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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乐文史(第十八辑)之八 —— 明清静商两大家
作者:来源:静乐文史(第十八辑)发布日期:2019-01-26查看次数:698
明清静商两大家

郝建林    李建丽


自古静乐因地形特殊,山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静邑路不通车,山路险阻,懋迁殊不易”,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历经岁月变迁,静乐几乎与世隔绝,商业活动深受局限,仅有一些挑担的“货郎”走村窜巷,出售些针头线脑之类的日用百货,由于静乐人口稀少,消费有限,加之商贩货物流通困难,资本薄弱,一直都没形成大的商业活动。


明清时期,山西地狭人稠,土瘠民贫,加上十年九旱,民食不足促进了晋商的发展。但其时的静乐地广人稀,粮丰食足,人民生活温饱有余,当时这种优势决定了静乐百姓不可能弃农从商。山西各地商帮在明清两代兴起并称雄商界500年的辉煌与繁闹也未曾打破这座小城几千年的沉寂。清末,从省府太原到晋西北诸县及陕西等地的捷径经静乐境内,随着这些商道的开通,外地商人接踵而至,他们在静乐贩运货物,摆摊设点经营小本生意,在外地客商的影响下,本县有些富家、土财开始涉足商业。他们或参股,或合伙经营,静乐本土商业逐渐发展起来……


静商创始期


据清《静乐县志》记载:“县东康家会镇,县西马坊镇乃由静入岢岚与诸县渡黄赴陕路;县北永安镇,县南娄烦镇,乃岢岚与诸县至静粜运粟米地。”由此可知由静乐县城东行经康家会,翻越两岭山,进入阳曲经向阳店抵太原;西过马坊镇,直达岢岚诸县及陕西直至口外是条捷径。当年经晋陕诸县的商人赶着驴骡,拉着骆驼,由岢岚出发经岚县河口,静乐羊儿岭、康家会镇、阳曲、北小店直达太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条路逐渐变成了一条商路。这条路上运出的货物是当地盛产的粮食、麻油、皮毛、鸡蛋等农副产品,运进的主要是土布、煤油、盐、碱及日用品。粮食是这条路上驮运的主要货物,民间当时就有“驮不完的静乐县,填不满的向阳店”的说法,这条路可称得上“粟米之路”。民国初年,静乐“粟米之路”的开通为静商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许多富民、财主紧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开始兼营收售粮食、饮食服务、零售业,开办手工作坊,养骆驼搞运输。这条商路的开通也为羊儿岭刘家的商业发展带来了机遇,刘静祥家依凭家里几百亩良田积累的厚实资本,利用自家拥有的上百间房屋在羊儿岭开起了骡马客店,刘家为人厚道,服务热情周到,客店越开越红火。与此同时,刘静祥瞅准客商南来北往货物流通常年不绝的时机开了“缸坊”(即酒坊),把自家屯积的粮食酿成白酒,被过往客商销往沿路各地,这样走“回货”本小利大为刘家赚了不少白银。刘静祥把村中客店与缸坊交给大儿子刘铎打理,自己把积累财富的目光投向县城,在县城置得两处铺面,南院、北院共计房屋六十余间。他边倾心于歧黄之术到处行医看病,边与人合伙经营铺面,民国十九年,他同别人合伙开办了杂货铺“翠锦祥”,经营绸缎、布匹、日常生活用品,之后在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基础上自己独资开办了“庆生祥”“庆生瑞”杂货铺。


静商发展期


清末,静乐本土商业在外商影响下开始逐步发展,但仍处于一种亦农亦商、以农促商、商农并重的状况,严重制约了静乐商业的规模化发展。静乐择善李氏,历经几代人辛勤耕作,节俭生活,成为附近闻名的土财主,清光绪初年(1875年),李氏第十三代李兴业靠祖上留下的家资与自己经营土地的积累在县城西关开办了以印发帖子、存贷汇兑、典当为主的综合性商号“兴业钱庄”,民国初,“兴业钱庄”商号更名为“天泰当”,后来,随着大环境的风云变幻,“天泰当”越办越不景气,濒临倒闭,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天泰当”由城关邢建业接管经营,也未能起死回生,“天泰当”最终没形成规模而破产倒闭。究其原因有三,由于李氏世代耕种,虽已从商但仍没有脱离土地,没有转型为纯粹的商人,狭隘的小农意识影响着其商业规模的发展壮大;其次,对钱庄当铺的经营缺乏科学管理;再次,由于当时政局不稳,物价飞涨,社会动荡不安,特定的历史环境终致“天泰当”夭折。“兴业钱庄”的经营虽未能实现大量真金白银吞进吐出的财富滚动,急剧积累大笔资金,但它的出现开创了静乐本土商业的先河,唤醒了静乐更多富家、财主的从商意识,增强了经商信心,静乐大地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本土商人:民国八年(1919年)城关韩补还、韩云祥兄弟二人在县城四楼底开办“源复当”;盆子水财主辛润在县城开办“静泉当”;辛村开了张林寿当铺;本县绅士武泽霖、陈均、李光殿等人合股借用民国政府公款局的名义在县城老爷庙街开设“裕静银号”;王谢堂、秦立周等合股借用商务会名义开办了“商业银号”;还有一些类似钱庄的粮店“永兴店”“光福店”“进全店”;娄烦镇有尹毛生开的“达泉当”,还有 “天合当”“万胜当”等,此时静乐县城店铺林立、贸易繁荣。


静商兴盛及衰落


《静乐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二年,县城商号有80多户,资本总额5.1万余元(银元),销售总额为65万元(银元)。”此时正是静乐商业发展的鼎盛期,也是静乐本土商业极盛而衰期。如羊儿岭刘家,民国二十三年,时任静乐商会会长的刘鉴与崞县人张某合伙开办了“涌生当”,开当的三年时间里,当铺生意兴隆,“涌生当”有静乐多家铺面为其作“铺保”(保证信誉),印发帖子而提高“涌生当”的信誉,刘家事业达到了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据后人从刘家房中和坟地里挖出的及刘家献出的银元估计刘家的资本大概已积累了数十万块。但刘鉴对典当业务一窍不通,而张某在丰厚利润面前滋生了中饱私囊的私欲,致使当铺内部人心不一,一片混乱。直到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件爆发,政局不稳,通货膨胀,“涌生当”关上厚重的铺门。在日本侵略者日渐逼近的枪炮声中,人心惶惶,外地商人四散而逃,静乐县城的商业一片萧条。又因赵承绶骑兵军不战而退进驻静乐,静乐人民难以承担骑兵军所谓的合理负担,百姓叫苦连天,商业店铺也不堪重负,纷纷关门。静乐商业从此走向衰败。


建国前静乐本土商业的发展,从清光绪初年(1875年)产生到“七七”事变爆发衰败,前后仅仅经历了几十年短暂的辉煌,犹如流星划破夜空一闪而逝,但这道倏忽即逝的亮光却为静乐人民的生产生活及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体现了静乐人民勇于开创 、勤奋节俭、诚信明礼的传统美德,今天的静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翻开了静乐商业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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