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河水库的记忆

李广林

朋友，当你在汾河水库畅游或垂钓的时候，你是否知道 这里的过去和曾发生过的动人故事。上世纪50年代末，娄烦古镇经历了桑田沧海的大变革。1958年7月动工，在静乐的汾河下游娄烦地区的汾河主干流上，修建了一大型综合水利枢纽工程一汾河水库。水库南北长18.3公里，宽5公里，总面积32平方公里，库容量7.21亿立方米。相当于十三陵水库容量的13倍半。最高水线海拔1131.4米，是山西省最大的水库。水库总工程量达541万平方米，仅投资5154万元，平均每立方米库容造价7.36分人民币，是全国水利建设多快好省的典范。工程施工调动了部队、农民、工人、大专院 校师生、中小学师生，人数达5万余人的劳动大军，组成了突击队等战斗组织，采取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形式，昼夜奋战，基本不计报酬，完成了水库大坝工程。采用土物质结构，即水中倒土的方法，底宽465米，顶宽6米，坝长1002米，坝高61米，是世界第一先例，当时号称“第二官厅水库。”

水库建成后，保护了太原市、晋中、吕梁一市二地，九个县的200多万人口，300余万亩土地的安全。保护了太原钢铁公司等占全省三分之一的大中型工矿企业和重要交通干 线——太古岚和南同蒲铁路的安全。每年供给太原工业和生活用水2.52万立方米，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水库上游控制流域面积500平方公里（包括现在的宁武、静乐、岚县、娄烦四县的范围)。库区占去了以当时静乐县以娄烦镇为中心的土地面积5万多亩，大都是水浇农田，水库淹没区 5个乡镇、28个自然村、2万多人。这些土地都是静乐历史上的米粮川，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是静乐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刘少奇，贺龙、肖克、王震、徐海东、程子华、余秋里、彭绍辉、李井泉、康世恩、罗贵波、钱家英、浦安修等都来过这里，同静乐人民一起工作、生活和战斗过。晋绥边区及抗日群团组织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都驻扎在娄烦 带。仅娄烦地区的粮食供养抗日军队和地方干部2万多人。静乐人民在枪林弹雨中开展大生产运动，每年供给部队粮食四、五百万斤。建国前，静乐县仅娄烦地区就有3000多人参军，有440多名烈士为国捐躯，有10000多人的民工大军，随军作战，并在解放战争中，派出大批优秀干部赴四川、云南、 广东、广西、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参加开辟新区的工作， 成为当地的党、政、军领导骨干。因此，静乐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被晋绥边区首长誉为晋绥边区的“乌克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静乐人民为了支援山西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一汾河水库的建设，舍小家，顾大家，以忘我的红烛精神，忍痛割爱，放弃家园，再次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汾河水库的诞生，使得昔日的文明古镇，变成废墟，渐渐地煙没在水中，消失在库区移民的模糊泪眼中。古镇虽然已逝去，但古镇的历史文明及教育文化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获得永生。历史不会忘记静乐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巨大牺牲。抚今思昔，沧桑巨变，打开水库的记忆闸门， 穿越时空隧道，古镇的原始概貌，历历在目，渐渐地浮出水面，呈现在眼前，二完小的琅琅书声亦犹在耳畔。

由娄烦高等学堂、静乐第二高等小学抗日两级学校演变而来的静乐第二完全小学校，是静乐南乡的最高学府、教育文化的发祥地和人才辈出的摇篮。近百年来，静乐二完小随着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从古代教育发展壮大为现代教育，从应试教育过渡到素质教育，为县内和国家培养出大量杰出人才。在静乐发展史上，特别是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做出巨大的历史贡献。

娄烦一直是静乐县南部重镇，1971年5月，国务院决定新建娄烦县，属吕梁地区，1972年4月又划归省会太原管辖。

娄烦古镇位于汾河、监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依山傍水，地势平坦。滔滔汾河由北向南经镇东而过流向太原。西川监河自西向东流，由镇南注入汾河。昔日古镇，街道交错，店铺林立，商贾云集，还蕴含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镇中心以三教寺、财神庙、土地庙、熙真观、戏楼等古代建筑群为中轴线，分为东、西两个镇区。东西走向，戏楼以西为西大街和上西街；戏楼以东为东大街，过东门通往汾河岸边；戏楼以南为南大街，往南出南门通入监河岸。东西大街以北有南北走向的城隍庙底街、榆树店巷等小巷；东西大街以南有纸房巷，向西通往小西门，还有曹家巷，南大街以南有麒麟巷；在大南门以东有东西走向的下街。大西门外以北有背靠山城梁的瓦窑，大西门以西是通往监河川的尹家窑、 西果园、三元村等十多个村庄和西、南两川及出县境以西的马坊、方山、离石等县的大道；镇东门外有南北走向沿汾河西岸的大道，向北通往静乐县城、宁武、岚县、忻州，向南通往古交、太原。镇中心有建于1400年以前南北朝时北周修建的融儒、道、佛三教为一体的“三教寺”。三教寺以南有各个朝代修建的龙王庙、财神庙、土地庙等庙宇，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金碧辉煌的古建筑群。它既是儒、道、佛三 家文化的载体，也是静乐和娄烦历史久远文明繁荣的见证。
镇最北端的高地，叫衙门土城堡。这名称清楚地表明它是历史上地方衙门所在地，是地方衙门的办公场所。民国年间是区政府驻地，抗战时期日寇在城堡四角修筑过炮楼，后被我八路军和游击队炸毁。衙门城堡西侧有叫二贾则的小巷，是娄烦通往城北村的通道。娄烦古镇一直是静乐南乡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辐射晋西北的商业经济贸易集散地，积累了各种文化积淀，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直到日寇侵占前仍是晋西北地区经济贸易繁华的地区之一。抗日战争时，是静乐抗日政府的诞生地和抗日指挥中心，抗日政府迁回县城后，在娄烦设了区政府。

从建筑规模看，古镇依山傍水，是按古县城模式修建的，街道宽敞明亮整洁，建有东、西、南、北城门，西门还分大西门、小西门，城内亭、台、楼、阁齐全，建筑古色古香，座座寺、观、庙宇气势恢宏，香烟缭绕。

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娄烦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发达。1958年修建汾河水库前，在当时交通运输落后的情况下，娄烦地区汾河西岸，在汾、监河流域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小平原，水、陆交通方便。既有通往现在的静乐县城、岚县、宁武、岢岚、忻州的大道，又是方山、兴县、临县通往太原的必经之地。汾河过去流量大水位高，沿岸群众利用船筏运输。娄烦被 称为水旱码头，从娄烦地区的大背山、南阳山等原始森林中运来的木材，在娄烦排成木筏，沿汾河运往太原、晋南。当时汾河两岸、监河人口处木材货物堆集如山、高低起伏，连成数里。特别是河运旺季，加上沿汾河上游运来的宁武管涔山森林木筏，在娄烦汾河水面上呈现一派百舸争流的景象。

在娄烦古镇的四周，还有原静乐旧八景中的三个美丽旅游景点，这是在娄烦古镇北面峰岭底的“石硖温泉”还有古镇西面“龙和晚照”，和镇南面的“白岭仙葩”。

娄烦这块风水宝地，有山有川，山地原始森林覆盖，丘陵种植五谷杂粮，沿川是地广土肥的米粮川，地下煤、铁等矿藏丰富。这造成了娄烦农、林、牧、副、渔业和工业的兴旺发达，吸引四方客商蜂拥而至，投资开发，促进娄烦粮油加工销售业、旅店兼营贸易业、汾河木材货物运输业、小手工业等各行各业持久的发展。

娄烦古镇的繁荣景象，一直持续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寇铁蹄步步逼近，战争的硝烟使昔日繁荣的市镇， 逐步变得萧条冷落，满目疮痍。1939年日寇侵占静乐县城后，于1942年8月，侵占了娄烦镇，顿时，娄烦镇沦为人间地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经过浴血奋战，于1945年4月，将侵略娄烦的日寇歼灭后，娄烦镇的工商业才又恢复生机，并为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很大贡献。

娄烦古镇不仅经济繁荣昌盛，而且教育文化也很发达。在教育文化设置方面，除县级领导机构外，其它基本和县城一样设置。县城有什么，娄烦也有什么。县城有佛、道、观、庙等三教文化设施，娄烦同样也有寺、观、道、庙等三教文化设施。民国以后，县城有高等小学堂，娄烦也同样设置。解放后县城有第一高等小学，娄烦有第二高等小学。县城有第一完全小学，娄烦设第二完全小学。县城设中学，娄 烦也设中学。从历史到当代，由于娄烦地区的经济繁荣致使娄烦及娄烦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局面，为地方、国家培养和输送大量的杰出人才。

二完小演变

清朝末年，世界资本主义思想和文化逐渐向中国封建社会渗透，帝国主义入侵接连不断。受此影响，国内朝野掀起变法热潮，民主革命思潮高涨，革命运动开始酝酿，封建教育制度和办学模式也随之调整变革。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清政府颁诏将全国府、州、县书院改为学堂。

当时静乐教育经费不足，师资缺乏，也没有相应的教材。加之旧观念较为严重，设立新型学堂困难较大。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才将岑山书院改为静乐高等小学堂（实际是初级、高级两级小学）。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将尹家窑尹沛泽1905年度 科举以后建立的小学堂定名为娄烦高等小学堂。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以后，在反帝反封建和新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全国教育制度出现了大变革。1914年，静乐县政 府根据省国民政府的精神将寺坡上的高等小学堂改为静乐县第一高等小学校，同时也将娄烦高等小学堂改为静乐第二高等小学校（简称娄烦二高）。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国共合作期间为适应全民族抗战的需要，县抗日领导机关将原来学校名称前冠上“民族革命”四个字，称作“抗日民族革命学校”。

1940年“晋西事变”后，静乐抗日政府在娄烦地区成立了“静乐县抗日游击两级小学校”（简称娄烦抗日两级小学校）。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日寇侵占娄烦后，娄烦二高撤消，部分学生并入抗日两级学校。
1945年日寇投降后，抗日政府将娄烦抗日两级小学更名为“静乐县完全小学校”。

1946年抗日政府由娄烦地区迁往静乐城，同年静乐第一完全小学在城内老爷庙院内成立，同时将娄烦的“静乐完全小学校”的名称改为静乐县第二完全小学（简称二完小）。

1947年土地改革开始，全县学校停办，二完小也随之停办。

1948年全县学校复课，娄烦二完小也随之复校。

1954年娄烦二完小一至四年级迁址于娄烦老爷庙院内，成立娄烦小学，原二完小五至六年级校址不变，校名改为“静乐县第二高级小学”，简称“娄烦二高”。

1958年娄烦初级中学在二完小正式成立。1961年二高从中学分出，与娄烦小学合并，校名为“静乐县娄烦小学”，到1968年改为七年制学校。1971年娄烦新设县，校名改为“城关七年制学校”。1975年，娄烦七年制学校的初中班并入娄烦中学，原七年制学校名称改为娄烦城关小学校。

1976年娄烦七年制学校重新修建校园，由旧址迁到南大街，校名改变为“城关八年制小学”。

1993年城关八年制学校经省教委验收合格，立为标准化学校，改名为实验小学至今。

娄烦高等小学堂

娄烦二完小的历史，始于清末设立的娄烦高等小学堂。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纷纷入侵中国，“废科举，兴学堂”，逐渐成为全国的强烈呼声。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颁布兴学招书，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1903年又颁布《癸卯学制》废除科举，兴新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静乐将岑山书院改名为静乐高等小学堂。当时书院改制诏令推行较为顺利。到清末，各省书院基本改制成学堂。古老而传统的书院跨向近代，接通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血脉，在改制中获得重生。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在废科举、兴学堂思想的影响下，娄烦“达泉当”创始人尹万达之子尹沛然先生，立志兴学育人，在娄烦创办私塾，创立了娄烦小学堂，校址设在娄烦城隍庙院内。而后尹沛然的四弟尹沛泽在平阳府任教谕四年返乡后，在多年办学习惯和兴学欲望的思想影响下，大力协助哥哥沛然办学，并倡导办成娄烦高等小学堂和女子学校。他们首捐银元200元，乡亲们也纷纷响应，勇跃捐助。在原来小学堂的基础上，办成了娄烦高等小学堂。这一创举得到当时县令赵延桂的赞许和认可，于1906年正式定 名为“娄烦高等小学堂”。学堂聘请了清朝末年全县德高望重的秀才王嘉宾（童子崖人），冯乐善（下静游村人）担任先生。两位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教学有方，培育出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被人们尊称为“秀才模子”。他们也是共产党早期革命家，山西党团组织创始人高君宇的启蒙老师。

尹沛然、尹沛泽两位先生的兴学精神和办学壮举，得到了乡亲们赞誉和官府的认可。娄烦高等小学堂的创建为1914年静乐第二高级小学校（简称二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清政府颁布的《壬寅学制》规定，将学堂全部学程纵向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启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

娄烦高等小学堂，属于初等教育第一阶段的第三级。其办学宗旨为培养国民之善性，强壮国民之身体。初等小学堂的学生可进入高等小学堂，每星期授课36小时，学制四年。所授科目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九门。修身教材“四书”为主，经学教材以《诗》《书》《礼》《易》为主。

但是，在办学初期，学堂在“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只不过增加了点自然科学知识，其余仍沿袭旧的一套。虽设有新课程，但无师教学，形同虚设。教师 则是拖着长辫子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老学究”，所授之书仍然是千古不变的四书五经，与科举制度依然藕断丝连。学校毕业考试，仍给予科举出身的资格。同时还规定学堂在课堂、礼堂、办公室都要悬挂“圣谕广训”，师生必须严格遵守，所有初小、高小均设置读经课。

学堂内渴求知识的学生，往往对这种“以循规蹈矩为贤明，以唯唯诺诺为老成”的旧观念、旧教法、旧规矩十分反感。高君宇在静乐高等小学堂读书的时候，也同样对死读书的做法感到厌倦。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常和同学们出入书市，吸取崭新知识的甘露，考入太原省立第一中学后，他广泛接触新学，并开始探索救国真理。

直到辛亥革命后，这种封建落后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才逐步得到改观。

第二高等小学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教育进行了改良，学堂改称学校，堂长改称校长。学校教育开始向现代学校迈进。全县的高等小学堂和初等小学堂也统一改为学校。初等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废止读经、讲经和奖励出身制度。全县教育开始发生了较大变化，随之兴办新型学校，成为静乐人民的一大愿望。但是，因静乐条件受限，经济因难、师资不足，直到1914 年将城内高等小学堂定为静乐第一高等小学校，娄烦高等小学堂定为静乐第二高等小学校（简称静乐二高）。静乐二高第一任校长由前清拔贡李光裕担任，之后依次为：冯乐善、李耀庵、韩佩元、王青云、王仁庵、苏化南、郭顺道、吕卜山、王书云、李润宇、尹佐、冯廉山。教员先后有：李光裕、冯乐善、王锦文、赵南杰、李灼华、冯善达、尹学瑞、王仁庵、尹邦烈、苏化南、李荫厚、孙贞、苏炳元、郝安英、王守清、王书云、苏自强、尹佐、郝成仁、赵秉钧、李润宇、尹晓楼、苏桐凤、冯廉山、褚志圣。校址设在娄烦镇城隍庙院内，建校后，增修校院一处，连庙院共占地十亩。二高治学严谨，师资质量高，学风正，每次全县会考都名列前茅。学制实行四三制，即：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开设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修身、卫生、唱歌、图画、体育等课程。

老二高十四班学生苏玉峰回忆说：“娄烦老二高的校风十分严谨，在校门屏风上铭刻着校训（勤、俭、诚、毅）四个大字。不论在街头会坊，家长们对二高都有一种自豪感，一般人也有一种羡慕感。……二高由于校风优良，校纪严明， 管理得法，师资质量高，学生学业完成好，毕业后无论升学或工作，都有一定文化基础和工作能力。在参与全县高小会考中，多次名列前茅，总在全县四所高小中占一名、二名。”

娄烦二高从1914年建校起到民国二十八（1939) “晋西事变”前持续办学近20年时间，共计毕业18个班，毕业学生430余名。

这个时期的学生由于受新文化思想影响，特别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们和革命先驱高君宇、吕调元一样，刻苦学习，思想活跃，追求真理，忧国忧民，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二高师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 救国，唤醒民众，在娄烦地区首次出现抗战革命歌曲的声音。1933年，在毕业于二高七班的山西大学学生郝宝英的倡导下，二高组织了 “倡用国货实践团”公开查封日货，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唤醒群众自觉抵制日货。1936年红军东渡来娄烦，二高师生协同红军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1937年6月，静乐牺盟中心区刚组建，就派人来娄烦宣 传发展牺盟会员，在二高七班毕业生尹毓兰和苏桐凤等人的协助下，以二高为基地，发展会员。在较短的时间内很快发展会员1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二高毕业生和在校生。

1937年秋，在忻口战役沿北同蒲铁路线溃退下来的大批阎锡山部队的散兵到处抢劫、残害百姓。在贺龙120师地方工作队刘达仁的带动下，苏桐凤、尹毓兰等人以二高学生为骨干，组建了有300多人参加的牺盟游击队，这是娄烦地区第一支地方抗日武装。他们收容阎锡山散兵，保护家乡，为前线抗日军队输送新兵，并动员群众参加抗日。

二高在上世纪30年代办学历程中，不仅成为娄烦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心，而且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大批人才。

抗日两级学校

在日寇侵占静乐城后，抗日指挥中心由静乐移向娄烦地区。为适应战争的形势需求，抗日政府在战争烽火的困难环境中，以娄烦二高为基础创办了一所全县唯一的特殊抗日游击两级学校。

940年后，日寇步步逼近娄烦，不断扫荡，在抗日政府支持下，二高撤出娄烦，在二高的基础上把学校名称改为静乐抗日游击两级学校，（简称抗日两级学校）起初设四个分校，由尹佐、冯廉山、王书云等负责。四个分校分别设在娄烦镇、三元村、兴旺庄、马家庄。日寇侵占娄烦后，敌人 “扫荡”频繁，四个学校难以办下去，被迫又缩成一个学校即抗日两级学校。为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加强学校领导， 经地委同意，县委和政府委派当时县政府民政科长李有奎同志担任校长，学校转移到天池川、韩家沟、红洼、河边、南岔，鹰落沟，陈家庄、王家崖，马道沟等后方山村办学。

其间教师有尹家窑村尹佐（山大历史系毕业)、常家坡褚志圣（国民师范毕业)、韩家沟刘思和（太原川志医专毕业)、下静游村冯廉山（国民师范毕业）和岚县李多寿等担任。后期，教师增加了王声、李如楠、高波（女)，李天估，许强等。

在战火弥漫中办学困难重重。没有教室，由学校师生和当地群众一起动手整修，或借用民房做教室；没有桌凳，用土块或石头垒砌；没有黑板，用烟囱的灰面刷在木板上，或改匾牌当黑板；没有纸张，用沙盘代纸、土地代纸，树枝作笔。娄烦、古交日军常出“扫荡”，学校常随政府转移。于是，学生学会了打游击，有时一天转移好几个地方，夜里站岗放哨，披星带月。即使在这样极其恶劣的困难情况下，学生仍坚持文化知识的学习。

在抗战烽火中组建的学校，师生们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为避敌人的“扫荡”，有时转入深山老林，有时住在山庄窝铺。敌来隐蔽，敌走学习。在日寇“扫荡”，国民党军队封锁的情况下，学生们常吃糠咽菜，用黑豆充饥成了家常便饭。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开展生活自救。拾粪、打柴、开荒种地、纺线，打麻绳，织毛口袋，强度难关。

再是课程设置和教材。因在战争环境下办学，没有统一的教材。学校教育工作，遵照毛主席1937年3月25日指示的抗日时期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所以根据地的学校，都以为民主抗日、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为目标。课程有政治、语文、算术、史、地、音乐、体育等。教材虽由晋绥边区统一编印，但由于印刷和纸张困难，起初只给学校分 一、二套，大学生自己抄，小学生由大学生和老师代抄。

语文课有说明文和记叙文、诗歌等。如第一册第一课的内容是“日本好比狼，比狼更凶狠，我们要打狼，更要打日本”；算术课参考民国前的小学用书，政治课主要是收集首长的讲话，晋绥边区的《大众日报》等抗日报纸，由校长和老师自编政治课教材，同时还是宣传教育群众的资料；音乐课以教抗日歌曲为主，抗日歌曲还请县、区干部和部队人员教唱。抗战初期有《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抗战中期有《游击队歌》《黄河大合唱》，抗战反攻阶段有《打碉堡》 等，都与战争形势和中心工作结合。体育课，以捉汉奸、练习爬山、跑步、正队、投弹、操练为主。通过各种课的学习和活动，对学生进行抗日教育，激发学生的抗日激情。

此外，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在反“扫荡”中，帮助 群众“空室清野”，动员公粮入库，书写抗日标语，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文艺宣传；开办冬学，教群众识字，特别是组织青少年开办识字培训班；开展生活自救，大生产运动等。

这些实实在在、丰富多彩的课外课内活动，正是培养学生生活能力，创造能力、实践能力、工作能力、组织领导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校本课程。这一历史经验，在今天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形势下，值得我们借鉴。

为了配合抗战，学校组织了抗日文艺宣传队。演出的都是反映当时形势和任务的内容。除排练传统剧目、自编节目外，还有边区流行的节目，如眉户剧《大家喜欢》《王德锁减租》《张初元》《吃亏上当》。还有传统晋剧节目《芦花计》《桑园会》等等。宣传的范围，除娄烦地区外，还扩大到交城西冶川的水峪贯、南头、麻会、睦联坡等地。

娄烦抗日学校的文艺宣传活动，一直延续到日寇投降。学校返回娄烦，成立二完小。群众赞扬说：“这班娃娃戏演的真好看。”

这所游击学校，规模不大，每年招收两个班，但它在抗日根据地影响很大。不少青少年都想到抗日游击学校深造，参加抗日。住进学校的学生都是有志青少年，他们既是学生也是抗日宣传队和抗日后备军。虽学习条件差、时间短，但经过战争烽火考验，艰苦环境的磨练，求知欲强，成熟早，从小树立了随时为国家、为民族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日本侵略者侵占静乐、娄烦后，采取了“烧光、抢光、杀光”的 残酷政策。这虽是一段苦难深重的岁月，但在“抗大精神”的教育培养下，大多数学生提高了革命觉悟，磨练了革命意志，坚定了为国家奋斗终身的信心和决心。敌人的暴行只能激发师生们的民族仇恨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勇气。

两级学校从1940年创办到1946年，毕业近300余名学生，在这些学生中，有一部分继续输送到晋绥边区、兴县一中、贺龙中学、汾源中学、晋绥实验学校深造，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有一部分直接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走向 全国各地，成为各地党政军的骨干领导力量，成长为县团级 干部的有200多人，晋升为地师级干部十多人，省军级2人。

静乐军民在县委和抗日政府的领导下，紧密配合正规军，奋起抗击日军。经过近7年与日本侵略者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1945年9月12日将日本侵略者赶出静乐。从此，静乐全境获彻底解放。抗日政府回到静乐城接管了静乐政权。人民从此当家作主，两级学校回到了祥和喜庆的和平环境，学生在校长林野和老师的带领下，由下石家庄回到娄烦镇，县政府将两级学校名改为静乐县完全小学，校长由李若愚担任。

第二完全小学

1945年9月12日，日军撤离静乐城，静乐县委、抗日政府迁回静乐城。同年静乐第一完全小学在城内老爷庙成立，同时将娄烦完全小学的名称改为静乐县第二完全小学校（简称二完小）。

1945年秋季，县政府着手对日寇撤退后全县学校的恢复、整改工作，派王善清老师负责，二完小的筹建工作，学校设在娄烦城隍庙底街尹家东西两院内。东院一进两院，建筑古色古香，院落宽敞整洁，房屋整齐美观，是读书求学的好地方。学制为四二制，初小四年，高小二年。高小预科班一年，全校学生100多名，教师十几名。外地学生全部在学校住宿。学校上午上课，下午参加劳动，勤工俭学或参加社会宣传活动，学生按照分工的不同，由教师带领，有的种地劳动，有的纺线织布，学校发扬抗大精神，自己动手，解决师生的学习生活用品短缺的问题。

1947年7月初，县政府遵照晋绥边区“防旱备荒，停办学校”的指示精神，全县学校停办一年之久。到1948年春，全县各级积极筹备恢复学校的工作。到8月1日，晋绥分局、行署发出“关于恢复学校的通令。”后，静乐县委于本月上旬做出“恢复全县受灾地区学校的决定”，同时对全县70余名教师进行培训，到11月底全县学校全部复课。

县政府对二完小的复课很重视，派静乐二区区委宣传委员、老党员刘锦玉担任二完小书记兼校长。在任期间，刘锦玉以身作则，恢复学校停课后的教学秩序。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学校党团组织，发展党、团员，整顿校纪、校风、学风，为二完小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如二完小学生胡梁，是不甘受封建虐待而逃出的童养媳，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参加人民解放军，后来成长为医学专家，曾任太原市交通医院院长。
二完小在复课中，还调来一批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负有盛名的老教师任教。如冯化恩、苏化南、刘进敏、王仁庵、张季炎、王守清、武进奎、刘让、尹岑全、李茂林、高全德、刘思和等。冯化恩任教导主任，刘锦玉调县工作后，冯化恩继任二完小校长。他毕业于省立第一师范，曾在静乐城内、康家会、静游等学校担任教师、校长多年，有丰富教学和学校领导经验，他培养的学生有不少走上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长为部队和地方各级领导骨干。在抗日战争中，他以教书作掩护，在抗战期间做了不少秘密联络工作。1941年被选为晋绥边区参议员，他为静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奋斗终生，做出了很大贡献。

还有苏化南老师，他是太原国民师范毕业后回静乐任教，曾在本静乐城内、娄烦、杜家村等地任教多年，以讲授见长。上世纪50年代在静乐一完小任校长期间，筹办师范和中学的工作，接着担任静乐师范和中学的校长，在静乐中学任校长二十多年，为地方和国家培养不少人才，为静乐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相继调来二完小任教的刘进敏、王守清、张季炎、高全德等老师，在二完小任教期间，由于教学成绩显著，被晋升为静乐初中、高中的教师，其中刘进敏还担任过静乐中学教导主任直至退休。

二完小复校后，从1948年冬季到1951年，共招收高小四个班，初小两个班；高一班人数最少，十几个学生，二班二十几个学生，三班、四班人数较多，各三十多名学生，共计招高小班近百名学生。课程设置，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政治、音乐、体育、图画、自然常识等。

新进校的这批学生是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农村学生，他们不怕吃苦，如饥似渴地学习，求知欲强，在他们身上不仅有缺衣少粮、吃不饱肚子的饥饿感，同时也有追求知识文化的紧迫感。在战争年代学校时停时办，没有真正的坐下来读书的时间，错过了上学求知的机会，不少同学年龄大了，还在低年级上课。因此，他们在学习和上课时，注意力集中，认真听讲，认真记，连一个五六个人共享一盏油灯的自习也不愿放弃，恨不得一月想把一年的书读完。

娄烦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很高的地方。县里给城内和娄烦派教师的时候，选择了知识渊博、德才兼备和有一定声望的老师。1948年复校后，派往娄烦二完小的冯化恩、苏化南等十几位老师，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培养起来的文化人，学历高，知识渊博，思想开放，师德高尚，事业心强，又有一定教学实践经验，是在教育界和社会负有盛名的教师。

如饥似渴追求知识的“饿”学生，碰上了满腹经纶、事业心强的“富”老师，实在是如鱼得水。在很短的时间内，二完小校园出现了教风正、学风浓、生动活泼，教书育人的可喜局面。1953年，岚县、宁武、静乐三个县的高小学生会考，除第三名外，一到四十一名都是娄烦二完小的学生，由此，曾一度时期在全县掀起了“向二完小学习”“向二完小看齐”的热潮。

二完小校长刘锦玉十分注意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他来校后，就立即抓师生中党、团组织建设和思想教育，年龄大、觉悟高的同学尽快培养他们成为入党对象，或吸收正式党员；年龄小的同学培养他们参加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在学习上、 工作上、生活上起模范带头作用。同时还组织学生走向社会，参加学校和农村的生产劳动，培养学生劳动观念和吃苦精神。

课余还发动学生组建了学校文艺宣传队。结合形势和党的中心工作，自编自演文艺宣传节目。以教师李林富、刘福达、武进奎为主，组建了二完小业余文化宣传队。结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贯彻“婚姻法”等工作，编演了《谁的过》 《刘巧儿》《小女婿》《妇女参军》《渔夫恨》等歌舞剧和晋剧节目，不仅在学校和娄烦演，还走出去，到农村演，如西南川的三元村、大夫村、蔡家庄、河北庄、兴旺庄等村庄演出，受到农村干部、群众的好评和赞扬。在教育群众、宣传群众的同时，在学生中涌现出一批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如高二班的王毅、梁金玉、刘静英、王元祥、阎枫、尹改英，三班的曹兴亚等学生。

1950年静乐师范在寺坡上成立后，二完小高一班毕业的学生考入静乐师范的有冯绪拴、冯新地、尹振兴、景国钧、赵元贵；高二班没毕业就考入师范的有王毅、高凤奎、席国栋、郝惠珍、李广林等同学。

1952年高三班、四班的同学大部分考入新成立的静乐中学，还有的考入忻州、阳曲和太原的中学。

1949年二完小校长刘锦玉调回县里工作，接着苏化南也调回静乐一完小筹建静乐师范和中学，师范招生后苏化南任师范校长。

刘锦玉校长调走后，二完小校长由冯化恩担任。任职更是兢兢业业，既要做全校的领导工作，又身不离讲台，就这样长年累月忘我工作，于1951年4月17日病卒在讲台上。全校师生悲痛万分，挥泪送灵。他逝世后，静乐县委、县政府在县城举行40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由县长闫树德主持，县委书记梁绪龙致悼词，悼念他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痒的光辉业绩。正如县委、县政府的挽联所云：

勤奋教学培养良才病在讲台功垂千秋

终身奉献教育事业逝在校园流芳百世

冯化恩逝世后，二完小校长由刘进敏接任。

二完小从1948年复校到1971年娄烦新建县，20多年共培养毕业学生5000多名，他们相继升入初中、高中、大学深造。有的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成为专家学者；有的大学毕业后继续深造获得了研究生、博士学位；有的参加工作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和领导骨干；有的深造后回本地区，锻炼成长为各级领导骨干。

实验小学

1958年娄烦古镇被汾河水库淹没后，娄烦镇又重新迁建在原娄烦以西15华里的河家庄监河岸边，一直到1971年建县前娄烦镇的名称没有改变，静乐南乡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也没有变。1971年新建娄烦县后，娄烦镇又成为县城所在地，理所当然地成为娄烦政治文化中心。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已发展成街道整洁宽敞、楼房林立、设施齐全、经济繁荣、教育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富裕的现代化新型县城。

学校教育由小学发展到初中、高中、职中现代化学校。原来的二完小，随着娄烦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学校规模逐渐扩大，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到1993年经省教委检查验收合格，列为全省标准化学校之一，改名实验小学。当时省委副书记梁国英为学校亲笔提了校名。经过几年的努力，学校轨制进一步扩大，加强素质教育，不断进行教学改革，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到1996年发展到30个教学班（普通教育26个班，学前班4个），在校生1760多名，成为县城最大的小学。教职工增加到100名，其中任课专职教师83名。教师合格率达100%,优良率达73%。经过全体教职工的不懈努力，已成为全县小学的龙头学校，引领着全县小学向现代化教育迈进。

昔日二完小的旧貌不复存在了，但他的灵魂，就像阳光在汾河水库中的水中折射出的七彩光一样绚丽。二完小具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办学精神；具有团结紧张、友爱和谐的校风；具有循循善诱、因势利导、联系实际的教风；具有学而不厌、孜孜不倦的学风。实验小学继承发扬二完小的办学精神风格，推行素质教育，进行教学改革，已经发展成为全省标准化的学校。

桃李争春

娄烦高等小学堂从清末创办以来，到后来发展演变为二高、两级学校、二完小、城关小学、七年级学校、实验小学。虽然经历不同的阶段和名称，但其育人的主题永恒不变，都成为娄烦教育文化的圣地，培养输送人才的摇篮，在娄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
从1914年到1939年二高毕业17个班，430多名学生；从1940到1946年两级学校毕业300余名学生；从1948年到1971年二完小毕业5000余名学生；从1972年七年制学校到实验小学阶段培养输送学生近万名。

些莘莘学子中有经过锻炼成长为军队将军、省、部级领导干部；有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政治活动家；也有升学深造成为研究生、硕士、博士、专家、学者的；还有建设家乡、带领乡亲致富发展经济做出卓越贡献的农民企业家……如此骄人的成绩，真是桃李争春遍天下。众多学子的成才，不仅是学堂、二高、两级学校、二完小、七年制学校、城关小学、实验小学的功绩，而且是娄烦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下面仅列举解放前和建国初期部分学子的生平业绩简介以作佐证。

早在封建时代，静乐县以娄烦镇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就是一个人杰地灵、言语文风炙盛、人才辈出的地方。明代进士王希曾，官至右都尉司。清代姚士林，做过知县。中举人者有明代王瑞、王浩等5人，清代强希谦、段建业等7人。贡生有明代苏应春、清代冯芝等9人，中秀才者清代就有李清等35人。

清朝末年，朝廷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入中国。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国内军阀混战。从娄烦学堂走出的高君宇，抱着求知热情，考入山西省立一中，他“目击时艰，痛国沉沦”，认真学习进步刊物，痛斥袁世凯卖国罪行。1916年考入新思潮浓重的北大，接触有进步思想的导师和学生，很快成为学生领袖。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接受马列主义，与邓中夏等北大19名学生组建了马列主义学说研究会，公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文章。接着组建北大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第一任书记，还组织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与邓中夏等发动和 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高君宇是最早的成员之一，1924年春，高君宇回山西太原，与贺昌、李毓堂等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的组织。从此，高君宇找到革命真理，走上了中国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政治家。对党的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委之一。他随孙中山北上，在北京筹建“国民议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他的奋斗精神，革命智慧和才能，救国救民的业绩，在中华大地树起了永远的革命丰碑。

在“五四”爱国运动和马列主义思想鼓舞下，在高君宇革命热情的感召下，娄烦高等学堂与二高的学生们和全国革命的热血青年一样，忧国忧民，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七七事变”之前，娄烦学堂、二高的学子郭炳、段补棋、王庆生、苏桐凤、尹毓兰、郝宝英、郝效烈、李祥瑞、刘汉夫、曹迪、李有奎、李茂春等纷纷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郭炳，郭家庄村人，二高四班毕业后，考入太原省立一中，1924年奔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与刘志丹同队，黄埔军校毕业后，蒋介石叛变革命，郭转入做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冬由刘志丹介绍到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部担任副师长，后任红军四方面军红五军团政委，他爱兵如子，作战勇敢，多谋善断，每次战斗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先。第 一、二次反“围剿”战斗中，屡立战功。1932年在浙江鄂榆湾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7岁。

庙湾村的段补棋，从二高四班毕业后，考入省立一中，1924年由郭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奔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军官学校，毕业后，经党组织介绍在部队做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到鄂豫皖苏区，在徐向前部任红86团团长，后奉党的指示，在武汉做党的地下工作期间，被反动当局逮捕，于1932年9月英勇就义。

二高七班的学子尹毓兰，在省立一中就学期间，于1930 年经当时的省委书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学校学生上街宣传抗日救国，以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他曾三次被反动当局逮捕，遭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在第三次被捕后，敌人残酷拷打，他深夜逃过汾河时，足上的十指全被冻掉，从此，患上外伤性神精病，疯疯癫癫，过上辛酸的生活，1960年病逝，时年50岁。

西街村的苏桐凤、城北村的王庆琛，分别在1936、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投入民族战争，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无私奉献，不怕吃苦，不怕牺牲，苏桐凤在1948年与李国珍等北上到绥远开辟新区工作，在途中遭敌人突然袭击牺牲，王庆琛在晋绥六分区任敌工科副科长期间，到五寨县做阎锡山部队的反正工作，途中被捕遇害。两人英年早逝，牺牲时两人都是三十八岁，他们的英名刻写在静乐县革命烈士纪念塔石碑上，他们的鲜血写下了光辉的革命篇章。

娄烦二高学子李祥瑞，在太原成成中学就学期间，就投身革命，在抗日战争中，他发动群众，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在解放太原前夕，他配合地下党领导赵宗复，为太原早日解放，争分夺秒地工作，进行收集敌人城防军事部署和敌人反正起义的工作，因叛徒告密被捕，于1949年3月10日，在太原解放前夕英勇就义。与他一起遇难的还有七名革命青年，被誉为八君子之一。太原解放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大夫庄的郝宝英，二高毕业后，考入山西大学，他在二高和山西大学期间，就积极组织学生，宣传抗日抵制日货，投身学生的爱国运动，1936年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7年参加晋西北政府的抗日工作，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省检察院检察员，省法学院教导主任，省科学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冤狱三年，1976年平反。

二高学子李有奎，是在1936年红军东渡后，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入党后，在静乐娄烦一带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为静乐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担任县青年救国会主任，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抗日政府民政科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娄烦二区建党，粉碎“晋西事变”，建立民主政府，反“扫荡”，延安整风等许多重大活动和斗争。参加过保卫延安前线的服务工作，随军参加过解放绥远的战役。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在交城关头整风遭到诬陷而被批斗；在省第四劳改支队任副政委期间，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虽然政治运动中挨整，但他无怨无悔，仍坚信党的领导，后来得到平反，在娄烦县担任县委常委，县公安局长。1983年离休，享受厅级待遇。

二高的学子中，还有娄烦镇的苏应明、娄家庄村的李茂春，他俩分别在1935年和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初期，均参加静乐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参加摧毁静乐县阎锡山政府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应明担任河北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文化大革命后，任河北省化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石家地委顾问等职，1982年离休享受副省级待遇；1948年随军南下 的李茂春在四川开展新解放区的工作，1956年后任四川政治干校教务长，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成都市政协法制会副组长。1985年离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二高学子在国难当头，像全国热血的革命青年一样，纷纷参军参战，参加地方抗日武装和地方政府的抗日工作。经过艰苦战斗环境考验和锻炼，逐步成长为各级党、政、军的领导骨干，担负起组织群众和指挥战斗的领导责任。二高学子先后走上地司级以上领导岗位的有尹晓楼、李毓锦、段晋炤、常服莹、褚培仁、段秉仁、曹志仁、郝效烈、冯爱奎、郝林杰、冯静卿、段有德、闫树德、王声、王善清、李一华、尹毓璜、段永泉、郝德润、冯唐、冯德、王聚清、李润仁、张泓、尹月昌、王俊林等。他们在民主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国家，为民族的富强，为社会的繁荣昌盛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这些二高学子中，有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因形势发展的需要，北上绥远，内蒙，南下广东、云南、西进四川、青海、西藏开辟新区工作，成为当地的领导骨干；有的留在本省、本县坚持地方的领导工作，如留在静乐县的段晋炤、段有德、闫树德、李一华、王聚清等，分别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先后担任静乐县的书记，县长等职。他们几乎同一个时期参加工作，同一个时期加入共产党，都是从村、区、县，由基层到县级一步一步锻炼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他们贴进群众，爱国爱民，秉公办事，廉洁奉公深受百姓爱戴的好父母官。段晋炤于建国前南下四川，开辟新区工作。建国后，任四川绵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四川省政协常委，段有德调山西省运输公司阳方口公司党委书记，厅级待遇。李一华调任忻州粮食局，外贸局任局长，厅级待遇，闫树德调忻州地区人事科科长，厅级待遇，王聚清调宁武县委、神池县委书记，忻州行置计划委员会主任。

老二高学子李林桂、吕秉谦、刘锦玉、张应荣、冯競等，建国后，走上县级领导岗位。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努力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老二高学子韩恒庆、冯象协、冯秉谦、刘镇岳、周维玉、刘肇津、王芝英等，他们经过多年的学习深造、刻苦实践，研究中西医学，逐步成为治病救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群众爱戴的中西医药专家。

在抗日两级学校毕业的300多名学生中，有一部分进入晋绥边区临县一中，汾源中学，晋绥实验学校、贺龙中学深造，之后走上革命道路。有一部分是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走向全国，成为各地党政军的骨干力量。其中成长为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有200多人。

两级学校毕业的张永贵同志，离校后就参加了吕梁剧社的工作。他在校时，并没有经过专门的艺术训练，到剧社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刻苦钻研表演艺术，一生中不求官，不求名，单求艺术精。他钻研历史剧，学习现代戏，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后来当过班主，领过戏。曾有过不少当领导的机遇和条件，但他只在戏剧的生、旦、净、末、丑中寻求艺术精华，体现自身价值，用艺术魅力教育人，宣传人，忠心耿耿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艺术才华。

在静乐工作的阎俊、赵芝英，他们都在抗日战争中出过力流过汗。阎俊一直搞财贸工作多年，是理财能手，曾担任县供销社主任、商业局长。娄烦新设县后，他当过局长、财贸部长、县革委会主任、政协主席。赵芝英在静乐先后担任过公社书记、林业局长、文教局长、县政协副主席。

王守珍离校后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就担任了汾阳县委书记。周存仁毕业后，参加了八路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任陕西部队医院政委。张宏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林业部干部处处长。崔保成参加工作后，于1948年调四川开辟新区工作，后任绵阳市地区税务局长，与崔保成一起南下的赵景云任四川绵阳地区任文教部长。

马家庄村的刘文杰，从两级学校毕业后，参加了八路军。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少将参谋。

赵柏森毕业后投身革命，参加过抗日战、解放战争。解放后先后任陕西省出版局局长，省委宣传部长，省政法委书记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县政府于1946年将抗日两级学校，更名为静乐县第二完全小学，从此，二完小进入了艰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考入二完小的学生，大多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硝烟中少吃没穿的艰苦环境中渡过来的穷孩子。有的年龄大了，在战争环境中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环境造就了他们能吃苦，不怕困难，求知欲强，顽强拼搏的精神。他们进校后，在刘锦玉、冯化恩、苏化南，刘进敏等一批又一批慈母般的老师关怀爱护引领下，继续发扬二高、抗日两级学校的“抗大”办学精神，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克服了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教学条件简陋、生活条件差等诸多困难。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好学，团结和谐的办学精神，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把学校办成了教风正、学风浓的静乐第一流学校，为高一级学校和国家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英才。

在二完小复校和前期入校的学子，都经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个发展阶段的实际锻炼，他们参加工作后，不同程度地经过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发展阶段的锻炼，经过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学大寨，学大庆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锻炼和考验。在他们中有：将军、学者、教授、教师，有工人、农民、商人、军人，还有人民功臣，劳动模范、普通百姓。他们在各自的人生旅途中，历经磨难，矢志不渝，与社会兴衰同呼吸，与民族兴亡共命运。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繁荣，家乡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8年二完小复校后，招收的第一、二班学生，虽学生人数不多，第一班15名，第二班30名同学，但他们个个思想觉悟高，勤奋好学，进步很快。在一班毕业的同学中有冯绪拴，冯新地、尹振兴，景国钧，赵元贵。二班的高顺奎、王毅、郝慧珍等考入静乐师范一班深造，毕业后有的从教，后来有的从政。他们任劳任怨，爱岗敬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成为县级中层领导干部和群众赞扬的人民教师。还有二班的品学兼优的郝慧珍、李元奎、冯静、一班的韩天禄、景国钧同学，困难时期，苦读求学，步入工作岗位后，正在施展各自才华，为国奉献的时候，却英年早逝，离开了亲人和他们热爱的工作。真令人痛心，惋惜。

于1948年就读二完小二班的张晓、王毅、李梦白、王琳、段士杰、段爱洁、曹文玉、尹改英、褚静海、梁金裕等同学，参加工作后有从政的，从医的，还有从军的。他们在战争年代少吃没穿，没有机会上学。参加工作后艰苦环境的磨练，造就 了他们艰忍顽强的品格。他们干一行爱一行，为家乡和国家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均晋升为县级中层领导干部。其中王毅同学从娄烦中学校长岗位下来后享受处级待遇。褚静海参加地方武装工作后晋升为团级领导干部。毕业于高二班的温玉涛、史俊章、罗贤同学，于1951年考入太原行政干校，毕业后留太原工作，为太原的市政建设和交通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温玉涛、史俊章提为处级领导干部。

二完小一班的韩天祥、胡梁同学。后来成为结发夫妻，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比翼齐飞，做出了很大贡献。韩天祥考入太原师范学校，毕业后，参加教育工作，从讲台走上学校领导岗位，曾任过太原17中等几个中学的校长几十年。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人才做出了很大贡献。是教育战线桃李满天下的有功之臣。胡梁同学是红军的后代，从小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当童养媳，受饿受苦受虐待。她不甘受封建制度的残酷的压迫，逃跑出走，后由二完小刘锦玉校长收进学校，在刘校长和老师们的关怀培养下，参加了解放军，在部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医务工作者。转业地方后，升学深造，刻苦钻研，成为医学专家，同时刻苦自学，研究文学，著有《野之火》等七部文学作品，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

二完小第一班郝亚克，1950年考入太原五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邮电学院，是当时二完小第一个考进大专院校的学生，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晋升为教授，参加激光科研工作。为国家国防科研部门翻译美国军用通讯标准技术资料六万余字，为中国科技馆设计制作了卫星通讯原理光电展示台，成为国家的重要科研成果。他负责全院师生的科技制作与竞赛组织管理工作，制作的科技作品和论文多次参加全国大赛，获二等、三等奖。退休后，又致力于“太极拳”教练工作，被评为二级教练和国家武术四级教练。为校内师生和美、日、法、韩留学生传授各式太极拳术，多次被评为全国“邮电体育优秀工作者。

二班高才生崔洁，1955年考入忻县中学读书，成绩优秀，1958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忻县中学语文老师，中科院山西分院原子能研究所，中科院陆军煤炭研究所、山西省公安厅劳改局、山西省管教四支队党委干事，《大同日报》报社编辑，大同日报社负责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无端的冲击，把黄金年华煙没在“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后调大同市二轻局、大同市农业机械管理局任科长，大同市农机校党支部书记。

二完小五班的段应基，山西大学毕业后留校任系党支部书记。后任长治市报社记者编辑，中共山西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干事，省委办公厅组长，省长罗贵波秘书，省政府法制局副局长，省工商局纪检组长等职。1986年至1989年，先后获得律师和副研究员职称。

二完小十班毕业的韩培英，参加工作后历任娄烦县妇联主任、太原市妇联副主任、主任，太原市南城区区长，山西省旅游局副局长，华旅集团董事长，曾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二完小学子李补贵、张乃贵，在部队他们一步一个足印，从战士、干事、连级、营级、团级直至副师级领导干部，他们对部队政治思想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及国防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李补贵转业后，任鸡西市人大常委副主任；张乃贵转业后，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办公室秘书处副处长、副司长、国土资源部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等职。其间，多次主持较大课题的调查研究以及法规、规章的起草。主持并执笔完成了《清理土地隐形交易，加强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等七项调研课题。为国家土地管理和国务院进行有关决策和制定有关政策法规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意见，还主持完成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的国家体改委等十一部门联合进行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小城镇”重大项目的子课题，小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研究；主编和参与撰写了《中国利用外资知识》等多部书；公开发表了《建立土地年租制、完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等三十多篇论文。

二完小早期的学子中，有在抗日烽火中出生和与共和国同龄的学子。他们到改革开放的时期陆续走上了县级以上领导岗位的有：李养林、刘玉柱、郝建岗、范春惠、闫来定、范生、李进玉、赵存元、郭正安、杨秉、苏晋生、王玉太、高俊义、武贵秀、苏玉峰等。他们在改革开放前，就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卓越贡献，是受到人民赞扬的好干部、好公仆；走上县级领导岗位后，为落实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施展领导才华，做出了很大贡献。还有一批和他们同样经历，同一个时期参加工作的二完小学子，如：吕拴明、李平定、郝成杰、张富维、韩三海、曹静、刘先、曹志英、尹爱一、李顺忠、张元吉、褚亮拴、张振华、段中文、褚象毅、郝元有、闫维奎、李绪则、张贵桃、王继祥、段亮生、王天明、李国成、韩杰、段探生、李守仁、景拴兰、郭萍等，他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坚持为人民服务，因此，对国家困难时的艰苦环境，对列次运动的坎坷曲折，都无怨无悔，对党的事业忠贞不逾，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强盛，社会的繁荣，人民生活的改善奋斗不止，做出了人民满意的业绩，展示了二完小学子的光辉风采。

二完小后期，培养的人才更是举不胜举。如二完小四十一班的苏春生，山西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来在高校系统讲授了《中华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 《当代西方美学史》《大学写作》。多次荣获优秀教学奖和教学科研奖。学术研究方面，主持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学及西方当代美学的研究。出版学术著作《中国解放文学思潮流派史》《二十世纪山西文学史》《鲁迅作品赏析全编》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山西文学史》《山西文学十五年》《山西文学五十年纵横论》《回眸审视前瞻》等，发表学术论文和译文多篇。主要参与合作的科研项目有国家教委和社科“七五”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国家社 科“八五”项目《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项目《马峰西戎研究资料》。主持参与合作的省级项目有省社科重点项目《山西文学大系》等多项。他的科研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一定反响，他的研究成果多次获奖。他主持的山西省重大社科项目《山西文学大系》是中国首部地域文学大系，为山西省重点文学工程之一。近来，“战国策派”研究独辟理路，好评有加，现任山 西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文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常务理事，山西省现当代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类似以上学子的事例还有很多，特别是二完小后期和实验小学阶段的学子，他们更是后来居上，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上学深造，他们学历高，知识多，思想开放，能力强，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在各自岗位上施展才华，建功立业。

我们回忆展示静乐“二完小”各个发展阶段学子们光辉的业绩，灿烂的人生风采，绝不能忘记抚育他们成长的学校创办者和辛勤耕耘的园丁们。

回忆总结二完小百年教育发展史，应从清末贡生尹沛然、平阳府教谕尹沛泽和前清秀才王嘉宾、冯乐善说起。他们不仅是辛勤耕耘的园丁和中华教育文化的传承者，而且，也是二完小前身一娄烦高等小学堂的创始人和二高的奠基人。是他们的远见卓识，敬业精神，促进了静乐、娄烦教育由封建的教育模式向现代学校教育的转变；由二高第一任校长李光裕、老教师冯乐善、王嘉宾以及受过现代师范学校教育的开明教师李旭庵、王青云、王仁庵、苏化南、郭顺道、吕兆祥、王书云、李润宇、尹佐、冯廉山等老师，促进了由封建的“四书”“五经' “八股文”的旧课程向现代学校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科学知识新课程的转变；由思想进步，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李有奎，林野、尹佐、王书云、冯廉山、李若愚，李多寿、刘思和等一批校长和老师，在抗日烽火、枪林弹雨的艰苦环境中，坚持创办抗日两级游击学校六年，延续和促进二高由高级小学向静乐第二完全小学的过渡；由王善清、刘锦玉、冯化恩、苏化南、刘进敏、王仁庵、王守清、高全德、武进奎、张季炎等校长和老师传承实现了二高抗日两级向完全小学的转变。

从1950年冯化恩校长以后，分别担任二完小校长的有：刘进敏、闫茂功、李尚元、王守清、苏军、王德旺、景月昌、王补拴、王海拴、王俊清、段旭中、段占成、郭全则、段文郁、许成滨等，在这些德高望重的校长引领下，团结二完小全体辛勤的园丁，奋力拼搏，使学校教育教学健康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二完小”正向着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教育迈进。

科学的发展以人为本，教育教学的成功以师为本。正是这一代代、一批批辛勤的园丁，矢志不渝，不懈努力，才使得“二完小”古今人才辈出，桃李芬芳。

他们是园丁，培育学子茁壮成长；他们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学子前进的方向；他们是人梯，扶学子攀上科学巅峰；他们是铺路石，铺平学子前途无量的道路，让学生飘洋过海走向世界；他们爱岗敬业的精神，是学子做人的楷模，工作的榜样，他们的办学功绩，永远不会被学子和静乐、娄烦人民忘记。

古往今来，静乐这块神奇古老的黄土地，在汾河文明的 哺育下，孕育了深厚的文化积淀，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潜在着巨大的商机和不竭的动力。半个多世纪以来，静乐人民与汾河水库结下了不解之缘。汾河水库见证了娄烦旧貌换新颜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汾河水库的记忆里，最不能忘记的是曾为静乐和娄烦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辛勤园丁，以及遍及各地大有作为的莘莘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