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所经历的事不可能都留在记忆中。因为随着岁月流逝，境况变迁，有好些事会被淡化直到遗忘，以至永远想不起来。然而，有些事却令人难以忘怀，甚至记一辈子。

劳动建校

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国家财政困难，新建的学校大多是因陋就简。1951年初，静乐师范成立，一穷二白，除3名教师和新招收的50名学生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只得挤占静乐一完小的10多间学生宿舍和两间教师寝室。

我们班的伙食一直是学生自己管理，轮流每月由三个同学当伙食委员，一个管账，一个当保管，一个当采购。那时市场上纯属自由贸易，奸商囤积居奇，物价忽上忽下。以小米为例，上午每斗（16斤）价17000元（旧币下同），下午就可能涨到两万四五。而我们的助学金每人每月只有60斤小米，折价约65000元，柴米油盐酱醋葱一切开支全靠它。为了管好伙食、节省开支，伙食委员早早就得到市场上观察行情，购买东西。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劳动，我们在一完小大门口的空地上建起了一座教室和一个办公室。劳动建校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随着劳动强度的减轻和伙食改善，同学们的身体也开始复原。

20世纪50年代建国初，人才奇缺，高小毕业就算有文化的人，机关抢着要，我们就有5个同学被县委、县政府要走了。后来，省里下令不准从师范学校要人，这样全班才保留下我们45人（其中女生4人)。人减少了，新建的教室虽小点， 但也勉强可用。学校雇木匠制作了课桌，我们总算在自己劳动盖起的教室里正式上课了。后来，学校把劳动作为一门课程， 规定每周劳动一个下午，继续坚持劳动建校。到1952年夏天， 我们又建起了两排宿舍，这样我们的校舍就基本齐备了。

随着学校的扩大，学生的增加，学校逐渐向寺坡南面城东门以里的空地扩建，劳动建校一直持续到我们毕业那年，即1953年暑假。因劳动建校的事还同校长闹过一次矛盾，校长自觉理亏，要请我们吃饭。但自古以来只有学生请先生，哪有先生请学生，结果还是我们买面、割肉、包饺子，请了校长。

当学习委员

学习委员的职责有四：收发作业本、管理图书、办壁报和联系老师。同学们选我当学习委员，大概是看到我在这些方面与众不同，才选了我。不同的地方是：

基于以上几点，我就成了全班同学中可担任学习委员的最佳人选。当学习委员对我是鞭策，因为我知道，学习委员首先应当学习好。为了克服没有抄本（作业本）的困难，我就充分利用课本，在空白处记笔记、写心得、答问题，批注重点，画各种帮助记忆的符号。我认为学习的关键在于记忆，能把所学知识由暂时记忆变为长期记忆甚至永久记忆，这才是学习的最佳状态。只学不记等于不学，学了没记住等于没学。因为任何知识，说到底都是关于记忆的知识，无记忆即无知识。我自创了一套帮助记忆的方法，把它称为“记忆五法”

一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掌握书本知识，就“常看目录，牢记章节，展书看看，合书想想。”这种方法我给它取名叫 “纲目记忆法”。二是为了把一些生冷乖僻、互不相干的东西记住，就把它们编成快板、顺口溜，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生冷乖僻不好记编成快板也可以。”这种方法我叫它 “诗歌记忆法”。三是为了把排列若干条款的内容记住，就按顺序牢记各条前边的一个或几个关键字、词，以便回想。“按序记住前几字，起个头儿就想起。”这种方法我把它叫 “牵头记忆法”。四是对一些意思相近、容易混淆的内容，就列表比较，标出相同点和不同点，以便记忆准确。“列表区分同与异，又准确来又好记。“这种方法叫“图表记忆法”。五是对一些需要重点记忆的内容，就标上便于加深记忆、引起回忆的种种符号，只要看到或想到符号就会联想到内容。“画个符号作标记，看到标记就想起（内容）。”这种方法叫“符号记忆法”。

有了“记忆五法”帮助，尽管没有抄本练习本，缺少学习工具，但学到的东西不少，每次期考均分都在90分以上。

我认真履行学习委员的职责，除按时收发作业本外，一有空就到了图书室，同学们随时都可以借阅图书，我也可以多看书。说是图书室实际是摆在明伦堂后边的几个大书柜。 藏书不多，可也有上千本。我如饥似渴地专心读书，三年的工夫居然把图书室的书基本读完了。我在那里学到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由我主办的壁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吸引的读者还真不少，每期壁报一出，同学们都争着看，壁报栏前天天挤满了人。可是，办壁报也出过一次大麻烦，因为有期壁报登出了批评校长的稿件，惹得校长对我大发雷霆。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7月13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向保尔学习，向吴运铎学习，决心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了牢记党员的“八项标准”，我用在学习中自创的牵头记忆法，把“八项标准”中的关键字词编成了三句话一性二目三决心，四统五利六批评，七不作老爷八学习。”到现在50多年过去了，但我对当时党章规定的党员八项标准，仍可用此牵头记忆法将其内容全部复述出来。

经过1952年整党建党运动，我们班党员发展到9人，建立了党支部，这个党支部也就是静乐师范学校党支部，党员占到全班人数的20%,其余皆为团员，建有一个团支部。因我出身贫农，按当时党章规定，候补期半年，转正后不久，我担任了党支部委员。

参加社会活动

批评校长

我们的政治课每周两节，原由王校长讲授，后来王校长调走，就由新来的那位校长代课，但他名为代课，实际很少登台讲授。每逢轮到上政治课，我这个学习委员就得到处去找他，而他总是借口有事不上，让同学们自习。有一次我从学校一直找到他家，见他刚吃饭，懒洋洋地躺在炕上。他一见我就不耐烦地赶我走：“去去去，你怎么找到我家里来了， 我知道，你走吧。”我回到教室，同学问我：“来不来？”我说：“可能来。”但结果没来。

轮到上政治课，铃声响后5分钟，不见校长来上课，又过了5分钟，还不见来。有人实在憋不住了，冒出一句：“这校长得公开批评。”又有人说：“人家是民主人士，怎么能随便批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一直议论到下课铃声响起，最后决定，以学习委员名义写稿，在壁报上公开批评校长。我是学习委员，自然是由我来具体承办。星期日那天， 同学们大都下寺坡上街去了，我找两个同学帮忙，把写好的壁报贴到了学校的壁报栏内。这期壁报办得文图并茂特别醒目，其中“批评校长”的稿件放在头条位置。因这篇稿件，看壁报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人们边看边议论：“这个学生可真胆大，还敢批评校长”。

第二天上午，校长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即集合全校师生于明伦堂，为了挽回影响，连一完小高年级学生也集合来了。校长气急败坏地先讲了一通“学生要遵守学生的规矩” “要尊敬师长”的大道理，然后叫我站起来承认错误、做检査。我心里觉得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委屈，鼓起勇气回敬了一句：“你说学生要遵守学生的规矩，难道老师就不要遵守老师的规矩？怎么你不讲课反要叫我做检查？”这时，背后有几个同学说话了：“不能做检查”“究竟是谁有错”……明伦堂里秩序乱了。

校长一看众怒难犯，只得立即收场走了。走到门口，气狠狠地甩出一句：“开校务会处理”。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我们不得不向县委如实反映，县委派人调查处理，给校长记了一大过，并告诫校长：共产党没有亏待你，你一定要为党把这些学生教好。

艰苦的劳动建校一直持续到1953年夏，对此同学们始终没有任何怨言。也不知校长是何意，在我们班上许下了 “换教室”的愿，他说：“你们好好干吧，现在新盖的两座教室完工后，给你们换一座新教室，让你们进去阔阔亮亮学习。”

后来县委领导来校召集我们党员开会，批评了我们。说 “你们不能因为校长的一句话说了不算，就闹成这个样子， 影响多不好，校长是我们请来的，难道我们要把人家赶走？再说你们的教室小是小可你们也用了两年半，留下半年就不能用了？为什么不能把方便让给别人而把困难留给自己？你们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对待一个民主人士呢? ”大家无话可说，都觉得做得太过了。为了挽回影响，组织上给了班长赵乃治党内警告处分，我们也都做了检查。

发誓不再踏静乐师范校门

1953年底，我们毕业了，大部分同学分配到静乐工作，部分同学分配到岚县和宁武，也有的分配到忻县和太原。快过年了，同学们很快离校回家，因为一过年马上就要到工作岗位。只有段治平、郝慧珍和我，还有团支部的两个人，因为要给同学们转组织关系及档案，需晚离校两天。事先我们已同校部说好，请再给我们几个人做两天饭。可是第二天， 那天正是腊月二十三，当我们把事情办完，中午到灶上去吃饭时，炊事员说：“校部已通知给你们下灶了，你们毕业了不走还留下干啥？”我们几个人大眼看小眼，决定不再去找校长了，连炊事员都这么说，找校长能有好话吗？我们不能再闹一次事了。我们含泪出来，在东关一家小饭店吃了几口削荞面，回来收拾收拾行李哭着离开学校。那时我们发誓不再踏进静乐师范的校门。

1953年底以前，静乐师范学校有过三个初师班、一个短师班、三个附设的初中班。初师第一班和短师班毕业离校后，在校学生留下两个初师班和三个初中班。1954年秋，两个初师班并人忻县师范，只留下三个初中班，原静乐师范更名为静乐中学。但是，那位校长出于私愤，却要将静乐师范从历史上抹掉。他先是有意刁难，迟迟不给我们这一班学生发毕业证。后来，给我们发了一张不伦不类的证书，上面写着“XXX在静乐中学初师一班修业”的字样。这不就是要说明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静乐师范吗？既然静乐师范在历史上不存在了，那么静乐师范学生还存在吗？他在静乐师范的那些不光彩的事还存在吗？大概他认为就都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前些年，我曾接到静乐中学一位校长的一封信，信很长，是印制的，大致内容是要同学们捐资，信上写到静乐中学的校史，只字不提她的前身是静乐师范。可见前任校长的谬误已留给了后人。作为校长、老师本当受到尊敬，但委过于人、言而无信、记恨学生、歪曲校史，实在不应是“为人师表”之所为。

毕业离校后，我多年没有到过母校，即后来的静乐中学。但在我心目中，母校仍然是值得留恋的，校园是圣洁的。万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母校竞被一些人弄得龌龊到了极点。

有位教师，造反起家，当了静乐中学的头头，因打人凶猛、成了某些人手下的一只“恶虎”。静乐中学成了县城的头号“高温车间”。其人其事，恶名在外，妇儒皆知。

那位名流，为了保自己，信口胡说，诬陷好人，登台坦白像背书一样，一口气将几百人揭发成了“特务”，并编造了“三特”的来历及其组织机构。他的坦白震惊全县，使静乐清队扩大化迅速升温到白热化。他立了“大功”，众多人却遭了大难。

1968年秋，全县教师集中于静乐中学抓“三特'斗走资派，行凶打人、刑讯逼供达到了顶峰。那时全校所有教室都被用作打人行刑的场所，整个校园一片惨叫声，常有死人被抬出校门。我被二次打倒后，曾在静乐中学遭到残酷的斗争。若非亲身经历，真不敢相信他们竟是那样残忍。

当时总的形势尽管普遍都“左”，但是在全县最高学府， 知识分子聚集一起，竟如此野蛮，让那么多无辜者的血泪洒在校园，这实在是耻辱。后人写校史，大概不一定作详细记 载，甚至不作记载，但这切切实实是曾经发生过的事。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再讲这些事无别的，只为两点：

一、矫正被扭曲的校史：静乐师范成立于1951年，1954年改为静乐中学，静乐中学的前身是静乐师范。

二、记下母校这段史实，作反面教材，让后人去思考。

四十五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

1999年8月，静乐师范第一班同学聚会于静乐县城，这是同学们自1953年底毕业分手后，45年来的第一次聚会。此次聚会留了影，印制了一本“静乐师范第一班同学通讯录”，通讯录的前面有一段“聚会简说”，再次说明了历史上静乐师范的存在及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也引起了我们对母校的深切怀念。现略加修改，摘记于后：

在原静乐县人大主任李广林和原县政协主席姜拴堂同学的大力支持下，由肖满堂、李真、李树春、李耀华和周应科等同学筹办，终于在阴历六月十七至十九天柱山庙会期间聚会了。部分同学因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或因通讯不畅收不到信 息而没有到，实际参加聚会的有20人，另有初师二班和初中一班的5位同学也参加了我们的聚会。聚会期间，我们白天重游静乐师范旧址原岑山书院，观赏游览修复一新的天柱山，晚上畅谈各自的人生经历，心情激动，彻夜不眠。

因为我们就读于师范，所以多数同学都是兢兢业业从教一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基础人才，可谓是桃李满天下。冯河、治平、广林、拴堂是我们班的佼佼者，他们先后被提拔到县处级领导岗位，廉洁奉公，政绩卓著，当官没有官架子，不愧是人民的公仆。部分同学改行从政，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无闻辛勤工作，受到同仁的肯定。有少数同学在改革开放后下海经商，成了百万富翁。还有个别同学因历史的原因，在人生的道路上栽过跟头，但他们坚韧不拔，勇往直前，都挺过来了，此次聚会都高兴的热泪盈眶。遗憾的是家住岚县、宁武等地的15位同学没有来参加聚会，尤其令人伤感的是，我们有10位同学已先后去世，而他们生前一直很重同学情谊。曹安珍同学于1995年5月临终前信步汾河畔，还留下最后一首七律诗：

盛世戏逗孙甥笑，人生福气老来多。

看到曹安珍同学的遗作，就更加激起我们这些活着的同学对那些作古的同学的无限思念。

对这次聚会与分别，同学们无不甚感慨，因为都是70左右的人了，再聚会一次谈何容易啊！

归途中，心潮澎湃，感慨万端，吟诗一首，以自遣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