于获取358旅7团及六分区19团与35团驻防的详细情 况的消息后，李炳元等立即通过党员向劳工做工作，要求他们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敌人。果然，敌人采取单个或几个同时提审的方式追问。有些人是真不知道，答不上来，多数人是宁死不说，不告诉敌人。气的翻译官要么打上几个耳光，要么骂上几句出出气，收场时，翻译官气的不得不对几个队长说“参谋处要材料，我问不出来，还是你们弄一下交上去吧!”

李炳元还争取了李茂田。所以，敌人在教化中要搞的一些重要活动，我们大体上都能及时知道，并研究对策，有准备地进行斗争。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为我方的秘密活动做了积极的掩护。有时出现一点破绽，也能巧妙地应付过去，保护劳工。在斗争中，同志们做群众工作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尤其是对于表现不好甚至有叛变行为的人，更讲究策略，争取他们少做坏事，避免劳工们受损害。

李炳元从队长李茂田嘴中得知，原在静宁县政府工作过的赵三则归顺敌人后，要来这里认人。这是敌人最毒辣的一手，这确实是最危险的，必须严肃对待。原打算赵三则一来就把他除掉，但这就暴露了自己。后来决定由李炳元和李茂田掌握情况，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再考虑暗中将赵三则除掉。三天后，赵三则果然来了，李茂田把他安排在队部住。第二天中午，李茂田趁日军进来巡逻，就有意把赵三则安排在伙房吃饭，日军小队长见了问：“什么的干活?”李茂田故意翘起大拇指说：“这个的，赵大太君！日军小队长觉得自己受了屈辱，大声骂道：“什么的太君！上去就打了赵三则一记耳光，打得赵三则很狼狈。接着，日军小队长说“哪里的？去去，很快从此据点滚出去！”李茂田见达到目的，便立即将赵三则送回石神据点。敌人让叛徒认人的阴谋，就这样被挫败了。

由于敌人举办“宣抚班”的目的没有达到，日军少尉很不高兴，翻译官也很少来讲课了，只让一些皇协军来讲课应付。此时，皇协军在政治上也不太注意了，这就有利于我方大胆地进行活动。趁此良机，党支部抓紧了对党员的时事教育和民族气节教育，偷听延安广播，讲解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思想，使劳工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要求党员以革命乐观主义和实际行动影响和感染劳工，克服悲观情绪。不管敌人怎样处置，只要活着就要斗争，就要革命。劳工们就是依靠这样的精神支柱，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中一次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