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李佩清
1944年冬天，我刚满18岁，被忻崞支队动员参军。当新兵集中到石家村大约一星期左右后，不知何故将我留在了省地武工队（属忻崞支队领导）。初到武工队，我们的生活 比较艰苦。大冬天未发棉衣，头上戴的一顶帽壳，头天下了些雪第二天刮起了大风，早上跑操，开始觉得冻得耳朵疼，一会儿就不觉得疼了。我以为是跑操发了热，当早操完毕回去洗脸时一摸，两耳朵像两块小薄片石头，既凉又硬。过了多天后流了黄水，褪了一层皮。
当时像这样的冷寒受冻是家常便饭。就在 1945年春节 的前几天，在忻州的日本鬼子，给静乐城的鬼子送年货，他们是黑夜用牲口驮着来的。这一情况被忻崞支队侦察到了。 那天黑夜，队伍埋伏在悬钟口子上，当敌人来到近前时，支队突然发起攻击。敌人丢弃运送的货物向南山逃去，而忻崞支队则将战利品抬回后方。敌人为了报复，从忻县调用了约一个营的兵力在黑夜来袭击我们，由于我们住在西沟村，敌人走错了路，包围了于家峪村。敌人扑空后向此翻山，而我们因不了解情况，也向山上走，将近天明上了西沟那座大山上，因山高风大，又是数九天，冻得人四肢僵硬。我们队长穿的是西式裤子冷的要命，而我们是中式棉裤，相比之下要好一点。我们下山到了安子上村，经侦察得知敌人到了张旗村。由于和敌人相向而行，便急忙原路返回，到了敌人的后面。这次敌人什么也没有找到，从堂尔上返回忻县去了。
我们当时没有固定住地，流动性很强，经常是白天在这村晚上到那村。如1945年的那个春节，三十上午在长湾村，下午转到黄土板村，而夜晚又转移到一面坡村。初一早上吃的派饭，每家每户都是给吃的饺子，因经常转移，夜晚睡觉从来没有脱了衣服盖上被子睡过一夜。每晚睡觉时把棉袄脱下盖在上身，头枕自己穿的鞋和随身带的手榴弹，一个人头迎里，一个人头迎外，挤得很紧，连弯腿的空隙都没有。因一个班十来个人只能住一个屋，有一次我半夜站岗回去挤着睡时，有一个同志嫌我挤他，气得下地蹲了半夜。由于长期和衣睡觉，里边又没有换洗的衣服，每个人身上的虱子都是大丰收。不管白天晚上只要坐下开会时，每个人都在掏虱子。有一次我们在庄上村，我的一家亲戚叫我吃饭时，我那位亲戚嫂子把我的一件内上衣脱下寻虱子，因虱子多的捉不过来，干脆放到炕上用碗碾。在衣服缝合的那些地方有接口、有茬口的那些地方虱子最多，碾过后虱子血把那里的布都染红了。
我们那时穿的鞋并非工厂所做，而是政府把做鞋的布派发到村里，往往是几个妇女合做一双，说是一对鞋细看是两样倒没关系，有的甚至是一只大一只小，穿在脚上一只松一 只紧，走得急了就把松的那一只脱掉了。所以我们都是串的搂根带，即是用麻绳串在鞋的后跟上和脚面捆在一起。这样走起路来就掉不了了。
我们的生活虽然苦一些，但思想上却是愉快的，没有什么闹情绪的，同志之间是团结的，是互相帮助的，亲似兄弟一般，如有谁的鞋破了，自己不会钉的，同志就给钉，班长经常给队员们钉鞋。我们和老乡的关系也很好，不管走到哪里，都住在老乡家里，早上起来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的水给担得满满的。有一次我们住在一个山坡上的村子里，我给老乡担水，水在坡底下，当时老乡使用的都是木桶，很笨重，担上水要爬百米以上的倾角坡确实挺费劲的。但当时也没有感到什么苦。
抗战胜利后，我仍然在部队工作，在工作中，总是感觉文化理论水平太低，接触新事物慢，工作能力太差，没有做出什么明显的成绩。但是我对工作是认真的，尽力埋头苦 干，任劳任怨，总是尽自己的本事把工作做好。就凭这种态度，1948年在宁武馒头山，西北军区第三兵工厂工作时，立过三等功一次。
1953年，我在总后勤油料学校工作时，领导为了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解放军总政部成立了一个文化速成中学，因我平时在机关学习较努力，入学考试时的成绩较好，编班时将我编在甲班。开始就从代数学起，而我在入学前修学过分数的大小，还未学过运算，这时感到很难，连个x、y 也未见过。当时我下决心学，利用星期日别人休息自己苦学，随时向别人请教。就这样通过一年半的学习，到毕业时因考试成绩优异获得5元人民币的奖金。
毕业后回原机关（油料学校）工作，于1965 年同样因工作积极被评选为先进工作者。
1947年初，西北军区后勤工业部在宁武县馒头山成立了 兵工第三厂，我于1947年3月参加兵工厂任统计。直到1949年9月，调我到西北军区后勤政治部（住西安）受训指导员，于1950年元旦进入成都市。进入西南军区，分配我到 后勤学校任指导员，直到1952年秋，调往后勤油料学校（住北京）工作，任指导员。油料学校并入后勤学院后，我于1959年底调到青藏办事处（住青海）兵站任指导员。因我不适应高原气候，得了高血压和冠心病，于1960年底调回总后技术装备研究院（住北京）任政治助理员。由于高血压经常发作不适应部队工作，于1963年3月份转业回本县工作，当时分配到县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任副主任。大约一年后调卫生局局长。文革期间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下设三大组即办事组、生产组、后勤组，我被群众选为后勤组副组长，到恢复原建制后，于1969年底我被分配到县电业局任局长兼支部书记。在电业局工作约三四年后调科技办公室任主任，后改为科技局、科委，我仍为局长、主任，在这期间还兼任科协主席和地震办公室主任，于1981年县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大会常务委员，专职委员。三年到期后又回科委任咨询员，于1987年离休。
回想我这一生，虽然平凡，但我为党、为国家竭忠尽诚乐于牺牲和奉献，无怨无悔，无愧于自己的良心，也无愧于祖国和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