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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乐文史(第十七辑)之十二——一位离休干部的回忆片断
作者:来源:静乐文史(第十七辑)发布日期:2019-01-04查看次数:549
一位离休干部的回忆片断

李守奎


我的一位忘年交,年近九旬的离休干部赵建基,闲暇之时,常跟我谈起自己当年工作时的一些事情。每当此时,老赵总是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几次听老赵零零碎碎的回忆,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的党的干部形象跃然眼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不禁萌生了详细了解老赵经历的念头,很想为老赵做点什么。不料在我刚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老赵竟给了我一个惊喜,一份十几页纸的材料送到我手上。“麻烦你整理一下,有机会编入《静乐文史》”。我握着老赵颤抖的双手,顿觉材料沉甸甸的,仿佛捧着老赵一颗滚烫的心。我非常激动,急忙连声应承,心里想一定让他如愿以偿。自材料拿到手 上,责任就放到了心上,每次拜读材料,纸上枯藤磐石的字迹总是幻化成一位白发老者头戴石花镜伏案艰难书写的镜头,激励我努力,鞭策我前行。老赵这种“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老赵的材料,语言朴实,感情真挚,是一份好教材。我稍加整理并拟标题,抄录于此。


我于1923年出生于静乐中庄乡五村一个农民家庭, 1945年抗战时期参加革命,1980年光荣离休。身处我国革 命和建设时期,30多年中,党指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为党为 人民认真服务,工作中以身作则,任劳任怨,不管走到哪里,总争取有个好成绩,因此,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参加革命求解放


1940年,日本侵略者在沟口村修筑了炮台,五村就在沟口炮台下,是日伪军和我武工队交叉活动区域。白天日伪军人员到村里逼粮逼钱,强迫村民去修炮台,修公路。晚上我武工队进村动员村民组建民兵武装,筹粮筹钱。当时我任民兵队长,主要任务是配合武工队做群众工作,打探敌情,开展游击战。一次,我武工队队长张先(区委书记)带领我村民兵去沟口活动,把日伪自卫团员巩德元杀死在哨位上。为了震慑敌人,事后,我和民兵姚双存去沟口传话,称是八路军干的,当晚就走了。日伪密定王六月成(五村人)把我二人扣住。第二天,警备队、自卫团派人把五村闾长高红红、王会兰抓去,捆绑吊打,用烧红的煤铲烫,拷打半天没有结果。后来村里花了白洋,找六月成说合,才把人放了。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我们就没命了。


1944年7月,我们民兵配合八路军攻克了沟口炮台。冬天,晋绥边区实验学校教员张进轩同志来到静宁县办中学,组织农民识字。他到五村招收学员,我负责联系动员,共招到24人,于1945年1月到兴县北村实验学校报到参加培训。 当年春天,学校组织我们上岢岚山开荒种地,主要是用镢头刨荒地。由于镢头安装不牢固,刨几下就掉头,每天误工不少。安镢头成了一项任务,我在家时修过镢头,主动帮大家修理,教员知道后就不让我刨地了,专门修镢头。这点技术,其他队都派人来学习,我手把手教他们,效果很好。返校后,学生会选我为生产委员。秋天,响应边区抗旱备荒的号召,我带领学员到处刨小块地种小糜子、秋菜,到秋后共收了 3000多斤小糜子,无数秋菜。第二年,学校搬到了岚县东村,我们住的是财主家的旧房子,一到下雨天,房子漏水不能住,我提议自己动手修房顶,得到领导支持,组织学员苦战十几天,修补好40多间房顶,受到校部的好评,推选我为学生会主席。1946年夏天,我带领20名学员代表学校到兴县城参加了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同志追悼大会。


1946年10月,学校毕业,我分配回静乐县政府任粮秣科科员,负责管理全县农村的小粮站。当时,陈伯达在六区潘家庄乡大圣堂村搞土改试点,我被派往娄烦粮站工作,负责收购粮食,确保工作队和驻在娄烦的八路军的粮食供应。到1947年,我军要打陕西榆林,上级决定从晋察冀边区往陕甘宁边区调粮,县里派我随副科长刘立功到忻州安上村接收粮食,我身背能称500斤的一杆大秤和铺盖,来到安上村,把所有粮食一一过秤,然后靠人背畜驮运回静乐中庄粮站,再运到岚县,经临县过黄河运到榆林。这是我们支前的主要任务,可想一斤小米行程上千里,要耗费多少人力畜力,解放军打胜仗多么不容易。

自力更生大跃进



上世纪50年代,我县人民点灯用的是麻油、煤油,推碾磨面主要靠人力畜力,农民种地用的是原始落后的农具,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极其落后,生产力得不到解放,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1958年大跃进,县委提出要建机械厂,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这一年,我由县委组织部调任万宝全机械厂、油房沟水电站住党支部书记,肩负起这一历史重任。我初当领导,说话办事以党员标准、党员形象严格要求自己, 处处事事带头,不怕苦累,和工人们打成一片,每天深人车间班组,和工人们一起劳动,增长知识,解决问题。当时, 县委书记张建华提的是:书记挂帅,厂长先行,一个月造出发电机,向国庆献礼。我和工人们讨论,大家听也没有听说 过,哪能造成,但任务光荣,势在必行。后来决定到忻州取经,我亲自带了3名技术骨干到了忻州。为了赶时间,我们中午不回旅馆吃饭,买干粮吃,在车间实干,不懂就问,关键技术反复试,学会了再往本子上记,学了 7天,基本掌握 了主要技术,回厂后组织力量连夜赶制。如缠线包用的铜丝,红铜的买不到,到土产公司买上废红铜打成条,再手工拉成线,焊接起来使用。终于做成了发电机,开始试用。由 于不懂电工知识,导致徒工赵富云触电,一人拉一人,一连 六人触电,躺倒一大片。人们干着急没办法,幸亏有太原支援我厂的电工高师傅用木棍挑开电线,才把人移到木板上, 抢救一个多小时,才清醒过来,真把人吓坏了。发电机正常发电后,用于本厂生产照明,从此,结束了静乐无电的历史。县委在厂里召开了现场会,县委书记张建华到会讲话,表扬我们为党争了光,向国庆献了厚礼。全厂工人兴高采烈。我深深体会到,在生产工作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在油房沟水电站建设期间,我和工人们日夜奋战在工地上,开渠、打坝,建蓄水池,亲自外出采购设备,组织安装。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1960年水电站84千瓦机组建成 发电,解决了县城机关照明和厂矿企业生产用电,受到地委的表彰奖励。在全厂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厂里相继生产出多种农具,有山地步犁,七尺车床、小台钻、老虎钳等, 还试制成功了碾米磨面和削山药机,武装了各公社社办企 业,结束了静乐无机械制造的历史。到1961年困难时期,机械厂被迫停产,直到1964年重新恢复了生产。

两度情洒杜家村



机械厂被迫下马后,我调到了杜家村煤矿任党总支部书记。一到任,就面临精减压缩的艰巨任务。当时,杜家村煤矿有炼油厂、陶瓷厂、砂锅厂,共有职工300多人。大跃进形势下生产的产品大量积压,工人工资发不出,生产陷于瘫痪状态。面对困境,我坚决贯彻县委精减压缩的精神,耐心细致做工人同志的工作,工人由300人压缩到50多人,管理人员由30人压缩到7人,彻底解决了人浮于事的问题。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我到太原买回小平车30辆,代替了人力推车出煤,吨煤成本从10元降到2.8元,当时其成本在全省为最低。同时,在县城建了煤站,减价处理了积压产品,企业逐步扭亏为盈,煤矿进入了全省小煤窑先进行列,受到省、地、县的表彰奖励。


1973年,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我以老干部身份结合到杜家村公社任副书记、主任。当时正是农业学大寨高潮中,杜家村公社后文明是土石山区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全县学习后文明。我在杜家村大队包队,组织30多人的民兵专业队,每天起早贪黑大战千亩滩,引水垫地,试种水稻,水稻亩产达到400斤。全社村村都有学大寨打坝垫地工程,最好的有李家湾垫地200多亩,石寨子、前文明、西沟村垫地都是几十亩,由于长时间和年轻人滚战在一起,不避天寒水冷,双腿受阴,造成了腿病,至今走路很困难。在学大寨的形势下,又一次大办社队企业,上村建起水泥厂,杜家村建起陶瓷厂,任家村建起砖瓦厂,公社扩建了机械厂,厂厂都投了产,成绩居全县前列,受到县委朱贤英政委的表扬,称赞我为“实干家”。在当年的形势下,我们出力流汗做了艰苦的工作。

三次架电传美名



1967年,省里解决汾河水库移民区农民用电,县里成立了建电指挥部,我担任工程队长,又一次和电打上交道。工程队组建了50多人的施工队伍,住在西果园村,自立锅灶,进行施工。我每天和工人们吃住劳动在一起,乘船往返于汾河水库两岸,到各个移民村架线、安装。由于地形复杂,技术力量薄弱,搞得都是人海战术,几十个人拉一根水泥杆, 立一根水泥杆,裸铝线也靠人翻山越岭身背手拉。一直从下石家庄到静遊,汾河两岸架通了 10千伏输电线路,给各村 都通了电,每户都装了电灯。10千伏线路完工后,又承担了汾河水库至静乐县城3.5万伏输电线路工程。在省地电业部 门的支持帮助下,苦战4年,完成了县城至杜家村、康家会、岔上、马坊镇的输电线路工程。期间,我先后到过26 个公社116个村,参与了 200多公里的架线工程。


1977年,县里建电厂,组织上不让我休息,任命我为建电副指挥,又参与了宁武至静乐3.5万伏输电线路工程。这是我第三次架电,虽然施工难度大,但我不服老,又有前两次架电的经验,既当指挥员,也是战斗员。18米长的水泥杆,40多人前拉后推,爬坡过沟,我都参与,不怕出力流汗,就怕出现危险。有的地方,每根电杆从测量定位,电杆到位,立杆架线,前后要去3次,确保每根杆都按要求安全施工。县里三次大的架电工程,前后历时12年,我自始至 终都参加了,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受到 领导和群众好评。1980年我光荣离休,但离休未离岗,又工作3年后休息,享受副处级待遇,安度晚年。


一生清廉报党恩



回顾30多年的历程,我问心无愧,对党忠诚,对人民尽责。作为领导干部,在掌实权、管工程时,始终坚持少花钱多办事,勤俭节约不浪费的原则。几十年,没占过国家一分钱便宜,没拿过群众一针一线。管电十几年,没白拿过一个灯泡,公社当主任,没白吃过一颗山药,厂长书记多少年,没超原则安排过一个子女亲戚。


在机械厂工作四年,调走时,锻工车间师傅们给我打了一套农具,煤铲火柱等,我照厂价开条付款。在煤矿时,每年过春节拉垛火炭,都过秤开票付款。在架电安装电灯时,很多村都给送山药、米面、纸烟,我或婉言谢绝,或照价付款。如在峰岭底村施工时,工程队自立锅灶,大队给送去300多斤山药,当时不收钱,施工结束后我们给送去钱;西会村架线时,村里送去软米,不收钱,我们折价给他们送去玉米面。有一年中秋节,我在梁家村包队,村里杀了羊,我买了几斤肉,大队硬不收钱,我走到街上也要让别人把钱送回去。在运输站工作时,有一次,司机高拴则的小孩在村里得了急病,我星夜乘车到村里把小孩接回县城治疗,减轻了孩子的病痛。职工吕成文出差,家里女人有病,没煤做饭,我去家里慰问把煤拉到家里。那年,地区电业局招工,局里够条件的人好几个,包括我儿子,但指标有限,我给家属做工作,优先安排了老职工任九世的儿子,我儿至今没有正式工作。诸如此类的事,如今记忆犹新。有时碰到熟人,闲谈中提及当年这些事,说我作风过硬,关心同志。我觉得,是党教育得好,党教育自己要以高标准严格要求,做每件事都要用党员尺寸盘量自己,不管走到哪里,和同志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把工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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