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海余

静乐置县始于西汉高祖元年（前206），名汾阳县，属并州太原郡。以“静乐”作为县名始于隋大业四年（608年）。“静乐，旧曰岢岚。开皇十八年改为汾源，大业四年改焉。”（《隋书·卷三十·地理中》）历史上的静乐县辖区范围要比现在大得多。清康熙间，静乐县“地广一百三十五里，袤二百七十里。东至小店镇阳曲县界九十里；西至马房镇西闹泥村四十五里，岚县界；南至顺道村交城县界一百五十里；东北至崞县界黄松沟一百二十里”（黄图昌编《静乐县志）。不仅包括现在的静乐县全境，还包括现在娄烦县全境和阳曲、宁武县的部分。所以，我们在探讨春秋、战国时静乐地历史的时候，至少应该包括以上地域活动过的历史人物和发生过的历史事件。

晋公子吾夷争立许封里克汾阳邑

春秋中期，晋献公时，攻灭骊戎、耿、霍、魏等国，消灭强敌虞、虢，击败狄戎，“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晋国的疆域进一步扩大，静乐地活动的燕京戎等北方游牧游牧民族受到沉重打击而北迁，静乐地并入了晋国的版图而被设置为汾阳邑。因其汾水之阳，故名汾阳邑。春秋时期虽然已有“县”名出现，但这里的“汾阳”是“邑”而非县。当是时，静乐地汾阳邑作为晋国的边邑，虽然远离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晋国中央政府对静乐地的控制与管理则十分有限，但是，由于其北部的“林胡、楼烦之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见《史记·匈奴列传》，下同）因此，只要晋国保持足够的强大，这些并没有形成统一政权的游牧民族，虽然垂涎水草丰美的汾河谷地，但终究未能与强大的晋国相抗衡。所以，静乐地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属于晋国的现状，依然以深受中原地区农耕文化影响的华夏文明为其主流文化。

晋之宝马“屈产之乘”原出汾阳邑

静乐地处汾河流域，汾河谷地地肥水美。春秋期时期，作为晋国汾阳邑的静乐地土旷人稀，草木茂盛。山塬草甸和沟谷草滩以汾河谷地分布最多，其中尤以紫花苜蓿、串叶松香草、甜苦苣、芦苇草、毛莠子草等优质牧草为盛，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牧场，是为晋国最重要的军马繁育基地。因此，林胡、楼烦等北方游牧民族不惜铤而走险和晋国拼死争夺汾阳邑一代的游牧生息之地。直到元魏、李唐时期，汾阳邑故地依然被作为重要的军马繁育基地。至今，静乐、娄烦等汾阳邑故地仍有不少村名、地名尚带有“马”字：如马圈滩、马尾沟、驸（放） 马滩、西马坊、东马坊、老马坪、老马沟、走马湾等，其历史上养马盛况可见一斑。

《春秋经传集解》记曰，晋献公想攻打虢国。晋国大臣荀息建议说：“您何不以屈産之乗、垂棘之璧而向虞国借道呢？”晋献公说：“此晋国之宝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回答说：“虞国如果不借道给我，必然不敢接受我国这么贵重的礼物。如果接受了礼物而借道给我，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廏，而置之外廏也”。听了荀息的话，晋献公才决定以屈产之乘和垂棘之璧为礼物向虞国借道而攻打虢国。虞国大臣宫之竒向虞国国君进谏说：“晋国的使者言辞谦卑而礼物贵重，一定不利于我。”可是虞公心中只有屈产之乘和垂棘之璧，宫之奇的话根本听不进去，最终接受晋国的重礼借道给晋国以方便其攻打虢国。晋献公借道虞国攻灭了虢国，五年之后又拿下了虞国。荀息牵着当年晋国送给虞国的馬、拿着璧对晋献公说：“璧則犹是也，而馬齿加长矣”。从中可以看出，晋献公、虞公都视“屈产之乘”为宝，而如此宝贵的骏马虽为屈邑所产，但原本出自汾阳邑。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兵威林胡礼服楼烦

晋文公之后，晋国公室和卿族之间明争暗斗，内乱不断，君臣忙于内耗而无暇他顾。这客观上给了林胡、楼烦等北方游牧民族内犯以可乘之机。到春秋后期，尤其是“六卿 专政”“三家分晋”以来，晋国的汾阳邑以汾水为界，其西部已经成为“胡地，有楼烦王居焉”。（《十通》卷一百七十九） 原属晋国的汾阳邑实际成了华夏文明主导的农耕民族和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杂居地区。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资治通鉴》）。就是要加强军队的战斗力，以确保国家的安全。“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以教百姓。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励行改革，改变了赵国军队中以长衣宽袖为特征的传统军装，代之以短衣窄袖并加盔甲保护而类似于西北戎狄之服的新式军装；逐渐摈弃了笨重的马拉战车，代之以更适合北方地区作战的一人一骑、骑马射箭的轻型骑兵。赵武灵王的重大改革，不仅提高了赵国军队的机动性和合战斗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中原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融合的基础。

周慎靓王定元九年（前306年，赵武灵王二十年）经过“胡服骑射”的改革之后，兵强马壮的赵国军队在赵武灵王的率领下“威服”林胡，将其驱赶到今鄂尔多斯高原东部；击破楼烦国而“礼服”楼烦族，把林胡和楼烦占据的近千里的土地并入了赵国版图，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治之。并从今河北宣化沿阴山山脉西行，直达今河套五原以北狼山缺口修筑长城，以之来达到巩固土地、防御北胡、再图强秦之目的。至此，属于晋国汾阳邑的静乐地才真正归属于中原华夏文化占主流地位的赵国。

在“威服”林胡、“礼服”楼烦之后，赵武灵王在今天静乐县城南汾河南岸天柱山西麓的原住民居住地修筑了汾河上游最早的城——赵王城。早在旧石器时代汾河两岸的高地上就有先民居住，并形成了村落，尤以赵王城旧址上的村落规模为最大。而且此地北有汾河天堑可依，南有天柱高峰可凭，具有踞山为城、践河为池之势。选择在此筑城，直接体现了赵武灵王为了保境安民的民本思想。

“赵王城”的构筑，具有“保境安民”的极其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首先是其以城墙为主体的结实而完备的城防设施，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抵御外来侵略的有效手段，即使是能骑善射的草原铁骑也不得不望“城”兴叹。原住民可以在“城”的保护之下可以安居乐业，这种由此产生的安全感，必然会衍生为对于赵国的归属感。和赵武灵王同样修筑长城而未遭诟病一样，其政治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不论从构筑时间（约公元前306年）还是政治意义上说，赵王城是当之无愧的“汾河上游第一城”。

其次，从现存遗址中有“将台峁”的地名和城墙之上的残存的敌楼看，当年的赵王城还是一个有规格较高的军事统帅长期率军驻守的军事壁垒。其时，林胡、娄烦等虽然北遁阴山，但他们进抵汾河故地牧马而远窥中原的企图并没有彻底放弃。只要有机可乘，其轻骑可以从汾源沿河谷长驱南下，一日之内即可抵达晋阳而扣关攻城。赵王城的构筑和驻防，是阻断来自北方劲敌经汾河谷底或越过两岭山南取晋阳而突进中原的重要举措，赵王城是策保晋阳安全的北部门户。因此，不论从构筑时间还是军事意义上说，赵王城又是当之无愧的“汾河上游第一军事重镇”。

从现存赵王城遗址地名“将台峁”和“紫宸岩”推断，赵武灵王或后来的赵惠文王等，曾经在这里有过较长时间的驻留。赵王城遗址中心偏北的位置上，有高高耸起的土筑平台，名为“将台峁”，当地群众传说为赵王的点将台。如其属实，具有“点将”资格的人当然非“王”莫属。“紫宸岩”，地处赵王城南城墙内侧的山脊上，顾名思义，当是一处名为“紫宸”的重要建筑的基址所在。“宸”义为“深邃的房屋，又北极星所在，后借指帝王所居”。以故“紫宸”长期以来曾作为宫殿名称。名为“紫宸”屋宇的基址不仅居高临下，而且留有大量制作精细的纹陶碎片。从这些陶片的制作精细程度和曲面看，属于制作精美的大型器件，绝非民用器物。由此可以推断：名为“紫宸”而居高临下的屋宇和这些大型精美陶器的主人，当然非赵王莫属。因此，“赵王城”不但系赵王所构筑，而且也曾为赵王所驻留。戎马倥偬、日理万机的赵王能在此驻留，可见“赵王城”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城邑可比，因此从政治意义上说，赵王城确是战国时期“汾河上游第一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