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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同盟会会员武泽霖和他的子女们
张月升
北方的春天总会是姗姗来迟。
清明前夕，晋西北古镇鹅城又悄无声息地落了一场大雪，一夜间小镇变成了粉妆玉砌的银色王国。小镇的人们在陶醉于恬静、纯洁境界的同时，也着实领略了一把“乍暖还寒时候”的感觉……
风雪煙没不了心头的乡愁，泥泞挡不住怀念的情愫，挡不住游子归乡的脚步。清明小长假里，回乡祭扫的人们络绎不绝，武泽霖先生的孙子们也照例又回到了故乡一鹅城。
武泽霖（1876—1951)，字润生，静乐鹅城镇西关人。早年考取廪生功名。民国初年，毕业于山西大学。1905年， 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秘密从事反清斗争。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和静乐县同盟会员立即响应，组织领导了静乐民团。民国后，先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山西省议会会员，并历任山西统税局局长、太原马路建筑公司经理、右玉县知事（县长）等职，后因生性耿直，看不惯国民党蝇营狗苟、勾心斗角，遂急流勇退，回乡闲居。
还乡后，武泽霖先生营造了东西护城林百余亩，修筑汾碾二河石坝300余米，使县城免遭水患，县城周围的河滩沙地逐渐成为水浇地。武泽霖先生还多次与县府交涉，争取县府拨款筹建了静乐中学。1930年，静乐中学二年制师范班成立，他亲任校长。
1937年抗战爆发后，武泽霖先生投身革命，担任静乐战 地动员委员会分配部部长。1938年，贺龙率八路军120师来静时，武泽霖先生积极筹集军饷，并带头捐款500大洋，6石粮食，受到贺龙师长赞扬。1939年，日军占领静乐后，武泽霖先生避难于乔儿沟村，后被贺龙师长请到兴县晋绥边区 司令部。
1942年5月，武泽霖先生任晋绥边区参议员，他和牛有兰、刘少白等16名晋西北民主人士组成“晋西北绅士赴延 安参观团”，武泽霖先生为参观团副团长。参观团在延安进 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参观访问，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接见。毛主席握着武泽霖先生的手问：“武先生贵庚啊?”武泽霖先生回答：“虚有66。毛主席又问：“武先生哪年参加同 盟会啊?”武泽霖先生回答：“1905年。”毛主席说：“哦，武 先生是晋西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啊……你放着阎锡山的大官不做，跑到我们这里来抗日，你的选择很对，很好啊 ……”。毛主席、朱总司令、林伯渠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参观 团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
1945年8月，武泽霖先生以晋绥边区民主人士代表的身 份随中共代表团参加了重庆谈判。抵渝后，毛主席曾委托武 泽霖先生设法通过其在国民政府军政部任职的儿子武绳祖，探望叶挺将军。1946年4月，武泽霖先生因故未能与王若飞 等同机返回延安，幸免于空难。在赴延安时因陕北被国民党封锁而转至甘肃天水，后回到静乐。
1950年，山西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武泽霖先生被邀为筹委会委员。不久，山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武泽霖先生当选为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1年，武泽霖先生病故于太原，享年75岁。
武泽霖先生有四儿三女，长子武绳祖、次子武述祖、三子武符祖、四子武成祖。
武绳祖，字伯昌，1924年在太原平民学校读书时结识同乡高君宇，并在高的帮助下人住北平民国大学俄文专修班，协助贺昌、曹汝谦发行党报，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秋，经同乡北京学联王子璜推荐考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政治大队第1队。次年10月加人共产党。
“中山舰事件”后，武绳祖等经周恩来批准拟定实施 “晋北军动”计划，行至上海时由党组织安排参加了上海闸北工人纠察队，后调武汉北伐军总部任学兵团连指导员兼团部文书，与徐向前一起工作数月，并介绍徐向前加人中国共产党。1927年南昌起义时，武绳祖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特别 党部常委，担负联络指导任务，策应南昌起义，参与了鄂西农运武装组织工作。起义失败后，到郑州冯玉祥部民团军总 部工作，与组织失去联系。
1930年武绳祖在北平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返晋时被国民 党山西省党部逮捕，在军法会审时否认参与共产党活动，被送人反省院反省，于1932年5月经保释出院。同年秋，受北平党组织指派与刘秉琳等到甘肃策动国民党14师何戍僧团 起义，起义失败后，经组织介绍参加了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抗 日同盟军，1941年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抗战期间，武绳祖先后担任国民党41军119师参谋、湖 南警备团团副、国民党军政部上校科长、军委会参议、国防 部部员、河北正定师管区少将司令等职，曾为我党提供兵员等方面情报，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解放后，武绳祖被送往华北军区学习团学习，1955年分配回山西省政府参事室任参事。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文革中受到批判，1969年2月在太原去世，终年64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武绳祖右派问题予以纠正，“文革”中的错误处理予以平反，党对武绳祖的一生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武述祖，上世纪20年代从太原省立国民师范毕业，后一直在静乐县城任教，1953年因看报时说了一些不妥言论， 加之出生地主成分，被管制处分。1957年7月在“反右运 动”的声浪中病逝于静乐后岭村。
武符祖（1912—1985)，山西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 在西北干线铁路工程局任工程师，参加了宝天、宝成、宝兰铁路及峡石驿隧道、杨连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等重点工 程的设计施工，后转人西安铁道学院任教。1985年8月病逝于西安。
武成祖（1920—1995),抗战期间加人山西晋绥军，曾任阎锡山“自强救国同志会”干委会少将干委，1949年4月 经绥远撤往台湾，撤离时，在西北将两个女儿托付给三哥符祖。到台湾后，任国民党国策顾问、国大代表。武成祖晚年思乡心切，但因职务较高，台当局开放台胞返乡探亲后未获 批准。1995年5月病逝于台北。武成祖患病期间，大陆曾派以马陵江教授为首的医疗队赴台北协助治疗。
武泽霖先生的三个女儿，笔者只知道其中一位叫武洁云，山西川至医专毕业后一直从事妇产工作，后精神失常，在邢台医院病逝。
武泽霖先生的子女们都已相继作古了，他们在世时，因出身和历史问题大多在“黑五类”之列，各自的处境都很艰难，无法互相往来，有的甚至音信全无。孙辈们也遭殃及， 武成祖留在大陆的两个女儿，虽有三伯一家倍加呵护，但也不得不改为母姓，隐姓埋名……
改革开放以后，武泽霖先生家族不断有人回乡寻亲、祭奠先人，武成祖在台遗孀和儿子也回到大陆。此次相约回到故乡的是武符祖的六个子女，他们分别来自广州、天津、西安、深圳、上海。在短暂的假期里他们要做三件事：祭奠爷爷和家族先人，为父母立碑；看望新会村珍魁叔的家人；追寻爷爷足迹，游览家乡山水风光。
珍魁的家人是武符祖之子武九如、武三宝前年清明回乡时，在鹅城镇政府和家族知情者的帮助下找到的。
珍魁姓王，原是武家的长工，忠厚善良很少言语，关键 时刻却敢做敢当。1947年春，全国土地改运动试点从静乐开 始，陈伯达任静乐土改工作团团长，运动中提出了“群众要 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助长了群众中的极端民主化思 潮，把各种左的偏差和错误推向了极端，且越演越烈一 “扳大树”“查三代”，乱打乱杀；“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 斩草除根”。甚至连一些出身地主家庭的革命干部也加以杀害。武家“理所当然”的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灾难。当时，武泽霖先生西北未归，夫人王氏在家已受到冲击。当夜，珍魁当机立断把王氏背回新会家中，出城遇到盘查时，珍魁谎称：“母亲得了传染病治不好了，背老母回家。珍魁把王氏藏在自家土窑洞的窑掌子里，一日三餐小心侍奉，直至土改 运动的过激行为得以纠正。
武泽霖先生临终时，嘱咐儿孙们一定要找到珍魁，割些肉，给点钱，以报答珍魁对武家的救命之恩。然而，武家子孙一个个都成了地、富、反、坏、右，他们不好再连累好心人珍魁，使的武泽霖先生的遗愿在隔了半个多世纪后才得以实现，遗憾的是珍魁已故去了几十年。
清明小长假很快就要过去了，武泽霖先生的孙子们心愿如衷，圆满完成了此行约定的各项事宜。
春回大地，鹅城小镇储满了勃勃生机，经历了多许人情冷暖、世间悲欢，武泽霖先生的孙子们对这片土地爱的更加深沉。天柱魏巍，汾碾相依。彩云飘处，文塔映辉。乡情、乡音，爷爷亲建的学堂、魁叔住过的土窑……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令他们流连忘返。他们已在新会村租好了房子，约定要尽快再回静乐，再回到梦魂萦绕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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