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邓大姐》封面
邓颖超同志历来对高君宇的革命精神、高尚情操及其与石评梅冰清玉洁的爱情十分仰慕。她和周恩来总理不但多次出面保护过陶然亭湖畔的高石之墓,而且数度前住这一对坟墓前凭吊长眠于地下的高君宇和石评梅,以寄托哀思。为了激励陪同谒墓的青年和工作人员,她还满怀深情地给他们“讲述了高、石的爱情和革命事迹”。1982年书目文献出版社筹划出版《石评梅作品集》之际,年事已高的邓颖超欣然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以缅怀高君宇、石评梅为主要内容的《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志》一文。其情之真、其意之切、其言之亲,颇令人感动。
高君宇与邓颖超相识于1925年1月中共“四大”之后。但在此之前,邓颖超就对高君宇有所了解了。正如她后来所言,“在20年代,大革命时期,我已知高君宇(尚德)同志是我党北方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主管宣传工作”。但因两人分隔于京、津两地,而高君宇又经常为革命事业日夜奔波,居无定所,高君宇和邓颖超一直未有机会相识。1924年11月,高君宇以秘书身份偕随孙中山、宋庆龄离粤北上,至天津时,孙中山因患严重肝病而住院治疗。高君宇虽曾在天津短暂滞留,但亦无缘相识于在这座古城任教的邓颖超。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高君宇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期间,高君宇与参会代表周恩来“欢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会后,高君宇离沪返京,因受周恩来的委托,特意于天津站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看望了邓颖超,并将周恩来写的一封书信,亲手交给了邓颖超。在这次会见中,高君宇与邓颖超“一见如故,交谈甚洽”。高君宇儒雅的言谈举止和卓越的思想,给邓颖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颖超深深感到,高君宇“是一个温和而又沉着,内心蕴藏着革命的热情,而从外貌看上去也较为成熟的青年”。对于这一件往事,邓颖超一直铭记不忘。60年后还撰文予以追忆,并在文中满怀激情地说:“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恩来同志之间热诚的‘红娘’,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言词之中,充满了对高君宇深厚的革命情谊。
周恩来和邓颖超
高君宇与邓颖超重逢于1925年3月初。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共同发动召开的旨在反对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高君宇和邓颖超分别以北京、天津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两人相见,自然格外欢欣。殊料,在大会开幕的翌日,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的高君宇突感腹痛,但他不以为然,仍然继续坚持开会和工作。两天后,高君宇腹痛愈来愈烈,终至难以支持。在此情况下,中共北方区委的同志将高君宇送往协和医院。经诊断,方知是急性盲肠炎。虽经手术治疗,但终因拖延了治疗时间,高君宇不幸于3月6日与世长辞。闻此噩耗,邓颖超“深为悲痛”,并“极想能够见到他(高君宇)的情人——石评梅女士,给予安慰”,但因参加会议,难以脱身,终未能如愿。
之后,中共北方区委以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北京大学学生会、政治生活社、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友会名义,在北京大学礼堂隆重举行了高君宇追悼大会,中共北方区委书记赵世炎主持了大会,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范鸿劼、王若飞等送了花圈、挽联,邓颖超和贺昌、张叔平等参加了追悼会。石评梅因悲伤过度,在众人的劝说下未能参加,但托人送来了挽词、挽联。数十年后,邓颖超还清晰地记得,“在追悼会会场的正中悬挂着评悔女士抄录的君宇同志自题照片的那首诗(即‘我是宝剑’诗)”。令邓颖超出乎意料的是,在这次追悼会上竟没有见到石评梅。她猜想,“可能因为她(石评梅)悲痛过甚而不能参加”。
纪念邓颖超同志诞辰一百周年邮票
同年5月8日,遵照遗嘱,高君宇的遗体安葬于北京陶然亭湖畔。三年后,长期悲伤忧郁的石评梅患脑炎而亡,葬于高君宇墓侧。他们生前未开并蒂花,死后终结连理枝。后人称他们的坟墓为“高石之墓”。
新中国成立前,高石之墓屡遭破坏,其景象惨不忍睹。建国后,邓颖超与周恩来为保护高石之墓数次出面,做了大量的工作:50年代初,北京市有关部门决定在陶然亭一带辟建公园,高石之墓在搬迁之列。邓颖超与周恩来得知后,颇为关切。周恩来总理当即指示北京市有关部门,要求陶然亭公园建好后,高石墓要保留在这一公园内。1956年6月3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在审批北京市城市建设规划总图时,又一次强调要珍重保留高石之墓,并意味深长地说:“革命与恋爱并不矛盾。留着它(指“高石之墓”)对青年人也有教育。”不久,被搬迁走的高石之墓迁回陶然亭湖畔,坟墓增设了水泥棺套和盖板,周围还加植了松柏百余株。“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高石之墓被迁移了,墓碑被拆除了,先驱者的灵柩在很长一段时间无人保护。获悉这一情况,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再次出面保护“高石之墓”。1973年,在他们的关心下,高石之墓重新予以礼葬和安置。可以这样说,“高石之墓”所以能迄今安置在陶然亭公园,是与周恩来和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心、保护分不开的。
邓颖超缘何对高君宇、石评梅怀有如此深厚的革命情感?究其原因,除了高君宇是我党早期“卓越的政治活动家”,“他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录自彭真的题词)之外,还有一点是高君宇、石评梅纯洁、高尚的爱情,深深感动了周恩来、邓颖超这一对老革命家的心灵。正如邓颖超所言,“我和恩来同志对高君宇同志和石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但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同志逝世的悲剧告终”。“从那个时候(即高君宇逝世后)起,我就仰慕高、石之间的爱情和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总希望能有机会和石评梅作家见一面。然而,石评梅女士由于失去君宇同志悲伤过甚,约3年后,她自己也离开了人间。我始终未能同石评梅女士有一面之缘,至今仍引为憾事”。“由于对高、石两人的仰慕和同情,缅怀之思,至今犹存”。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何其真挚、感人!
高君宇与邓颖超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们建立在共同的革命事业基础上的友谊,却是那么真诚,那么深厚、那么令人感动。我们深信,这两位中共早期的政治活动家之间的伟大友谊,必将永存于天地之间,永存于世世代代人们的心中。
(原载《太原日报》2002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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